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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代前期實學思潮，是指以“經世致用”與“征實求真”為思想傾向的學術思想潮流。所謂經世致用，就是強調學者要關心現實，留心世務，提倡學術研究對社會研究有實用價值。所謂征實求真，就是強調做學問要有實證根抵，以求真解。其求真解也包括考辨儒家經典本真之義，恢復儒家思想本來面目，以為經世致用。由于清代前期實學思潮的學術思想傾向，與清代前期這一特定歷史時期救亡圖存的時代精神相吻合，從而使之成為對清代前期乃至有清一代影響巨大的時代思想文化主流，對包括白話小說在內的清代前期文學產生了重要影響。以下就清代前期實學思潮對英雄傳奇小說的影響加以分析。
　　一、回歸儒家思想傳統
　　清代前期英雄傳奇小說，①都程度不同地顯示了回歸儒家思想傳統的創作傾向。這在作品中所表現的儒家倫理道德思想觀念上非常明顯，而尤為突出地體現在對儒家正統思想觀念的繼承與強化。如《水滸傳》的兩部續書都繼承乃至強化了忠君的思想觀念。青蓮室主人的《后水滸傳》，主要是通過書中主人公楊幺的形象體現出來的。楊幺歷經坎坷，忠心不悔，這與《水滸傳》的宋江頗為相似。他曾先后兩次力辭天雄山和蛾眉山好漢邀他做山寨之主的請求。他為民請愿，被官府刺配充軍，還兩次受他人牽連入獄，但他寧愿充軍，入獄伏法，也不愿與眾好漢一同造反，對抗朝廷。當他被判斬刑，臨刑前被眾好漢營救，才不得不在白云山落草。楊幺與宋江不同之處，則在于他并非愚忠，他對皇帝昏聵導致奸臣誤國具有清醒認識。與《水滸傳》中宋江的愚忠，對于“忠”的思想觀念的有所消解相比，《后水滸傳》中楊幺的非愚忠對于作品中的“忠”的思想觀念，實有某種強化作用。陳忱的《水滸后傳》，通過朝野上下抗擊金兵的描寫，表現了忠君愛國的思想觀念。作者還以較多的筆墨描寫了梁山好漢對皇上的赤膽忠心。諸如燕青冒死進金兵兵營探視徽宗。李俊雖然在暹羅國稱王，仍統兵救駕危難之中的宋高宗等。可見，《水滸傳》的兩部續書，都繼承乃至強化了前者的儒家正統忠君思想觀念。再如，錢彩、金豐的《說岳全傳》，是岳飛題材通俗文學的集大成之作。作品吸取了前代岳飛故事，在此基礎上，作品中更為強化了忠君的思想，增飾了諸多表現岳飛“精忠”的情節。如“岳母刺字”一節，系由明代熊大木《武穆精忠傳》的相關情節改編，但描寫更為生動詳細，突出了岳飛形象“忠君”的思想內涵，遂廣為流傳。書中“馬后”王橫、“馬前”張保死義的內容，也是《說岳全傳》的作者增加的。這樣的內容既表現了王橫、張保忠心護主，豐富了作品“忠”的思想內涵，同時其中有關岳飛寧死忠誠朝廷的描寫，也更為強化了岳飛忠君的思想觀念。作品中還描寫了岳飛其他諸多的忠君之舉。如廣攬天下人才，報效朝廷。忠而被謗，死而無怨。即便是岳飛死后，他的魂靈還阻止牛皋等人興兵向奸臣復仇，阻攔施全刺殺秦檜等。至于岳飛之子岳雷掛帥掃北，殺到黃龍府，生擒兀術，平定金國，勝利班師的故事，這部分內容，基本上為作者虛構，卻表現了岳飛“精忠”精神的延續。其他衍生情節，諸如冤案昭雪、梁紅玉叱奸、瘋僧戲秦和墓頂加封等，尤其是孝宗賜生鐵五百斤，將秦檜、王氏、萬俟、張俊四個奸臣鑄成四個鐵人，供千古唾罵，等等，這些都表現了對忠臣的景仰和對奸臣的痛恨。其意也在進一步強化本書的“忠君”思想和岳飛的忠臣形象。又如，清代“說唐”系列開山作品《說唐演義》，也不乏以英雄人物強化“忠”的思想觀念的筆墨，篇幅有限，這里僅舉一例。如《說唐全傳》中的王伯當這一人物形象，是儒家思想觀念之忠心不二、持守節操的化身。他原為李密舊部，始終追隨李密。李密投唐后又反唐，機密泄露，他與李密奔逃中，遭遇李世民所率追兵，李世民下跪表示招降誠意，王伯當有感于心，但表示“今生有主在先”，并以身護主，死于亂箭之下。而明代說唐故事的小說中沒有上述王伯當拒降和亂箭中以身護主的細節，如《隋史遺文》對此的描寫是：“可憐李密、伯當死在亂箭之下，被伏兵梟了首級。”②兩相比較，就使《說唐全傳》的上述描寫具有明顯的強調儒家正統倫理觀念“忠”的思想意味。上述作品中對儒家“忠”的思想觀念的強化，與清初國破家亡、異族入主中原、人們尤為肯定“忠”的思想價值有關，也反映了在清代前期實學思潮影響下，英雄傳奇小說對儒家思想傳統的提倡與回歸的創作傾向。
　　在明代包括英雄傳奇在內的白話小說中，“義”的思想觀念是頗為復雜的，既有下層市民的思想觀念，也有古代游俠的思想觀念，同時也包含儒家的思想觀念，而其主體思想，則是下層市民、古代游俠思想觀念。在清代前期英雄傳奇的有些作品所表現的“義”的思想觀念，其主體思想已轉變為儒家的思想觀念，對于下層市民、古代游俠思想觀念，則予以不同程度的清理。這同樣也反映了回歸儒家思想傳統的創作傾向。在這方面，《水滸傳》的兩部續書非常明顯，通過其與明代的《水滸傳》比較，可以清楚地說明問題。
　　《水滸傳》以大量的筆墨描寫了書中主要人物宋江仗義疏財、扶危濟困，武松、魯智深等路見不平拔刀相助的仗義之舉，這些都反映了下層民眾“義”的思想觀念，即在危難中相互扶助的義氣。宋江不顧生命之虞，救晁蓋等英雄于危難之中，武松醉打蔣門神等，這種“義”既是上述危難中相互扶助的義氣，也有古代游俠舍身酬知己的義氣。但在《水滸傳》的兩部續書中，只有《后水滸傳》中楊幺搭救好漢孫本的妻子蕙娘，馬窿對楊幺的擁戴、救護等描寫中，還略可體會到市井和江湖義氣，即路見不平拔刀相助，知恩圖報知己相酬的義氣。而在《水滸后傳》中，類似的筆墨則更為鮮見。
　　《水滸傳》中也表現了儒家“義”的思想觀念，其思想內涵是指公正或合乎公益的道理或舉動，是維護社會正義之“義”。相對于《水滸傳》，在《后水滸傳》、《水滸后傳》中，上述儒家思想觀念的“義”，成為作品中“義”的思想觀念的主體思想。作品中對于英雄好漢仗義之舉的描寫，其所體現的“義”的思想內涵，大多不是救助個別的弱者，也不是基于個人恩怨，而是面對官府欺壓百姓、朝廷寵信奸臣、不顧江山社稷、國事日非的黑暗現實，挺身而出，維護社會正義，即實現社會秩序的公平、社會政治的公正。這與《水滸傳》中英雄好漢路見不平，除暴安良的仗義之舉不同。后者“義”的思想觀念的主導方面，是下層民眾尤其是市民和江湖好漢的“義”所強調的個體之間強者對弱者的扶助。以《水滸后傳》中梁山泊好漢重舉義旗的發端性事件為例，這兩起懲惡除奸的事，對于推動情節發展和表現作品的思想傾向，具有重要作用。一是阮小七怒殺張干辦，據書中的描寫，阮小七到梁山泊祭拜晁蓋、宋江，張干辦無端誣陷阮小七嘯聚，而且定要剿除梁山遺賊。張干辦是一個倚著蔡太師腳力，凌壓同僚，苛虐百姓，無所不為的官吏。這說明阮小七怒殺張干辦，除了上述兩者之間的個人沖突的原因，這一義舉在很大的程度上是為朝廷除奸，為民除害，以維護社會政治的公正。二是李俊等懲治巴山蛇，也具有這樣的思想意味。書中寫北太湖濱馬跡山鄉宦丁自燮，曾官至福建廉訪使，拜在蔡京門下，為人奸詐而貪婪，人送綽號巴山蛇。他與常州太守呂志球合謀，表里為奸，由官府頒發告示，將馬跡山一帶的太湖水域劃為丁自燮家的放生湖，竟然占據了大半個太湖，在此不得隨意捕魚，漁民對此敢怒不敢言。李俊出于義憤，率眾好漢，把丁家守港發放水牌的小船打翻。李俊的這一舉動并不只是為百姓中的某一個弱者，而是為了維護百姓生存的權利，也即實現社會利益的“合理”分配，實現社會公正。后樂和設計，抓捕了呂志球、丁自燮，他對丁自燮提出了三個條件：一是將丁自燮“做貪官的贓與平日詐人的財物”盡數交出，替百姓完納課稅；二是用丁自燮糧倉中三千多斛，分散給附近居民和佃戶；三是不準將太湖再霸占為放生湖，大小漁船抽過的稅，都要加倍償還。可見，樂和對丁自燮的處分，主持正義，還社會于公道。正如作者借名賢賦詩慨嘆：“為富由來是不仁，可憐象齒自焚身。綠林反肯持公道，愧殺臨刑金谷人。”③
　　除了上述忠君、維護正義的儒家思想觀念，清代前期有些英雄傳奇小說對于儒家倫理道德觀念中的名節、孝道的思想觀念，也予以強調。如《水滸后傳》、《岳飛全傳》等作品，在提倡忠君的思想觀念的同時，都強調了做人的氣節。這固然與異族入主中原的特定歷史條件有關，也與清代前期實學思潮的倡導者顧炎武倡言“行已有恥”，以儒家的名節觀念規范人們的行為，對士林風氣影響有關。再如，《后水滸傳》通過楊幺與養父母的關系，稱頌了孝道，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清代前期英雄傳奇小說回歸儒家思想傳統的創作傾向。
　　此外，在《水滸后傳》中，作者還從社會理想方面表現了向儒家思想傳統回歸的創作傾向。作者筆下的理想社會，是海外暹羅國。在這個理想的國度中，百姓衣食無憂，輕徭薄賦，人民安居樂業，這是儒家仁政社會理想的體現。李俊等梁山好漢在暹羅國興兵討伐弒逆之臣，鏟除奸佞，這表現了追求政治清平的社會理想，即所謂君仁臣賢的社會政治理想。李俊成為暹羅國君主，興禮樂，開設學校，以五倫之首的夫婦之倫規范社會風俗，以“陰陽合德”達到家庭社會和諧，表現了儒家思想觀念以德教化、以德治國的社會理想。可見，《水滸后傳》作者所向往的理想社會，是以儒家思想觀念“仁政”、政治清平、以德教化為內涵的理想社會。這一理想社會，與《水滸傳》帶有下層民眾理想色彩的理想社會，具有本質區別。《水滸傳》中以梁山泊為模式的理想社會，是一個沒有等級壓迫的平等社會，即所謂八方共域，異姓一家，無論帝子神孫、屠兒獵戶，皆兄弟相似，三教九流不分貴賤，眾弟兄同甘共苦，大碗喝酒，大塊吃肉，論秤分金。這種理想的平等社會，其思想內涵既有農民等貴賤均貧富的觀念，也有市民乃至江湖階層在保障各自利益的基礎上達到平等的觀念。《水滸后傳》中以儒家思想為內涵的理想社會，無疑也同樣表現了英雄傳奇小說向儒家思想回歸的創作傾向。
　　二、由傳奇性向平實化轉變的文體特征
　　清代前期英雄傳奇小說在文體特征上，與明代英雄傳奇小說相比，顯示了由傳奇性向平實化的轉變，由此表現了崇實的審美意識和創作傾向。其主要表現為兩個方面，由傳奇性的情節向生活化的情節、細節、生活場面轉化；由傳奇化的英雄向平凡化和真實性的英雄人物轉化。具有日常化和現實化的特征，這種平實化的文體特征，與明代英雄傳奇的傳奇性文體特征不盡相同。由此反映了在清代前期實學思潮征實求真思想傾向影響下小說創作的變化。
　　首先，清代前期英雄傳奇小說，在文體特征上，大多顯示了由傳奇性情節向生活化情節和細節的轉化。有關這一點，可以和明代英雄傳奇小說進行比較，加以說明。明代英雄傳奇小說中，大多充滿了傳奇性的情節，《水滸傳》自不待言，其他作品也大多如此。如秦淮墨客校閱、煙波釣叟參訂的《楊家府世代忠勇演義志傳》，也有許多傳奇性的描寫，諸如令婆破三路宋軍，六郎三擒孟良，九妹化妝闖幽州，焦贊夜殺謝金吾，楊宗保、穆桂英大破天門陣，楊文廣陣前結親，十二寡婦征西等。同時，明代英雄傳奇小說中的傳奇性情節，還以渲染、夸張手法見長。如《水滸傳》武松打虎一節，通過武松上山前故事情節的鋪墊，武松醉酒、打虎的哨棒被折斷等細節的描寫，渲染故事的緊張氛圍。運用夸張手法，描寫武松與老虎徒手搏斗的驚險場面，從而使故事情節具有強烈的傳奇色彩。
　　清代前期英雄傳奇小說中，也不乏傳奇性情節，但傳奇色彩大為減弱，而代之以大量的日常生活化的情節、細節和場面描寫，顯示了平實化的特征。如《后水滸傳》也有諸如大鬧開封府、桃園拳打王豹、朱仙鎮打擂等傳奇性情節，但這些內容著墨不多，具體描寫中渲染和夸張的成分也大為減弱。《水滸后傳》中，也有公孫勝祈雪、徐散仙攝物、薩頭陀縱火等神異的情節，但這樣的情節與其說是有異于現實生活常理常情，對于現實生活有所夸飾而又未超越現實生活的傳奇性情節，不如說是超越了現實生活的具有神怪色彩的情節，因為這些情節內容展示的主要是神仙法術。作品中大部分的戰爭描寫和生活內容的描寫則趨于平實。又如，錢彩、金豐的《岳飛全傳》中的情節的傳奇性也大為減弱，書中有很多戰爭和爭斗場面的描寫，其中的夸飾成分較少，除“岳飛槍挑小梁王”的情節，帶有較為濃厚的傳奇性色彩，其他大部分為生活化的情節與細節描寫。當然，作品中也不乏有關天界、陰司地獄情節內容的描寫，但與其說這是異乎尋常的傳奇性情節，不如說這是中國小說通常慣用的因果報應情節內容罷了。《說唐全傳》中也有一些傳奇色彩的情節，如秦瓊三锏倒銅旗、伍保拔樹迎敵、雄闊海雙拳伏二虎、雄闊海力托千斤閘、李元霸大戰宇文成都、單雄信獨踹唐營等，也穿插了一些神仙斗法的描寫，如作品中的李靖是一個神仙，不僅能預測吉兇，也能使法術。但作品中的大部分內容充滿了濃郁的生活氣息，在一定的程度上也反映了英雄傳奇小說文體特征由傳奇性向平實化的轉化。如“單雄信之死”這一情節內容，在《大唐秦王詞話》里不到一百字，到《唐書志傳》里約有三百五十字，在《隋史遺文》里約有一千五百字，到《隋唐演義》里已長達三千四百字，在《說唐全傳》里則為一千二百余字。在《隋唐演義》的這一情節內容中，秦瓊、徐懋功、程咬金等聽說要斬單雄信，在李世民那里求情，李世民則執意要斬，眾英雄遂到法場向單雄信敬酒，割股炙肉，以示訣別，并且以較多的筆墨描寫了秦瓊當場與單雄信訂下兒女親事，這一情節內容和其中所包含的細節，尤其是割股炙肉、法場結親頗具傳奇色彩。這一情節內容在《說唐全傳》中則有較大的改動，與《隋唐演義》相比，《說唐演義》的字數減少了，但作品中通過人物的不同關系、單雄信對其他人不同的態度、在場者不同言行的描寫，使“單雄信之死”這一情節內容，蘊涵了更為豐富的生活化特質。雖然《隋唐演義》與《說唐演義》皆為清代前期白話小說，但前者的上述情節內容，與以往的說唐故事自身的傳奇性有關。后者則顯示了在清代前期實學思潮影響下，英雄傳奇小說文體特征由傳奇性向平實化的轉化。
　　其次，英雄人物傳奇色彩減弱，而向平凡化和真實性的人物轉化，人物更為趨向于生活真實和藝術真實，主要表現在這樣幾個方面：一是英雄人物身世的傳奇色彩減弱，大多具有平凡的身世。與明代英雄傳奇小說的英雄人物相比，后者基本上都有著不同于常人的出身或身份，對于出生時的情景，則大多按作者對人物善惡的不同評價進行渲染，以增添筆下人物的傳奇色彩。如《英烈傳》雖描寫了朱元璋的卑微出身，但因其為“真命天子”，故稱其為玉皇的神童，投胎人間。其出生時，天呈祥光，瑞氣繚繞，八音齊振，諸鳥飛繞，五色云中，恍如十來個天娥彩女，抱著個孩兒，連白光一條，自東南方從空飛下，到朱公家里。清代前期英雄傳奇小說中，有的英雄人物，也有著不同尋常的出身或身份，如《后水滸傳》山寨大王楊幺、王摩降生，《說唐演義》真命天子李世民降生、十八路反王出世等，其描寫也具有某種奇異色彩，但清代前期英雄傳奇小說中的大多數英雄人物，其出生時的傳奇色彩大為減弱，其中有些英雄人物的出身，雖也有非同尋常的來歷，但并無奇異筆墨的渲染。如《說岳全傳》中的岳飛是佛頂大鵬下凡；《說唐全傳》中的有些英雄人物，作者點明他們為天界星宮下凡，有著不凡的來歷，如李淵為上界亢金龍臨凡，秦瓊為上界左天蓬大將臨凡，單雄信為上界青龍臨凡，羅成為天朝白虎星宮臨凡，楊林為上界計都星下凡等，但作品中寫這些英雄人物出生時，均無奇異筆墨的渲染。清代前期英雄傳奇小說中的大多數英雄人物，皆具有平凡身世，這里所謂的平凡身世，即指英雄人物出身于現實生活中各個階層的家庭中，而無帶有奇異色彩的出身來歷，如《水滸后傳》中的英雄人物李俊、阮小七等人，均為《水滸傳》宋江接受招安后的幸存者，但作者并沒有渲染他們原來在《水滸傳》中非同一般的出身。《說岳全傳》中的牛皋，祖上是軍漢出身，其他英雄人物如王貴、湯懷、張顯，均為富有的莊戶出身，都是岳飛幼年朋友，后來都成為岳飛的部將。書中其他重要英雄人物，有的是將門之后，有的是官宦之后，有的家境貧寒落草為寇。《說唐演義》中英雄人物，除上述李世民、秦瓊、程咬金、單雄信、羅成、楊林、李靖具有奇異的出身來歷，作品中其他重要英雄人物，諸如尉遲恭、王伯當、魏徵、徐茂公、李元霸、宇文成都、裴元慶、雄闊海、伍云召、伍天錫、魏文通、尚師徒、辛文禮、朱燦、尤俊達、魯明月、盧明星、柴嗣君等，則無奇異的出身來歷，均為現實性的平凡身世。
　　二是接近現實人生的生活經歷。明代英雄傳奇小說中的英雄人物，大多具有不同于現實中普通人的傳奇化人生經歷。如《水滸傳》中的英雄人物大都具有傳奇性的人生經歷。他們或不滿社會黑暗，或為官府所逼，一般都有殺人越貨、私放逃犯等觸犯法律之事，而被官府通緝、緝拿、刺配，浪跡天涯，又屢遭風險，九死一生。其傳奇性的人生經歷具有“奇”和“險”的特點。正如有學者在談到英雄傳奇小說和歷史小說主要指明代小說的傳奇性人物時指出：“那些叱咤一時的江湖豪杰、綠林好漢或者歷史偉人，都是異乎常人的，各有一段不平凡的經歷”，并且將這種增添人物傳奇色彩的方法稱為“神化”或“妖化”方法。④清代前期英雄傳奇中的大多數英雄人物的生活經歷，則與現實生活中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相似，其生活經歷更為接近現實人生。如《后水滸傳》中的楊幺和王摩系孿生兄弟，托生于河東境內寄遠鄉養奎剛家，在兵荒馬亂中與父母失散，楊幺被湖廣岳陽府小商人楊得星收養，王摩被一遼國軍將收養。楊幺和王摩長大成人后，各自經歷了不同的人生道路，后在白云山聚義相會，楊幺位居首領，王摩為副首領。其間作品還描寫了花茂、柏堅、呂通、游六藝、滕云、邰元、何能、常況、袁武、馬窿、孫本等人，被逼造反的人生經歷。在這些描寫中，雖也有楊幺幼年古廟夢食娘娘賜紅棗，神將教授十八般武藝與棍法，長大后酒醉被虎馱至長沙，與花茂、柏堅、呂通結識并結拜的神異情節。但對楊幺生活經歷的描寫，大部分與生活中的普通人相近。作品中對其他英雄人物生活經歷的描寫，傳奇的色彩也大為減弱，英雄人物的生活經歷與普通人頗為相似，更為接近現實人生。再如，《水滸后傳》也有官逼民反的描寫，與《水滸傳》相比，前者更為注重對現實內容的細膩描寫，更為重視對于現實生活本質的揭示。如對李俊被逼造反內容的描寫，作品細致描寫了丁自燮、呂志球相互串通，將馬跡山一帶太湖水域劃為丁自燮家的放生湖，百姓不堪其苦，卻又敢怒不敢言，這些內容是現實生活的真實寫照。作品敘寫李俊出于義憤抱打不平以及被誘捕，樂和設計，抓捕了呂志球、丁自燮，將李俊從監獄救出，這些內容也極少傳奇性的渲染、夸張筆墨，而是以諸多的筆墨真實地描寫了地方惡霸與官府相互勾結，表里為奸。這一官逼民反的過程所蘊涵的現實內容及其對現實本質的揭示，較之《水滸傳》對于這種生活歷程描寫中所表現的官府或惡霸以強凌弱的現實層面要深刻而豐富。《水滸后傳》對于其他英雄人物官逼民反以及生活經歷的描寫，也多具有這種特點，在此茲不贅述。《說岳全傳》中，對于主人公岳飛這一精忠報國的英雄人物的成長歷程的具體描寫，也有著生活化和真實性的特點。如少年從師、立志救國、岳母刺字，直至青年時期在江山社稷危亡之時慨然從軍，以及此后的描寫，其具體的描寫基本上都具有生活化和真實性的特點。對其他重要英雄人物生活經歷的勾勒，也與現實生活普通人的生活經歷相似，具有現實化和日常化的特點，而無“奇”、“險”之筆墨。這不僅表現于一些平民出身的英雄人物，而且一些名門之后，也是如此。如狄雷是北宋名將狄青之后，為生活所困，淪為乞丐，而加入抗金隊伍。楊再興乃楊家將之后，因朝廷偏安一隅，信任奸邪，在山東九龍山興義軍之師，后為岳飛收降。河間節度使張叔夜之子張立和張用，因父親假降金兵，兄弟二人不知是計，不肯降金，而逃離家門。途中兄弟失散，張立盤纏用盡，淪落為乞丐。張用則成了山大王，后兩人都加入岳家軍。《說唐全傳》中的一些英雄人物的生活經歷，也接近于現實生活。以書中對程咬金的生活經歷描寫為例，他幼年喪父，與母親相依為命。家貧無以為計，販賣私鹽而入獄三年。遇赦釋放，他卻躊躇不前，不肯出獄，因出獄后吃穿用都難以解決。他勉強答應出獄，但是已到了衣不遮體的地步。只好穿上獄卒用作孝服的粗麻布頭巾和白布道袍，拖了一雙破草鞋歸家。此時家里已一貧如洗，只剩下一點米，他一頓飯吃得半飽。他想以編柴扒度日，卻無本錢，只好把母親的一條舊布裙子拿去當了，勉強度日。這種貧寒的生活經歷，成為他日后劫王杠、反山東、上瓦崗的行動依據。
　　三是英雄人物的性格平實性增強與傳奇性減弱。明代英雄傳奇小說與清代前期相比，其英雄人物性格具有傳奇性的特征。這些人物除了因人而異性格上的不同特點外，其共性則基本具備了非凡的本領、力量、智慧，以及與之相適應的剛烈性情和超人膽量，由此形成了英雄人物性格的傳奇性和理想化的特征，也使之與現實中普通人拉開了一定的距離。
　　清代前期英雄傳奇小說中人物的性格，有些人物在某些方面仍具有上述英雄人物性格的傳奇性和理想化色彩。如《后水滸傳》中楊幺和王摩等，《水滸后傳》的燕青、樂和、李俊、李應等，《岳飛全傳》中的岳飛、楊再興、余化龍等，《說唐全傳》中的秦瓊、尉遲恭、羅成、單雄信、李元霸、裴元慶等，皆武藝高強；《后水滸傳》中的楊幺，《水滸后傳》李俊，《說岳全傳》中的岳飛，《說唐全傳》中的李世民，深謀遠慮，抱負不凡；《后水滸傳》中的何能，《說唐全傳》中徐茂公則足智多謀，智慧超群。但清代前期英雄傳奇小說中的許多英雄人物，具有現實生活中普通人的特征，呈現出一種現實性和生活化的特質，即便是上面提到的有些英雄人物的性格在某些方面具有上述傳奇特征，但這些人物傳奇性和理想化特征都有所減弱。生活化、平實化的特征則有所增強，主要表現為這些人物的言行、心理活動、情感欲求與現實生活中的普通人相近，并且這些人物也具有凡人的缺點。如上述《后水滸傳》的主人公楊幺，自幼與養父母建立了深厚的感情。養父母曾聽信誤傳，以為楊幺在外為虎所傷，憂念成疾。楊幺歸家后日奉湯藥，寢食俱廢。他和養父母之間的關切和依戀之情，由此可見一斑。他為阻止賀太尉在村中“陽地”安墳，而遭刺配，臨行前他唯恐父母思念過度傷身，乃含淚勸慰。當養父母告之身世，他非但沒有從心理和感情上疏遠，而是發誓定要回報撫養之恩。其殷切濃郁的親情溢于言表，感人至深。在說唐故事中，秦瓊仁厚仗義，武藝超凡，是一個帶有傳奇色彩近乎完美的理想人物。但在《說唐演義》中，作者也描寫了他的常人言行、心理狀態，乃至生活中普通人的弱點。如他在臨潼山奮力沖殺救了李淵，經審問刺客得知，竟是東宮太子楊廣派人行刺。他聞聽此言，不由嚇出一身冷汗，遂將氈笠向前一按，遮下臉，放開坐騎，望大道而去。作品中還表現了秦瓊作為生活中的普通人，有時也難免有私心，如他在羅家內花園與表弟羅成設盟互相傳藝，約定不能有所隱瞞，他把“秦家锏”的路數，逐一傳給羅成，但傳至“殺手锏”時，恐羅成日后武藝超過他，遂瞞下不傳。羅成傳授“羅家槍”時，傳到了“回馬槍”，也瞞下絕技不傳。而人物性格中這樣的缺陷，卻使作品中的人物與現實生活中的普通人物更為接近。從清代前期英雄傳奇小說中英雄人物性格平實化特征有所增強的角度看，《說唐演義》中的程咬金也是一個值得關注的人物。如書中寫程咬金三斧取瓦崗，探地穴得龍袍和玉璽，瓦崗眾好漢遵從天意，遂推舉他做了皇帝，不料他當皇帝非常厭煩辛苦，硬要讓給別人。程咬金這一舉動固然蘊涵著一些學者所指出的藐視皇權的意味，但也表現了他作為生活中的平凡人物，不愿受拘束的性情和散漫隨意的天性。另外，作品中在塑造程咬金這一英雄人物時，還表現了他質樸憨厚、天真直率、樂觀幽默的性格，使這一人物具有較濃郁的人情味。而且由于他天性粗豪，長期生活于下層百姓之中，其言行也經常表露出野性未馴、不拘禮儀的特點，因而也使這一人物具有生活化的特征。如羅成在三王之爭中，被建成、元吉有意謀害，死于亂箭之中，成為政治斗爭的殉葬品，秦王李世民上香行禮哭祭羅成，不意程咬金在旁也哭將起來，且不顧尊卑，出言不遜，語含譏諷，實則一針見血，表現了野性未馴的性格特征。《說岳全傳》中的牛皋，與程咬金的質樸憨厚、天真直率、樂觀幽默的性格，頗多相似之處，而且也具有較濃郁的人情味。多有論者指出，張飛、李逵、牛皋、程咬金在性格上具有相似之處，實際上也確實如此。但這四個人物之間的區別，則在于牛皋、程咬金具有較濃郁的人情味，而張飛、李逵則更具傳奇色彩，由此也可看出不同的時代思想文化及其審美傾向在小說創作的不同折射。
　　此外，清代前期英雄傳奇小說中有關英雄人物與女性談情說愛和婚姻生活的描寫，也表現了普通人的情感欲望。英雄傳奇的典范作品《水滸傳》中，英雄人物對愛情和婚姻進行態度，基本上是回避和排斥的態度。作品中的英雄人物其中一部分是沒有結婚的，如武松、魯智深、李逵、楊志等；一部分結婚了卻視有若無，如盧俊義；一部分則因結婚而招惹災禍，如宋江、楊雄。《水滸傳》雖然也有王矮虎對扈三娘一見鐘情的描寫，但他卻成為眾英雄嘲笑的對象，他和扈三娘在宋江安排下結為夫婦，看起來更像一場交易。在清代前期英雄傳奇小說中，則通過對英雄人物愛情婚姻的描寫，表現了普通人在愛情婚姻中的情感和欲望。如《后水滸傳》中以欣賞的態度和較多的筆墨描寫了屠俏夫婦由一見鐘情到締結良緣的過程，乃至婚姻生活的描寫。《水滸后傳》中李俊做了暹羅國君主后，納聞小姐為妃，徐晟、呼延玨、宋安平、燕青等英雄好漢也各自喜結良緣。李俊還頒旨令眾將士完婚。這樣的描寫表現了普通人對婚姻的正常情感和欲望，這與《水滸傳》的英雄好漢對女性及婚姻的回避排斥態度顯然是不同的。《說岳全傳》寫藕塘關總兵金節見牛皋是個福將，欲招牛皋為婿，岳飛不僅玉成其事，而且當時就將不能“臨陣招親”這一款革去。這里盡管包含著婚姻有關夫婦人倫乃至傳宗接代的意思，卻也顯示了英雄好漢岳飛對于男女之間情感欲望的認同。《說唐全傳》則以頗為風趣的筆調，敘寫尉遲恭陣前招親，降服和迎娶敵軍女將黑白二夫人，以及尉遲恭與黑白二夫人婚后的恩愛之情，表現了在愛情婚姻中英雄好漢與普通人一樣的情感和欲望。《說唐全傳》之后，清代前期其他“說唐”系列白話小說，諸如《說唐后傳》、《征西全傳》、《混唐后傳》等，都以肯定乃至欣賞的筆墨對英雄人物愛情婚姻的描寫，也表現了英雄人物作為生活中的普通人在愛情婚姻中的情感和欲望。
　　應該指出的是，上述由傳奇性向平實化轉變的文體特征，在清代前期英雄傳奇小說中，有著不同程度的體現，由于篇幅所限，本文只對部分作品進行了分析。
　　三、清代前期英雄傳奇小說創作重要變化的原因
　　由上述可見，清代前期英雄傳奇小說創作的重要變化，主要體現在兩方面。一是作品中突出和強化儒家正統思想觀念，表現了回歸儒家思想傳統的創作傾向；二是小說的文體特征由傳奇性向平實化轉變，表現了崇實審美意識與創作傾向。清代前期英雄傳奇小說創作的上述變化，其原因，從創作主體來講，與清代前期英雄傳奇小說作者大多為文人作者，而由于文人作者長期浸染于儒家經典和歷史著作，由此形成的經史思維有關。清代前期英雄傳奇小說突出和強化儒家正統思想觀念，以及在史家尚實觀影響下的崇實審美意識，正是文人作者經史思維的體現。上述清代前期英雄傳奇小說有些作品中對儒家思想觀念“忠”的思想觀念的強化，也與清初國破家亡，異族入主中原，時局變動有關，所以，人們尤為肯定“忠”的思想價值。清代前期英雄傳奇小說所顯示的接近生活真實的情節和細節描寫，富有人情味的人物形象，由此構成的平實化的文體特征，及其所表現的生活真實和藝術真實的美學意蘊，則與世情小說的文體特征及其美學意蘊頗為相似，這顯然與晚明時期《金瓶梅》的巨大成功，從而促進了世情小說的發展，清代前期英雄傳奇小說作者在創作中對世情小說有所借鑒有關，因而使英雄傳奇小說題材內容和描寫手法上兼容了世情小說的某些文體特征。
　　清代前期英雄傳奇小說創作的重要變化，除了上述創作主體、時局變動、文體特征兼容等原因，從時代思想文化方面著眼，則與清代前期時代思想文化潮流實學思潮影響密切相關。從思想文化背景看，清代前期經世致用實學思潮，是針對晚明時期理學末流空談心性而產生的。顧炎武即指斥，理學末流深受陸王心學影響，背離儒家經世之旨，脫離現實，以“明心見性之空言”取代了“修己治人之實學”，⑤其空疏誤國之弊尤甚于王衍之輩的清談。顧炎武在這里所說的“修己治人之實學”，就是儒家思想傳統的經世致用思想，也即儒家重視解決政治、社會、現實人生問題具有實用價值的思想觀念。正如李顒所言：“吾儒之教，原以經世為宗，自宗傳晦而邪說橫，于是一變而為功利之習，再變而為訓詁之習，浸假至今，則又以善筆札、工講誦為儒教當然，愈趨愈下，而儒之所以為儒，名存而實亡矣。”⑥顧炎武與李颙的看法，可以說是清代前期大多數學者的共識，諸如黃宗羲、王夫之、陳確、毛奇齡、朱之渝、陸世儀、傅山、顏元、李塨、費密等，也都對理學末流的空疏之弊予以深刻批判，并主張恢復儒家經世致用的思想傳統。
　　所謂征實求真思想傾向，就是強調做學問要有實證根底，以求真解。這是清代前期以重實證為特點的考據實學思潮的思想傾向。考據實學思潮也是清代前期實學思潮的有機組成部分。清代經學家皮錫瑞指出，顧炎武等學者“承晚明經學極衰之后。推崇實學，以矯空疏，宜乎漢學重興，唐、宋莫逮”。⑦梁啟超亦云：（清代前期學者）“因矯晚明不學之弊，乃讀古書，愈讀而愈覺求真解之不易，則先求諸訓詁名物典章制度等等，于是考證一派出。”⑧由此可以看出考據實學思潮與經世致用思潮一樣，皆以“實”的學術傾向，反對理學末流的空疏之弊，從而成為兩者在實學思潮中相互貫穿的重要思想契機。當然，兩者之“實”的側重點是不同的，前者反對理學末流空疏之弊，是強調實證研究方法；后者反對理學末流空疏之弊，是注重學術研究有益于現實的實用價值。而且，考據實學與經世致用實學都以“明道”、“救世”為旨歸。錢穆先生曰：“亭林論學本懸二的，一曰明道，一曰救世。”⑨可以說“明道”與“救世”，既是顧炎武的學術宗旨，也是清代前期大多數學者的學術宗旨。如上所述，就清代前期經世致用實學思潮而言，所謂“明道”，就是強調恢復儒家思想傳統，所謂“救世”，即是強調學者研究學問要關注社會現實，留心世務，以挽救國家、民族、社會危機。而清代前期考據實學，其考據的主要范圍和目的，則是鑒于宋明以來學風空疏，學者幾乎不通文字音律，以致臆改經書，誤解經義，因而力求考辨儒家經典本真之義，恢復儒家思想本來面目，以為經世致用，這同樣也表現了“明道”、“救世”的學術宗旨。因此，“明道”、“救世”的學術旨歸，成為清代經世致用實學思潮與考據實學相互聯系的又一重要思想紐帶。
　　可以看出，清代前期實學思潮的思想內涵，具有挽救國家、民族、社會危機，救亡圖存之強烈而鮮明的時代特征。這與明清易代的歷史巨變的社會歷史條件密切相關。明清易代，對整個社會產生了巨大的震動，特別是在深受忠君思想和華夏正統觀念影響的思想家和學者們看來，這是國家民族的奇恥大辱，也是思想學術界的切膚之痛。在這樣的社會歷史條件與思想文化氛圍下，清代前期學風和文化思想潮流由玄虛而趨健實，包括經世致用實學和考據實學在內的實學思潮，遂成為清前期的學術思想主流。由于清前期實學思潮的學術思想傾向，與清代前期這一特定歷史時期救亡圖存的時代精神相吻合，從而使之成為對清代前期乃至有清一代影響巨大的時代思想文化主流，并且對包括白話小說在內的清代前期文學產生了重要影響。正如李時人先生所指出的：“由于明清易代這一歷史事變的特殊性極大地刺激了中國的知識界乃至普通民眾，終于在這樣的背景下產生了一個由學術思想倡導而形成的新的社會思潮。這一新的社會思潮，以其強大的精神力量影響了清初直至清代前期的文學思想和文學創作，清代前期文學思想的優點和缺點、清代前期文學創作的成就和不足，都與這一社會思潮有著密切的關系。”⑩
　　清代前期實學思潮作為一種時代思想文化潮流，清代前期白話作為一種精神產品，前者對后者的影響主要在于思想觀念和思維方式。清代前期實學思潮的經世致用思想傾向和征實求真思想傾向，在思想觀念和思維方式上對清代前期白話小說尤其是作者的創作心態的影響，主要是崇實黜虛的思想觀念和思維方式。清代前期白話小說以中下層文人為主體的作者，普遍表現了一種現實功利性和道德化的創作心態和以實為美的審美意識。這種創作心態與審美意識，其現實原因顯然與清初的政局變化，尤其是異族入主中原，對文人的激烈心理震蕩有關。就其文化心理內涵而言，從積淀層的文化心理看，是中國文人作者的入世精神和憂患意識、長期居于主流地位的社會功用觀念和尚實觀。就其表層文化心理看，則是清代前期白話小說作者的時代文化心理內涵，諸如異族入主中原后漢民族的感情、文人的社會責任感和價值觀、維護社會風化的道德意識、以實為美的審美意識等。(11)這一時代文化心理內涵形成，與集中代表了時代思想文化的時代思想文化潮流實學思潮的影響密切相關。
　　就實學思潮對清代前期英雄傳奇小說創作影響而言，在清代前期特定的歷史條件下，時代思想、文化潮流、實學思潮，以其社會本位、道德本位、崇實黜虛的思想觀念和思維方式，影響了清代前期英雄傳奇小說的創作。而兩者之間在思想觀念與思維方式的重要聯結點，是清代前期白話小說文人作者創作心態和審美意識及其文化心理，從而作用于白話作者的思想價值觀、審美意識和創作思維，這使英雄傳奇小說在創作上大致有下述兩方面的變化：首先，在清前期實學思潮強調恢復儒家思想傳統的思想傾向影響下，英雄傳奇小說表現了一種尊經重道的思想文化意蘊，以及回歸儒家思想傳統的創作傾向。上述思想文化意蘊和創作傾向，表現了小說作者的道德本位的思想價值觀和思維方式。如上述《水滸傳》的續書《后水滸傳》和《水滸后傳》所表現的忠義思想觀念的內涵雖然不盡相同，但都繼承了《水滸傳》忠義思想觀念中儒家的思想的成分，對于其中所包含的下層民眾的思想觀念則予以很大程度的清理，這顯然與清代前期實學思潮提倡恢復儒家思想傳統，肅清“異質”思想有著密切的關系。《水滸后傳》以儒家思想為內涵的社會理想，其所顯示的與《水滸傳》以下層民眾思想為內涵的社會理想也有所不同，同樣也反映了上述思想文化意蘊和創作傾向。《岳飛全傳》則從情節結構和主人公岳飛形象，表現了對儒家“忠君”思想觀念以及與之相關聯的“名節”思想觀念的強化。其次，清代前期英雄傳奇小說的文體特征，由傳奇性向平實化轉向，主要表現在日常生活化的情節、細節和生活場面的真實性描寫，取代了夸張、渲染的傳奇性情節描寫；英雄人物的傳奇色彩減弱，向平凡化和真實性人物轉化。而英雄傳奇小說文體特征由傳奇性向平實化的轉向，實際上也反映了作者的審美意識和創作傾向，由“奇”向“實”的轉化，這與時代思想文化中實學思潮征實求真的思想傾向所蘊涵的注重客觀性、真實性的思想和思維方式是相通的。
　　［收稿日期］2007-07-26
　　注釋：
　　①本文從清代前期白話小說與實學思潮自身的發展情況著眼，將清代前期白話小說的時間范圍，限定在清順治至康、雍兩朝。清代前期英雄傳奇小說約計九部，主要分為兩類。一種是續補前書類，作品有《后水滸傳》、《水滸后傳》、《說岳全傳》等；一種是說唐系列小說，包括《說唐演義全傳》及其續書《說唐后傳》、《征西全傳》、《混唐后傳》、《說唐三傳》、《反唐演義傳》等。見張俊：《清代小說史》，浙江古籍出版社，1997年；又見江蘇省社科院明清小說研究中心、江蘇省社科院文學研究所編：《中國通俗小說總目提要》，中國文聯出版社，1990年。
　　②（明）袁于令：《隋史遺文》，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第350頁。
　　③（清）陳忱：《水滸后傳》，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第81頁。
　　④孟昭連、寧宗一：《中國小說藝術史》，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329頁。
　　⑤（清）顧炎武：《夫子之言性與天道》，《日知錄》，石家莊：花山文藝出版社，1990年，第311頁。
　　⑥（清）李顒：《二曲全集·盩厔答問》，《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濟南：齊魯書社，1997年。
　　⑦（清）皮錫瑞：《經學歷史》，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
　　⑧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
　　⑨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年。
　　⑩聶春艷：《清代前期白話小說與實學思潮》，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2頁。
　　(11)關于文化心理的分層，有學者指出，涉及兩個層面三個層次：一是表層文化心理，它包括民族情感、意志、風俗習慣、審美情趣、道德風尚等要素，是文化心理的外在表現形式或外部特征，具有外現性、不穩定性、時代性和語境性。二是積淀層文化心理，是指經過長期文化傳承的文化心理積淀，包括中層文化心理和深層文化心理。中層文化心理是指政治、經濟、道德、文藝、宗教、哲學等領域的觀念要素，它是文化心理的理性積淀層面，具有強制性、外在性、相對穩定性和文化特殊性等特征。深層文化心理，又被稱為原始—古代積淀層，或曰文化基因，它由文化目標、哲學、種群精神、種群道德和風氣等組成，具有內隱性、穩定性、本原性或根源性、文化特殊性。本文所言的文人的憂患意識和入世精神、文學的功用觀和尚實意識等，應屬于文化積淀層的中層文化心理；在清代前期特定歷史時期和文化氛圍下，所帶來的異族入主中原后漢民族的感情、文人的社會責任感和價值觀、維護社會風化的道德意識和以實為美的審美情趣等，則屬于表層文化心理。參見許蘇民：《文化哲學》，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楊啟光：《文化哲學導論》，暨南大學出版社，1999年；全國13所高等院校《社會心理學》編寫組：《社會心理學》，南開大學出版社，2003年；李炳全：《文化心理學》，上海教育出版社，2006年。
復旦學報：社科版滬125～134J2中國古代、近代文學研究聶春艷20082008
清代前期英雄傳奇小說/創作的重要變化/實學思潮
　　heroic romance/change in fiction writing/practical ideology
The Influence of Practical Ideology on the Heroic Romance in the Early Qing Dynasty　　NIE Chun-yan　　(College of Literature, Tianjin Normal University, Tianjin 300387, China)There are two fundamental changes in the writing of heroic romance in the early Qing Dynasty. One is the return to the Confucian tradition, and the other is the transition from romanticism to practicality in the style of fiction, which is partly attributed to the rising of the practical ideology in that time.
清代前期英雄傳奇小說創作上的重要變化，表現在兩方面。一是回歸儒家思想傳統；二是小說文體特征由傳奇性向平實化轉變。清代前期英雄傳奇小說創作的上述變化，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之一是與清代前期實學思潮對小說創作的影響密切相關。
作者：復旦學報：社科版滬125～134J2中國古代、近代文學研究聶春艷20082008
清代前期英雄傳奇小說/創作的重要變化/實學思潮
　　heroic romance/change in fiction writing/practical ideology

網載 2013-09-10 20:5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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