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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世說新語》把人物品評作為主要內容之一，根源于當時的政治制度和社會風氣。品評人物常用自然景物來形象地比喻人的美，并具有多義性和模糊性的審美特征。人物品評及其審美評判方式，對中國美學和文藝理論的形成發展有巨大貢獻和深遠影響。不了解這一點就不可能真正懂得中國美學。
　　關鍵詞　世說新語　人物品評　魏晉　審美　中國美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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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世說新語》與人物品評
　　《世說新語》原名《世說》，南朝宋臨川王劉義慶撰。《宋書》說他：“愛好文義，文辭雖不多，然足為宗室之表……招集文學之士，遠近必至。”〔1〕當時著名文士袁淑、陸展、何長瑜、鮑照等人， 都聚集在他門下。因此，魯迅先生認為：“書或成于眾手，未可知也。”〔2〕經梁代劉孝標作注后，此書流傳甚廣。 不僅是我們研究魏晉南北朝歷史、哲學、語言、文學、社會學、倫理學、民俗學和心理學的重要資料，也是我們研究中國美學的經典著作。全書分門別類，以事相從，共計三十六篇，一千一百三十條。記事上起秦末陳嬰母，下迄南朝宋代的謝靈運，所涉及的重要人物不下五、六百人，但主要記載漢末至魏晉期間著名人士的遺聞軼事和清談風貌。其中條目最多的《賞譽》（156 條）以及《品藻》、《識鑒》、《容止》、《企羨》等篇，皆為人物的品評，另有《德行》、《言語》、《文學》、《政事》、《方正》、《雅量》、《規箴》、《豪爽》、《賢媛》、《任誕》……等二十一篇，也有部分條目涉及人物品評。可見，《世說》把人物品評作為它的主要內容之一，給予了相當的重視。
　　人物品評，由來已久。早在先秦時代，孔子從“仁政”思想和對“禮”的維護出發，提出了一系列考察和評論人物的原則方法。根據人的氣質和天賦的差異，他把人分為“生而知之”、“學而知之”、“困而學之”和“困而不學”四類；又把他的門人分為“德行”、“言語”、“政事”、“文學”四科。這種將人劃分等級和分別品題人物的方法，無疑對后世產生了直接影響。繼孔子之后，孟子進一步將人格的道德修養劃分為：神、圣、大、美、信、善六個等級，并具體運用于人物的評價。
　　真正有意識的、形成社會風氣的人物品評，始自東漢時期。東漢的選舉制度以“察舉征辟”為入仕之道，衡量人才的主要標準是個人的道德行為。因此，宗族鄉閭的鑒定和名士的品評就成了選舉上最主要的憑藉，直接關系到士人的升遷提拔和政治前途，受到整個社會的高度重視，并出現了一些人物批評的權威人士。他們清議朝政，臧否人物，互相標榜，在社會上形成一股很大的勢力。凡經他們品題的人，立時身價百倍。《后漢書·許劭傳》稱許劭：“少峻名節，好人倫……故天下言拔士者，咸稱許、郭……初，劭與靖俱有高名，好共ｈé＠① 論鄉黨人物，每月輒更其品題，故汝南俗有月旦評焉。”所謂“月旦評”，即每月進行一次人物品評。許劭、許靖兄弟便是主持汝南“月旦評”的大名士。據說曹操未有名以前，曾聽從喬玄的勸告去拜訪許劭，得到了一個“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的品題，于是聲名大顯，為世所共知〔3〕。
　　人物品評在曹魏政權時期得到了進一步發展。公元220年， 曹丕接受魏司空陳群的建議，制定了九品中正制，在各州設大中正官，各郡縣設小中正官，代替宗族鄉閭來考察和評定人才優劣，分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個品級，以備官府錄用，按品授官。九品中正制既是東漢以來重觀察而不重考試的選舉制度的沿襲和發展，同時又是對這一傳統選舉制度的破壞和改造，它使名士的清議與政府合作，變私人的“月旦評”為官府的中正品第，帶有某種抑制大族和名士清議朋黨交游的作用。這一制度的產生，說明世家大族的勢力使曹氏父子不能完全廢除鄉閭清議的選舉制度，而不得不和他們妥協以換取他們的支持與合作。到后來，隨著世家大族勢力的擴張和司馬氏的上臺，九品中正制也逐漸變成鞏固門閥制度的工具，形成晉代“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的局面，中正的品第在大多數情況下只是例行公事，并不作為入仕的主要依據。于是，原來屬于政治性的人物品評，逐漸演變成對人物的才情、容貌、智慧和風度的品評從而具有了美學上的意義。〔4〕
　　綜上所述，《世說新語》以人物品評為其主要內容之一絕非偶然，而是根源于儒家注重倫理人事的傳統，并同東漢以來選拔人才的政治制度有密切關系。特別是東晉時期，隨著門閥制度的日益鞏固，原先政治性的人物品評逐漸具有了審美的性質，從而使與美學本無多大關系的人物品評產生了美學意義。
　　　　　　二、《世說》品評人物的審美特征
　　魏晉南北朝是中國歷史上一個非常奇特的時期，政治經濟的發展同文學藝術的發展產生了巨大的不平衡。政治上最黑暗、社會上最動亂、人民最痛苦的年代，反而孕育出燦爛輝煌的文學、藝術和哲學，造成了一個精神自由、思想活躍、尊重個性、豐富多彩的“世說新語時代”。這時的文學，擺脫了政治和教育的附庸地位，走上了獨立發展的道路；純粹的思辨哲學，隨著何晏、王弼為代表的魏晉玄學的產生而獲得空前的發展；書法、繪畫、音樂、雕塑、建筑、園藝和文藝理論，都以驚人成就為未來的發展奠下了堅實基礎。同時，這也是“中國歷史上最有生氣，活潑愛美、美的成就極高的一個時代”〔5〕。伴隨著山水詩的產生，魏晉人對人體自身的美的欣賞，在《世說》里超過了以前的任何一個時代。例如：
　　王武子、孫子荊各言其土地人物之美。王云：“其地坦而平，其水淡而清，其人廉且貞。”孫云：“其山崔巍以嵯峨，其水浹渫而揚波，其人磊ｋē＠②而英多。”（《言語》）
　　王公目太尉：“巖巖清峙，壁立千仞。”（《賞譽》）
　　王戎曰：“太尉神姿高徹，如瑤林瓊樹，自然是風塵外物。”（《賞譽》）
　　時人目王右軍：“飄如游云，矯若驚龍。”（《容止》）
　　有人嘆王公形茂者：“濯濯如春月柳。”（《容止》）
　　時人目夏候太初：“朗朗如日月之入懷。”（《容止》）
　　裴今公有俊容儀，……時人以為玉人。見者曰：“見裴叔則如玉山上行，光映照人。”（《容止》）
　　象這類形容和描寫人體美和人格美的例子，在《世說》里舉不勝舉。這種對人的容貌、風度的品評，極少政治色彩，而更多地帶有審美性質。從以上人物品評的例子中，我們可以發現：
　　1.它是用某種自然景物來形象地比喻人的美。王武子、孫子荊用自然山水來論人，“巖巖清峙，壁立千仞”、“神姿高徹，如瑤林瓊樹”、“飄如游云，矯若驚龍”、“春月柳”、“日月”、“玉山”、“玉人”等等，都不是用抽象的概念、判斷和邏輯推理去冷靜地評論人物，而是用具體可感的自然景物來形象地比喻人物，充滿激情地贊嘆人物的美。
　　采用這種方式來品評人物，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人的性格是十分復雜的，人的氣質和風度更難以用確切的語言去下定義，對人的識鑒往往憑借直覺和主觀感受，很難用抽象的概念去界說。因此，人物批評常有“言不盡意”之嘆，本身就帶有某種“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性質。另一方面，是由于人類的社會實踐和審美意識的不斷發展，原始的大自然逐漸由恐懼和崇拜的對象，轉化為人類所欣賞和征服的對象，謝靈運的山水詩，標志著晉宋之際人們已開始把自然山水正式納入審美范疇。當人們對外發現了自然美，對內又發現了自身人格的美時，用自然美來形容和比喻人格美，就不再是一件奇怪的事情了。這種用形象比喻的審美方式，使“不可言傳”的內在的人格美，通過具體可感的自然景物形象地顯現出來，帶有感性直觀的特點，是審美上的一大進步。另外，中國自《詩經》以來，就有所謂“比興”之說，荀子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提出了“比德”說，用玉去比喻君子的人格品德。《世說》中大量運用自然景物來比喻和形容人格美，不僅是對中國傳統美學的繼承發揚，而且也是中國古代哲學中強調人與自然的和諧統一，即“天人合一”思想在人物品評中的反映。
　　2.用來作比喻的自然景物一般都具有多義性。拿松樹來說，如果從植物學的角度來看，“松”的含義是單一和明確的，但作為形容人格美的一種喻體，“松”就具有多種內在的含義。而這種內在的多義性，又與一定的社會歷史內容和民族審美心理相聯系。“松”就具有抗寒、堅韌、挺拔、頑強、奇崛、高尚、秀美、翠綠、長壽……等品質和含義，這些都與中國的傳統美德和民族性格有聯系。再如“玉”，具有珍貴、堅硬、純一、光滑、明潔、溫潤、悅目……等品質和含義。至于“龍”、“鳳”，不僅是中國古代原始巫術如醉如狂頂禮膜拜的圖騰形象，而且也是幾千年來中國封建社會的最高權威和美的象征。其它的喻體，如“山水”、“日月”、“游云”、“春月”等，也都具有多種褒賞的含義，是大自然中光明美好的象征，才被用來形容和比喻人格的優美和超然飄逸的風度。
　　值得注意的是，不僅用來作比喻的事物具有多義性，而且在人物品評中使用的許多專門術語，也具有多義性和不確定性的特點。例如“生氣”、“風骨”、“風韻”、“氣韻”、“神韻”、“神致”、“清遠”、“清蔚”、“清真”、“清通”、“清和”、“雅”、“俗”、“高”、“深”、“秀”、“美”、“朗”、“肅”……等等，都沒有一個非常確切的含義，使用的范圍也極其廣泛，但是卻又能準確地概括出人物內在品格和精神風貌的某些特點，傳達出許多朦朧微妙的審美感受和信息。這些術語之間既有一定聯系，又相互區別，自成一個獨立的體系，很難找到其它的詞去替代它。
　　3.用形象的比喻來品評人物帶有一定的模糊性。上面我們已經談到用來作比喻的事物具有多義性，也就是說，它們的內涵是不確定的，帶有模糊的色彩。這還只是問題的一個方面。從另一方面來看，作為被品評對象的人以及人的性格本身，更是一個復雜多元的性格因素和情感因素的集合體，因而也就帶有更大的模糊性。用具有多種象征意義的自然景物，去品評帶有很大模糊性的人物性格，這種審美評判只能是一種模糊的綜合評判。也就是說，它是從事物的多方面的豐富聯系中，對事物的多種因素進行綜合權衡考察之后給予的整體性的評判。下面，我們試以對嵇康的品評為例加以說明。嵇康是曹魏末年的大名士，“竹林七賢”之一，也是著名的文學家和藝術家，其人不僅風姿特秀，氣度超群，而且硬骨錚錚，具有反抗精神。因為他蔑視禮法名教，不肯同司馬氏政權合作，最后被誣以“不孝”的罪名慘遭殺害。我們來看《世說》對他的品題：“肅肅如松下風，高而徐引。”這里的“肅肅”是形容詞，暫可不去管它。“松”本身就具有多種象征意義，而“松下風”的含義就更加模糊了。但是從這種模糊中，我們似乎可以朦朧地感受到松的頑強、挺拔、獨立、高傲和風的從容、飄逸。而這又正是多方面地考察了嵇康的容貌、性格、氣節、品質、才華、風度等多種因素得出來的綜合性整體性評價。它展現給人的不是抽象空洞的概念，而是具體可感的形象；不是直接的分析解剖，而是間接的形容比喻；不是漸次性局部性的揭示，而是同時性整體性的把握。用來作比喻的形象的多義性與人本身的復雜性相對應、相聯系，產生了一種模糊的多樣統一的審美感受，給讀者提供了一個自由聯想的廣闊空間，留下了“只可意會”的無窮韻味。
　　藝術不同于科學的地方，就在于它需要的不是確鑿無疑和一目了然，而是蘊藉含蓄，留有余味，也就是說，需要有一定的模糊性。對于這一點，康德曾精辟地指出：“模糊觀念要比明晰觀念更富有表現力……美應當是不可言傳的東西，我們并不總是能夠用語言表達我們所想的東西。”〔6〕人類的審美活動，是一種情感的思維活動， 即便是最先進的科學技術，對人的情感也無法作定量分析。所以，適當的模糊，反而比硬性的明晰更富有表現力。《世說》用自然景物形象地比喻人物的審美方式，不僅解決了人物品評中“言不盡意”的矛盾，而且符合藝術審美的規律，對魏晉以后的文藝批評和美學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三、人物品評對中國美學的貢獻和影響
　　在魏晉以前，中國沒有專門的系統的文藝理論和美學，只有一些零星片斷的美學思想散見于先秦諸子、主要是儒道兩家的哲學著作中。到了魏晉時期，才出現了曹丕的《典論·論文》、陸機的《文賦》、摯虞的《文章流別論》、劉勰的《文心雕龍》、鐘嶸的《詩品》、嵇康的《聲無哀樂論》和《琴賦》、阮籍的《樂論》、宗炳的《畫山水序》、王微的《序畫》、謝赫的《畫品》、王僧虔的《書賦》、庚肩吾的《書品》等大量專門研究文學藝術的理論著作。這些固然與文學和美學自身的發展有關，但仔細推究起來，卻與盛行于漢末魏晉時期人物品評的風氣有著密切關系。因為魏晉時期對自然山水、文學藝術的審美，是沿著對人物的審美這條線索發展起來的。
　　首先，從審美的對象和范圍來看，魏晉時期由最初對人物美的品評，繼而發展為對自然美和藝術美的品評。人物品評主要依據一定的評選標準，用簡潔精煉的語言概括出人物的特點，然后比較其優劣，劃分為不同的品級。這種方法被借用和推廣到文學藝術領域，貫徹到文藝批評當中。
　　例如，在我國文學批評史上較早的專論《典論·論文》里，曹丕首次提出了“文以氣為主”的批評標準，并以此對“建安七子”的作品進行評論，概括出各人的特點。劉勰的《文心雕龍》是我國第一部系統闡述文學理論的專著，他除了對以前的作家作品進行系統的評論外，還提出了“三準論”和“六觀法”作為衡量文學作品的標準和法則。鐘嶸的《詩品》更是明顯地依據自己的標準，將詩人分為三品以判優劣。謝赫的《畫品》也提出了“六法”以別“眾畫之優劣”，并將畫家分為六品。庚肩吾的《書品》則直接按九品中正制的慣例，將書法家分為九品。《詩品》、《畫品》、《書品》都產生在人物品評極盛的魏晉南北朝時期，這絕不是偶然的。直到今天，“品茶”、“品煙”、“品酒”、“品肴”等品評和劃分等級的方法還十分流行，說明中國人的鑒別和欣賞能力，確實同人物品評有著深厚的淵源。
　　《世說新語》一書，也提供了許多當時對自然美和藝術美進行品評的例證，這里不再贅述。
　　其次，從審美的評判方式來看，人物品評也對中國的文藝批評和美學產生了極大的影響。用形象比喻的審美評判方式，不僅用于人物品評，而且也廣泛用于評論作家作品。據《南史·顏延之》記載：
　　延之嘗問鮑照己與靈運優劣。照曰：“謝五言如初發芙蓉，自然可愛；君詩若鋪錦列繡，亦雕績滿眼。”
　　這里的“初發芙蓉”和“鋪錦列繡”，就是用了形象的比喻去評論謝靈運和顏延之的作品，讓人們從“初發芙蓉”去想象謝詩清新可愛的自然之美，從“鋪錦列繡”中體會顏詩雕飾鋪陳的人工之美。這種用藝術手法評論作家作品的審美方式，區分了文學藝術的欣賞評判與自然科學的邏輯判斷之間的差別，它比理智的評判更加強調感性、直覺和想象，也更加符合藝術審美的規律，因此被后來的文藝批評家們所接受。比如唐代的司空圖，他在《二十四詩品》中概括總結了詩歌創作中的二十四種意境和風格，在每一種風格的下面，又用了一系列形象化的比喻加以解釋說明。例如：“洗煉——猶礦出金，如鉛出銀，超心煉冶，絕愛淄磷。空潭瀉春，古鏡照神，體素儲潔，乘月返真。載瞻星辰，載歌幽人，流水今日，明月前身。”這種用形象比喻的論列方式，在元代以后的戲曲理論中更是發展到了極點。朱權在《太和正音譜》中，把馬致遠形象地比作“朝陽鳴鳳”，將白樸喻為“鵬搏九霄”，視王實甫如“花間美人”，看關漢卿為“瓊筵醉客”〔7〕。 直到近代中國的美學巨擘王國維，也是沿用此法。他在《人間詞話》中提出了“詞以境界為上”的美學原則，但在具體說明什么是“境界”時，卻也是舉出一些例子，加以形象的比喻說明。可以說，用形象比喻的審美評判方式，貫穿于中國古代的詩論、文論、詞論、曲論之中，成為我們民族文化的一種獨特的審美方式。在當代文學批評中，也同樣可以找到大量用形象比喻的方法評論作家作品的例證，甚至推而廣之，還應用到音樂、繪畫、舞蹈、影視和各種體育比賽的評論當中。
　　人物品評的所謂“品題”（或曰“題目”、“目”）——即用一個或幾個字概括人物特點的方法，也對中國的文藝批評和美學產生了很大影響。例如《世說·品藻》中，劉瑾用“公高，太傅深”概括桓玄和謝安兩人的特點；“裴楷清通，王戎簡要”是用二個字品評人物；“世目殷中軍：‘思緯淹通’。”是四個字。推廣到文學批評中，也多用此法。孫綽用“潘文淺而凈，陸文深而蕪”（《世說·文學》）來概括潘岳、陸機的創作特點。劉勰在《文心雕龍·明詩》中，用“嵇志清峻，阮旨遙深”總結嵇康阮籍的創作風格，并在《時序》篇中用“志深而筆長，故梗概而多氣”來概括“建安文學”的特色。魏晉南北朝以后，歷數隋、唐、宋、元、明、清，各代文論家大都沿用此法。在現代和當代文學中，仍常用幾個字或一兩句話概括某一時期、某一作家作品的創作成就和藝術特色。
　　第三，從美學概念的形成來看，中國古代文藝批評和文學理論中許多重要的美學概念、范疇、原則和形容詞，都是從人物品評的術語中移植和改造來的。劉勰《文心雕龍》中的“風骨”、“神明”、“形神”、“才性”、“思理”、“思致”、“情致”、“肌膚”、“血氣”；謝赫《畫品》中的“氣韻生動”、“骨法”、“氣力”；書法理論中的“筋”、“骨”、“體”、“勢”、“肉”、“力”、“氣”、“肥”、“瘦”、“勁”；文藝批評中的“真”、“雅”、“俗”、“味”、“意”、“趣”、“神韻”、“秀美”、“飄逸”、“以形寫神”、“言不盡意”等等，莫不根源于人物的品評和鑒賞。可以說，我們今天文藝批評中仍在使用的許多名詞和形容詞，大都發源于人物品評的語言系統中。
　　綜上所述，魏晉時期帶審美性質的人物品評，對中國美學的形成和發展作出了巨大貢獻并產生了深遠影響。中國的美學是沿著對人物的審美這條線索逐步發展和完善起來的。中國的美學體系與人物品評的美學有著深厚的淵源。而這又與注重人事政治、倫理道德的中國傳統文化有著密切關系。不了解這一點，就不可能真正懂得中國的美學。
　　注：
　　〔1〕《宋書·劉義慶傳》。
　　〔2〕魯迅《中國小說史略》，《魯迅全集》第九卷第62頁。
　　〔3〕陳壽《三國志·魏書·武帝紀》卷一及裴松之注。
　　〔4〕審美性的人物品評，亦稱為“人物品藻”。
　　〔5〕宗白華《美學散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86頁。
　　〔6〕《康德傳》，商務印書館1981年版第115頁。
　　〔7〕《中國戲曲論著集成》（三）。
　　　　　　　　　　　　　　　　　　　　（責任編輯　姚曉南）＊
　　字庫未存字注釋：
　　＠①原字為西加敫，上下結構。
　　＠②原字為石加可，左右結構。
　　
　　
　　
廣東教育學院學報廣州25-30J2中國古代、近代文學研究熊國華19961996 作者：廣東教育學院學報廣州25-30J2中國古代、近代文學研究熊國華19961996

網載 2013-09-10 21:1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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