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章華國詩禮傳家—精彩書評選  >>>

簡體     傳統

---

    ［中圖分類號］B24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627(2004)03-0083-08
    王安石《易解》是其早年作品，《郡齋讀書志》卷一記載：“介甫《三經義》皆頒學官，獨《易解》自謂少作未善，不專以取士。故紹圣后復有龔原、耿南仲注《易》，三書偕行于場屋。”高克勤先生在《王安石著述考》一文中經過考證指出，《易解》作于嘉ｙòｕ＠①年間（1056～1063年）（注：高克勤：《王安石著述考》，《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1988年第1期，第83～89頁。），其結論是比較可信的。從晁公武的記載看，王安石雖不專以《易解》取士，但《易解》仍被長期奉為科舉考試的教材，為士子所習讀。因此，其影響已不可與一般的易學著作等量齊觀。事實上，王安石《易解》的價值與影響遠遠不是這一點所能說明的，更為重要的是，它受到了程頤、朱熹等理學家的重視，成為理學在形成過程中吸取養料的一個重要來源。
    　　一、程頤對《易解》的推崇、借鑒吸收及批評
    程頤對王安石《易解》有過比較高的表彰，同時也給予了一定的批評。總體而言，程頤以褒揚為主，在個別地方基于思想的不同而提出不同觀點。程頤的評論在后來特別是南宋以后，成為對王安石《易解》的定論。也就是說，在歷史上，對王安石《易解》基本上是表示贊同的，所以分析程頤的態度比較關鍵。
    程頤反對象數易學，就是與他相好的邵雍，他也不贊同其“數學”易。陸游記載說：“康節（邵雍）欲以（易學）授伊川，程先生乃拒弗受。”（陸游：《渭南文集》卷二九《跋蒲郎中易老解》）對于以義理解《易》的易學家，程頤則獨推王弼、胡瑗、王安石三家。他說：“若欲治《易》，先尋繹令熟，只看王弼、胡先生、王介甫三家文字，令通貫。余人《易》說，無取枉費功。年亦長矣，宜汲汲也。”（《二程集》，第613頁）又說：“《易》有百余家，難為遍觀。如素未讀，不曉文義，且須看王弼、胡先生、荊公三家。理會得文義，且要熟讀，然后卻有用心處。”（《二程集》，第248頁）程頤推崇這三家易學，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三家不談象數。陳振孫記載道：“新安王炎晦叔嘗問南軒曰：‘伊川令學者先看王輔嗣、胡翼之、王介甫三家，何也？’南軒曰：‘三家不論互體，故云爾。然雜物撰德，具于中爻，互體未可廢也。’南軒之說雖如此，要之，程氏專治文義，不論象數。三家者文義皆坦明，象數殆于掃除略盡，非特互體也。”（《直齋書錄解題》卷一胡瑗《周易口義解題》）除上述三家外，在程頤之前以義理解《易》的其實并不少，比如王昭素《易論》、石介《周易口義》、司馬光《溫公易說》、三蘇《蘇氏易傳》等。此外，李覯著《易論》，歐陽修著《易童子問》都不贊成象數易學。由此而言，程頤之所以稱道三家易學，也應與三家在解《易》時義理發揮得尤為出色有關。以上是程頤將王安石易學與王弼和胡瑗的易學放在一起作整體表彰。而單獨談王安石一家易學時，程頤則具體分析，決定其取舍。
    從現有的《易解》佚文來看，程頤在《伊川易傳》中對《易解》有不少借鑒吸收。前人經過比較早就明確指出二人在解《易》上有較多一致的情況。據筆者所見，王安石對《周易》的解釋中有四處直接為程頤采用。《履卦》初九：“程正叔曰：夫人不能安于貧賤之素（原注：初位卑），則其進也乃貪躁而動，求去貧賤爾，故往則有咎。又曰：欲貴之心與行道之心交戰于中，豈能安履其素哉。”（馮椅《厚齋易學》卷九《履》）馮椅注稱：“素履之說，王介甫、游定夫（酢）、楊中立（時）、郭立之（忠孝）、子和（郭雍）、蘭惠卿（延瑞）、朱子（熹）皆同。”（同上）按時間先后看，自然是王安石首創其說，程頤因襲沿用。王、程二人的契合點在于“安貧樂道”，而不是貪求富貴，問題的關鍵則在宋人樂于談論的心性上。《節卦》上六爻：“程正叔曰：守固則兇，悔則兇亡。王介甫亦有此說。”（《厚齋易學》卷三○《節》）又《系辭下》“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的解釋，馮椅記載說：“事物方兆之初，故曰‘微’。‘見’，今現，形也。震動在四、二，已知其微。朱子曰：《漢書》云，吉兇之先見。程正叔曰：吉見于先，豈復至有兇也？王介甫同。”（《厚齋易學》卷四五《說卦中一》）“用見大人，荊公、程子皆云用此道以見大人。”（《丙子學易編》）同樣，以上三者仍是王安石首倡其說，程頤沿用。于此，程頤與王安石在具體解《易》上達成共識。
    王安石與程頤在解《易》上可以互參互補，思想同源的情況也是有的。元人李簡就曾將二人對《渙卦》上九爻的解釋合二為一。他說：“渙之時，難在內也。三居險陷之極，上與之應，從之則與俱傷矣。九以陽剛處險之外，有出險之象。又居巽之極，為能巽避其者所有也。‘血’，傷也。‘逖’，遠也。夫履險之小人，鮮不夷滅。能與渙離，則其傷免矣。避險尚遠，故逖出而后無咎。張翰避趙王倫，得此道也。蔡邕不遠董卓，而卒及于禍。”隨后李氏注：“集臨川、伊川、雷氏。”（《學易記》卷六《渙》）王安石對《渙卦》上九爻的解釋是：“六三以柔乘剛，在內困于有難之地，陰之傷也，故曰‘血’。上九應之，則與之俱傷矣。去而逖出，則遠害矣。”（李衡《周易義海撮要》卷六《渙》）王安石認為六三爻為陰爻，而九二爻為陽爻，六三以陰柔乘陽剛，于理不合，因此有傷。上九爻應于六三爻，則有傷之危險。不過爻辭說“渙其血去逖出，無咎”，王安石認為“去逖出”就是逃離六三，故能遠害而無咎。可見王氏此解確為精到。不過，為什么上九是“渙其血去逖出”呢？王安石沒有解釋。程頤覺得不解釋這一點是不妥當的，所以他進行了改造。程頤解曰：“渙之諸爻皆無系應，亦渙離之象。惟上應于三，三居險陷之極，上若下從于彼，則不能出于渙也。險有傷害畏懼之象，故云血惕。然九以陽剛處渙之外，有出渙之象，又居巽之極，為能巽順于事理，故云若能使其血去，其惕出，則無咎也。其者，所有也。渙之時，以能合為功，獨九居渙之極，有系而臨險，故以能出渙遠害為善也。”（《二程集》，第1004頁）程氏所用《周易》，六三爻辭“血去逖出”當做“血去惕出”。不過，兩相比較，程氏在整體上采納了王安石的思路，在細節上作了進一步的補充解釋：第一，程頤補充說明了王氏有傷的危險即是爻辭所言的“血惕”；第二，能“去而惕出”是因為上九所居之地“有渙之象”，又上九為外卦巽的上位，“巽順于事理”；“有系而臨險”則進一步解釋上九與六三爻有應。綜合而言，李簡將王安石與程頤之解合而為一，確實領悟了二者的源流與互補關系。
    以上還僅僅是前人的一點比較說明，如果將《易解》全文與《伊川易傳》相比，定能發現程頤大量借鑒吸收王安石易學的地方。遺憾的是《易解》早佚，我們不能做這項工作了。就以上所論而言，程頤對王安石易學已是極大地推崇。
    程頤也并不是完全贊同王安石的《易解》，畢竟二人思想不同，解《易》中也難免有不相容的地方。因此，程頤對《易解》中的一些觀點也曾提出強烈批評。王安石解釋《周易·乾·文言》“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曰：“知九五之位可至而至之，舜、禹、湯、武是也。非常義也，故曰‘可與幾也’。知此位可終則終之，伊、周文王是也。可與存君臣之大義也。”（《周易義海撮要》卷一《乾》）王氏的解釋當作何理解呢？王安石在另外的地方說：“夫君之可愛而臣之不可以犯上，蓋夫莫大之義而萬世不可以易者也。桀、紂為不善而湯、武放弒之，而天下不以為不義也。蓋知向所謂義者，義之常，而湯、武之事有所變，而吾欲守其故，其為蔽一，而其為天下之患同矣。使湯、武暗于君臣之常義，而不達于時事之權變，則豈所謂湯、武哉！”（《臨川先生文集》卷六七《非禮之禮》，中華書局香港分局1971年版）一方面，王安石認為君尊臣卑是君臣之間的“義”，這種關系是無所逃于天地之間的。另一方面，王安石又認為義是隨著時代的發展而變化的，沒有一成不變之義，君臣之義是有條件的。如果說“君之可愛”，臣下“不可以犯上”是常義，那么像桀、紂那樣的暴君，做臣下的就不必恪守常義了。所以對于湯武革命，王安石便以為他們能達事之宜而通其變，不為傳統觀念所限制，從而成就順天應人的義舉，而非不守臣道的“亂臣賊子”。王安石對《乾·文言》的解釋正與此同。所謂“可與幾”的非常之義就是指知變達權，非其時就當“存君臣之大義”。舜、禹、湯、武知非常之義成為明君，伊尹、周文王曉君臣常義成為賢臣。程頤并沒有領悟到王安石如此深刻的認識，相反，他認為王安石的思想有僭越之嫌：“‘知至至之’，如今學者且先知有至處，便從此至之，是‘可與幾也’。非知幾者，’安能先識至處？‘知終終之’，知學之終處而終之，然后‘可與守義’。王荊公云：‘九三知九五之位可至而至之。’大煞害事。使人臣常懷此心，大亂之道，亦自不識湯、武。‘知至至之’，只是至其道也。”（《二程集》，第248頁）程頤以學道修行來解釋《乾·文言》，與王氏從政治思想角度解釋本不一致，而他又只知維護君臣大義，而不達時變。與王安石相比，程頤可算是相形見絀了。
    與此類似，程頤還有一段批評王安石有關“權”與“常”的思想：“介甫以武王觀兵為九四，大無義理，兼觀兵之說亦自無此事。如今日天命絕，則今日便是獨夫，豈容更留之三年？今日天命未絕，便是君也，為人臣子，豈可以兵脅其君？安有此義？又紂鷙狠若此，太史公謂有七十萬眾，未知是否；然《書》亦自云，紂之眾若林。三年之中，豈肯容武王如此便休得也？只是《太誓》一篇前序云：‘十有一年’，后面正經便說‘惟十有三年’，先儒誤妄，遂轉為觀兵之說。先王無觀兵之事，不是前序一字錯卻，便是后面正經三字錯卻。”（《二程集》，第250頁）程頤以疑經來否定王安石的觀點，這本身就不能服人。他又以“天命絕”為是不是“獨夫”的判斷標準，而這一點也難于把握。對武王進兵攻紂而言，尚未攻下之時，程頤之說就難于自圓其說。王安石不同，他認為武王觀兵是因時未到，故而不能有非分之行，即使對武王也是如此。也就是說，權時之宜的“時”是非常關鍵的。
    此外，還有兩則程頤批評王安石《易解》的材料。程頤說：“先儒以六為老陰，八為少陰，固不是。介甫以為進君子而退小人，則是圣人旋安排義理也。此且定陰陽之數，豈便說得義理？九六只是取純陰純陽。惟六為純陰，只取《河圖》數見之，過六則一陽生，至八便不是純陰。”（《二程集》，第250頁）在《周易》中，六、八均為陰，而陰均代表小人，所以王安石之說乃強發義理，而程頤的解說則比較樸實可觀，高出王氏一籌。另一則批評與“性”有關。程頤說：“介甫解‘直方大’云：‘因物之性而生之，直也；成物之形而不可易，方也。’人見似好，只是不識理。如此，是物先有個性，《坤》因而生之，是甚義理？全不識也。”（《二程集》，第251頁）在程氏所引之文前，王安石的注解尚有：“六二之動者，直方之德，動而后可見也。”（《周易義海撮要》卷一《坤》）《坤·象辭》稱：“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不習無不利，地道光也。”因此，“直”與“方”均當指“六二之動”的“動”而言。王安石正是把握了這一點，以“生”、“成”、“不易”來釋“直”與“方”。程頤對此作義理的考察，不承認事物之性先于事物本身。就解《易》而言，程頤之說并不高明，尊崇理學的《周易折中》在卷一一中就引錄了王安石之解。
    從以上的分析來看，程頤對王安石的《易解》多有借鑒，但他關注的重點更多的是王氏對《周易》文義的把握，而將自己擺在更高的位置之上，即純以儒理言易，注重闡發其理學思想。
    　　二、朱熹對《易解》的贊譽與借鑒
    朱熹對王安石的《易解》曾給予過特別的關注。他比較王氏的幾部經學著作，認為：“《易》是荊公舊作，卻自好。《三經義》是后來作底，卻不好。”（黎靖德《朱子語類》，第1987頁）可見，《易解》在朱熹心目中的地位要比《三經新義》高得多。其中緣由如何，朱熹沒有講，我們認為除了《易解》為王安石早年所著及《三經新義》為政治服務、穿鑿附會等原因外，與王安石著《易解》時確實用功甚勤、見解獨到有關。
    朱熹認為程頤讓看王弼、胡瑗、王安石三家易是因為：“大率議論要得氣象寬宏，而其中自有精密透漏不得處，方有余味。如《易傳》序中說秦、漢以來儒者之弊，及令人看王弼、胡安定、王介甫《易》之類，亦可見矣。”（郭齊、尹波點校《朱熹集》，第1318頁）為了突出程頤的地位，在整體上，朱熹以《伊川易傳》為先，而將程頤所舉三家相對次后：“順看《易傳》若自無所得，縱看數家，反被疑惑。如伊川先生教人看《易》只須看王弼注，胡安定、王介甫解，今有伊川傳，且只看此尤妙。”（《朱熹集》，第2555頁）朱門后學認為這個觀點比較重要，又將它載入《朱子語類》之中。
    不過，朱熹認為只看程頤《易傳》并不妥當，應該參考眾家。他私擬科舉當用的教材，認為：“今欲正之，莫若討論諸經之說，各立家法，而皆以注疏為主。如《易》則兼取胡瑗、石介、歐陽修、王安石、邵雍、程頤、張載、呂大臨、楊時。”（《朱熹集》，第3638頁）將《易解》與理學家及其推崇者的易學放在一起。朱熹如此教導后學，自然會引來疑問：“問：‘讀《易》，若只從伊川之說，恐太見成，無致力思索處。若用己意思索立說，又恐涉狂易。浩近學看《易》，主以伊川之說，參以橫渠、溫公、安定、荊公、東坡、漢上之解，擇其長者抄之，或足以己意，可以如此否？’曰：‘呂伯恭教人只看伊川《易》，也不得致疑。某謂若如此看文字，有甚精神？卻要我做甚！’浩曰：‘伊川不應有錯處。’曰：‘他說道理決不錯，只恐于文義名物也有未盡。”（《朱子語類》，第1663頁）朱熹贊賞《易解》，就是因為程頤的解說有缺陷，而王安石的《易解》可以補足其中的一部分。值得注意的是，朱熹對王安石《易解》并沒有批評，就是程頤的批評他也未曾言及。由此而言，朱熹對王安石早年的學術是肯定的，王安石《易解》對他有較深的影響。
    朱熹對《易解》也有不少借鑒，比如對“噬干＠⑤，得金矢”的解說，朱熹就稱“荊公已嘗引《周禮》‘鈞金’之說”（《朱子語類》，第1781頁），表示默認。前文述及程頤對《易解》的借鑒吸收時，有兩則引文中同樣提及朱熹，很明顯，對于對王安石《易解》比較關注的朱熹來說，不能簡單地認為以上兩則是朱子直接沿用程頤的解說而與王安石無關。此外，還有一則是朱熹直接采納王安石對字義的推求的。李心傳記載道：“晦庵曰：齊猶定也，小謂陰，大謂陽。此本荊公說。”（《丙子學易編》）這正如朱熹所言，王氏《易解》可補程頤在“文義”上的不足。
    　　三、黃震對《易解》的表彰
    黃震是朱門后學，他在《黃氏日抄》卷六《讀易》中將王安石《易解》與張ｓｈì＠②（南軒）、蔡淵（節齋）的易學并列討論，甚至以之補朱熹《周易本義》闕疑之處（注：黃震在《系辭》中所稱“臨川王氏曰”、“王氏謂”、“王氏曰”、“王曰”等，據［清］查慎行《周易玩辭》的相關稱引，知同指王安石。）。無疑，黃震對王安石《易解》是相當看重的。黃氏共引錄王安石《易解》二十二則，另有一則屬介紹性質，一則純評論性質。下面我們從中來考察一下他對《易解》的一些意見。
    在解釋《井》卦上六爻時，黃震認為王安石的解說獨樹一幟，在事理上有獨到之處。他還對王氏的解說作了進一步說明：“‘上六，井收勿幕。’自古注以及程、朱諸家，皆以上六處《井》之極，水已出井，故曰‘井收’。收者，汲取也。收亦作去聲。臨川王氏專主收作去聲，云：‘古者以收名冠，以收發為義。井收者，井口之臼，亦一井之體收于此也。掘井及泉，渫之使清，ｚｈòｕ＠③之使固。自下而上，至于井收，則井之功畢矣。井ｚｈòｕ＠③者，所以御惡于內；井收者，所以御惡于外。收以御惡，而非杜人之汲也，故禁之使勿幕。’按：此說異眾，雖未必然，而于事情為切，故錄之以俟后來者詳焉。審如其說，則‘幕’者，即以井收而覆井之名，非‘幕＠④’之‘幕’。世亦未有以幕施于井者也。”（《黃氏日抄》卷六《讀易》）黃震在整體上承認王安石之解，而不以眾解否認王氏的解說。王安石以井的形體及治井之事解《井》上六爻，娓娓道來，合乎事實。這一點確乎使人不能否定其本身所言之事。在與《井》卦上六爻辭的結合上，王氏所言不明，所以黃震特別作了說明。黃震解釋《系辭下》“蓋取諸《益》”時，同時否認朱熹與王安石的解說而獨立新說。這本是論易者的常事，而將王安石與朱熹并提仍能說明黃氏對《易解》的態度。
    更能體現黃震對《易解》高度重視的是他對《系辭下》“子曰乾坤其易之門耶”至“以明失得之報”以后部分的認識上。黃震說：“晦庵曰：‘《系辭》自此以下難說。’《本義》亦略矣。愚按：自此以下，張南軒、蔡節齋之解多分曉，王氏之解亦足以輔之。然終當以晦庵闕疑之義為主，難質言也。《黃氏日抄》卷六《讀易》）黃震雖然承認朱意為長，卻有意以王安石等人的解說補《本義》之不足。在解釋“幽贊于神明而生蓍”時，黃震直以朱熹說未安，而以王說參正：“晦庵說極簡明，但此章正言圣人用蓍，恐未必說到蓍未生前圣人贊化而致蓍生之事，故又錄蔡（淵）、王（安石）二說以參之。”（同上）
    黃震不但對王安石《易解》有過評價，就是王安石文集中的三篇易學專論，他也發表了自己的見解：“《易泛論》釋《易》中字義甚詳。《卦名解》始于剛柔始交之《屯》，輾轉次第用《序卦》之法，而論其次頗有牽強處。內云：‘《中孚》者，至誠之卦。《無妄》則不妄而已。’此恐未安，‘無’字與‘不’字自是兩義也。”（《黃氏日抄》卷六四《讀文集六·王荊公》）黃震指出王安石在學術上牽強附會的通病，所言十分中肯。他說“《易象論解》仿《序卦》言次第之義”（同上），是客觀敘述；說“《九卦論》言處困之道皆于理無背”（同上），則表示贊同了。
    綜合黃震對王安石易學的各種觀點，他基本上是推崇的態度，批評的僅有一則并極為客觀。他以王安石《易解》補朱熹《周易本義》的不足，更說明《易解》與理學在義理上相近，可互補的地方較多，值得人們關注。黃震是程朱理學的修正者，他的態度表明程朱理學本身仍在發展變化，王安石《易解》仍以其學術價值受到重視。
    　　四、其他理學家與王安石《易解》
    除程頤、朱熹、黃震之外，還有不少理學家對王安石《易解》作了一定的評論。首先是程頤一系對王安石《易解》極為關注。程頤弟子楊時對王安石深為不滿，曾著有專文批評他。在易學上，楊時也對王安石易說加以批評。他說：“某常疑定夫（游酢）學《易》，亦恐出他荊公未得。荊公于《易》，只是理會文義，未必心通。若非心通，縱說得分明徹，了不濟事。《易》不比他經，須心通始得。”（《龜山集》卷一三《語錄四》）楊時使用“未必”、“若非”字樣加以批評，確非高明之舉，也根本不能說服人。楊時弟子對王安石的解釋雖直接予以否認，但也頗有疑惑：“問：乾坤用九六，荊公曰進君子，退小人，固非自然之理，而正叔云觀河圖數可見，何也？曰：此多有議論，少有分明，《系辭》分明說云‘參天兩地而倚數’。九參天，六兩地也。”（《龜山集》卷一三《語錄四》）郭雍與朱震均是程頤的再傳弟子，他們對王安石不談象數、也不言卦變的做法并不滿意。《賁》卦《彖》辭曰以卦變作解最易說明，郭雍認為王弼注解即違其條例而用卦變之說。但王安石在此卻拒而不納卦變之說，解作：“艮，乾德之所成；離，坤道之所成。”（《郭氏傳家易說》卷三《賁》）郭雍認為，“如此，則亦可為《旅》，亦可為諸卦”（同上），主張以卦變解之。朱震則從王安石解《易》中發現使用互體的事實。他說：“臨川解《睽》六五‘噬膚’曰：‘膚，六三之象，以柔為物之間，可噬而合，此卦自二至上有噬嗑象。’此互體也。”（《漢上易傳·叢說》）朱氏獨標此一條，說服力并不強。據前引陳振孫的記載，此則解說僅能當做例外處理。
    繼朱熹而后，黃震贊同王安石《易解》已如前述。李心傳著《丙子學易編》也采錄有王氏易說。魏了翁認為程頤要求先讀三家《易》：“乃是要從三家尋繹文義。文義既熟，然后能優柔厭飫，以至于泮然怡然，冰釋理解。本非謂《易》至三家而備，又非以尋繹文義為是也。”（《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六○《跋金堂謝氏所藏伊川程氏真跡》）方回跋魏氏《周易集義》則說：“正公（程頤）嘗教人讀王弼、胡瑗、王安石《易》。《伊川易傳》出，則已削三家之疵而極其粹，茍猶泥于三家而不求之程《傳》者，則不可與讀《易》。”（胡一桂《周易啟蒙翼傳·中篇》）這是接著朱熹強調程傳，故意壓低三家易說，其目的是以理學為至尊。
    程、朱二派而外，張ｓｈì＠②對王安石《易解》多有采用。全祖望指出：“荊公作《易解》而不列于《三經》，其后承其學者有耿南仲、龔原諸家，然南軒（張ｓｈì＠②）頗有取于荊公之說。”（翁元圻《翁注困學紀聞》卷一）沙隨程迥在宋代易學史上地位比較突出，他對王安石《易解》同樣抱有好感，在其所著《周易章句外編》中共有六處涉及王氏易學，有些地方明顯表現出贊同之意。比如他說：“爻象動乎內，吉兇見乎外。’介甫曰：‘內隱而外顯。’今章句曰：指《易》之書言之。蓋爻象動乎《易》書之內，吉兇見乎《易》書之外也。”其解顯然是對王安石解說的深化。
    宋代而后，信奉理學者也沒有忘記王安石《易解》。元初人俞琰在所著《讀易舉要》及《周易集說》中對《易解》有著錄和引用。元人胡一桂《周易啟蒙翼傳·中篇》也著錄有《易解》。尤其是明修《周易大全》、清修《周易折中》，仍對《易解》多有采錄。與其他學者相比，《易解》尤為理學家所關注。
    王安石摒棄象數易、玄學易不用，專以儒家思想重新闡釋易理，并以所著《易解》取士在宋代重振儒學過程中起了重要作用。理學家們正是在這一基礎上與王安石思想契合。于是，他們以《易解》作為當時難得的儒家義理易學的資料和思想來源，在解《易》時，借鑒并吸收了其中符合他們思想的部分，而對那些相左的思想加以排斥甚至嚴厲批評。王安石的《易解》或從正面或從反面啟發了理學家。從理學與《易解》的關系中，我們更能體驗理學“匯百川于海”的集成之功，而王安石《易解》也并不是一部可等閑視之的著作。
    字庫未存字注釋：
    　　＠①原字礻加右
    　　＠②原字木加式
    　　＠③原字秋下加瓦
    　　＠④原字亦下加巾
    　　＠孔子研究濟南83～90B5中國哲學金生楊20042004程頤、朱熹等理學家對王安石《易解》曾給予過較大的關注，尤其是程、朱二人對《易解》贊譽多于批評，在他們自己的易學著作中較多地吸收了王安石《易解》的一些解說。黃震甚至以《易解》補朱熹《周易本義》之缺。楊時、朱震、郭雍等人對《易解》也多有評論。理學從《易解》中吸取了不少養分。由此既可以加深理解理學匯聚百學之功，亦可見《易解》在當時的地位和影響。《易解》/理學/王安石/程、朱/黃震本文系作者提交“什么是經典？”學術研討會（廣州中山大學，2001年12月）論文的修改稿。霍桂桓






付A retrospect to and prospect for the studies of Zhouyi and Wen xindiao long
  HUANG Gao-xian
  (Minjiang College,Fuzhou 350011,China)金生楊(1974～)，男，重慶萬州人，西華師范大學歷史系助教，四川師范大學巴蜀文化研究中心專職研究員，主攻儒學文獻研究。四川南充　637002 作者：孔子研究濟南83～90B5中國哲學金生楊20042004程頤、朱熹等理學家對王安石《易解》曾給予過較大的關注，尤其是程、朱二人對《易解》贊譽多于批評，在他們自己的易學著作中較多地吸收了王安石《易解》的一些解說。黃震甚至以《易解》補朱熹《周易本義》之缺。楊時、朱震、郭雍等人對《易解》也多有評論。理學從《易解》中吸取了不少養分。由此既可以加深理解理學匯聚百學之功，亦可見《易解》在當時的地位和影響。《易解》/理學/王安石/程、朱/黃震本文系作者提交“什么是經典？”學術研討會（廣州中山大學，2001年12月）論文的修改稿。霍桂桓

網載 2013-09-10 21:17:39

驗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