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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傳》言：“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謂不朽。”愚以為，在先秦眾多思想家中，能夠全面實現此“三不朽”者，唯管仲一人而已。

　　春秋戰國時期是中國歷史上云水翻騰、風雷激蕩的大變革時代，在思想領域里也呈現出諸子爭鳴、百家蜂起的繁榮局面。這樣一個時代，確實為形形色色的“士”提供了脫穎而出、嶄露頭角的廣闊舞臺。但仔細比較一下，則不難發現，此一時期的諸子百家多為布衣之士，他們筆下縱有千言，手中卻無寸柄，因而也就無力貫徹自己的政治、經濟主張，無從檢驗自己理論的正確與否，更沒有機會在實踐中證明自己思想的真理性，唯有管仲和商鞅這兩個人例外。管仲和商鞅不僅有自己的一套思想，而且身居要職，手握重權，因而就有貫徹自己的主張、躬親實踐自己的理論的機會。更重要的是，從實踐的結果看，二人均獲得極大的成功。史載：管仲輔佐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使齊國成為春秋時期第一個霸主。而秦孝公用商鞅，“移風易俗，民以殷盛，國以富強，百姓樂用，諸侯親服，獲楚魏之師，舉地千里”(《史記・李斯列傳》)，使“秦無敵于天下，立威諸侯”(《戰國策》卷三)，為秦滅六國、統一中國奠定了牢固的基礎。而如果再進行一番比較，商鞅雖然事業上成功了，但從個人角度看他又是失敗者（最后被保守勢力車裂而死）；而管仲則不然，他在位的時間長達40余年，功成名就，既是學識淵博的思想家，又是政績斐然的政治家，可以說是先秦諸子中唯一成功的典范。即使在今天，管仲的思想遺產也仍有借鑒意義。

　　在政治方面，管仲特別強調建立一套嚴格考核、任命和提拔各級官吏的辦法。古人云：“圣人治吏而不治民。”《管子》的許多篇章都討論到這個問題。管仲主張，在官吏的任命與管理上，要“以勞受祿”、“受祿不過其功”，“故明主之治也，明分職而課功勞”、“案其功而行賞，案其罪而行罚”。他還激烈地批評以下三種不良現象：“一曰德不當其位，二曰功不當其祿，三曰能不當其官。”他認為這三種現象都是國家的大患、動亂的根源。他提出的用人原則是：“德義未明于朝者，則不可加于尊位；功力未見于國者，則不可授以重祿；臨事不信于民者，則不可使任大官。”用今天的話說就是在任命一切官員時，都必須根據其實際的政績，特別是要有取信于民的真實政績,而不是虛假的、表面的政績。此外，他還總結出一套對于各級官員實行獎懲的具體辦法。

　　在經濟方面，管仲把富民放在首位。他說：“凡治國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則易治也，民貧則難治也。”他還說過一句傳頌千古的名言：“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兩千多年來，這句名言曾經被中國歷代進步的思想家反復傳誦不絕，也被歷史上一切開明的政治家奉為圭臬之論。在古代，人們還無法掌握唯物主義和唯物史觀，但管子的這句名言卻與唯物主義和唯物史觀若合符節。如何實現“富民”的目標呢？管子認為發展農業生產最重要。因為“五谷粟米，民之司命也”，“粟者，王者之本事，人主之大務也”。為了發展農業生產，就要“辟田疇、制壇宅、修樹藝、勸士民、勉稼穡、修墻屋，此謂厚其生”。在古代，農業生產是國民經濟的支柱產業，歷來為一切有為的統治者和思想家所重視，管子與其他絕大多數思想家不同的地方在于，他不僅重視農業生產，同時也十分重視工商業。這正是他比先秦的其他思想家更高明、更睿智的地方。他說：“無市，則民乏矣。”“無末利，則本業何出?”因而管子認為，農、工、商各業必須同時兼顧，“務本飭末則富”。管子之所以有如此高明的見解，原因大概有二：他在從政之前，曾經營商業多年，因而積累了豐富的感性知識和實踐經驗；而主要原因在于，他施展才干的政治舞臺不是地處偏辟的西部內陸地區（例如商鞅），而是面臨大海、經濟比較發達的東部齊魯大地。遼闊浩瀚的大海拓展了這位思想家的胸懷和眼光，豐富的實踐經驗更熔鑄成他那深刻、睿智的思想。

　　在社會政策方面，管仲特別重視調節貧富差距。他主張：治理國家，要“上下有義，貴賤有分，長幼有等，貧富有度”。他認為，“夫民富則不可以祿使也，貧則不可以罚威也。法令之不行，萬民之不治，貧富之不齊也。”又說“甚富不可使，甚貧不知恥”，因此，他認為統治者的首要任務就是及時地調節社會貧富：“散積聚，鈞羨不足，分并財利，而調民事也”。如何調節呢？他的辦法是“長者斷之，短者續之；滿者洫之，虛者實之”；“富而能奪，貧而能予，乃可以為天下”。如何奪富予貧呢？他提出了以下措施：向富者征收消費稅；限制富人進入某些行業，以免與民爭利；間接運用行政手段，以迫使富人散其財物等。同時，對貧者要“厚其生”、“輸之以財”、“遺之以利”、“寬其政”、“匡其急”、“振其窮”。此外，管子在對外貿易、貨幣和價格、糧食等許多方面都有深刻而精彩的論述，這些論述集中在《管子・輕重》篇里，為后人留下了寶貴的思想財富。

網載 2013-09-10 20:56: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