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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聊齋志異》（下稱《聊齋》）是清初學者蒲松齡的一部短篇小說集。就其文學成就來說，無論思想內容，還是藝術造詣，都堪稱中國古代文言短篇小說的峰顛之作。筆者認為，《聊齋》不僅是傳奇志怪，在一定程度上還具有史學特點。
　　1.在形式上有意仿史。中國史學著作的形式或曰體例，主要有兩種，以《左傳》為代表的編年體和以《史記》為代表的紀傳體。在“二體”中，紀傳體為后世所推重。被封建朝廷列為“正史”的二十四史，全部是紀傳體，它的影響是相當深遠的。蒲松齡學富五車，博通經史，《聊齋》在體例上就深受紀傳體的影響。
　　第一，《異史氏曰》與《太史公曰》如出一爐，是《聊齋》直仿《史記》的結果。《太史公曰》是司馬遷在《史記》中以史家身份就所記史實發表的議論。這些議論多置于篇末，間或置于篇首或篇中；其內容則是對篇中人物、事件的評論，或說明寫作目的、材料來源等。由此形成史書的一種體例。此種體例濫觴于《左傳》的“君子曰”，司馬遷繼之，發揚光大，而臻至成熟。后世史家爭相效仿，蔚成風氣：“或謂之‘論’；或謂之‘序’，或謂之‘銓’，或謂之‘評’”〔1〕， 稱謂不同，其實是同一種體例，因而后來人們把這種體例統稱為史書的“論贊”。后世史家熱衷于此，而小說家卻絕少問津。從漢代小說到六朝志怪，唐之傳奇到宋之話本，明之神魔人情等，可稱為小說的，篇幅或長或短，絕少有作者用篇中立論的體例，間或有之，如明末黃周星的《補張靈崔瑩合傳》篇后有“畸史氏曰”云云，也是僅學其皮毛。而《聊齋》卻不同。因為它有意仿史，所以蒲松齡在不到500篇作品中，為將近200篇寫了“異史氏曰”，并在形制上與《史記》“太史公曰”一樣，多置于篇末，有時也立于篇首。短則三五句，長則洋洋數百言。在內容上更是深得司馬遷之神髓，語言鮮活，立論精辟，或針砭社會錮弊；或昭示人情冷暖；或贊頌勞動人民的美德；或揭露貪官污吏的丑行；或表達清平社會的理想；或抒發抑郁“孤憤”的情懷。無不言近旨遠，肯綮入微，饒有余韻，發人深思。
　　《聊齋》有意仿史，為什么稱“異史氏”？筆者認為，原因有二：一是小說畢竟不是史傳，況作者以“志異”名篇；以“雅愛搜神”，“喜人談鬼”自標榜，如果直稱“史氏曰”或“蒲史氏曰”未免太唐突，也有失倫類。二是中國古代漢語中，關于解釋詞義有“反訓”一說，就是用反意詞解釋詞義。由此可以聯想到，“異史氏”是否可以解釋為“同史氏”？“異”是否可以替代“同”？蒲松齡是否有用“異史氏曰”暗含“同史氏曰”之意，蒲氏生前沒有說明，后人不宜妄斷。但寫小說而言涉“史氏”，又有反訓這層古訓，所以到底是異還是同就很值得玩味了，正可謂“異而同者，忘其異焉可矣。”〔2 〕著名作家孫犁也曾評論說：“后來一些史書，雖也運用這種形式，但多變成了正面發議論，只有《聊齋志異》中的‘異史氏曰’，才算得到了司馬氏的真傳。”〔3〕從這段評論中，可以看出， 《聊齋》不僅運用了史傳“論贊”這一體例，而且運用得極好，受到后世好評。
　　第二，二十四史，既是紀傳體史學，又是傳記文學。《聊齋》雖稱小說，但它也是以紀傳為主。在這一點上，《聊齋》與史傳是相通的。如在二十四史的開山之作《史記》中，司馬遷通過十二“本記”、三十“世家”和七十“列傳”，著意刻畫了眾多的歷史人物，不僅表現了作者對歷史的高度概括和卓越的見識，而且通過眾多歷史人物的活動，生動地展開了廣闊的社會生活畫面。《聊齋》在記寫人物方面，追循《史記》，名為小說，實為人物立傳，完全具備了史傳文學特色。在《聊齋》的全部作品中，有230多篇是以人物命題的：有的直稱姓名， 如《席方平》、《商三官》；有的稱姓氏與行次，如《王六郎》、《林四娘》；有的只稱姓氏，如《葉生》、《胡氏》；有的則稱官職，如《王司馬》、《蔣太史》等等。雖說《聊齋》里的人物，有些是“異類”——鬼狐等所幻化，但這些異類“出于異域，頓入人間”，實際是蒲松齡借異域以喻世事，寫鬼狐以傳人情。因此說《聊齋》與史傳相通實不為過。再就《聊齋》傳寫人物的功力和反映社會生活的深廣度上看，它完全可與最好的史傳文學相媲美。對此人們多有評論，此不贅述。
　　第三，《聊齋》傳寫人物在布局謀篇上與史書的傳記也相類似。紀傳體史書的人物傳記，一般采取三段式：第一段介紹傳主的姓名、籍貫、家世和傳主的性格特點，大多簡略概說；第二段介紹傳主生平主要事跡，是全傳的主要部分；第三段記傳主一生的結局。能在史書立傳者，多居官為宦，所以這段多以“謚終之詔”為結，較簡略。《聊齋》寫人物，往往也是在篇首三言兩語道出篇中人物的姓名、籍貫和個性。如“崔猛，字勿孟，建昌世家子。性剛毅……”（《崔猛》）以類似寫法開篇的不在少數。接下來便是鋪陳故事，寫主人公的遭逢際遇，是文章的主干；而文章結尾，一般也有固定模式，蒲松齡偏愛佛教，嗜言因果，所以人物的結局，一般以其善惡：或由貧而富，或由死而生，或由凡人而升仙，或由破碎而團圓，或暴死，或猝蹇等等。如人們熟知的《席方平》，寫席方平在冥世為父申冤而與羊氏諍訟，幾經磨難，最后勝訴，結尾處寫“（席方平）自此，家道日豐，三年良沃遍野；而羊氏子孫微矣，樓閣田產，盡為席有。席父九十余歲而卒。”三言五語為各種人物設計一個“各得其所”的結局。這種方法在形式上與史傳是極其相似的。
　　2.內容中亦不乏史筆。一般說來，寫歷史要求據事直書，不得一語虛設；而寫小說，則不必泥于事實，內容不妨全出虛構。然而，史傳并非全是實錄；《聊齋》也不全是“姑妄言之”。它從多方面記錄了當時社會的真實情況。“是書記述，簡練明切，雖事跡錯綜，曲折駭怪，無不婉轉以盡其妙，若天衣之無縫，其ｒóｎｇ＠①裁之功大有史公筆法，直可以作史傳讀之，非第供人遣興小說而已。”〔4〕
　　第一，《聊齋》涉及了當時可入史乘的一些大事件。如《張氏婦》一篇記載：“甲寅歲，三藩作反，南征之士，養馬兗郡，雞犬廬舍一空，婦女皆被淫污。”“三藩作反”史稱“三藩之亂”。清朝初年，清政府下令撤藩，吳三桂等相繼叛亂，清政府派兵除剿，直到1681年才陸續平定這些叛亂。文中所記，即清政府為平定三藩之亂而派兵“南征”，部分清軍駐軍兗州（治所瑕丘，在今山東舊滋陽縣西）時所釀成的兵禍。這段文字從一個側面記錄了“三藩之亂”的真實情況，完全可以補“正史”之不足。其他還有涉及1639年清軍初入關而屠城濟南的《鬼隸》，1646年由山東高苑人謝遷領導抗清起義的《宅妖》和1661年于七起義的《公孫九娘》、《野狗》等。對這些歷史事件，由于受主客觀條件限制，蒲松齡不可能詳細記載，并且雜有荒誕，但這并不抹殺其記錄真實的因素。
　　第二，《聊齋》還對政治、經濟等社會生活的諸多方面有真實的記錄。如《王十》篇，借“高苑民王十，負鹽于博興”為由頭，真實地記載了當時鹽政之弊端。在本篇后的“異史氏曰”中寫道：“近日齊、魯新規，土商隨在設肆，各限疆域，不惟此邑之民，不得去之彼邑，即此肆之民，不得去之彼肆。而肆中則潛設餌以釣他邑之民：其售于他邑，則廉其直；而售諸土人，則倍其價以昂之……彼此相釣，而越肆假冒之愚民益多，一被邏獲，則先以刀杖烈殘其股，而后送諸官；官則桎梏之，是名‘私鹽’……”鹽鐵之道，關系到國計民生，是社會經濟生活的重要問題，向為歷代封建統治者所重視。對“齊、魯新規”，蒲松齡言之鑿鑿，確可信據，不會是虛設妄言，謂之史筆，一定不誣。再如，《王司馬》寫新城王霽宇率軍鎮守北邊及其設“柳條邊”事；《大力將軍》則涉及順治、康熙間發生的“明史獄案”。至于寫科舉與官場腐敗、民風民俗等內容，更有很多可供參考的史料。
　　第三，《聊齋》不但記寫了很多人物，而且這些人物頗具類型化，其類型又是史傳所記人物類型的延續。也可以說，《聊齋》記寫人物的內容與史傳趨同。在《史記》列傳中，有“循吏”、“酷吏”、“刺客”、“游俠”之目，范曄的《后漢書》又為婦女立傳。這些傳目在后來的正史中，一般均有設置。《聊齋》人物也具有循吏、酷吏、列女、游俠的類型，而且大多實有其人。如可為循吏的有吳南貸施愚山（《胭指》）、費ｙī＠②祉（《折獄》）、周元亮（《詩讞》）、 石宗玉（《新鄭獄》）等，這些人都是清代官吏，有籍可考。作者通過他們在斷案中表現出的精明、干練，能體恤民情，把他們作為奉公守法的循吏來贊揚。《邵臨淄》篇后的異史氏曰有“志之，以補‘循吏傳’之所不及者”，可窺察出作者有意補循吏傳的想法。至于寫酷吏，當首推《潞令》。寫俠士的則有《田七郎》、《崔猛》等。寫列女的更多，如《商三官》、《俠女》等。范曄以后的史書多把“列女”寫成“烈女”，一字之差，內容大變，由記才行卓異轉而記恪守封建綱常的女性。《聊齋》寫后者的亦復不少。
　　第四，班固的《漢書》創立“五行志”，專記災異迷信、日蝕、地震等。班固以后的史書“世世序五行傳”〔5〕。 可見災異靈瑞是史書必記的內容。《聊齋》繼承了史書的這一傳統，以《地震》、《瓜異》、《夏雪》、《赤字》等若干篇目記寫了這一內容，不過《聊齋》只記災異，不記靈瑞，這是由于蒲松齡不滿清朝統治所致。
　　綜上所述，《聊齋》在體例和記寫的內容方面深受史傳的影響，具有一定的史學色彩，“直可作史傳讀之”。由于篇幅所限，《聊齋》在藝術方法等方面學習繼承史傳文學所取得的成就，本文不再述及。
　　〔1〕〔5〕鄭樵：《通志·總序》。
　　〔2〕高念東：《聊齋志異·序》。
　　〔3〕《孫犁文論集》第222頁。
　　〔4〕《重印聊齋志異·江茂森序》，香港珠海書院出版社。
　　　 （作者單位：綏化師專歷史系）　　〔責任編輯　杜桂萍〕＊
　　字庫未存字注釋：
　　＠①原字是熔的繁體字
　　＠②原字是由礻和韋構成
　　
　　
　　
求是學刊哈爾濱92-94K1歷史學趙金維19961996 作者：求是學刊哈爾濱92-94K1歷史學趙金維19961996

網載 2013-09-10 21:17: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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