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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5年，北京、富陽兩地舉行了紀念郁達夫殉難四十周年座談會與學術討論會，對郁達夫一生及其創作個性作了應有的評價，確認了郁達夫作為“一個天才詩人，一個人文主義者，一個真正的愛國主義作家”[1]的歷史地位與文學地位。無疑， 這為新一輪研究奠定了良好基礎。同年出現的文學方法革新的浪潮，推動了文學史研究突出文學本身特點、作家研究突出作家自身主體地位的發展，又給郁達夫研究提供了一個符合文學本質、效用的理論視角契合點。之后，《郁達夫研究通訊》刊行，不僅為研究者交流了信息，而且為部分學者、后起之秀提供了“自己的園地”。10年來的郁達夫研究，就是依靠了上述三者走上了新途，出現了新的研究格局，展現了新的風貌，取得了可喜成果。據不完全統計，10年國內外出版專著、編著、譯著、傳記20余種；論文、史料、考證、箋注100多篇，各類文集相繼重新付梓；《金秋桂花遲》、 《春風沉醉的晚上》、《郁達夫》、《郁達夫之死》等電影、電視劇、傳記片也先后拍攝了不下六、七部。
　　　　　　（一）
　　郁達夫是在本世紀中外文化撞擊中成長的作家。民族文化傳統培育了他的藝術良知與耿介不阿的道德操守。“五四”新文化運動與西方文化的熏陶，又給予了他作為“現代人”應具的現代化品格。在思想意識和人格觀念上與傳統文化培育下的封建士大夫有著很大差異。這種歷史的困惑，本身就揭示了研究者只有將作家自身的主體地位與靈魂物化的結晶——文本置于一定的文化背景與理論視角——“五四”新文化運動和以“人文主義”思想體系為基礎的“人的文學”觀念的確立的大背景下予以檢視，才能真正看清對象本身的豐富性與復雜性，才能揭示郁達夫作為一個具有現代品格的真正文人的深刻意蘊與豐富涵義。
　　1986—1996期間對郁達夫小說的研究，就是在這種理論視角和文化意識下展開的。
　　把郁達夫的早期作品，置于“五四”特定的文化背景上，試圖從文學本義——人學這個觀念闡述郁達夫早期小說的意義及其作家的藝術良知，是視角相似的幾篇專題論文的共同點[2]。研究者認為， “五四”以后中國先進的知識分子為解救危難的中國，尋求一個嶄新的國家而進行了艱苦探索。他們的注意力首先集中在對傳統國家觀念的洗刷和更新上。聞一多、艾青、戴望舒等人的詩作所表達的是一個“現代化”的、理想的、甚至是一個紅彤彤的完美的中國。而郁達夫等創造社作家雖然也為同一目標奮斗探索，但是他們似乎更注重文學的本義——人學觀念，更注重闡發人的自我價值，注重人的自我解放和覺醒，更契合“五四”人文主義精神。這種精神在文學上的表現，則為“人的文學”主張的提倡。其觀念結構則以“靈肉合一觀（自然人性論）為基礎，以個性主義與博愛型人道主義為兩個主要的理論支柱……”[3]。 周作人在《人的文學》中所說的人道主義，實際上就是以上述理論為基礎的“一種個人主義的人間本位主義”。但他只是從本體論上對人性和人的價值進行闡述和張揚。而郁達夫則以自己的藝術實踐使這種“主義”的現代意識脫離傳統思想的鉗制，在人類歷史與“五四”人文思潮的發展中，獨立不羈，超然放達，摯著地追求個性自由，充分展現個體生命潛在、動蕩的激流，實際上已涵攝了龐大的歷史與文化內容。從這個意義論，郁達夫前期小說的全部意義在于他藝術地把握了“五四”人文主義精神發展的理性要求，即把自己對人生、對國家、對民族的責任感轉向到對藝術、對文學的責任感。這種“責任感”，在他早期作品所表現的中國人深受日本人侮辱而產生的屈辱感往往是和中國落后的焦慮感聯在一起的。因此，現代人的苦悶，靈與肉的沖突，常常成為他早期作品的主題，而在表現形式上，又往往是外向的、政治的、社會的。他抨擊黑暗，揭露時弊，訴說苦悶，詛咒島國的“狹量”、“險惡”、“無情”和故國的“群魔亂舞”、“百鬼成行”……屈辱與憤恨，焦慮與無奈、率真與無情的情感表現了一個文人的藝術良知。
　　文學是“人學”，是“人心史”。文學的主體意識就是人的主體意識。郁達夫前期作品通過人的精神個體和生命欲求，通過主體的心態與生態描寫，不僅藝術地再現了“五四”人文主義思潮發展的理性要求，而且也表明了“五四”作家以適合現代人審美情趣的筆法反映現代中國社會生活及其情緒感興的文學形態，體現了中國文學現代化的基本內容，是具有鮮明現代意識的。
　　郁達夫小說現代化品格研究的專題論文不多。進入90年代，思維、視角、觀念較新穎的當為《論創造社文學的現代化品格》[4]。 作者把郁達夫等創造社作家“獨立不倚的精神和踔厲風發的意氣”視為“五四”時代個性解放，“思想奔放的現代化文學品格的典型體現”，認為這種精神和意氣本身，就是“這一社團的現代化人格形象”。郁達夫的《沉淪》以哀傷幽婉的語言訴盡了時代青年的人生苦悶和青春悲哀，喊出了個性、人性的肯定、解放和發展的時代要求。這種鮮明強烈的現代化品格“投合著那個時代覺醒了的‘現代人’的心，在客觀上充任了‘五四’時代精神的典型體現者角色，應合了這一時代對文學創作主體的現代化要求。”在創作中，則“典型地表現為現代人生活感興和現代人生真諦的文學形態”，直接表現現代社會中現代人的感興情緒。《沉淪》乃至“于質夫”系列小說中的情感病態和“凄切的孤單”等“零余”之感，甚至顯露出來的對于既成道德秩序抑壓不住的超越和反叛，無論是亢奮熱烈的還是灰冷感傷的，“都是‘五四’時期這個特定時代氛圍下具有敏銳感知的現代人所普遍領受或樂于認同的。”郁達夫等人的創造社文學之所以能產生這樣巨大影響，學者也都樂于把“五四”時代精神與郁達夫等人的創造社文學表現的現代情緒、感興直接聯系起來，是因為他們的作品“在現代化氣息的強烈性和集中性上典型地展現了‘五四’時代風采。”
　　然而，我們看到，“五四”時期的新文學作家幾乎都用現代感知的方式進行創作。他們的區別又在哪里？研究者以同時代的魯迅作比，不僅顯示了主體的全景意識，而且在比較中，更顯示出郁達夫小說文體的全新意義。誠如研究者指出，魯迅的現代感知主要體現在社會主體、民族主體的理性自覺的價值追求上。他的文學選擇旨在“攖策人心”，讓國人脫棄愚鈍麻木而敏于自覺。魯迅的全部文學業績使得他成為一個冷峻而理性的現代感知形象。而郁達夫等人的現代感知則“主要立足于自我主體，從自我強烈的情緒感受出發，努力反映現代生活的脈搏與氣息。表現現代人的心理感應和生命節律。”作品中的表現形態便是自我情緒、時代情緒和普遍的人類情緒。作為這種美學選擇和文學傾向的理論表述，就是強調情緒表現是文學的本質。
　　誠然，情緒表現傾向是郁達夫等創造社文學現代化品格的體現與表露。這種以情緒表現的作品，被當代學者稱之為情緒小說、抒情小說或散文化抒情小說[5]。即以抒情為其主導藝術功能的小說。 這種小說對于傳統意義上的情節小說而言，是一種全新的小說構成方式。其出現的全部意義就在于：首先它意味著“小說審美素質的增新”——小說開始向人的心靈世界開掘，探索人的心靈底蘊。人的情感、情志、心緒成為小說建構的主體；其次，“表現了小說審美功能的開始進入一個多元化的時代”，小說不僅擁有敘事功能、描寫功能，而且開始真正擁有了抒情功能。這為小說從實踐上而不僅僅是在觀念上擺脫了以往通俗文學的地位而大踏步邁入純文學領域創造了重要條件；再次，表現了小說文體體式的發展與更新，傳統的故事型講述體已不再適應時代的需要。研究者把這種文體體式的特征歸納為情節敘事因素的淡化或弱化和情感因素的強化，敘述視角的“內轉”。認為這種變化必然會加強創作主體心理體驗的內容與初始狀態情思的抒發和作品中人物豐富復雜的心理情緒的表達，而兩者又往往交融為意境、氛圍和情調。
　　郁達夫小說的情緒化傾向及其審美特征，已被多數研究者認可，并正在從文藝心理學、美學、精神分析學等多種學科中尋找或建構其相應的理論。《情感在郁達夫創作中的審美作用》、《論郁達夫小說的零余者形象》、《郁達夫與西方文化散論》、《郁達夫早期文藝美學思想論稿》以及《郁達夫文學批評探索》等都作了有益的探索[6]。
　　　　　　（二）
　　郁達夫在《中國新文學大系·散文二集導言》中所說的中國現代散文的特征——個人的發現，取材范圍的擴大，人性、社會性和自然性的調和——雖然早被學術界接受并認可，但是對作家本人藝術實踐的審視與評價并未到位。1987年，研究者帶著重新估價的行為心理，再次闖進了這個尚待重新開拓的領域。
　　把郁達夫的散文與周作人并列，稱為“現代散文的開拓者”[7] ，表明了研究者的見地。在“五四”文學革命運動前期的文藝作品中，散文創作雖然可說為“一枝獨秀”，但是大都是些不著邊際的議論。周作人提倡“美文”，即后來所謂的“小品文”，其敘事與抒情兼而備之，詩與散文揉合的新型文體，為傳統散文向現代散文的過渡作了理論準備。同時，他矯然獨步，致力于“言志”的個人主義和“趣味主義”的“小品文”創作，為后來者郁達夫等人推許贊譽。郁達夫的散文正是沿著周作人的路子，努力表現自己的個性。無論是記敘個人經歷遭遇的抒情文，還是描繪山川勝景、自然風光的游記隨筆，都可以看到作者的經歷、思想、感情；看到他毫不掩飾的痛苦和歡欣、憂傷和憤懣。郁達夫的散文是他的“生命史”、“情緒史”。這種“情緒式”的言志散文，顯示了傳統散文向現代散文過渡的特征，為現代散文的發展奠定了良好基礎。
　　郁達夫強調散文創作的“個性”，他解釋“個性”是“個人性”與“人格的混合”；贊同林語堂等人提出的“個人文體”——即“隨心所欲，隨情所欲”的概念；他恪守傳統散文的要旨，但又反叛嚴守古圣昔賢明訓的“心”，崇尚古雅模范六經的“體”。用一種不拘形式家常閑話似的體裁，寫自己的思想、發自己的聲音。因此，他的散文是一種敘事與抒情為一體，描寫議論抒懷相結合，漠視小說與散文的界限，介于詩與散文之間的新型文體。這正應和了周作人所謂“美文”的要旨。從這個意義論，視郁達夫為現代散文的開拓者當不過分。
　　但是，郁達夫散文研究在相當一段時間內，只停留在平面掃描的層面。以藝術品具有評判生活現象功能的傾向為立論支點。因而在諸多論述特別是綜合性的描述中，以捋理作家散文創作的發展線索與特點見多。以“感傷的行旅”與“屐痕處處”為前后期散文的分期，為研究者認可。前期以寫個人心境的敘事抒情散文無多歧義；后期以描畫自然風光為主的紀游散文，有研究者認為，作為“軟文學”，藝術上是“精進了”，但是“作品的社會意義要小得多，弱得多。”對此，我們不作理論。但是，如果把郁達夫在1935年寫的《靜的文藝作品》中關于靜的遁世文藝的論述細加究索，就不難發現，這種藉游記為淑性陶情之具的個人因素，并未消磨精神跋涉和心靈追求的情志。從文藝本身說，它原不是無價值的消閑品。
　　郁達夫的抒情散文，為我們提供了他的情感真實。在他用這種文體表現自我時，真正把現代意識注進了散文。然而，遺憾的是，這種具有現代意識的作品并未得以真正現代意義上的闡述，致使這個領域長期處在徘徊不前的狀態。1990年，蘇州大學的兩位年輕學者發表了《女性的四種意象與孤獨的靈魂漂流——郁達夫精神分析》[8]， 可謂是空谷足音，打開了這個沉悶局面，帶來了新的生機。兩位作者試圖用精神分析法揭示郁達夫人格、靈魂和生命力的表述的超群功力以及散文所具不衰生命力的真正底蘊。文章說，郁達夫漂流不定的靈魂“集中在他的與女性交往中予以鮮活展開和體現”。作者把郁達夫交往的女性分為四種意象，分別代表他在不同區域的孤獨程度，代表他孤獨情感的不同層面。作者立論本身契合郁達夫頗具個性色彩的精神個性和他“生活藝術化，藝術生活化”的立論基礎——“生命意識”的哲學主張，更契合郁達夫審美態度的多向性傾向。倘若文章以此論述作結，那最多只能說作者用精神分析法闡述了郁達夫孤獨情感的不同層面，然而作者卻用不無睿智的語言深刻揭示了這種孤獨蘊涵的時代、社會內容：“更多的是他郁憤悲涼的內容方面，竟然承受著民族和階級的重荷。”郁達夫的性愛，“不只是兩性的情感內容，而更多的則是一種時代、社會的內容，是人與世界的聯系方式體現。”
　　如果說，郁達夫的抒情散文是以精神個體和生命欲求來承載民族和階級的重荷，那末抗戰時期的政論、雜文、隨筆等作品，則體現了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品格，從而為我們提供了凝結著民族文化品格，飽和著情感血肉，又充分體現著歷史生活本真狀態的形象與事件。從這個意義論，抗戰作品與前期抒情散文，乃至于小說，其精神意蘊、文化內涵均都相通。
　　研究者注意到，對郁達夫在抗戰時期的作品及其抗日活動作客觀分析、評價時，將文人良知與生命亮色置于1937—1945年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特定背景下檢視，更接近生活的原生態，更具真實性、可感性。《忠誠的反法西斯戰士》、《郁達夫在福建的活動》、《郁達夫——蓋棺論定的晚期》[9] 都以翔實史料描述了一個杰出的愛國主義作家在民族危亡之際投身于抗日洪流的動人事跡。讓人信服地看到一個以民族解放運動為己任，號吹在前，身先士卒，吶喊鼓噪，以身許國的“真正文人”的身影。這個身影凝聚著中華民族幾千年積淀的精神文化品格。由于研究者把作家自身主體的抗日活動與創作放在社會大變革的背景上，用焦點透視方法深入細致地探究，因而給讀者一個較為完整，切合實際的人格形象。
　　1985年前，由于史料的短缺，郁達夫在海外7 年發表的作品及其抗日救亡運動，知者甚少。根據僅有作品作系統研究的評論，亦未見。1990年后，這個課題有了進展，取得了一定成果。《郁達夫海外文集》[10]（以下簡稱《海外文集》）與《蘇門答臘的郁達夫——太平洋戰爭與中國作家》[11]的出版，不僅為郁達夫的海外活動提供了較為完整翔實的資料與史料，而且為郁達夫“蓋棺論定”的晚期提供了無可辯駁的佐證。
　　《海外文集》是迄今輯錄郁達夫最后幾年在海外發表的作品較為完整的集子。從內容說，時局政治、軍事經濟、僑務外交、文化教育、工人學生運動、游記、隨筆、書評漫筆……一應俱全。它集“散”、“論”、“雜”為一體，寫得真誠樸素。可以說，這些作品是郁達夫晚期為人為文的總結，體現了作者一直恪守的對民族、對祖國的愛和對法西斯侵略者的恨。它浸透了一位“五四”新文化運動先驅者對歷史、對時代、對民族和國家的沉重歷史責任感。
　　但是，郁達夫的一生畢竟是復雜的，捋理出一條較為鮮明的發展線索，或許能更清晰地勾勒出作家為人為文的品格。有的研究者把郁達夫給文人下的定義——“能說‘失節事大，餓死事小’這話而實際做到的人才是真正的文人。”——視為“始終一貫的鮮明主線”。根據這一“主線”，作了這樣頗有意味的概括與評價：“郁達夫的晚期，是不斷從小我走向大我的最后一程，而不是作家到戰士的突變。他仍然是寫《沉淪》的郁達夫，仍然是伴隨著悲憤、誤解、貶抑、孤寂而掙扎奮進的郁達夫；也仍然是那個為人類的不平而狂叫，為新文學的曙光而歡呼的郁達夫；是那個當創造社奄奄一息，放棄一生中第一次拿到的大學最豐厚的待遇，還要忍受著戰友譴責，獨自跑回上海挑起創造社出版重担的忍辱負重的郁達夫；也仍然是那個傾心于伯夷、叔齊、嚴光、陶淵明、文天祥、謝皋羽的崇高靈魂的郁達夫。”[12]
　　是的，他不是“戰士”，是個文人，一個將個人情感逐步向民族國家情感轉化的文人，一個將精神個體和生命欲求轉化為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品格的“真正文人”。
　　　　　　（三）
　　郁達夫雖然成名于小說，但他的舊體詩卻被推入新文學運動以來一流詩人的行列。郭沫若說：“達夫的詩詞實在比他的小說或者散文還好。”[13]夏衍認為在新文藝家的舊體詩人中，“魯迅、郁達夫和田漢可稱三絕”[14]。劉海粟坦誠，“郭沫若兄才高氣壯，新詩是一代世匠，但說到舊體詩詞，就深情和熟練而言，應為退避達夫三舍。”[15]誠然，郁達夫的舊體詩無論是數量（據不完全統計，共367題，582 首， 其中詩357題，571首；詞10題11首）還是質量都遠邁同代詩人。但是，1985年前，學術界對郁達夫詩詞的研究除了幾篇零星小文與新加坡鄭子瑜的論文外，幾乎看不到較為系統的研究與評論。1985年后，出現了可喜現象，雖然不成氣候，但有了較好開端。綜論、評點、箋注、論述等各類文章見諸于幾十家報刊雜志。
　　舊體詩研究的最大困惑是背景材料，歷史人物的辨偽考證。因此，考證、詮釋、箋注是舊體詩詞研究的基礎。1993年，蔣祖勛、蔣祖怡的《郁達夫舊體組詩箋注》出版，填補了這個空白。“組詩”選注了郁達夫詩詞22組（詩158首，詞一闋）。 內分“注釋”和“賞析”兩部分。注釋詳略得當，深入淺出；賞析不拘一格，讀詩論詩，可窺見郁詩源本所出。從某些作家作品的評述中也可略見郁詩嬗變的軌跡。此書的出版，標志了郁達夫舊體詩詞研究的突破性進展，為深入探索郁達夫舊體詩詞的特點、嬗變及其藝術風格鋪下了堅厚的基石。
　　郁達夫舊體詩詞的藝術及其風格探索，一直是這個領域的弱項。在幾篇專題論文中，分類基本相同：一、愛情詩；二、政論詩（包括詠史詩）；三、論詩詩；四、山水詩；五、異國風情詩。研究者認為，愛情詩纏綿哀艷，尤多用事，且為朦朧，但失晦澀；泳史詩反是；論詩絕句，則突出表現了作者舊體詩的造詣所在，不僅可以窺探詩人才、學、識的造詣，而且亦可通過它來探索其舊體詩詞的淵源。而且在寫法上亦有獨致的特點。特別是“以事論綱”的寫法，突破了傳統“以人為綱”或“以人帶事”的窠臼。不盡人意的是，這個課題至今未深入開掘[16]。
　　一般認為，郁詩中的感愴世事，俯仰身世，針砭時俗是承龔定庵“恕中晚”文學觀之遺緒；沉郁、憂傷、纏綿悱惻之情調則受李義山、吳梅村影響；其俊爽、溫婉而又不失陽剛之氣的格調則沿杜樊川“不務奇麗、不涉習俗”一路。從而形成了郁詩“溫婉而又不失陽剛之氣，豪壯而無劍拔弩張之態；大處著眼，不拘于小節，絕無艱澀隱晦之病”的藝術特色。這種特色使郁詩呈現出“妍華、俊爽、深婉”的風格。
　　郁達夫舊詩詞研究中最為棘手而困惑研究者的問題是對《毀家詩紀》的讀解與評析。長期以來，一些嚴肅的學者很少問津。一方面固然是詩中之旨撲朔迷離，難以盡悉。但其根本是研究者不愿踏進這容易惹起是非的泥淖，何況當事人尚健在。但是，“詩紀”的豐富意蘊又是揭示郁達夫審視生活及其性格的重要側面。因而，分析激情的來由和暴露目的，從宏觀探究其深致的歷史與文化意蘊，成為部分學者研究的主要視點。誠如有的研究者說，郁達夫之所以調動一切藝術手段渲染他心碎的愛情和那種灼人的憤恨，其“矛頭所指并非王映霞，而是那位曾經是呈請國民黨中央下令通輯魯迅、郁達夫等人的浙江省教育廳長許紹棣。也正是他恰好又在抗日戰亂中成為闖入他的私生活的第三者。于是許在郁達夫心目中就成為反動派和一切卑劣行為的典型”。作為佐證的材料即是收錄在《海外文集》中的一篇政論[17]；另一佐證便是郁達夫寄稿陸丹林的附信[18]。作者以此論證郁達夫發表《毀家詩紀》的目的則是“為了向政府當局、向社會控訴”。
　　論證是否切合文本，有待新的成果。
　　（編者說明：本文原有第四部分對郁達夫文藝論著研究述評及第五部分對郁達夫與西方文學、日本文學的比較研究述評，刊發時從略。）
　　注釋：
　　[1]胡愈之在1985 年首都紀念郁達夫殉難四十周年座談會的講話。轉引自蔣增福著《郁達夫及其家族女性·序》。浙江文藝出版社1993年10月版
　　[2]見陳其強《郁達夫與日本文學》，載《浙籍作家論叢》， 上海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年5月版
　　[3]見羅鋼《周作人的文藝觀與西方人道主義思想》， 載《現代文學研究叢刊》1987年第4期
　　[4]朱壽桐：《論創造社的現代化品格》，載《文學評論》1992 年第6期
　　[5]見季桂起：《關于“五四”時期的抒情小說》， 載《文學評論》1995年第6期；解志熙：《新的審美感知與藝術表現方式》， 載《文學評論》1987年第6期
　　[6]均載《郁達夫研究通訊》第3、6期；《富春江》1988年第 4—5期；丁亞平的《郁達夫文學批評探索》，載《文學評論》1994年第9期
　　[7]見張恩和編著《郁達夫研究綜論》，天津教育出版社1989年7月版
　　[8]喻季欣、 吳躍農的《女性的四種意象與孤獨的靈魂漂流—郁達夫散文精神分析》，載《郁達夫研究通訊》第7期，1990年
　　[9][10]蔣增福的《忠誠的反法西斯戰士》， 張均的《郁達夫在福建的抗日活動》，均載《富春江》1995年第6期。 郁風的《郁達夫—蓋棺論定的晚期》，載《郁達夫海外文集》，郁風編，三聯書店1990年版
　　[11]《蘇門答臘的郁達夫——太平洋戰爭與中國作家》，鈴木正夫著，日本東方書店1995年5月31日版
　　[12]見郁風《海外文集·編后隨筆》，同[9]
　　[13]見《郁達夫詩詞抄·序》，于聽、周艾文編，浙江文藝出版社1981年1月版
　　[14]見夏衍《憶郁達夫》，引自張ｋūｎ＠①《郁達夫舊體詩詞的成就及其風格特點的探索》，載《富春江》1988年第2期
　　[15]見《文匯》1985年第8期
　　[16]張ｋūｎ＠①的《郁達夫舊體詩詞的成就及其風格特點的探索》所持觀點與蔣祖勛、蔣祖怡基本相同
　　[17]題為《抗戰中的教育》
　　[18]附信說，不要稿費，只要十冊書，另外以他的名義分寄給蔣介石、葉楚愴、于右任、邵力子、柳亞子。見郁風《郁達夫海外文集·編后隨筆》
　　字庫未存字注釋：
　　　　＠①原字為兩方下加土
浙江師大學報：社科版金華45～49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陳其強19981998 作者：浙江師大學報：社科版金華45～49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陳其強19981998

網載 2013-09-10 20:5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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