露重飛難進，風多響易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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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重飛難進，風多響易沉。

[譯文] 露水太重，難以飛行；風太大，鳴聲也受阻。

[出典] 駱賓王《在獄詠蟬》

注：

1、《在獄詠蟬》駱賓王

西陸蟬聲唱，南冠客思深。

不堪玄鬢影，來對白頭吟。

露重飛難進，風多響易沉。

無人信高潔，誰為表予心！

序文：

余禁所禁垣西，是法廳事也，有古槐數株焉。雖生意可知，同殷仲文之古樹①；而聽訟斯在，即周召伯之甘棠②，每至夕照低陰，秋蟬疏引，發聲幽息，有切嘗聞，豈人心異于曩時③，將④蟲響悲于前聽？嗟乎，聲以動容，德以象賢。故潔其身也，稟君子達人之高行；蛻其皮也，有仙都羽化之靈姿。候時而來，順陰陽之數；應節為變，審藏用之機。有目斯開，不以道昏而昧其視；有翼自薄，不以俗厚而易其真。吟喬樹之微風，韻姿天縱；飲高秋之墜露，清畏人知。仆失路艱虞，遭時徽⑤纆。不哀傷而自怨，未搖落而先衰。聞蟪蛄之流聲，悟平反之已奏；見螳螂之抱影，怯危機之未安。感而綴詩⑥，貽諸知己。庶情沿物應，哀弱羽之飄零；道寄人知，憫余聲之寂寞。非謂文墨，取代幽憂云爾。

2、注釋：

①雖生意兩句：東晉殷仲文，見大司馬桓溫府中老槐樹，嘆曰：“此樹婆娑，無復生意。”借此自嘆其不得志。這里即用其事。

　　②而聽訟兩句：傳說周代召伯巡行，聽民間之訟而不煩勞百姓，就在甘棠（即棠梨）下斷案，后人因相戒不要損傷這樹。召伯，即召公。周代燕國始祖，名，因封邑在召（今陜西岐山西南）而得名。

　　③曩時：前時。　④將：抑或。　⑤徽：捆綁罪犯的繩索，這里是被囚禁的意思。

　　⑥綴詩：成詩。

　　西陸：指秋天。

　　南冠：楚冠，這里是囚徒的意思。用《左傳·成公九年》，楚鐘儀戴著南冠被囚于晉國軍府事。

　　玄鬢：指蟬的黑色翅膀，這里比喻自己正當盛年。

　　白頭吟：樂府曲名，《樂府詩集》解題說是鮑照、張正見、虞世南諸作，皆自傷清直卻遭誣謗。兩句意謂，自己正當玄鬢之年，卻來默誦《白頭吟》那樣哀怨的詩句。

3、序文的譯文：

囚禁我的牢房的西墻外，是受案聽訟的公堂，那里有數株古槐樹。雖然能看出它們的勃勃生機，與東晉殷仲文所見到的槐樹一樣；但聽訟公堂在此，象周代召伯巡行在棠樹下斷案一般。每到傍晚太陽光傾斜, 秋蟬鳴唱, 發出輕幽的聲息, 凄切悲涼超過先前所聞。難道是心情不同往昔？抑或是蟲響比以前聽到的更悲？唉呀，蟬聲足以感動人，蟬的德行足以象征賢能。所以，它的清廉儉信，可說是稟承君子達人的崇高品德，它蛻皮之后，有羽化登上仙境的美妙身姿。等待時令而來，遵循自然規律；適應季節變化，洞察隱居和活動的時機。有眼就瞪得大大的，不因道路昏暗而不明其視；有翼能高飛卻自甘澹泊，不因世俗渾濁而改變自己本質。在高樹上臨風吟唱，那姿態聲韻真是天賜之美，飲用深秋天宇下的露水，潔身自好深怕為人所知。我的處境困憂，遭難被囚，即使不哀傷，也時時自怨，象樹葉未曾凋零已經衰敗。聽到蟬鳴的聲音，想到昭雪平反的奏章已經上報；但看到螳螂欲捕鳴蟬的影子，我又担心自身危險尚未解除。觸景生情，感受很深，寫成一詩，贈送給各位知己。希望我的情景能應鳴蟬征兆，同情我象微小秋蟬般飄零境遇，說出來讓大家知道，憐憫我最后悲鳴的寂寞心情。這不算為正式文章，只不過聊以解憂而已。

譯文1：

西角高墻外，枯瘦的古槐樹上，秋蟬在一聲聲嘶鳴，

　　獄中囚禁的我，思鄉的心緒一陣陣漸深。

　　真不能忍受，這秋蟬扇動烏黑雙翅，

　　對我一頭斑斑白發，不盡不止地長吟。

　　蟬兒啊，清晨露水太重，你雖雙翼輕盈，卻難振翅向高處飛進，

　　到黃昏，冷風狂虐，你高亢的吟唱，也容易被風聲掩沉。

　　你——枉居高樹啜飲清露，可濁世昏昏，無人相信那高潔冰清，

　　哎，又還能有誰為我表白皎皎廉潔的一顆心！

譯文2：

秋天蟬兒在哀婉地鳴叫，作為囚犯的我，不由得生出了陣陣悲傷。我雖不到四十歲已是滿頭白發，哪還經得起那如婦人黑發般的蟬兒哀鳴的侵襲。秋露濃重，蟬兒縱使展開雙翼也難以高飛，寒風瑟瑟，輕易地把它的鳴唱淹沒。雖然蟬兒居高食潔，又有誰能相信我的清白，代我表述內心的沉冤。

譯文3:

深秋里秋蟬不停地長鳴,觸動了我在獄中念家思鄉的愁情。哪禁得住烏黑的蟬影，對我已白頭之人高聲悲鳴。秋露重重有翼也難以向前飛進，秋風陣陣歌聲也容易淹沒而變得消沉。無人相信我如秋蟬一樣清高廉潔，有誰來替我表白此種心意。

譯文4：

院角高墻外

枯瘦的古槐樹上

秋蟬在一聲一聲嘶鳴，

獄中囚禁的我

思鄉的心緒

一陣一陣漸深。

真不能忍受

這寒秋的蟬兒

不停扇動烏黑的翅影，

對著我的

一頭斑斑白發

無盡無止地長吟。

蟬兒啊

清晨露水太重

你難振翅向遠處飛進，

到黃昏，冷風狂虐

你高亢的吟唱

也容易被風聲掩沉。

你——

枉自棲息高樹

只啜飲露水的干凈，

可是昏昏濁世

無人相信

你的一懷高潔冰清，

唉，又還能有誰

為我表白——

這皎皎廉潔的一顆心?

4、駱賓王（約630—684 ），字觀光，婺州義烏（今浙江義烏）人，為“初唐四杰”中最富于傳奇色彩的詩人和文章家。

　　駱賓王自幼隨父到博昌，從師于張學士、辟呂公，七歲時賦《詠鵝》詩，被傳為佳話，時稱神童。父駱履元，曾任青州博昌（今山東濟南東北）令。可惜父親早逝，生活窘困，母親帶著他到袞州瑕丘投靠親友，“藜藿無甘旨之膳”，以致淪落為“市井博徒”。青少年時期落魄無羈的生活經歷，對他的性格的形成有很大影響，他崇尚俠義，性格豪爽，富于反抗和冒險精神。文如其人，賓王的豪爽及俠義精神自然也現于他的文學及詩歌的創作中。

　　青年時代的駱賓王曾在道王李元慶府中任參軍、錄事之類的小官。適逢乾封元年高宗登泰山封禪，賓王作《為齊州父老請陪封禪表》，因此被賜為奉禮郎，后又任東臺詳正學士。咸亨元年，駱賓王以奉禮郎的身份從軍西域，正遇薛仁貴戰敗于大非川，滯戍邊塞兩年多，回到長安不久又進入蜀地，從軍姚州（今云南楚雄一帶），在姚州道大總管李義總府里任書記，隨軍征戰，擬寫檄文布告等。上元元年官任武功主簿，后又調任明堂主簿、長安主簿。儀鳳三年，升任侍御史。此后不久因事入獄，究其因，據說為“坐贓左遷臨海丞”。《新唐書·文藝本傳》中卻記載為：“武后時，數上疏言事，下除臨海丞。” 詩人在獄中作有《螢火賦》、《獄中詠蟬》和《獄中書精通簡知己》，屢次訴說自己的冤屈。儀鳳四年改年號元調露元年，大赦天下，賓王因此得以出獄，之后又赴幽燕進入幕府。

　　調露二年秋天任臨海縣丞，因郁郁不得志不久棄官而去。嗣圣元年九月，徐敬業起兵揚州，以匡復李唐王朝的名義征討武則天。駱賓王加入了匡復府在其中任藝文令，此期作《代李敬業傳檄天下文》名揚天下。

　　徐敬業兵敗后，駱賓王的下落不明。史詩記載說法不一，《朝野僉載》稱：“賓王與徐敬業興兵揚州，大敗，投江而死。”《本事詩·征異》則說他落發為僧。

　　民間又有他在靈隱寺與宋之問聯詩的傳說。

　　駱賓王現存的作品，有《駱臨海集》十卷，《全唐詩》中收入其詩三卷，共一百多首。

《在獄詠蟬》是駱賓王陷身囹圄之作。公元678年（唐高宗儀鳳三年），屈居下僚十八年，剛升為侍御史的駱賓王被捕入獄。其罪因，一說是上疏論事觸忤了武則天，一說是“坐贓”。這兩種說法，后者無甚根據。前者也覺偏頗。從詩的尾聯“無人信高潔，誰為表予心”來看，顯然是受了他人誣陷。聞一多先生說，駱賓王“天生一副俠骨，專喜歡管閑事，打抱不平、殺人報仇、革命、幫癡心女子打負心漢”（《宮體詩的自贖》）。這幾句話，道出了駱賓王下獄的根本原因。他敢抗上司、敢動刀筆，被抨擊者當然要以“貪贓”、“觸忤武后”將他收系了。也正因為如此，駱賓王才在獄中寫下這首詩。

如果說陳子昂作為主帥扯起了唐代詩歌改革的旗幟，那么駱賓王和初唐四杰的其他三位便是唐代詩歌改革運動的先驅。從駱賓王的《在獄詠蟬》所見到的具有強烈現實主義時代精神的文人的哀歌與憤怒中，我們可以認為，從初唐四杰才開始正視人生，敢于面對生命中的悲歡離合。駱賓王的在獄詠蟬把自己的人生感慨、悲憤沉痛于比興之中，把客愁鄉怨人生苦短壯志難酬，以及遭讒被誣的悲哀憤怒表現的淋漓盡致，很好的體現了“興寄”“風骨”的特色。駱賓王和初唐四杰的其他三位為后人作出了榜樣，開唐代詩歌變革，回歸漢魏的關切現實，關切人生命運的優秀詩歌傳統的先聲。

5、　這首詩作于公元678年（高宗儀鳳三年）。當時駱賓王任侍御史，因上疏論事觸忤武后，遭誣，以貪贓罪名下獄。起二句在句法上用對偶句，在作法上則用起興的手法，以蟬聲來逗起客思，詩一開始即點出秋蟬高唱，觸耳驚心。接下來就點出詩人在獄中深深懷想家園。三、四兩句，一句說蟬，一句說自己，用“不堪”和“來對”構成流水對，把物我聯系在一起。詩人幾次諷諫武則天，以至下獄。大好的青春，經歷了政治上的種種折磨已經消逝，頭上增添了星星白發。在獄中看到這高唱的秋蟬，還是兩鬢烏玄，兩兩對照，不禁自傷老大，同時更因此回想到自己少年時代，也何嘗不如秋蟬的高唱，而今一事無成，甚至入獄。就在這十個字中，詩人動作比興的方法，把這分凄惻的感情，委婉曲折地表達了出來。同時，白頭吟又是樂府曲名。相傳西漢時司馬相如對卓文君愛情不專后，卓文君作《白頭吟》以自傷。其詩云：“凄凄重凄凄，嫁娶不須啼，愿得一心人，白頭不相離。”（見《西京雜記》）這里，詩人巧妙地動作了這一典故，進一步比喻執政者辜負了詩人對國家一片忠有之忱。“白頭吟”三字于此起了雙關的作用，比愿意更深入一層。十字之中，什么悲呀愁呀這一類明點的字眼一個不用，意在言外，充分顯示了詩的含蓄之美。

　　接下來五六兩句，純用“比”體。兩句中無一字不在說蟬，也無一字不在說自己。“露重”“風多”比喻環境的壓力，“飛難進”比喻政治上的不得意，“響易沉”比喻言論上的受壓制。蟬如此，詩人也如此，物我在這里打成一片，融混而不可分了。詠物詩寫到如此境界，才算是“寄托遙深”。

　　詩人在寫這首詩時，由于感情充沛，功力深至，故雖在將近結束之時，還是力有余勁。第七句再接再厲，仍用比體。秋蟬高居樹上，餐風飲露，沒有人相信它不食人間煙火。這句詩人喻高潔的品性，不為時人所了解，相反地還被誣陷入獄，“無人信高潔”之語，也是對坐贓的辯白。然而正如戰國時楚敢原《離騷》中所說：“世混濁而不分兮，好蔽美而嫉妒”。在這樣的情況下，沒有一個人來替詩人雪冤。“卿須憐我我憐卿”，意謂：只有蟬能為我而高唱，也只有我能為蟬而長吟。末句用問句的方式，蟬與詩人又渾然一體了。

　　這首詩作于患難之中，感情充沛，取譬明切，用典自然，語多雙關，于詠物中寄情寓興，由物到人，由人及物，達到了物我一體的境界，是詠物詩中的名作。

　　好詩，不但要有詩眼，以放“靈光”，而且有時須作“龍吟”，以發“仙聲”。試讀楊炯的《從軍行》，杜甫《蜀相》諸詩，兩詩若無“寧為百夫長，勝作一書生”，“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這樣的“龍吟”句殿后，直抒胸臆，剖獻“詩心”。則全篇就木然無光了。此詩亦然，尾聯詩人憤情沖天，勃發“龍吟”，噴出蘊蓄許久的真情：“無人信高潔，誰為表予心”，遂脫去了前三聯罩裹詩句的“蟬身”，使人看到了作者潔純無瑕的報國誠心，這顆誠心恰如其《序》所說，乃“有目斯開、不以道昏而昧其視，有翼自薄，不以俗厚而易其真。吟喬樹之微風，韻姿天縱；飲高秋之墜露，清畏人知。”不以世俗更易秉性，寧飲墜露也要保持“韻姿”。正是這裂帛一問，才使《在獄詠蟬》成為唐詩的卓犖名篇，超然于初唐諸官體艷詩之上。

6、在我國古代，蟬被視為高潔的象征，因為它高居枝上，餐風飲露，與世無爭。因此古代很多詩人詠蟬，有的借以歌頌高潔的品格，有的寓意感慨身世的凄涼。

　　如“清心自飲露，哀響乍吟風。未上華冠側，先驚翳葉中。”（李百藥《詠蟬》）“飲露非表清，輕身易知足。”（褚澐《賦得蟬》）“ 煩君最相驚，我亦舉家清。” （李商隱《蟬》），在不同身世經歷的詩人筆下，平凡常見的蟬各具性靈，仿佛是品格高尚的高士形象的化身。而在歷代鱗次櫛比的詠蟬詩中，最受稱頌、廣為流傳的就數這道《在獄詠蟬》詩了。

　　《在獄詠蟬》詩，與一般的詠蟬詩不同，感情真摯而充沛，不但沒有無病呻吟，更非“貧士失職而志不平”的平常慨喟。它抒寫的是含冤莫辨的深切哀痛。

　　該詩是駱賓王于儀鳳三年在獄中所作。他下獄的原因盡管說法不一，然而多數認為是被誣陷的。例如有傳說，武后專政，排斥異己，嚴刑苛法，告密之風盛行。

　　駱賓王屢次上書諷諫，因此獲罪撤了職，并以貪贓入獄。也有人依據他的《獄中書情》，分析“三緘慎禍胎”等語，認為他是言語不慎招來了莫須有的打擊。

　　具有俠義性格的駱賓王蒙受如此不白之冤，就借詠蟬來替自己的清白申辯，宣泄心中激憤之情。詩的序言中他寫道：“仆失路艱虞，遭時徽，不哀傷而自怨，未搖落而先衰。聞蟪蛄之有聲，悟平反（昭雪疑獄）之已奏。見螳螂之抱影，怯危機之未安。感而綴詩，貽諸知己。”在獄中詩人觸景生情作該詩，既向知己的朋友訴說自己的冤屈，又表明了對昭雪信心不足。

　　序言的末尾說：“非為文墨，取代幽憂云耳。”由此可見所寫都是肺腑之言。

　　詩的首聯點題，上句中的“西陸”，一方面表明時令已是秋天，一方面又交待了詩人被囚禁的地點一禁垣西。蟬聲唱，指蟬的鳴叫。詩序里說：“余禁所，禁垣西，是法曹廳事也。有古槐數株焉。..每至夕照低陰，秋蟬疏引，發聲幽息，有切嘗聞。豈人心異于曩時，蟲響悲乎前聽？”詩人失去了自由，聽了寒蟬時斷時續的鳴叫聲，覺得異乎尋常，深感其中有一種幽咽、凄楚的意味。這就自然地引出了下句：“南冠客思侵”。蟬的哀鳴聲喚起了詩人思念故鄉的無限惆悵與悲戚。這個“侵”字，恰如其分地表現了詩人憂心忡忡的心境和情境。

　　次聯“那堪玄鬢影，來對白頭吟”，是緊承上聯進一步抒發詩人悲苦煩憂的心情。詩人仿佛是在對蟬傾訴，又仿佛是自言自語：我本來就夠痛苦了，哪里還受得了你不斷地向我訴苦呢！正所謂以苦引苦，人何以堪！

　　三聯“露重飛難進，風多響易沉”，表面是寫蟬，實際是抒寫自己境況。秋季露水凝重，打濕了蟬的翅膀，使它難以飛行；秋風頻吹，使蟬的聲音傳不到遠方。此處以蟬的困厄處境比喻自己仕途曲折，蹉跎難進；受讒言誹謗良多，身陷囹圄，辯詞無以傳遞。詩句委婉，意在言外。

　　尾聯為一句深沉的慨嘆：“無人信高潔，誰為表予心？”現在世上無人看重“高潔”，又能指望誰來替我平反昭雪呢！這聲哀嘆，仿佛對蒼天呼吁，又象是控訴奸佞，滿腔憤懣傾泄而出。詩人并沒有言過其實，殘酷的現實正像他所預料的，盡管“平反之已奏”，卻如泥牛入海一般杳無消息。直到調露元年，高宗到東都大赦天下，駱賓王才得以出獄，但“坐贓”的罪名卻和他的“文名”連在一起永遠地被載入史冊了。這憤恨如何能平消？到敬業起兵伐武，他積極參與并起草了《討武曌檄》，或許原因正在于此。

　　《在獄詠蟬》詩最為突出的特點，用典貼切自然，比喻精辟傳神，寄情寓興深遠。這真正是深領題中之精蘊，又兼得題外之遠致，因此能夠成為膾炙人口、千古傳頌的名篇。詩的首聯，“西陸”對“南冠”，“蟬聲”對“客思”，“唱”對“侵”，對仗工整。次聯則換以流水對，上下連貫，前后兩聯錯落有致。第三聯含蓄蘊藉，富于理趣。尾聯用語犀利暢快。盡管有人認為“未免太露”，但精通詩道的駱賓王卻認為不如此難以抒胸臆。這種“一吐為快”的風格，正是駱賓王詩歌一貫的特色。陸時雍曾經說過：“照鄰清藻，賓王坦易。”這種“坦易”的詩風也表現了他倜儻不羈、豪放脫俗的氣質。駱賓王的詩雖然不能擺脫六朝遺習，但不刻意追求形式。這首詠蟬詩，屬對工整，句法善變，語言精煉，音韻和美，格調深沉而不頹喪，給人以整齊活潑的美感。

7、這是一首詠物抒情詩。“寓情于物”，借所詠之物——蟬，抒發了詩人品行高潔卻“遭時徽纆”的哀怨悲傷之情，表達了辨明無辜、昭雪沉冤的愿望。詩中的蟬，既是自然之物，又是象征詩人品行遭際的人格化身。在這里，自然之物與人格化身契合為一了。　　

　　詩的開頭兩句點題，分別從蟬和己兩方面寫起。蟬最喜炎熱的盛夏，那是它生命的輝煌時期。如今，到了白露已降、金風颯颯的清秋時節，臨近它生命的盡頭，這時的蟬鳴自然會變得凄切。詩人身陷囹圄，從榮耀的朝廷命官變成階下之囚，也走上了人生的末路。人生天地間，無異匆匆過客；仕途多風波，尤其宦游之人。因此，遭逢厄運時聞蟬鳴，怎能不感愴悲傷，客思深重？這樣，在“西陸蟬”（秋蟬）與“南冠客”（囚犯）之間，無形中就建立起了一種溝通。細心體味，不難發現二者的契合點：時運不濟。以下詩句，就是此意的進一步申發。　　

　　頷聯從“己”著筆，從自己感受的角度寫蟬的外形、蟬的悲鳴。“玄鬢影”在這里指蟬，“不堪”的主語是“己”；“對吟”指“蟬”，“白頭”指“己”。這上下兩句，以流水對的形式，把“蟬”與“己”聯系在一起。蟬通體黑色，薄薄的蟬翼的紋絡亦呈黑色。詩人正當盛年，卻遭逢厄運，早生白發，本當烏黑的雙鬢已成昔日舊影。如今樹上那烏黑的寒蟬對著自己哀吟，讓人怎能承受得了？“白頭吟”三字，如以名詞視之，則是漢樂府相和歌辭楚調舊題。相傳卓文君以此為題，寫對負心人毅然決絕之辭。南朝鮑照、張正見都以此題作詩，寫自傷清直而遭誣謗的哀怨。詩人巧妙地用在這里，語意雙關，既說自己不堪聽到蟬的悲鳴，又流露出對當權者失察而有負自己一片忠心的怨恨。此聯是以“己”的角度寫蟬，又是從蟬的形態寫己，蟬與己相應，心與物相融。　　

　　頸聯從蟬著筆，寫蟬的生態及環境，實為借蟬喻己。“露重”、“風多”，既實寫蟬所處的季節性氣候特點，又比喻自己所處的社會、政治環境。“飛難進”、“響易沉”，既是刻畫蟬的生態形象，同時也喻寫自己內心的痛苦。“飛難進”，喻仕途受阻，赴訴無門；“響易沉”，喻有志難申，心跡難明。駱賓王是被誣以贓罪下獄的，如作于同期的《獄中書情通簡知己》有云：“絕縑非易辨，疑璧果難裁”。又如作于同期的《螢火賦》云：“嗟乎！綈袍非舊，白頭如新。誰明公冶之非，孰辨臧倉之愬？”所言皆為赴訴無門、心跡難明的痛苦。這兩句對仗工穩的詩，句句詠蟬，句句喻己。蟬與己，在這里渾融為一，自然無痕。　　

　　尾聯主要寫己，但仍切合寫蟬。這兩句直抒胸臆，明確表達希望得到援救，昭雪冤獄，從而點明詩的主旨。從蟬的角度看，是說蟬高居喬木，餐風飲露，本是清廉高潔的；自己與蟬一樣有著高潔的品性，卻不被人理解。這樣，自然之物“蟬”又與人格化身“己”相契合了。由分寫至合寫，有分有合，變化中達到整一。

8、“露重飛難進，風多響易沉。”詩句寫蟬的處境艱難，用意卻在比喻自己生活環境的艱險，字字說蟬，卻字字有自己。有人認為“露重”喻武氏專權，“風多”喻奸臣在位，其實詩人只是比喻環境壓力之大，不必一定落實。因為環境壓力大，所以政治上不得意‘所謂“飛難進”；言論上也常受壓制，所謂“響易沉”。通俗點理解，露水那么重，很難進一步騰飛，再響的聲音在大風的環境也容易沉下去。“露重飛難進”，喻指環境的壓力，有才難施；“風多響易沉”，喻指讒言太多，言論受制。這種比喻，構思娩曲，寓意含蓄，是為人稱頌的名句。

9、托詠蟬以寄意的詠蟬詩，在唐詩中有三首最為著名，被稱為唐代文壇“詠蟬詩”三絕。這三首詩由于作者地位、遭遇、氣質的不同，雖同樣工于比興寄托，卻呈現出殊異的面貌，構成富有個性的藝術形象。清代施補華《峴傭說詩》云：同一詠蟬，虞世南“居高聲自遠，非是籍秋風”，是清華人語；駱賓王“露重飛難進，風多響易沉”，是患難人語；李商隱“本以高難飽，徒勞恨費聲”，是牢騷人語。

10、“風多響易沈”中便指出了“響易沉”。“沈”沉也，沉沒。從作者對蟬聲的心靈體驗的微妙變化中,從詩人的前后描寫蟬聲用詞的不同變化中，我們完全可以感觸到詩人精神世界中變化著的波瀾：從首聯的客思鄉愁到頷聯的人生苦短及隱含的報負不能為執政者所理解的委屈到頸聯的悲憤哀痛。詩人的情感沿著秋蟬一瀉而下，一直到末聯的“無人信高潔，誰為表予心”。

　　封建中國的文人，十年寒窗，十年磨礪，期望的便是有朝一日能“學的文武藝，貨與帝王家”。而封建中國的文人的最大悲哀，也或就是一身治國之策無出施展，一腔忠義之心無出表白：帝王家們不理睬你的“言天下計”的“上書”。仕途的沉浮榮辱猛烈的撞擊著中國文人敏感脆弱的精神世界。距駱賓王三百多年后的哪個寫了《美芹十論》上書宋孝宗而沒被理睬的辛棄疾，不也曾孤零零的登上建康的賞心亭，面對“千里清秋”的楚天，而長嘆：“欄干拍遍，無人會，登臨意”么？

11、中國何以沒有明晰可辨的「脫儒入法」啟蒙運動？為甚麼中國就沒有「新法家」？洪亮吉要求清廷以法治國、不以個人喜怒決定人事進取等主張，妙則妙矣，卻已經是一百多年以後的事了。
　　
　　　　「露重飛難進，風多響易沉」的無奈，令人深思。十八世紀到十九世紀零星的復興先秦現實合理主義的社會思潮，終因儒家心性之學的無所不在而未能呈燎原之勢。戊戌變法時期，改革志士的眼光只盯著日本對西方制度的引進，而很少談到江戶時代日本內部變革，特別是思想變革給日本明治維新帶來的巨大作用。值得注意的是，在國破家亡的危機時刻，中國近代改革家所選擇的思想武器除了最不實際的孔教外，還把佛教內容糅合於改革思想中。康有為作《大同書》，就是依佛教「四諦」說，構建了一個「大同極樂的境界」。而譚嗣同的《仁學》，則以《大同書》中構設的「大同極樂世界」作為實踐的目標，並用佛教華嚴宗的教理來為其政治理想作註解。梁啟超亦寫下〈論佛教與群治〉等文章，以為佛教具有的智信、兼善、平等、普渡眾生等特徵，正可用來救國救民救心。改革者寧願在傳統文化中搜尋「厭世」的佛教理論去附會西方的近代理論，也不願意像日本近世「新法家」那樣去追尋務實的先秦法家。所以，較諸日本通過近世「新法家」的內啟蒙而使明治維新一舉成功，從而極少反覆地走上資本主義道路之情形，中國戊戌變法的悲劇結局，實際上亦應在逆料之中。
　　
　　韓著中體現出來的「新法家」思想，對於當下似亦不無意義。在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中國，對人的本質的發掘和公平、公正原則的真正確立，變得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重要。時代對人文社會科學工作者提出了更大的挑戰。從「禮樂刑政」思想資源中挖掘出來的「口詩書，身禮樂，習慣成自然」的外在之「禮」和順應「人情」的「新法家」思想，可以給我們帶來許多珍貴的啟示。畢竟，在沉寂了兩千多年後，我們還是聽到了「新法家」在中國大陸的叩門聲。這或許才是韓著「遲來而未晚」言說的心音所在。
　　（宋洪兵　男，1975年生；現為東北師範大學歷史系思想史專業碩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