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重內輕的末世景象

簡體傳統

這些年來，從國內到國外，對于中國的現實和未來，有兩種截然不同的聲音，從前些年在海外轟動視聽的章家敦《中國即將崩潰》，到近年在大陸推出的約翰·奈斯比特《中國大趨勢》、馬丁雅克《當中國統治世界》，作者都是外國人，都曾在中國長期生活、工作，卻得出了幾乎相反的結論。不過有一點是相同的，他們都認為中國正處于巨大的變化之中，變化的過程并沒有完成，還有許多不可測的未知因素，正因為如此，他們紛紛寫書，將自己的看法公布出來，預測未來變化的趨勢。毫無疑問，章家敦的聲音完全被封鎖在大陸之外，這是當局不喜歡、也是絕對不能接受的聲音，與此相反，約翰·奈斯比特則成了座上賓，備受禮遇，被捧得神神乎乎，而這本書本來就是天朝授意他寫的。馬丁雅克的書，憑這個書名也能得到他們的好感。內有權力依然在手的僥幸，外有約翰·奈斯比特這些的洋人吹鼓手，確乎足以讓權力自我陶醉，讓他們沉浸在“盛世”的感覺里不能自拔，“中國模式”不僅使他們可以繼續掌權，甚至可以普照四方，通吃全球。在這種感覺當中，“違背人民的意志，最終只會是死路一條”之類話無疑是不中聽的。“盛世”畏懼危言，“盛世”不需要危言。然而，在官方大吹特吹的“盛世”當中，在窮鄉僻壤，在街頭巷尾，在菜市場，我處處感受到的卻是末世景象。

世風日下，正氣蕩存，腐敗如同水銀瀉地一般無孔不入，官場之糜爛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這些年來，似乎無堅不摧的體制不斷地將一切正直、有良知的人邊緣化，乃至排出這個體制，使這個體制看上去真的如鐵板一塊，如同無縫的雞蛋，只是雞蛋的里面一天天在腐爛。在這個人民只剩下自焚權利的時代，依賴體制為生、在體制內已得到好處或正得到好處、將得到好處的人，逐漸變成了一種極端冷酷無情的體制化殺手。他們的冷酷無情，與嗜血魔王斯大林、毛澤東們掌權時代不大一樣，那個時代的冷酷往往是基于權力斗爭的需要，基于那一套富有欺騙性的政治話語，那一套自以為可以改變人類命運的烏托邦藍圖，那些幻覺在相當長的時期也確曾欺騙了千千萬萬的人，其中包括許多像羅素、魯迅、羅曼羅蘭這些來自不同民族具有大智慧的知識分子。那些為斯大林、毛澤東充當打手和殺人工具的有許多也是受愚弄，受騙上當的，并不一定是喪失了基本人性的嗜血動物。相比之下，今天中國職業的體制化殺手則不過是一些赤裸裸的功名利祿之徒，他們的冷血、嗜血并不是為了權力斗爭，更沒有自己的政治追求，他們深知自己只是體制機器上一顆微不足道的螺絲釘，可有可無，但是這個體制為他提供了腐敗的機會，可以給他帶來物質上的享樂，借助這個體制他可以撈取巨大的不合法的利益。既然有這樣的誘惑，明知自己所干的事是那么骯臟不義，明知在傷天害理，哪怕找不到一點冠冕堂皇的理由，也在所不顧。在誘人的利益面前，他們可以對弱者的吶喊、呻吟置之不理，乃至對弱者的自我犧牲也不為所動，喪失了最后一道人道、人性的底線，徹底淪為體制化的職業殺人，那個在唐福珍自焚之后在媒體上大放厥詞的成都金牛區城管局局長鐘昌林就是一個典型。

鐘昌林在中國各地隨處可見，是這個時代最具有普遍性的體制化殺手，唐福珍是他們逼死的，謝朝平、譚作人、劉賢斌們是他們抓的，最近發生在江西的自焚事件也是他們逼成的，表面上他們正在捍衛現存體制的利益，實際上他們也是這個體制的掘墓人。若沒有他們長期以來的制造的種種血案、冤案，這個體制也不至于像今天這樣遭到千百萬國人的側目而視。以追求利益最大化為主要訴求的地方政府，正是仰仗大批鐘昌林式的工具與民爭利，無往而不勝，鐘昌林們敢于作惡、面對死人不僅無動于衷而且毫無歉意，根源于地方既得利益集團對他們的保護。地方政府的氣焰為何如此囂張？可以不顧天下滔滔輿論，為非作歹，一言以蔽之，今天已經是一個外重內輕的時代，朝廷的權威不足以號令地方，權力的重心日益失衡。

由于自身喪失了變革的動力，以實用主義為最高追求的朝廷變成了一個沒有理念、沒有路線的食利集團，缺乏政治的合法性（未經廣泛認可的公開選舉定期授權），更無道義的合法性，不再是代表人民的正義化身，在地方勢力集團眼里也失去了任何光環，不再有任何神圣性，既無一言九鼎的權威，也不可能指望令出必行，更嚴重的是朝廷處處要仰賴地方勢力的撐臺，讓這出你騙我、我騙你、大家騙來騙去的“盛世”大戲繼續唱下去，必須遷就下面，許多時候必須屈從下面的意志。房地產市場也好、拆遷征地也好，朝廷出臺了那么多禁令，很快都被地方消解，就是很好的證明。唐末藩鎮割據、清末的督撫坐大，就是末世景象，今天只不過以另一種形式出現而已。一部中國史，每當王朝末世，一方面腐敗盛行，在朝的顯赫親貴攫取了巨額社會財富，成為豪門，上上下下爭起效仿，貪婪地追逐利益，一方面是外重內輕，令不出紫禁城，最終只能以王朝崩潰告終。今天的這幕大戲最終將怎樣收場，無法逆料，但是這一天不會太遠，時代的帷幕已在徐徐落下，尚未安排好移民后路的作惡者看來要抓緊時間了。

前些天，一位對中國未來極為悲觀的朋友閑聊時說，我們遭遇的是人類有史以來最狡猾、最殘酷、最具有應變能力的政權，往好的方向演變的可能性一點也看不到，前景大不樂觀。我也不是一個樂觀主義者，但不大同意他的這個看法。我說，最狡猾恐怕談不上，現在能爬上權力舞臺去的充其量不過中人之資；殘酷固然是殘酷，但是比起毛澤東時代，已經沒有那么殘酷了，隨著時間，就是想殘酷也未必殘酷得起來，毛時代殺人如麻，大張旗鼓，全民動員，有膽識、有担當的林昭、遇羅克僅僅因為思想言論就被殘酷地槍殺，到華國鋒時代還殺了王申酉、李九蓮等人。與那樣的殘酷相比，今天只能算“次殘酷”，就連抓人也是悄悄地干活，如同鬼子進村，見不得陽光，不僅媒體不敢報道，也巴不得將外部世界的聲音遮蔽了；至于最具有應變能力，這些年來在統治技術上確有許多改正，比如干壞事不留文字，沒有片紙存檔，只打電話傳達，比如不敢在《人民日報》、新聞聯播批判他們討厭的人，甚至連文件也不發，仿佛什么也沒有發生，但是這不能證明統治術的提高，只能證明權力的弱化，正當性的缺失，沒有足夠的底氣振振有辭地去做壞事。如果真的具備強大的應變能力，就是在社會變革的呼聲逐漸高漲，來自民眾的火山待發的壓力面前，有足夠的勇氣坐在對話的桌子上，和平開啟一個對話時代，通過不流血的對話來完成制度轉型，避免社會崩潰、天下攘攘不安、無法收拾，真正“從制度上解決權力過分集中又得不到制約的問題”，這是今天中國的中心問題，是一切問題背后的問題，或者叫元問題吧。只要這個問題一天得不到解決，這個時代就將繼續糜爛下去，如同聞一多的《死水》一般：

這是一溝絕望的死水，

清風吹不起半點漪淪。

不如多仍些破銅爛鐵，

爽性潑你的剩菜殘羹。

我們正處于前所未有的“盛世”，還是一個“死水”般的末世。不同處境的人可能會有不同的回答，答案卻只有一個。我們千萬不要忘掉聞一多另外還有一首詩《一句話》：

有一句話說出來就是禍，

有一句話能點著火。

別看五千年沒有說破，

你猜得透火山的緘默？

說不定是著了魔，

突然晴天里一個霹靂

爆一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