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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就是定位的失誤。
　　　　（一）純語言觀的定位問題。
　　由于語言學家一般都是“專家”，而不是“通家”，由于對語言的偏愛和對自己所從事的工作的迷戀，他們往往將自己在語言規范化的位置定得太高，試圖通過自己的努力使語言達到純潔化和完善化。這樣做的結果，往往引來非語言學領域內的強烈批評，有時得不到語言運用者的共鳴，此時語言學工作者會產生一種不被人理解、接受和認同的孤獨感。這種語言純潔化走向極端，便產生純語言觀。與無限寬容的自然觀相反，純語言觀夸大了人對語言的改造和控制能力。他們好以語言警察、語言法官的身份來裁決和糾正被認為是“不正確的”語言現象，將純潔化的立足點不自覺地定在了語言只是靜態的共時的現實關系上了。這從根本上忽視了語言的發展，割斷了語言和社會之間的聯系，限制了語言之間的信息交流。純語言觀的行為大體表現為三種情況：
　　其一是語言的保守傾向。有語言保守傾向的人對新的語言現象往往判處死刑。他們往往更多地注重于語言形式和表達的語源根據、理性意義、慣用意義、權威解釋和范型類化，而較少考慮到尋求新的色彩，尋求新的風格常常成為語言使用者的自覺追求。他們評議、判斷的標準通常是規定性的語典和各種規則、標準，實際上還包括自己感覺上的好惡。沒見過、不了解、未理解、不熟悉、太新奇的東西都有可能受到他們的指責和批判。如對新詞的批評在不同時期都能聽到呼聲一片。有人曾寫信給魯迅批評那些“誤用的”“時髦字眼”，主張“與其食古不化，何如禁用在先”，這些詞是：“共鳴、對象、氣壓、溫度、徹底、趨勢、理智、下意識、相對性、縱剖面、橫剖面、死亡率……”（《魯迅全集》第五集545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其實，這些詞， 除了個別之外都已成為常見詞了。在我們嘲笑這位先生的頑固和保守時，我們又在多大程度上接受和支持了新的現象了呢？
　　其二是語言的貴族化傾向。我們反對濫用方言土語，反對濫用俚語俗話，然而我們同時又應該不斷地從“下層”人使用的語言中吸取豐富的營養，這是不矛盾的。語言創作不只是大作家、大學問家的事情，而是所有的語言使用者共同創造了語言，共同推動了語言的發展。但是有純語言傾向的人對“下層”人的語言有時很反感。我們在一篇文章里指出過：“‘向人民群眾學習語言’大體還停留在口頭上。長期以來我們一方面提這個口號，一方面又說語言的創新一般是大學問家、大作家的事。造成一方面一些人學習并且在作品中大量使用方言土語或者粗話，一方面不少人脫離人民群眾生動活潑的語言生活的實際，有某種貴族化的傾向。”（施春宏執筆《現代漢語規范回顧》，《學語文》1994年第5期）在掌握著“正確”標記的純語言者那里， “高級人物說的話往往被看成是高級的語言”（鮑林杰《語言研究方法的演變》，趙世開譯，《語言學動態》1978年第2期）。 純語言觀試圖創造一種高雅的語言氛圍，運用的是高度完美的語言。然而，我們要基本估計到，語言是要為不同層次的人們服務的，是要為人們在任何交際的場合服務的，是要為人們長期的、短期的、簡單的、復雜的多種需要服務的。語言的這種服務基本上是到位的，完成了交際功能的。
　　其三是語言的封閉傾向，或者說是孤立傾向。濫用外來語是任何主張語言規范的人都會反對的。在語言規范評議中，對“濫用”外來語的批評是隨處可見的。可是使用外來語存在著一個度的問題，何為濫用，在怎樣的情況下才被判為濫用，是個值得研究的問題。將有必要、用得準確、容易理解作為正確使用外來成分的標準應該是可行的。然而語言的民族情感和由于熱愛而產生的高度贊美使有語言純潔化傾向的人對外來成分形成一種潛在的排斥心理。我們從不反對漢語的要素被別的語言借用，因為這種借用并不意味著漢語自身特點和要素的失去；可是有時反對向別的語言借用要素，因為我們担心這種借用會使漢語的某些特點喪失。這是不易解決的矛盾。現實的態度應該是，我們要有民族語言運用的自豪感和自信心，反對語言使用的崇洋心理，對那些后面跟著強制的文化、政治因素的外來表達要慎重；但也不能因噎廢食，合我所用的就拿來為我所用。對外來的表達，應該明確的是，根本上不是用不用的問題，而是在具體語境中有沒有必要用和如何用的問題。歷史上，漢語曾經歷過開放地吸收佛教詞語的漫長過程，其中表現出來的開放性簡直達到了令人難以置信的程度。由此可見，語言的信息的交流和能量的流動并不只是局限于某一語言內部，也不是小范圍的，它的開放是全方位的。關鍵在于具體問題具體對待。
　　總而言之，語言是不可能絕對純潔和完善的，也從未存在過所謂純潔和完善的語言。如果認為新的、下層的、外來的成分破壞了語言的純潔和完善，現時的、知識分子的、自身就有的才是純潔和完善的，那么沒有哪種語言不是曾被破壞過和正在遭到破壞。有時我們深切地感到這種破壞的“無情”。也許我們應該更多地從如何豐富語言功能和如何實現交際目的的角度，從如何使創造、引進、移用迅速有效地到位的角度，從合我所用并為我所用的角度來看待不斷發展著的語言現象。語言使用要有主體意識。
　　　　（二）規范就是服務。
　　這實際就是群眾觀點。這也是語言觀、規范觀的基礎部分。我們不應該將自己定位在語言使用的對立面，而應該定位在與語言使用相和諧的位置上，亦即將自己定位在服務于人民群眾豐富多彩的語言生活上，定位在服務于語言的健康發展上。我們要充分認識語言、人、社會的關系。這三個變數都有自己獨立的品格，但又相互依存、相互促進、相互調節。語言、人、社會都是全息的，都在功能與價值上相互映襯。人是語言與社會傳遞信息的通道，語言是人與社會聯系的紐帶，社會是人與語言結合的組織。因此，服務一方，也就意味著服務其他。
　　要使服務更加有效、及時、到位，必須將發現、保護、介紹、推薦新的、好的語言現象放在比批評指責更加重要的地位。順乎自然，因勢利導，做促進工作。“規范就是服務”是我們進行現代漢語規范化的立足點和根本目的；促進語言的健康發展，創造充滿生機與活力的語言生活是規范工作的首要任務。有沒有使語言更好地為人民大眾的交際、認知、思維服務好，有沒有使人民大眾的語言生活更加健康、豐富、活潑，是檢驗現代漢語規范化工作的根本標準。為了有效快捷地服務于語言生活，我們必須不停地學習，走在語言生活的前沿，真正深入到人民群眾的語言生活實踐中去，做促進工作。做語言規范工作不能總是跟著語言現象跑，甚至語言現象已經發生了很大變化，我們的工作還停留在原處，這實際上是一種倒退和阻礙。我們應該將工作做在前頭，將工作做在實處。我們要既善于發現一般的規律，也要重視那些特殊的現象；既要加深學術的研究，也要增廣自己的見聞；既要動態地發展自己的理論，也要重視親身的實踐。為人民群眾的語言生活服務需要既懂理論又能實踐，視野開闊而又腳踏實地的語言學工作者。
　　　　　　結束語
　　在現代漢語規范評議中，存在著這樣一些現象。有的人談理論談得很正確，但一到舉例就出現差錯。也許是理論只有那么明明白白的幾句，一到應用時就捉襟見肘；也許平時更多地注意了本體理論，不大注意應用理論，甚至認為應用沒有什么理論。有人并沒有研究就跟著說，舉例時又不大選擇新鮮一點的。有的評議在批評別人時自己又犯了同類錯誤；有的引例為據時其例證本身帶有特殊性、或然性；有的例證本身就是不規范的；還有的人評改不是地方，沒有對癥下藥，或者無疾而醫。凡此種種，都值得我們思考。遺憾的是，近些年來，由于我們對過去的現代漢語規范評議中的失誤開始有了新的認識，有時反而使我們變得謹小慎微起來。現在有不少談規范的文章該舉例說明的地方也不大舉例了，也許是以前誤評太多，現在開始反思，也許自己把握不準，也許這是在進行新的學習，也許是別的什么。然而，如果我們放棄對語言事實的評議，我們就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語言學工作者的責任感。這些實際上都說明我們研究得不夠，實踐得不夠。我們應該向語言評議工作者致敬，它們似乎一直在做一件“冒險”的工作。
　　從現代漢語規范評議失誤的研究過程中，我們覺得要使“規范就是服務”的宗旨真正全面持久地貫徹下去，現代漢語規范化必須進一步加強理論研究和實踐調查。理論研究要結合社會的需要，努力滿足社會的需要。要將現代漢語規范作為一個全方位的系統工程。理論指導要堅持科學、穩妥、適用的原則。至今仍有人認為規范工作并不需要什么高深的理論，沒有什么研究的價值。在現代漢語規范的研究領域里，研究的人少，研究的隊伍不健全，這已是不爭的事實。如果不改變這種狀況，規范化工作將永遠滯后于語言生活，仍將出現反復出現的失誤。在加強理論研究的同時，要開展廣泛的社會實踐調查，從實踐調查中取得發言權。實踐調查既包括對語言生活，即語言應用現狀的調查，也包括對語言處理，即語言工作現狀的調查。我們尤其要注意研究者自身的語言實踐。要想真正做到發現、保護、推薦好的現象，必須走到人民群眾的語言生活中去，走在語言生活的前沿。這一點往往不被人認識和看重。我們要充分重視語言實踐對理論研究和理論指導的反饋作用。理論與實踐是互動的，有個相互促進、相互提高的過程。
　　這樣，在規范研究中，我們要多方面占有語料，具體分析語料。沒有比較全面的語言資料就難以有比較穩妥的觀點，而沒有新鮮的語言資料就很難得到新穎的見解。理論研究要有廣泛的信息，實踐調查能得到第一手材料，這都是我們需要的語言資料。要防止片面化和簡單化，必須將這兩類語料結合起來，最終還得以語言實踐作為檢驗我們的理論、檢驗我們的工作的根本的而且是嚴格的標準。
　　因此，我們在現代漢語規范化過程中，必須重視科學的方法論，提倡嚴謹的學風，加強隊伍的建設。一方面，我們要真正將服務社會、服務語言作為我們工作的動力和目標，一方面我們要對那些不知規范為何物、誤解規范的人進行啟蒙教育。我們要在發現規范失誤時進行補課，進行新的學習。只有不斷學習不斷更新知識，才能獲得科學的方法，才能培養嚴謹的學風。學習語言不只是學生和文盲的事，語言學工作者自身學習的好壞以及是否不斷地學習尤其重要。只有這樣，我們才能減少語言使用中的差錯，減少規范評議中的偏頗，減少現代漢語規范工作的失誤，才能贏得民心，獲得共鳴，產生積極的社會效應。我們相信，隨著現代漢語規范隊伍的擴大，人員素質的提高，規范層面的拓展，規范意識的增強，我國的語言規范化工作一定會出現一個嶄新的局面。
　　〔后記〕本文是在我的導師于根元先生的指導下完成的碩士畢業論文的節略。在寫作過程中得到了王希杰、厲兵、仲哲明、袁暉等諸位先生的指點。在此謹致謝意。由于本文是評議別人評議的失誤，這使得我在整個寫作過程中一直懷著謹慎的心理。導師的鼓勵才使我堅持下來。在廣泛收集材料的過程中，我有意識地選取著名語言學家的用例，主要原因是他們發現問題比較早，分析深入，見解獨到，即使失誤也往往是高層次的、一次性的，對分析語言現象認識語言本質具有啟發性，因而更具代表性。更為可貴的是有不少人都對自己的失誤作過自我批評，真正體現了大家風范。有意識地選取他們的個例只能更加表明我對他們的崇敬之情。在分析中如有偏頗，誠請理解和指正。
　　　　　　　　　　　　　　1996年5月于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
　　　　　　　　 （100037 北京市百萬莊路24號　華語教學出版社）
語言研究武漢127～154H1語言文字學施春宏19981998本文主要研究現代漢語規范化過程中語言評議的失誤問題。全文分為五個部分：第一部分通過豐富的材料從詞語運用、語法分析和邏輯表達三個大的方面歸納評議失誤的類型；第二部分概括規范失誤的評議依據；第三部分揭示評議失誤的普遍原因；第四部分分析失誤研究的價值，從而探討現代漢語規范中一些原則性的問題；第五部分談到了失誤的一個根本原因：語言學工作者的定位問題，并指出我們應該定位在“規范就是服務”這一基本點上。最后指出在現代漢語規范化過程中要重視科學的方法論，提倡嚴謹的學風。施春宏，華語教學出版社 作者：語言研究武漢127～154H1語言文字學施春宏19981998本文主要研究現代漢語規范化過程中語言評議的失誤問題。全文分為五個部分：第一部分通過豐富的材料從詞語運用、語法分析和邏輯表達三個大的方面歸納評議失誤的類型；第二部分概括規范失誤的評議依據；第三部分揭示評議失誤的普遍原因；第四部分分析失誤研究的價值，從而探討現代漢語規范中一些原則性的問題；第五部分談到了失誤的一個根本原因：語言學工作者的定位問題，并指出我們應該定位在“規范就是服務”這一基本點上。最后指出在現代漢語規范化過程中要重視科學的方法論，提倡嚴謹的學風。

網載 2013-09-10 20:56: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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