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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圖分類號：B976. 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7902(2007)01-0069-09
　　基督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公元7世紀傳入中國，大規模傳入是在1840年鴉片戰爭后。基督教包括天主教、新教、與東正教三大教派，在我國主要是天主教和新教傳播廣泛一些。基督教各教派有同有異，在某些方面差別還很大。以往的基督教研究中，新教顯然更受重視，對天主教的研究頗為薄弱，甚至學術綜述也極少見到。本文擬對建國后天主教的研究狀況稍作梳理，失當之處，望方家指正。
　　1949—1978年：從史學控訴、政治批判到研究中斷
　　中國天主教研究從明末清初天主教會再度來華就開始了①。來華的傳教士與本土士大夫之間就天主教與中國文化發生了激烈爭論。焦點在天主教基本教義的闡釋和中西文化沖突上。雙方圍繞天主教和中國傳統文化關系的“耶儒”之論、“正邪”之分、“華夷”之談、以及“禮儀之爭”和“神名之辯”等發生了激烈的論爭，內容上牽涉到對天主教的不同層面、不同觀點的研究和評價。但總的來說是成果不大，流布不廣②。1720年，清朝全面禁教后，研究中止。清末民初，受義和團運動和“非基督教運動”影響，天主教研究又兩度振興。民國年間，貢獻最大的研究天主教史的學者是陳垣(1880—1971)。陳垣先后發表多篇天主教研究方面的論著，開創了天主教研究的新局面。當時研究中西交通史的學者如張星烺、向達、馮承鈞，也都在明清天主教傳華史方面著力不少。天主教神父徐宗澤的《中國天主教傳教史概論》，對明清傳教士的論述尤詳。新教史學家王治心所著《中國基督教史綱》，是中國基督教第一部通史或全史，至今仍有參考價值。本時期研究的特點是以明清天主教傳華史為主，教會史家著史則以推動宣教為目的。天主教理論研究較少。
　　1949年后，外國傳教士被限期離境。在1952年的院系調整中，教會大學消失，不僅宗教學系不復存在，就連有點關系的哲學系也只保留了一個北大哲學系。大學里也不再開設宗教的有關課程。
　　在特定的政治背景下，建國前的天主教研究傳統中斷。當時，毛澤東關于“帝國主義和中國封建主義相結合，把中國變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過程，也是中國人民反抗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過程”的論斷，成為中國近代史研究的指導思想。在這種背景下反洋教和義和團研究的主要目的是論證該運動反對帝國主義的革命性質③。在1949—1965年，共發表反洋教的論文95篇，專著以人民日報出版社的《帝國主義怎樣利用宗教侵略中國》(1951年)、李時岳的《近代中國的反洋教運動》(1958)為代表。報刊上發表的大量小文章，主題也是揭露帝國主義利用天主教進行侵略，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鴉片。傳教士被毫無保留地認為是披著宗教外衣的帝國主義分子。所辦的文化教育醫療事業，也被認為是文化侵略。這些文章的作者，許多是教會內部的人士，和宗教、宣傳部門的工作人員，對資料的占有、分析都顯不足。正如有人評論的：“這一時期的某些成果與其說是學術論文，毋寧說是政論文章，反帝的義憤和革命的激情超越了理性的分析和歷史的求證。在其余一些相對說來較具學術性的論著中，極左思潮的影響和學術政治化的現象也十分明顯，這種傾向發展到‘文化大革命’時期達到極端的地步，義和團的確被神話化，被賦予了太多的現實政治動員的內容，被利用為現實斗爭的工具④。”這種研究范式，實際上是近代史研究中“三大高潮、八大運動”革命史框架在天主教史研究的一個投射。文革開始后，傳教士問題遂成為學者不敢踏足的禁區。“文革”十年中，天主教、基督教會本身被當作四舊而被清掃批斗，就是連意識形態化的天主教研究也無從談起。
　　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中期：教案研究的復蘇到傳教史的研究的轉換
　　70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教案研究率先復蘇。1982年起舉行了多屆反洋教運動及近代中國教案學術研討會，開辟了教案問題研究的新局面。第一屆會議論文收入《近代中國教案研究》(1987)；第三屆會議論文收入馮祖貽等主編《教案與近代中國》(1990)，影響都很大。還出現了教案研究的集大成式的《中國教案史》(張力、劉鑒唐，1987)。當時對反洋教斗爭的反侵略性質是沒有疑問的⑤。”對于教案的起因，比較一致的看法是中華民族和帝國主義的矛盾不斷激化的產物，但不能只講民族矛盾而忽視其它重要因素，如基督教與中國封建禮俗的矛盾、中西文化的差異和沖突等⑥。有人認為，反洋教斗爭既具有反侵略性質，也具有農民革命的性質⑦。另一些人認為，參加反洋教斗爭的社會力量非常廣泛，而地主階級人物往往充當倡導者。因此，不能稱之為農民革命。而且，反洋教運動雖以反侵略為主流，但免不了盲目排外的舉動，是以封建主義的文化意識去對抗資本主義的文化意識，它又始終帶有反進步的因素⑧。同樣的分歧也出現在對義和團的評價上。一些人指出，義和團盲目“殺洋仇教”，反對先進科技，對一切資本主義新事物統統采取橫掃的態度⑨。有研究者指出，反帝與排外是有聯系但性質不同的概念，反帝應該肯定，排外帶有很大的盲目性，是愚昧落后的標記。但對它既不能苛責，也不能辯護⑩。教案與義和團研究的一個直接后果就是培養了一批從史學角度切入的基督宗教研究者，成為90年代宗教研究的推動力。
　　與此同時，宗教政策得到落實，各種宗教迅速復蘇。天主教與基督教，以令世界驚詫的速度迅猛發展。這種“宗教信仰熱”，也引起了知識分子的關注，從而興起了一種前所未有的“宗教學術熱”。在隨后圍繞馬克思的“宗教是人民的鴉片”這一著名論斷發生了激烈的爭論，雖然否認宗教是人民的麻醉劑的一方最終取得了勝利，但實際上這是一場沒有輸家的爭論，因為雙方實際上都反對過去那種對經典論斷的極左理解，從而為宗教信仰自由，為全面理解宗教的社會功能提供了新的論證。這場論爭，既是宗教學術領域思想解放的產物，也為思想的進一步解放作了準備(11)。接下來，在整個社會的“文化熱”中，“宗教是文化”的觀念受到社會公認，對傳教運動的研究從一概抹殺發展為“政治活動加文化交流”兩分法，出現了向中西交流或所謂文化傳播范式的轉移的跡象。在不到幾年的時間里，大陸教會史的研究已有迅速發展，甚至有從“險學”到“顯學”的夸張說法。有人稱大陸的教會史研究進入“重新詮釋”階段。重要成果除顧長聲《傳教士與近代中國》(1981)外，還有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所組織翻譯的《中華歸主》)(1985)，江文漢《明清間在華的天主教耶穌會士》(1987)，顧裕祿《中國天主教的過去和現在》(1989)、曾巨生譯《中國教會大學史》(1987)，耿升譯《中國和基督教》(1991)，許明龍主編《中西文化交流先驅》(1993)，高時良主編《中國教會學校史》(1994)。不少著作都試圖對傳教運動的文化因素進行重新評價。顧長聲《傳教士與近代中國》引用了大量當時國內罕用的外文資料，并跳出了集中討論教案的套路，令人耳目一新。全書論述了自17世紀初利瑪竇來華傳教到1949年基督教傳教士在華活動的全過程；顧氏仍強調傳教士及其活動具有帝國主義侵華性質，確立了傳教史研究中的“文化侵略”范式，但他能具體地對待傳教士的文化事業，從而為重新評價在華傳教士起了帶頭作用。《中國天主教的過去和現在》是目前天主教著作中唯一寫到80年代的，拓寬了天主教史研究的范圍。
　　這個階段的研究，顯然還只能算是起步。當時“基督教歷史研究已初具規模，出版了幾部簡史和斷代史，但通史研究仍是空白。教會史特別是中世紀和近現代教會史的研究也很薄弱。基督教神學思想探討正處于起步階段。雖然已有一些涉及某一主題或思想的專著或散論問世，但卻沒有系統的基督教思想史著作(12)。”
　　90年代中期以來：專業的宗教學者“正”軍突起，研究向深廣發展
　　上世紀90年代中期以后，不僅中央一級社科院成立了宗教研究所，各省社科院也有十多家建立了宗教研究所。十余家名牌大學也立了宗教研究機構或中心，有幾所大學開辦了宗教學系。中國天主教和基督教協會也都設立了研究機構，如中國天主教研究中心(北京)，光啟社(上海)，再加上全國及省級的天主教神哲學院11所、修女院10所。國務院宗教管理機關和中共中央黨校也創建了自己的研究機構。此外，一些政府允許的宗教組織也開始關注和投入這種研究。因此，天主教研究的專業人員大大增加。這就改變了以前的歷史及哲學研究人員為主的宗教研究隊伍成分。各機構還紛紛創辦刊物，以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為代表的專業性刊物增至十幾家。在研究興趣上，教案研究逐漸轉向對基督宗教的全面研究。研究成果在數量和質量上都已遠遠超過前三十年間，研究的領域也已大為拓展，除了歷史課題的研究，在資料整理、天主教神哲學、教育、文學藝術、天主教現狀的實證研究方面取得了不菲的成績。
　　(一)天主教史研究論著
　　九十年代天主教史方向的研究學術性進一步增強，理論上有新的突破性進展，基本完成了從單一的文化侵略到文化侵略和文化交流合一的兩分法，再到基本肯定的以現代化范式為代表的研究范式的轉變。重要成果有孫尚揚《利瑪竇與徐光啟》(1993)、李若蘭《湯若望傳》(1995)、林金水《利馬竇與中國》(1996)，王立新《美國傳教士與晚清中國現代化》(1997)、張鎧《龐迪我與中國》(1997)，李天綱《中國禮儀之爭》(1998)、孫尚揚《基督教與明末儒學》(1994)、胡衛清《普遍主義的挑戰：近代中國基督教教育研究》(2000)郭衛東《中土基督》(2000)，晏可佳《中國天主教簡史》(2001)、徐以驊等著《教會大學史研究叢書》(1999)，鐘鳴旦(比利時)、孫尚揚《一八四○年前的中國基督教》(2004)等30多部；孫尚揚前書對天主教與儒學的交流和沖突的關鍵做了重點闡發，很有新意。與鐘鳴旦的合著是近幾年來一部較出色的天主教專史。顧衛民卓然崛起，這個時期共出版4部專著：《基督教與近代中國社會》(1996)、《剛恒毅在中國》(1998，意大利文版)、《中國與羅馬教廷關系史略》(2001)《中國天主教編年史》(2002)。《基督教與近代中國社會》以大量事實為基礎，堅持論從史出，既指出傳教士在不平等條約保護之下做過錯事，又評價了他們在近代西學東漸及維新或改革中起的積極作用，不再將西方與中國、中國人與基督徒對立起來。這是一個很大的突破，應屬文化侵略和文化交流范式的代表作。《中國與羅馬教廷關系史略》，論述了羅馬教廷與蒙古帝國、明清朝廷的關系，中國“禮儀之爭”，20世紀初期中國天主教的本地化，抗戰與內戰時期中國與教廷的關系。本書為國家社會科學研究項目，是大陸第一部論述此問題的學術專著。由于中梵之間的特殊關系，梵蒂岡研究是一個熱點問題，對國家安全、社會穩定、宗教工作都有極大的意義，但它又是天主教研究的一個難點。顧書的價值自不待言。王立新的《美國傳教士與晚清中國現代化》雖然主要是一部新教研究著作，但卻是整個基督宗教傳教史方面現代化范式研究的代表作。這種范式的轉換是與近代史領域里的范式轉換相一致的，但在近代史領域也有一些不同的聲音。即如在基督教內部，也有一些教會人士無法完成這個轉換，由中國基督教會主要領導人員羅冠宗、曹圣潔等撰寫的《前事不忘，后事之師——帝國主義利用基督教侵略中國事實述評》(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就是這樣一部代表性的作品。胡衛清在基督教在華傳播史的定性研究上取得突破，指出傳統的“文化侵略論”自然是站不住腳，“現代化論”也未必切合實際，于是乃從普遍主義——基督教文化信仰的深層實質上進行考察研究。就基督教與世俗化運動，與現代化的矛盾沖突來看，該書立論并非標新立異。
　　在明清之際天主教在華傳教活動的研究方面，學者們的研究方向過往大都集中在來華的耶穌會方面，忽視了同時期來華傳教的方濟會、道明會等托缽修會的研究。2006年，崔維孝出版的《明清之際西班牙方濟會在華傳教研究(1579—1732)》(北京，中華書局)對明清之際來華方濟會從1579到1732年這一百五十多年的傳教活動進行了分析與論述，填補這一研究領域的研究空白。
　　最新的關于教案和義和團的研究是相藍欣的《義和團戰爭的起源跨國研究》(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3)，作者是改革開放后出國留學的年輕歷史學家。確實這不是一部尋常的歷史著作，不僅是作者的國際政治學背景，還有近十年、十個國家的史料，使得作者站在所有的研究者之上。作者不滿于迄今的所有中外著作的文化上的偏激觀點——傳統的黃禍論和受薩義德東方主義影響的中國學者，這都使各方缺乏一種超脫、公平的視野和心態。作者認為義和團戰爭的起因之一當然是外國教士與中國人民的矛盾加深，但將戰爭起源完全歸罪于教士是不公平的。研究義和團起源也不能說明這場戰爭，因為義和團本身不能說明這場戰爭的起源。作者將分析重點放在帝國主義在華爭奪勢力范圍的競爭在甲午后的加劇，尤其是后起的德意起來挑戰脆弱的英美體系上，從而從國際關系的角度令人信服地說明了這場宗教戰爭的“偶然性”發生。這項研究的意義還不是它本身成就有多么巨大，而是顯示出在未來的天主教研究中，全球性的眼光是必要的。
　　(二)基本文獻資料的搜集整理、翻譯出版：
　　北京外國語大學海外漢學研究中心研究西方漢學和中國天主教的基本文獻《西方早期漢學經典譯叢》(2001年1月起出版)；福建師范大學宗教文化研究所基督教研究室與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合編《清末教案》。《清末教案》前三冊為中文檔案，由第一歷史檔案館負責選編，后三冊為英國、美國、法國議會文件。目前已經出版1—5冊。為大陸學者提供了不易查找和閱讀的寶貴外文資料。
　　2000年，北京大學宗教研究所內部印發了《明末清初耶穌會思想文獻匯編》，共計57冊，多半是以前沒有重印過的，收入的原始數據主要來自法國國家圖書館和梵蒂岡教廷圖書館。選取的主要是明清之際天主教與儒家思想、佛教思想及民俗信仰之間護教辯論色彩較濃的、較有代表性的中文數據。原作者既有西方傳教士，也有中國信徒。編者對選定的每部著作加上標點，附一題解，并盡量按照原作者的思路分段，加上小標題，為研究者帶來了極大的方便。值得一提的還有兩部小書：一部是朱靜編譯的《洋教士看中國朝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選譯了法國耶穌會士的書信36件，是一部簡明可讀的史料書。另一部是沈保義、顧衛民、朱靜合譯的《中國禮儀之爭西文文獻一百篇》(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該書是從已出版的羅馬教廷傳信部和其它有關機構的原始文獻中選錄、編輯、翻譯而成的。其時間跨度從1645年到1941年。該書對明清歷史、中西文化交流史的研究會有所補充和促進。
　　2000年以來，教案和義和團運動方面的數據工作，比較重要的有黎仁凱主編《直隸義和團調查資料選編》(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10月)，路遙主編《山東大學義和團調查資料匯編》(山東大學出版社，2000年9月)。前者主要是一些過去的調查材料及一些有關文獻。后者以口述采訪為主，內容是各地社會背景及教民教會情況為主，范圍不僅包括今天山東，也有部分直隸義和團的內容。
　　在最近幾年的修志熱中，宗教志的修纂成為一個重要的方面。上海、山東、四川等省都有專門的宗教志。1992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阮仁澤、高振農主編《上海宗教史·天主教史》。這些專門性的方志為研究各地天主教提供了一些基本的資料。另外，各地政協的《文史資料》，也都陸續刊發相關的回憶性及研究性文章，推動了天主教研究的開展。當然，這些著作在觀點上和方法還都非常陳舊。
　　書目方面，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王子今用盡十幾年心血編著《中國宗教研究百年書目(1900—2000)》，所收書目還包括了大陸收藏的港澳臺研究中國天主教的成果。目前作者正在從事該書目的姊妹篇《中國宗教研究論文索引(1900—2000)的編寫工作，我們也期待索引的早日問世。邊曉利等的《中國基督教史論文索引(1949～1997年)》，著錄了建國后50年的基督教史研究文獻(13)。另外，1996年以后每兩年出版的中國宗教研究年鑒，不僅有各個領域的研究述評，而且也有上兩年的論文索引。另外有徐海松和張先清關于明末清初耶穌會士與中西文化交流的論著目錄。
　　(三)海外天主教、天主教神哲學、天主教文化研究：
　　全球天主教發展的通史、斷代史、神學思想發展、各修會與教皇史等領域，都是已經展開的研究領域。除了幾本譯本以外，中國人自己寫的天主教方面的通史還遠遠不能滿足人意。對各國天主教的國別史也罕有探討。
　　外國論著方面：劉小楓主編的《歷代基督教學術文庫》(三聯書店)，已經有10余種問世，如：《歷史與社會中的信仰》(1996)，《論隱秘的上帝》(1996)，《神秘神學》(1998)。1988年起，由何光滬主編的《宗教與世界叢書》(四川人民出版社)已經超過30種，其中大多數與基督教有關：《當代美洲神學》(1990)、《論“神圣”》(1995)、《神學與形而上學》(1997)、《談論上帝》(1997)、《晚明基督論》(1999)、《現代基督教思想》(1999)、《基督教與文化》(1989)、《全球倫理：世界宗教議會宣言》(1997)等。
　　從譯介外國研究成果始，中國天主教神學、哲學思想研究從無到有逐步發展起來。尹大貽1987年出版《基督教哲學》(四川人民出版社)。這是1949年以來大陸第一部基督教哲學論著，開風氣之先。90年代中期后，系統介紹西方神學、哲學思想的專著多起來：有趙敦華的《基督教哲學1500年》(1994)，卓新平所著《當代天主教神學》(1998)，周偉馳《記憶與光照：奧古斯丁神哲學研究》(2001)等。其中《基督教哲學1500年》的影響力度超出了宗教學界，被視為我國社科領域中的補闕之作。《當代天主教神學》被視為中國當代西方天主教神學研究的一大突破。《記憶與光照——奧古斯丁神哲學研究》(2001)，是近年來該領域研究最有學術價值的專著之一。楊慧林《基督教的底色與文化延伸》(2002)重點論述了基督教神學的人文學視野、西方文學與基督教資源、文化論說中的基督教主題，著重展開了中國文化語境中的基督教闡釋及“倫理化”的漢語基督教、基督教在中國社會轉型時期的文化功能及其局限等論題。幾種專門學刊推動了天主教神哲學的研究。有劉小楓創辦的《基督教文化評論》(1990年)、《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從刊》(1995年)，卓新平主編的《宗教比較與對話》、《基督宗教研究》，許志偉、趙敦華主編的《基督教思想與中國文化》、《沖突與互補：基督教哲學在中國》，楊慧林主編的《基督教文化評論》。還有武漢章開沅、馬敏主編的《基督教與中國文化》叢刊，杭州陳村富主編的《宗教文化》。這些學術刊物刊發了相當數量的神哲學方面的文章，推動天主教研究向深度和廣度拓展(14)。
　　還有一些是與天主教文化相關的著作。王亞平《修道院的變遷》(1998)是對西歐中世紀修院研究的專著。王曉朝《基督教與帝國文化》(1997)原為英文寫成，在國外發表，后又譯成中文在大陸發表。該書第一部分論述拉丁教士與希臘羅馬文化，涉及基督教與羅馬帝國的沖突，基督教與希臘羅馬文化的和解等問題；第二部分為全書重點，論述中國基督教護教士與中國文化，涉及耶穌會在中國的傳教及其成果、徐光啟的宗教著作、中國護教士的論著；第三部分為比較與結論，涉及基督教與民族文化，基督教的本土化等問題。其結論指出了基督教本土化的必然性和實現的途徑，及本土化完成的標準——基督教與民族文化的調和。其它類似專著還有林仁川、徐曉望的《明末清初中西文化沖突》(1999)。
　　中國學者不但關注因基督教來華引起的“西學東漸”現象，同時也開始研究傳教士如何向西方介紹東方文明。1998年8月，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季羨林主編的“東學西漸”叢書，包含中國科學技術的西傳及其影響、中國文化對歐洲的影響、中國文化對美國的影響、中國哲學對歐洲的影響、中國軍事對西方的影響、中國法律制度對西方的影響多個專題，其中不乏傳教士的活動。張國剛等著的《明清傳教士與歐洲漢學》(2001)，介紹了明清時期來華西方傳教士對中國的贊美，是一部力作。2001年8月，張西平出版了《中國與歐洲早期宗教和哲學交流史》(東方出版社)。全書分上下兩編，上編論述歐洲宗教和哲學在中國早期的傳播，下編論述中國宗教和哲學在歐洲早期的傳播。該書參考了大量中文和西文數據，內容豐富，有論有述。這種雙向研究力圖將16—18世紀“西學東漸”和“中學西傳”放在同一平臺上，對當時中、歐之間的文化互動有一個全面的了解，視角獨特。
　　近兩年在一些生僻的領域也有可觀的成果。如教會法學，它以天主教會法典和法律史為研究對象。在這個歷來較少著墨的領域，彭小瑜《教會法研究》(2003)作出了突破性的成就。2005年，在香港道風山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舉辦的“第四屆道風學術獎”的評選中，彭小瑜的著作《教會法研究》榮獲“徐光啟學術著作獎”，評委會認為此書突出具體法例的說明，為學界提供了大量珍貴的第一手材料。基督教文化與藝術也是研究的熱點。有楊周懷的《基督教音樂》(2001)、梁工主編的《基督教文學》(2001)、顧衛民的《基督教宗教藝術在華發展史》(2003)等問世。
　　在圣經研究方面：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總計印行圣經2000多萬冊。對圣經的研究也成為基督宗教研究的共同課題。國內學界的圣經研究與國外不同，更側重于從文化的視角研究圣經的歷史、演變、文學、藝術、翻譯及研究。新時期以來國內學者真正意義上的圣經研究仍然相當少，成果以譯著和圣經本身、圣經知識背景介紹為主，還出版了多種不同版本的圣經故事書籍和少數圣經工具書。代表作有駱振芳《新約導論》(1990)、許鼎新《舊約導論》(1991)。卓新平主編的《基督教小詞典》(2002)，收詞約3000條，總字數約45萬字。包括基督教總論，教派、組織、機構、人物，教義、神學，經籍書文，圣經人物和詞匯，歷史事項，教制、教職，禮儀節日，教堂、圣地等十大類。圣經文化影響空前，一些以圣經文化為題的書籍與文章都在社會上廣為流傳。
　　天主教神哲學及歷史與文化的深度研究，提升了國內天主教研究的理論水平，開拓了視野，必將進一步推動中國本土天主教的研究。
　　(四)以教會學校史研究為代表的專題研究
　　第二次鴉片戰爭以后，天主教與基督教憑借不平等條約不斷擴充在華傳教事業，為此大力興辦各式教育。義和團運動及晚清新政促使西方基督宗教，擴展其高等教育事業。不過這些學校以新教為主，只有少數幾所天主教大學。近代中國教會學校，以往一向被被視為傳教士文化侵略的工具。80年代初，徐以驊率先提出重新研究和評價教會學校的問題(15)。1988年，曾巨生翻譯了Jessie G. Lutz撰寫的《中國教會大學史》(China and Christian Colleges, 1850—1950)。1994年，高時良著《中國教會學校史》，是中國內地第一部全面論述教會學校歷史的專著，作者提出：“對待教會學校，既要將它本身的運行過程同帝國主義對華侵略行徑聯系起來考察，又要從教育的相對獨立性、教育自身的客觀規律來考察。”教會大學的研究最大的推動來自80年代后期中美合作的“在華中西合辦大學研究”計劃。自1989年開始，中國教會大學史的國際學術討論會已先后舉辦多屆。首屆在華中師范大學的討論會編輯了《中西文化與教會大學》(章開沅、林蔚主編，1991年)論文集，考察了教會大學的起源，與中國民族主義運動的關系、教會大學的歷史地位及有關的著名人物。1992年，華中師大成立了中國教會大學史研究中心，并與香港崇基學院聯合主辦《中國教會大學史研究通訊》。在中外共同的推動下，教會大學史成為獨立的研究領域。1994年12月，由顧學稼、林蔚和伍宗華編輯的《中國教會大學史論叢》出版。其中有些專題研究甚至已達到細致入微的程度，如董黎的《中國教會大學建筑研究》(16)，即是對過去無人論及的教會大學中西合璧式建筑的演變特點作了較全面的論述。2000年，胡衛清的《普遍主義的挑戰：近代中國基督教教育研究(1877—1927)》出版。本書作者以基督教教育哲學為立論起點，廣泛運用多學科的知識和方法，征引豐富的中英文歷史文獻資料，構建新穎的立論模式和寫作框架，對晚清到民國年間的基督教教育作了實證性的考察和論辯性的評析。據不完全統計，大陸學者還發表研究教會大學史的論文約五六十篇，內容涉及教會大學的歷史地位及其評價、教會大學與中國教育現代化、與中西文化交流、與中國知識分子、與中國民族主義與民族運動的關系等多方面重要問題，取得了相當可觀的進展。
　　此外，傳教士與西學的傳播、傳教士與近代出版、傳教士與近代中國的慈善與醫療等專題研究都開展起來。
　　(五)區域研究及現狀的實證研究
　　二次世界大戰以后，西方學術界重視區域研究。20世紀七十年代后，部分西方學者提出了中國中心觀，倡導以中國為出發點，深入精密地探索中國社會內部的變化動力與形態結構。內容之一是把中國按“橫向”分解為區域，以展開區域性與地方史的研究。近年來，國內外關于中國歷史研究的重點，有從沿江沿海轉向內地，從經濟發達地區轉向落后地區，從全國性轉向區域性轉移的趨勢。在此基礎上，試圖對中國整體狀況進行把握。中國天主教史研究也順應了這一趨勢。陳支平與李少明合著《基督教與福建民間社會》(廈門大學出版社，1992)，論述唐代至現代基督教進入福建民間社會的發展及影響，偏重于近現代；林金水承担了國家中華社科基金項目“八五”規劃“福建基督教史”的研究，被認為是“很有價值的研究和探討，填補了空白”。師從于陳支平教授的張先清以《官府、宗族與天主教：明清時期閩東福安的鄉村教會發展》(2003年6月獲學位)，于2005年榮獲全國優秀博士論文。文章從區域社會文化史的角度，對明清時期閩東福安縣的鄉村天主教發展進行系統研究。認為明清時期當地鄉村宗族對天主教信仰的皈依，是天主教能夠深入福安鄉村社會傳播、發展的根本原因。正是由于一些鄉村宗族的天主教化，天主教信仰得以依附在這些宗族中，依靠地方宗族的力量不斷發展壯大，直至成為對當地民間社會生活具有深刻影響的一種區域性主流宗教。此外，數以百計的論文對中國西南、西北、東北各地區以及陜西、河北、內蒙、四川等區域天主教發展有論述。
　　近年來對天主教的實證研究與調查也呈上升態勢。有一些是重大課題研究，如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的《天津市農村天主教現狀與思考》(1989)、《閩浙兩省宗教問題的調查與思考》(1991)、《河南省宗教現狀調研報告》(1991)。上海社科院主辦的《當代宗教》經常發表有關基督宗教的實證研究報告。郭大松、田海林主編的《山東宗教歷史與現狀調查資料選》(上、下)(韓國新星出版社，漢城，2005)是對山東宗教歷史與現狀的一個全面調查；復旦大學哲學系劉平《家庭教會及其世俗的政治秘密》在調研的基礎上探討了當代家庭教會的活動形式、發展階段、階級及運作特點；河北省社科院徐麟《世俗化處境中的河北基督宗教，根據對河北省宗教教務人員的訪談及問卷調查，分析了當代青年宗教徒思想的“世俗化”特點(17)。
　　吳飛著《麥芒上的圣言——一個鄉村天主教群體中的信仰和生活》(香港，道風書社，2001)。作者以華北一個天主教村莊的田野調查為基礎，重新理解韋伯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中提出的宗教社會學命題，指出問題的癥結并不是宗教能否促進現代化，而是宗教究竟是否可能影響到倫理生活。新教的獨特之處在于它以一套有效的技術改變了日常生活的倫理；而作者所研究的這個天主教村莊中，天主教沒有形成這樣一套技術，只是在儀式和組織上形成了天主教群體、一個亞群體、一個身份群體，并未在倫理層面使天主教徒有異于普通農民。教徒因為天主教的特殊身份而在義和團、文革中遭受特殊的待遇，于是又引發作者對苦難問題的關注。天主教的群體認同很大程度上就是在對苦難的敘述中形成的。作者詳細討論了教友們的記憶、敘事等技術，觸及了人們對惡與受苦的態度，以及與神義論相關的一些問題。
　　吳梓明、陶飛亞、趙興勝等著《圣山下的十字架-宗教與社會互動個案研究》(香港道風書社，2005年)作者主要以泰安地區的幾個基督宗教教會為主進行研究，試圖“理解宗教與當地社會文化、民間風俗、其他宗教、教外人士及地方政府的關系”。尤其關注“基督教是如何受到中國社會文化、尤其是傳統宗教文化及政治的影響，從而產生了更具體的互動和改變。”作者回溯了滿莊天主教會與當地社會沖突適應的歷史，認為當地的天主教徒的國家民族認同趨勢也比較明顯，與其他宗教信仰間的關系也較和諧。對滿莊天主教徒信仰的宗族性傳遞，也作出了合理的解釋。作者在書中還大膽嘗試使用了國際前沿的“理性選擇理論”(Rational Choice Theory)。實際研究中運用了社會學及人類學上的觀察及參與方式，并與大量的檔案材料相結合。在這個課題里，當代西方新興的宗教社會學理論，人類學與口述史學的跨學科的交叉研究模式有了很好地運用。
　　康志杰長期研究湖北麻盤山天主教信仰情況，通過對當地天主教徒歷史、信仰、禮儀的觀察，闡發了天主教與當地村民的互動，認為天主教已與當地社會發生了良性的互動(18)。她還詳細考察鄂西北鄉村天主教的喪葬禮儀，認為教會禮儀與中國傳統文化的優秀因子產生了整和(19)。這種長期追蹤現狀研究正是以史學考證與理論見長的天主教研究界缺乏的。
　　陳村富《轉型期的中國基督教：浙江基督教個案研究》(東方出版社，2005年12月)是最新推出的一項個案研究。作者以浙江省溫州市和浙西地區的基督新教和天主教為典型個案，通過問卷調查的方式，用大量真實可靠的第一手資料詳盡地介紹了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中國基督教的新特點和新趨勢以及發展中所面臨的新問題，并對城市化和世俗化潮流中的當代中國農村基督教進行了橫向和縱向的剖析，重點研究了轉型期對中國基督教的特殊影響。這對黨和政府及相關部門及時掌握宗教動態、了解宗教變化、調整宗教政策，具有一定的現實意義和參考價值。本書把田野調查和數據分析的方法引入到中國基督宗教的研究中，突破了傳統的論述方式，既可供宗教研究者參考，又可作為普通讀者了解當代中國基督教的一個平臺。
　　以上是最近幾年的幾項區域個案研究，作者的這些探索顯然對當今天主教研究有著方法論上的啟示意義。
　　臺港澳門及海外的中國天主教研究
　　近年來，大陸、臺灣、香港的天主教研究雖然都有長足的進步，但各地的起點不一樣，社會和學術環境也各不相同，因此形成了各自不同的特點和優勢。臺港地區天主教研究繼承了大陸1949年之前的傳統。曾問學于陳垣的方豪就被認為是陳垣的學術繼承人。方豪的作品有1955年著《中西交通史》(五冊)，1966年著《李之藻研究》，1967年著中國天主教史人物傳》(三冊)，1969年編成《方豪六十自定稿》。此外還有穆啟蒙編著、侯景文譯的《中國天主教史》(臺北光啟社，1981年再版)，李志剛《基督教早期在華傳教史》(臺北商務印書館，1985年)，林治平《近代中國與基督教論文集》、呂實強《中國官紳反教原因(1860—1874)》等。今天臺灣的天主教研究以黃一農的明清天主教傳華史的研究最有特色。黃是出身理工科的無線電博士，以自己在邏輯推理和搜集資料方面的長處，成功地進入天文學史和天主教傳華史等多個領域，在國際上建立起了一定的聲望。近些年臺灣的大陸天主教研究因為受資料及政治環境的限制有些衰落，但仍有不菲的成果問世。劉鴻凱主編的《教會與中國》分各個專題，從獨特的角度審視了中國教會的發展史；臺灣本地天主教實證性個案研究非常興盛，成果頗豐。
　　香港在基督宗教史研究上具有得天獨厚的條件，她鄰近大陸，是中西學術交匯之地，加之研究資金充沛，且有高等學府宗教系和神學院校的學術支撐，又有較強的神學研究傳統，故始終能保持較高的學術水平，并能采用較前沿的研究進路，在某種程度上幫助確立了漢語中國基督教史研究的學術標準和規范。近年來，香港學者的中國天主教研究，取得相當的研究成果。梁家麟著成《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農村教會》(1998)，吳梓明與大陸學者合作的《圣山下的十字架》，大陸學者吳飛在香港出版的《麥芒上的圣言》關注的都是當下天主教的狀況。目前，兩岸三地的基督宗教文化交流活動越來越頻繁，大陸學者的研究成果經常先在港臺發表，香港學者的書也常拿來內地出版。這種情況加強了三地學者的合作，大大開闊了大陸學者的視野，促進了大陸學者采用新的理論和研究路徑，當然也取得了很多合作成果。
　　最后，海外學者的研究以美、法等國為主。1929年，在王治心之前，美國著名宣教史家、曾在中國担任教會教育事工的耶魯大學教授賴德烈(Kenneth Scott Latourette)出版《基督教在華傳教史》(A 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s in China)一書，直到今天仍是無法超越的鴻篇巨制。全書共分30章，有930頁，涵括景教、也里可溫教、東正教、天主教及新教來華宣教的千年歷史，為海外中國基督教史的研究奠定了基礎。但它對華人的宗教經驗無法充分地把握，故側重外國傳教士的在華活動。上世紀5、60年代以來，哈佛的一代漢學宗師費正清(John K. Fairbank)和他的同事及門生，開創從以西方為中心的“宣教史”到以本地教會為中心的“教會史”的中國基督教史研究模式，繼續引領海外中國基督宗教的研究潮流，當前國外、大陸和臺港不少從事中國基督宗教研究的新銳學者受其影響很大(20)。
　　法國漢學家史式徽的《江南傳教史》(中譯本 1983)論述精到，是研究區域史的杰作；沙百里所著《中國基督徒史》(中譯本，1998)則引人注目的將研究中心從熱點的傳教士轉向了向來被人們所忽視的本土信徒，開創了新的學術領域。謝和耐的《中國和基督教——中西文化的首次撞擊》是被視為完成天主教在華傳播史研究范式轉移的名著。意大利因是梵蒂岡的所在地，有著得天獨厚的條件，故能寫出《魂牽雪域——西藏最早的天主教傳教會》(21) 這樣區域天主教研究的作品。主要論述17世紀初期，葡萄牙耶穌會安東尼奧·德·安東德神父為首的天主教傳教士，從印度北部進入我國西藏開教及其失敗。連我們的東鄰韓國也有人開始關注中國的天主教研究。李寬俶的《中國基督教史略》(22) 內容雖然不深也不新，但作為教會中人和一個與中國遭遇同樣被侵略命運的國家的人，有著難得的同情與理解。
　　中國的天主教研究是一門國際性的學問，放眼港臺與海外及時了解最新的學術理論與方法，至為重要。近年來有影響的研究者如卓新平、劉小楓、陶飛亞、彭小瑜、章雪富、吳飛等，很多都有海外及港臺學習經歷。在這塊園地里如果充耳不聞，只能是坐井觀天，陳腐不堪了。
　　中國天主教研究前瞻
　　在天主教研究中，范式的轉換一直是非常重要的。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傳教史的研究經歷“文化侵略”、“文化交流”和“現代化”范式的轉換，打破了意識形態的束縛，從80年代后期成為中國近代史和宗教研究中的顯學。但是進入21世紀，三大范式的轉換之后，現代化范式已露出疲態，急需建構新的研究范式。王立新認為愛德華·薩義德等人提出的后殖民理論，特別對“東方主義”的批判會為基督教在華傳教史的研究提供新的視角和解釋框架。后殖民理論認為僅僅在現代化取向下關注對傳教士在華文化活動與中國新文化的建構之間的關系是不夠的，還需運用民族主義話語剖析傳教運動對中國傳統文化和信仰的解構性影響。這就向研究者展現了一個廣闊的研究領域，可以成為傳教史研究的一個重要取向(23)。相對于王立新指出的范式危機，在天主教研究方面方法論上的轉型可能更為急迫。中國傳統宗教的研究中有根深蒂固的歷史學傾向，對此，思想史家葛兆光表示出了憂慮，他認為研究者怎樣彌補史料的不足和穿透過去史料上的重重迷霧，“恐怕人類學的田野發掘是一個必要的手段(24)。”而這種被預期的中國宗教研究范式實際上在西方已是一種習慣范式。他們不僅在本國宗教研究中使用這種范式，而且很早就在中國宗教研究中運用此范式。象較早的Groot的《中國宗教制度》(The Religious System of China)六卷本就使用了此范式，至今西方的中國宗教研究者都習慣用這一范式。中國的天主教研究中卻有濃厚的史學傾向，厚古薄今現象較重，對建國以來的天主教尤其是當代天主教研究的欠缺，即是一個明證。
　　天主教史的研究，這是中國天主教研究最成熟的方向，有著幾十年的資料積累，而怎樣切入1949年以后的當代天主教史研究，仍是一個極大的挑戰。傳統的以歷史學、宗教哲學為擅長的研究隊伍，在宗教社會學研究方面處于失語狀態。未來天主教研究可能涉及天主教與其它宗教的比較與對話，天主教與我國少數民族地區的經濟與社會發展，中國天主教的歷史與現狀，天主教與區域社會的發展，天主教與當代中國的社會經濟發展，基督徒的終極關懷與現實生存，中國天主教發展的分析、展望與預測等熱點問題。對此，各個學科的單打獨斗顯然已無法滿足天主教研究的需求。轉換視角，吸納新理論新方法，擺脫駕輕就熟的傳統典范，走跨學科多途發展的路才能提升研究的層次。也就是說如何把宗教學、歷史學和社會學及人類學及社會心理學等相關學科不斷進行整合，堅持跨宗教的對話，從而把中國大主教研究不斷推向深入。雖然已經有不少的學者在此方面作出了成功的努力，但現在這個范式的轉移才不過剛剛開始。
　　對中國天主教研究的意義，卓新平先生曾這樣指出：中國基督宗教研究因其存在與發展存在一定的特殊性和惟一性，使中國的基督宗教研究具有獨特的、不可替代的意義，在世界基督宗教研究的學術論壇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25)。著名宗教學家何光滬認為：基督宗教研究“有助于中國學術界觀察與反思世俗社會制度，從中獲取有益的思想和教訓。也有助于國人破除傳統的天人合一觀恢復上下之分，認識到人本身及與其它造物的相互依存平等關系(26)”。應該說，這正是舊有的中國學術所缺乏的。這個論述應該引起我們的關注。中國已經加入WTO，伴隨經濟全球化的同時，必然是宗教文化交流的日益頻繁，中國社會將更為開放多元，信仰包容度將進一步增大。顯然，中國天主教的發展已進入新時代，對天主教的學術研究提出了更大的挑戰。搞好跨學科整合，探索新的研究范式，在關注歷史研究的同時不斷增強現實關切性，應是今日中國天主教研究發展的方向。
　　注釋：
　　①有關內容可參考錢國權：天主教在華傳播史的研究狀況概述，《甘肅社會科學》2005年第3期。
　　②何光滬：基督宗教研究對中國學術的意義，《中華基督宗教研究中心通訊》創刊號，2001年。
　　③劉天路/蘇位智：50年來義和團研究述評，《文史哲》2003年第6期。
　　④同上。
　　⑤李時岳：《反洋教斗爭的性質及其它》，《近代史研究》，1985年第5期。
　　⑥持此觀點的主要有覃光廣、馮利《關于中國近代教案研究方法的反思》；吳金鐘：《近代中國教案史研究綜述》，兩文均見四川省哲學社會科學聯合會編：《近代中國教案研究》，四川省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7年版。
　　⑦牟安世：《中國人民反對外國教會侵略的斗爭和中國近代史的主要線索》，《社會科學研究》1985年第4期；《再論中國人民反對外國教會侵略的斗爭和中國近代史的主要線索》，《近代史研究》1990年第2期。
　　⑧李時岳《反洋教斗爭的性質及其它》，《近代史研究》1985年第5期；覃光廣、馮利《關于中國近代教案研究方法的反思》，見四川省哲學社會科學聯合會編：《近代中國教案研究》，成都，四川省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7年。
　　⑨王致中：《封建蒙昧主義與義和團運動》，《歷史研究》1980年第1期；張玉田：《應當全面看待義和團運動》，《遼寧大學學報》1979年第1期。
　　⑩丁名楠：《義和團運動評價中的幾個問題》，載路遙編《義和團運動》，巴蜀書社，1985年。還可參考《五十年來的中國近代史研究》，上海書店出版社，2000年)
　　(11)呂大吉：中國現代宗教學術研究一百年的回顧與展望，《江蘇社會科學》2002年第3期。
　　(12)曹中建主編：中國宗教研究年鑒1996，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
　　(13)見卓新平、許志偉主編《基督宗教研究》第一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9年，第245頁。
　　(14)曾傳輝：中國內地基督教研究的現狀、影響與趨勢，見2004年臺灣真理大學舉辦“第六屆‘宗教與行政’學術研討會”參會論文：http: //www. au. edu. tw/ox_view/edu/religious/all-in-one-6th. htm
　　(15)徐以驊：基督教在華高等教育初探，《復旦學報》，1986年5期。
　　(16)此書系章開沅主編的《中國教會大學史研究叢書》中的1種，珠海，珠海出版社，1998年。
　　(17)“世俗化處境中的基督宗教”學術研討會，見曹中建主編《中國宗教研究年鑒2001—2002》，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
　　(18)可參考《論當代天主教禮儀文化的若干特點》，載趙建敏主編《天主教研究論輯》第一輯，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4年。還可參考：關于湖北磨盤山神權社會的考察，《世界宗教研究》2004年第3期。
　　(19)“現狀與走向”國際學術研討會綜述：http//: www. philosophyol. com. htm
　　(20)有關臺港及海外的教會史研究可參徐以驊：教會史研究之今昔，香港，《恩福雜志》，總第16期。
　　(21)[意]G. M. 托斯卡諾著，伍昆明、區易炳譯，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1998年。
　　(22)[韓]李寬俶：中國基督教史略，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8年。
　　(23)王立新：后殖民理論與基督教在華傳教史研究，《史學理論研究》，2003年第1期。
　　(24)葛兆光：中國宗教史研究百年回顧，載《中國宗教研究年鑒(1997—1998)》，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0年。
　　(25)參見卓新平：當代中國基督宗教研究，見《基督宗教研究》第1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9年。
　　(26)何光滬：基督宗教研究對中國學術的意義，《中華基督宗教研究中心通訊》，創刊號(2001年)。

南京曉莊學院學報69～77B9宗教荊世杰20072007
中國/天主教/研究/綜述
　　China/Catholicism/summary
A Review and Foresight Into Research on Catholicism in China Over Past 50 Years
　　JIN Shi-jie
　　( History Department,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3, Jiangsu)
The research into Catholicism in China after 1949 may fall into two stages: from 1949 to 1978, it was dominated by ideological needs; after 1978, with the study of different cases, the academic research began to be enhanced. Both the depth and scope of the research have reached an unprecedented level after the mid 1990' s. The research in different phases has shown their distinct emphasis and forms and has achieved significantly.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research into Catholicism, it is faced with the challenges brought forth by academic transition and interdisciplinary integration.
建國后中國天主教研究可以分成幾個時期，1949～1978為第一時期，研究受意識形態左右；1978年之后從教案研究開始學術性逐漸增強，90年代中期以后研究的深度和廣度空前。各階段研究呈現出不同的側重和范式，取得了不菲的成就。天主教研究的進一步發展，面臨學術轉型的挑戰和跨學科整合的任務。
作者：南京曉莊學院學報69～77B9宗教荊世杰20072007
中國/天主教/研究/綜述
　　China/Catholicism/summary

網載 2013-09-10 20:5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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