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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圖分類號：F831.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5957 （2002）02－0025－07
　　吸收外商直接投資是我國對外開放基本國策的重要組成部分，二十多年來，外商在我國的投資規模不斷擴大，水平逐步提高。1979—1999年中國吸收外商直接投資總額達3060億美元，占全球外商直接投資的10％，占新興國家和地區吸引外資總額的30％。［1］2001年以來， 面對全球經濟增長緩慢、國際市場需求不旺、國際競爭不斷加劇的形勢，在實現2000年全面恢復性增長的基礎上，又呈現了良好的增長勢頭，去年1—9月份，新批外商投資企業18585家，合同外資金額493.47億美元，實際使用外資321.96億美元，分別比上年同期增長18.14％、30.35％和20.66％。［2］連續八年，中國吸引外商直接投資的金額僅次于美國。外資的大量流入對國民經濟的快速發展和綜合國力的增強起到了積極的作用。但是，中國通過吸引外商直接投資，在引進國際先進技術，促進民族工業技術進步和產業成長方面，效果并不顯著。隨著中國貿易和投資自由化程度的不斷提高，充分認識和把握外商對華投資的新特點和趨勢，更有效地利用外資就成為一項緊迫任務。
　　 一、中國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的歷史沿革
　　改革開放前，我們曾以“既無外債又無內債”而自豪，奉行“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則，并認為外資是資本主義的東西，會影響我國社會主義的性質。于是，我國對外資的進入進行嚴格限制，尤其是限制外商投資的進入。從“一五”計劃到60年代以前，我國利用外資主要是前蘇聯和東歐國家提供的政府貸款，由于貸款所搞的援建項目大多是我國經濟建設初期所急需的核心項目和空白項目，因此，這一時期引起的外資，對于我國工業化的順利起步起到了重大的推動作用。
　　從70年代末開始，我國將工作重點轉向經濟建設。由于建設資金和技術引進所需的外匯極度短缺，國家提出在保持公有制為主體的前提下，引進外資彌補國內資金的不足，增強出口能力，增加國家的外匯收入，同時學習國外先進的技術和經營管理經驗，并以此作為社會主義經濟必要的補充。這一政策與60年代末流行于西方國家的關于引進外資的“雙缺口模型”理論恰相吻合。這一理論認為發展中國家由于儲蓄不足和貿易逆差，必須通過引進外資來解決投資和國際收支平衡問題。為了確保引進外資，我國制定了諸多優惠政策，例如對外商作為投資進口的設備減免關稅，對三資企業所得稅實行免二減三以及提供人員和技術支持等。改革開放二十年來，我國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的歷程大體可劃分為起步、持續發展、高速增長、調整與提高四個階段。
　　 （一）中國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的起步階段（1979—1986）
　　由于改革開放初期有關利用外資的立法不完善，外商對在我國投資有顧慮，同時各種基礎設施也較落后，因此，我國利用外商直接投資較少。1980年的“五一”勞動節，我國第一家中外合資企業——北京航空食品有限公司掛牌開業。到1986年底，我國共批準成立8061家外商投資企業，平均每年為1008家；協議外資額為231.22億美元，平均每年為25.69億美元；實際利用外資為106.18億美元，平均每年為11.80億美元。［3］（P146）在這一階段，外商直接投資主要集中在第三產業， 其協議外資金額占全部協議外資金額的64％。在這些投資者中，掌握先進技術和巨大市場份額以及雄厚資金的制造業大型跨國公司較少，而中小型制造、服務和房地產開發企業居多，對外資開放的區域主要是四個經濟特區。
　　 （二）中國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的持續發展階段（1987—1991）
　　從80年代中期開始，我國加大了有關外商投資立法的力度，解決了外商投資企業遇到的一些困難；同時，我國加強了對交通、通訊、能源等基礎設施的投資。投資環境的改善，增強了外商對華投資的信心。1987—1991年，我國共批準外商投資企業31975家，平均每年為7994家；協議外資額為294.7億美元，平均每年為73.67億美元；實際利用外資額為144.4億美元，平均每年為36.1億美元。［3］（P147）這一階段，外商直接投資的行業由第三產業轉向以工業項目為主的第二產業。外資來源也開始多樣化，美、日、歐共體、東南亞等國家的跨國公司開始較多地在我國進行直接投資。
　　 （三）中國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的快速發展階段（1992—1995）
　　鄧小平南巡談話和十四大召開，確定了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中國對外開放步伐又一次加快。對外開放領域由沿海到內地、由南向北延伸，從而使外商直接投資在這個階段實現飛躍式增長。1992—1995年，我國共批準外商投資企業216761家， 平均每年為54190家；協議外資金額為3435.22億美元，平均每年為858.81億美元； 實際利用外資金額為1098.1億美元，平均每年為274.53億美元。 ［3 ］（P147）這一階段的主要特點表現為：第一，大型跨國公司開始大量對華投資。到1995年底世界排名前500位的跨國公司中，已有近200家在華投資。這些跨國公司投資項目規模大，技術先進，項目之間關聯性強，內部管理和運作較為規范，合同履行情況較好。尤其是制造業跨國公司的進入，使技術含量高、附加值高的行業中的外商投資大幅增加。第二，跨國公司更加看重企業的控股權，在新建企業時獨資傾向越來越強烈，對于已開業企業普遍存在增資擴投現象。第三，隨著一些著名跨國公司的大量投資，在某些行業對我國國有企業形成強烈的市場沖擊，甚至出現一定程度的壟斷。
　　 （四）中國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的調整與提高階段（1996年以來）
　　90年代中后期以來，國內外經濟政治形勢發生了較大變化，形勢的變化要求我國必須對利用外資政策進行適當的調整。我國的外商直接投資進入新的階段：從過去重視利用外資的數量變為重視利用外資的質量。雖然外資項目和協議外資額逐年下降，但實際使用外資額都有一定幅度上升。美國、歐盟和日本企業先后進行戰略調整和管理改革，跨國公司紛紛把經營重點從制造業轉向服務業，從價值鏈的生產制造環節轉向研究開發、營銷和售后服務環節。這一階段的主要特征：第一，世界著名的跨國公司中的絕大多數已經進入中國投資。到1996年底，德國最大10家工業公司中的9家，日本最大20家公司的19家，美國最大20 家工業公司中的18家，韓國最大20家工業公司中的18家均已在華投資。目前，《財富》雜志排名全球500家大公司中有近300家企業已在華投資。［4］第二，投資額急劇放大。近年來跨國公司在華單個項目實際投資額超過10萬美元。例如摩托羅拉、三星和大眾等公司已超過10億美元。［4］第三，進入高技術、基礎設施等行業的外資有較大幅度上升。第四，投資的系統化程度加強。隨著投資規模擴大，許多跨國公司在華投資項目縱向一體化（即投資取得產品，也投資零部件生產、售后服務和技術開發）和橫向一體化（即投資制造業，也投資服務業，核心業務領先，其他業務跟進）趨勢加強。跨國公司到中國不僅帶來了資金、技術、管理，也帶來世界水平的競爭。
　　 二、中國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的結構分析
　　（一）中國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的產業結構。跨國公司對中國的投資屬于比較典型的市場導向型，因此所選擇的產業主要有兩大類：一是屬于我國國民經濟發展的主導產業，如汽車、計算機、通訊等。因為這可以發揮跨國公司自身在技術、資金和管理上的優勢，同時這些產業是我國優先發展、發展速度最快及未來市場規模和市場利益最大的產業。二是屬于收入需求彈性很高、市場容量大的日用消費品產業，如家電、飲料、化妝品等。中國對外開放以來，由于外資政策的導向，結合比較優勢分布與外資的利益驅動，吸收的國外直接投資絕大部分分布在第二產業。目前，第二產業外商直接投資比重已達73.1％，第三產業為24. 20％，第一產業為2.79％。（注：參見對外經濟貿易合作部《中國外資統計》（2000）第30頁。）外資帶來的積極效應如資本積累效應、技術進步效應、國際競爭力提高效應等主要集中在第二產業。這也反映了目前中國對外開放和利用外資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外國公司尤其是歐、美、日跨國公司日益把中國作為一個重要的加工制造業生產基地。但是，外資大量進入第二產業具有強化我國經濟二元結構傾向作用，使第二產業的發展脫離第一產業、第三產業支撐，最終必然延緩中國的工業化進程。
　　（二）中國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的區域結構。外商在華直接投資的空間分布不平衡，尤其是東部地區和中西部地區之間存在較大差距。1984年，東部地區吸收的外商直接投資占全國各地區的96.73％，而中西部地區僅分別占1.19％和2.08％。目前，中國所吸收的外商直接投資絕大部分集中在東部地區；中西部地區面積占全國的83.4％，人口占全國的近60％，其所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資卻不到12％，1999年，東部地區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占全國各地區的88.03％，比1997年高1.91 個百分點，而中西部地區分別占9.22％和2.75％，分別比上半年下降1.24 個和0.67個百分點。［5］造成上述差異的原因是在“趨利”動機的推動下，跨國公司往往選擇在交通、通訊等基礎設施條件好、靠近消費市場和投資收益高的地區進行投資。自1978年以來，中國的開放戰略是“先東后西”，讓沿海等基礎條件好的地區享有各種優惠政策，迅速實現經濟增長，使“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于是東部地區吸引了絕大部分外來投資。這種利用外資的巨大差異又強化了本來已擴大的東部與中西部地區發展差距，從而形成中國在經濟發展水平地區差距上的“馬太效應”。這一巨大的地區差異已經并將繼續制約國民經濟持續、穩定的增長。
　　（三）中國利用外商直接投資資金來源的地區結構。20世紀80年代初期，外商在華直接投資主要來源于港澳、美國、日本和英國等少數國家和地區。1984年，在中國外商直接投資來源中，港澳地區占52.7％，美國占18.1％，日本占15.8％，英國占6.9％， 這幾個國家和地區合計占93.5％。90年代以來，盡管來自港澳、日本和美國的直接投資仍占很大的比重，但隨著臺灣、韓國、新加坡及歐美國家和地區投資的增加，中國外商直接投資已經出現了日趨多元化的趨勢。據對外貿易經濟合作部提供的資料，1999年中國利用外商直接投資403.19億美元。其中，香港地區163.63億美元，占40.58％；美國42.16億美元，占10.46％； 日本29.73億美元，占7.37％；英屬維爾京群島26.59億美元，占6.45％；德國13.73億美元，占3.41％；韓國12.75億美元，占3.16％；英國10.44億美元，占2.59％；法國8.84億美元，占2.19％。這10個國家和地區的直接投資合計360.29億美元，占89.36％。［5］從整體上看，我國外商直接投資資金來源以發展中國家（地區）為主，西方發達國家為輔；東亞國家（地區）為主，歐美國家為輔；華商資本為主，非華商資本為輔。
　　（四）中國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的方式結構。外商對華直接投資的方式主要有四種：中外合資經營、中外合作經營、外商獨資經營、中外合作開發。在改革開放初期階段，由于國內資金短缺，加上國家政策的限制，外商在華投資絕大部分都采取合作的方式。1979—1982年，在中國實際利用的外商直接投資總額中，合作經營占45.6％，合作開發占42.6％，二者合計占88.2％。20世紀80年代開始，隨著對外開放的擴大，中外合資經營方式獲得很大發展，其所占比重在1987年增加到64.2％。在80年代末至90年代前半期，合資經營方式一直占據支配地位。其原因為：一是中國政府鼓勵發展中外合資經營企業，并對某些產業有股權比例方面的限制；二是由于外商對中國市場不熟悉，與中方合資經營，可以利用中方現有的生產條件和銷售渠道；三是采取合資經營方式，可以降低投資風險。當然，由于雙方發展目標與利益的差異，不可避免會產生矛盾和摩擦。因此，中國市場取向改革以來，隨著投資環境的不斷改善，外商在華投資欲傾向于采取獨資經營方式，即使是合資經營企業，外方也往往通過增資擴股等方式來達到股權控制的目的。1999年，在中國實際利用的外商直接投資額中，獨資經營的比重已上升到38.6％，逐步接近合資經營的比重39.3％，而合作經營的比重迅速下降到20.4％，合作開發方式則已很少采用。［5］
　　 三、外商直接投資對中國經濟影響的效應分析
　　外商直接投資對東道國經濟的影響可以從微觀和宏觀兩個層面分析。本文主要分析外商直接投資對中國宏觀經濟實際變量的影響，分別就外商直接投資的經濟增長效應、知識外溢效應、貿易收入效應和產業成長效應進行分析。
　　（一）經濟增長效應。錢納里和斯特勞特提出的“兩缺口”模式理論認為：發展中國家在儲蓄、外匯、吸收能力等方面的國內有效供給與實現經濟發展目標所必需的資源計劃需求量之間存在著缺口，即儲蓄缺口和外匯缺口，而利用外資是填補這些缺口的有效手段。［6 ］（P447－450）利用外商直接投資可以增加產品的生產和出口量， 或獲得技術進步與規模經濟效益，可以使出口產品成本降低，增強出口產品的競爭力；可以通過多種途徑提高投資率，促進經濟增長和收入水平提高；有助于國內建立起市場競爭機制，推動要素的流動，提高社會資源的配置效率，從而提高經濟增長的質量。
　　改革開放以來，利用外商直接投資促進經濟增長成為中國一項重要的經濟政策，尤其是在十四大確定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目標以后，外商直接投資即成為中國利用外資的主要方式，占利用外資總量的70－80％左右。外商直接投資通過上述渠道對中國的經濟增長起到了促進作用。從外商直接投資占國內生產總值比重、外商直接投資占全國固定資產投資比重、外商投資企業的工業產值占全國工業產值的比重和外資企業納稅占全國工商稅收比重各項指標來看，外商直接投資發揮著重要作用。盡管外商直接投資占國內生產總值和固定資產投資的比重呈下降趨勢，但外商投資企業的工業產值比重和納稅比重都在逐年上升，這說明外資企業的經濟效益比較好，有助于我國經濟質量的提高。（注：外商直接投資與我國有關經濟指標的關系，可參見《南開經濟研究》2000年第3 期黃華民的《外商直接投資與我國實質經濟關系的實證分析》一文。）
　　（二）知識和技術外溢效應。外商直接投資給中國帶來了相當的知識和技術外溢效應。總體上看，外資進入對中國的加工工業產生明顯的知識和技術外溢效應，不但在很多行業內部外溢明顯，而且已經開始越過行業界限，管理方法外溢甚至在某種程度上超過了純技術外溢。在外資企業知識和技術外溢效應的作用下，目前中國企業不但在傳統加工業有較強的國際競爭力，而且在技術含量較高的制造業（如電腦）競爭力也開始形成并日趨增強。甚至在一些新興制造業中，中國企業開始形成自主開發的能力。更為重要的是，通過向外資企業學習，中國企業逐步積累了豐富的制造和管理經驗，這對中國新興產業的發展是非常重要的。大型跨國公司來華投資的技術外溢效應更大。除大跨國公司成立的R&D中心是產生知識外溢的主要源泉外，跨國公司來華投資所具有的系統化和本地化的重要特征，也帶來明顯的外溢效應。跨國公司的全球經營戰略使其在中國投資傾向于實行本地化，其中包括人員的本地化。跨國公司的人員培訓投入強度大，培訓水平高，除對員工的培訓外，還包括中高層技術和管理人員到國外培訓。企業管理人員的培訓，也為中國企業培養了一大批國際化和掌握現代管理方法的人才，這對促進知識外溢和技術擴散起到重要作用。與之相反，中國服務業的外溢效應不夠明顯。尤其是在金融、保險、電信、貿易等行業，對外商直接投資的進入限制較多。相對封閉的經濟環境，不僅影響到這些行業的市場化程度，也使這些部門模仿、吸收和應用國外的知識和創新成果，提升中國企業的競爭力的進程十分緩慢，迄今為止中國服務業領域的對外競爭力最為薄弱。
　　（三）貿易收支效應。外商直接投資對東道國進出口貿易的影響有多種途徑，從出口角度看，由于外商通常在國際貿易中具有良好聲譽和廣泛的銷售網絡，以出口導向型的外商直接投資有助于東道國進入國際市場競爭，而外資為東道國帶來的先進生產技術和加工工藝，也有助于提高東道國產品的國際競爭力。此外，外商投資企業不僅“直接出口”，而且也通過后關聯效應產生的需求帶動國內企業的“間接出口”，這部分間接出口占有東道國出口的很大一部分。從進口的角度看，外商投資企業通常比當地企業有更高的進口傾向，特別是資本品和中間產品的進口將導致東道國的貿易赤字，但同時以國內市場為導向的外商直接投資將會減少東道國從國外進口的需要，這實際上就是進口替代。
　　從外商投資企業對我國的出口貢獻看，1998年外商投資企業出口達809.6億美元，占全國出口總值比重的44.1％，而且外商投資企業對我國出口的貢獻率呈上升趨勢（見下表），對我國出口創匯起到了很大作用；從外商投資企業對我國進口的影響看，1998年外商投資企業進口達767.2億美元，占全國進口總值的54.7％，而且也有一個不斷增強的趨勢（見下表）。從外商投資企業進出口的對比中我們可以看到外資對進口的貢獻要大于對出口的貢獻。這說明我國外貿對外商投資企業的依存度很大，同時外商投資企業的“高進口、高出口”表明在跨國公司的全球投資策略中我國僅是一個“轉港碼頭”，在國際分工體系中處于很不利的地位，這是我國在今后利用外資過程中應注意的問題。
　　外商投資企業的進、出口商品總值及占全國進、出口總額的比重（金額單位：億美元）

　年份　　　　　　　全國出口　　　　　　　　全國進口　　　 總額　　　外企　 比重(%)　　總額　　 外企　 比重(%)　1991　　 718.4　　120.5　　16.8　　 637.9　　169.1　　26.5　1992　　 849.4　　173.8　　20.5　　 805.9　　263.8　　32.7　1993　　 917.4　　252.4　　27.5　　1039.6　　418.3　　40.2　1994　　1210.1　　347.1　　28.7　　1156.1　　529.4　　45.8　1995　　1487.8　　468.8　　31.5　　1320.8　　629.4　　47.7　1996　　1510.5　　615.1　　40.7　　1388.3　　756.0　　54.5　1997　　1827.0　　749.0　　41.0　　1432.6　　777.2　　54.6　1998　　1837.6　　809.6　　44.1　　1401.7　　767.2　　54.7

　　
　　資料來源：《中國統計年鑒1999》第578頁和第593頁
　　（四）產業成長效應。從整體上看，中國通過外商直接投資，引進了一批國外先進適用的技術、設備和管理經驗，填補了國內部分高新技術領域的空白，促進了國內產業升級和結構調整；吸收外資增強了我國高新技術產業的國際競爭力。近年來，我國高新技術產品出口以近25％的速度增長，其中外商投資企業高新技術產品出口占80％。高新技術在外資總量中的比重明顯上升，外商投資已成為我國技術引進的重要途徑。但是以市場控制為目的的外商直接投資，對國內產業的發展既有帶動和示范的一面，又對其自身和國內產業的成長構成抑制。表現在：國有企業因機制障礙愈來愈難以適應市場競爭加劇的形勢，國有部門萎縮引起城市市場的相對蕭條，最終又限制外資的發展。這是一種“雙輸”格局，當然，受害最大的是我們自己。
　　據宋泓和柴瑜的研究，近二十年來，中國引進的外商直接投資降低了中國工業結構的整體效益。外商直接投資大多只是將其生產過程最終的組裝工序移至中國，因此對中國產業的前后關聯度低，對當地價值增值的貢獻也就不大。外商投資企業趨之若鶩的工業部門是投資較少、價值增值率和利稅率較低的下游加工行業，如電子、運輸工具業、電器業及服裝、皮革、塑料、金屬制品、食品制造、飲料、文體用具等；而竭力回避的是投資量較大、價值增值率和利稅率較高，屬于中國工業中瓶頸的上游能源、原材料等基礎工業部門。這樣，外資企業基本上是處于與國內企業相競爭的“替代”狀態，而非分工合作的“互補”狀態，因此降低了中國工業的整體資源配置效率。［7 ］中國實施“以市場換技術”戰略后，外商直接投資中的外資控股和獨資企業數目迅速上升。在一些新興工業領域，超過一億美元的大型投資項目數量增加較多。這說明在傳統領域產業競爭外，外商投資力圖取得在新興產業和高新技術領域的領先地位，這種依靠巨額資金、技術投入形成的競爭優勢必然導致市場壟斷，對中國民族工業構成難以克服的進入壁壘。因此，我國應下大力氣扶持關聯度高的尚處弱勢的支柱產業和新興產業，確立中國經濟成長的堅實基礎。
　　 四、中國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的對策選擇
　　中國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的主要目的，是通過引入外來競爭壓力，進一步推動宏觀的政策環境和投資環境向國際規則變化，加快結構調整和國有企業改革，迅速提高國內的技術和管理水平。面對經濟全球化和中國已經入世的現狀，中國正在調整對外開放、利用外資的戰略。為了推動中國新一輪經濟增長的到來，應考慮以下幾方面的政策調整與戰略選擇：
　　（一）完善市場經濟制度和優化投資環境。魯明泓（1999）通過對影響國際直接投資的區位分布研究，發現一國對外資的歡迎程度、經濟自由化程度、法律的完善程度和企業運行的便利性是影響國際直接投資流向的主要因素，而東道國稅率的高低對國際直接投資沒有影響。 ［8］20年來，我國在制度建設和改善投資環境方面做出了不懈努力，但是缺乏健全有效的法律法規制度和政策的不穩定性仍經常成為外國投資者對中國投資環境的抱怨。面對經濟全球化與一體化，為能夠在日趨激烈的國際引資大戰中占據優勢地位，必須完善市場經濟制度和優化經濟環境。第一，按照WTO多邊規則和我國的承諾，清除或修正與這些規則、承諾相抵觸的貿易與投資制度和政策。第二，建立和完善與國內市場開放以及貿易投資活動市場化進程相適應的宏觀調控體系。第三，加強知識產權和法律環境的建設，維護正常的市場秩序，逐步由政策傾向的引導方式轉向市場化調節機制，給外商制造一個可以按國際慣例投資和經營的良好環境；要加強地方和中央的協調，保證外資企業和內資企業的公平競爭，重點是提高政府的服務質量和社會中介服務機構的透明度和規范性。第四，充分利用多邊框架下能夠享有的制度與政策自主安排空間，構筑必要的產業保護和經濟安全體系。
　　（二）確立“自立發展模式”。拉美和東亞國家引進外資的經驗教訓表明，就引進外國直接投資而言，大體上有兩種成功戰略：其一是主要依靠跨國公司及其外國直接投資的依附發展模式，這以新加坡為代表。這種模式適合地理位置優越、人口較少或資源比較豐富且人口較少的國家和地區。其二是依靠當地企業并充分利用跨國公司有利影響的自立發展模式，這以韓國、臺灣為代表。自立發展是以當地民族企業為主體的一種經濟發展模式。它是通過民族企業的成長、壯大來實現本國資源比較優勢的充分發揮，從而促進整個經濟健康發展的。發展中大國及地區追求和實施“自立型”發展戰略時，對外國直接投資和跨國公司的介入程度要作必要的限制和引導，還要保持高度的警惕和戒備，以免陷入“病態依附”發展的深淵。中國是人口最多、經濟規模最大的發展中國家，自立發展模式是我國引進外國直接投資的必然選擇。自立發展不是完全排外、閉關鎖國，它始終是以培育、促進民族企業成長、壯大為核心。放寬或加強對外直接投資的進入應以不損害我國企業的成長為限；同時，跨國公司只是促進我國企業發展的一個配角，而不是相反。因此，在我國企業競爭力較強的行業可以適當多引進外資；在我國企業競爭力較弱的行業或新興行業，引進外資的數量要有所限制。其最終目的在于提升中國民族產業的國際競爭力，以推動中國經濟健康成長。
　　（三）引資方式創新：注重利用跨國公司并購。伴隨經濟全球化進程的是各國之間、各區域之間以及跨國公司之間競爭的加劇。跨國公司紛紛調整全球經營戰略，通過跨國收購和合并股份相互滲透、技術相互轉讓、市場共同占有，既合作又競爭。根據聯合國貿發會議公布的報告，1999年全球外國直接投資預達到8655億美元，其中跨國公司并購總額達7200億美元，占全球跨國直接投資額的83.2％，比上年增長35.4％。［9］跨國公司并購大多通過股權交易或金融資產重組的形式進行， 購買股票、債券等方式形成的證券投資占國際投資比重明顯上升。
　　我們應積極探討跨國并購及其對我國利用外資形式的重大影響，從而對我國引資政策作相應調整。順應跨國并購這種新投資趨勢的變化，盡快轉變政府職能，減少行政干預，不斷完善我國的資本市場，逐步放寬跨國公司通過資本市場進行并購的限制，同時要注意跨國并購給我們帶來的風險，以防止對我國幼稚產業造成過度沖擊。抓住國際兼并浪潮及由此引發的發達國家新一輪產業結構調整的時機，推動國有企業與跨國公司的合作，促進外資參與國有企業的改組改造，實現共同發展。借鑒國際經驗，盡快建立適合中國的跨國并購法律體系的基本框架，降低投資者實施并購的法律風險，構筑企業職工的社會保障和援助體系，實現吸引外資和實現公平競爭、社會穩定的多重目標。
山西師大學報：社科版臨汾25～31F10國民經濟管理樊增強20022002吸收外商直接投資，是我國對外開放基本國策的重要組成部分。改革二十余年，我國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的歷程大體可劃分為起步、持續發展、高速增長、調整與提高四個階段。外商直接投資對我國經濟增長、知識和技術外溢、貿易收支和產業成長產生了明顯效應。在經濟全球化與入世大背景下，中國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的政策與戰略應作如下調整：完善市場經濟制度，優化投資環境；確立“自立發展模式”；創新引資方式；注重利用跨國公司并購。中國/外商直接投資/并購/自立發展模式　　China/direct investment of foreign capital/small firms being swallowed up/the pattern of self-developmentAnalysing the Example of Making Use of Direct Investment ofForeign Capital in China　　FAN Zeng-qiang　　(Economy Management College of Northwest University, XianShannxi 710069, China)It's an important componet part of the basic national policy of the opening to the world tomake use of foreign capital direct investment. The course of making use of foreign capital for directinvestment in China can be divided into 4 steps start, continuous development, high speed on the inclease andadjustment. The inclease of national economy, the exportation of the revenue and expenditur and theindustrial are abviously influenced by direct foreign capital investment. On the huge background ofgloblization and China had become one of the members of WTO, the national policy and strategy of makinguse of foreign capital for dicect investment should be adjusted as follows: the rules and laws of marketeconomy and environment of investment should be perfected futher; self-development pattern should beestablished; to bring forth new ideas about the way of making use for foreign capital and pay attention tomake use for chance of small firms being swallowed up by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樊增強，西北大學 經濟管理學院，陜西 西安 710069　　樊增強（1969—），男，山西師范大學學報編輯部編輯，西北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博士研究生。 作者：山西師大學報：社科版臨汾25～31F10國民經濟管理樊增強20022002吸收外商直接投資，是我國對外開放基本國策的重要組成部分。改革二十余年，我國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的歷程大體可劃分為起步、持續發展、高速增長、調整與提高四個階段。外商直接投資對我國經濟增長、知識和技術外溢、貿易收支和產業成長產生了明顯效應。在經濟全球化與入世大背景下，中國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的政策與戰略應作如下調整：完善市場經濟制度，優化投資環境；確立“自立發展模式”；創新引資方式；注重利用跨國公司并購。中國/外商直接投資/并購/自立發展模式　　China/direct investment of foreign capital/small firms being swallowed up/the pattern of self-development

網載 2013-09-10 21:2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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