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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從傳統社會解體以來，中國知識分子就陷入了生存性無根的漂流狀態，同時也開始了漫 長的尋根歷程。中國傳統社會的知識分子的生存根基有三個層面，即家族（祖宗）、國家（皇 帝）和儒教（孔子）。家族是中國傳統社會的基本構成單位，也是傳統知識分子安身立命的基 礎。中國不存在西方意義上的民間社會，中國傳統民間社會實際上就是家族。作為家族中的 一員，傳統知識分子不是獨立個體，也沒有社會活動的空間，他們沒有從家族中分離出來； 他們不僅在家族中生長，而且在家族中受教育（私塾和家教），在家族中盡孝，延續家族事業 是他們最基本的職責。如果不能出仕，就做鄉紳，為家族服務；如果出仕，就代表家族為國 效力，光宗耀祖，造福桑梓。總之，家族是最后的歸宿，不僅是在生活意義上，而且在精神 意義上也是如此。傳統知識分子可以沒有國，但不能沒有家，在仕途不得意時，往往就回到 家族中去，從而找到精神寄托；而所謂歸隱，實際上是回歸家族。傳統知識分子的道德理想 是“內圣外王”，內圣是“修身”，而“齊家”是最低要求，是外王的基礎，最高理想是“ 治國”、“平天下”。因此，國家成為傳統知識分子的政治理想之所在。這種“外王”理想 不僅是一種功利行為，而且由于它與“內圣”聯系起來，因此也是一種最高的人生境界。傳 統知識分子的文化之根是儒教。儒家學說幾乎是傳統知識分子的全部知識來源，它既是一套 道德—政治學說，又是一種信仰體系（所謂“內在的超越”），它沒有發生形上與形下、經驗 與超驗的分化，也就是所謂“天人合一”、“體用不二”的準哲學和準宗教。儒家學說不僅 論證了“外王”的合法性，而且為知識分子提供了終極價值。這就是一種“圣化”的境界， ，它使世俗的活動（齊家、治國）具有了神圣的意義。在傳統社會里，往往有一個最高的權威 即“卡里斯瑪”，成為整個民族的信仰。中國傳統社會的“卡里斯瑪”是家族（祖宗）——國 家（皇帝）——儒教（孔子）三位一體，中國知識分子是這一“卡里斯瑪”的信仰者和論證者。
　　現代性是一個“祛魅”的世俗化過程。在中國現代化進程中，中國的“卡里斯瑪”解體， 傳統家族、國家、儒教被摧毀，“圣”淪落為俗。
　　現代性的發生，意味著家族的解體和家族權威的衰落。由于外國資本的入侵和國內資本的 產生，社會化的商品經濟打破了家族化的自然經濟；現代城市興起，造成農村破產，家族解 體。同時，現代知識分子也應運而生，他們雖然大多數出身于農村，但不可能再返回農村， 而是脫離家族，流入城市。正是由新知識分子發動的五四新文化運動，倡導個性解放、平等 自由，家族主義劇烈受到個性主義的沖擊而漸趨衰落。易卜生的《玩偶之家》和曹禺的《雷 雨》之所以引起廣泛的共鳴，就在于其抨擊了舊的家族制度，謳歌了個性解放。家族失去了 以往的神圣，變成了罪惡的淵藪，祖先這個民間的“卡里斯瑪”也失去了魔力。知識分 子因此脫離了家族的羈絆，獲得了人格的獨立。
　　現代性的發生，也摧毀了傳統國家，導致君權崩潰。在西方列強的打擊下，傳統國家日趨 衰微，君主權威一落千丈，于是就有了變法、革命的發生和傳統的王朝國家向現代民族國家 的轉變。1905年，清政府被迫廢除科舉制度，斷絕了知識分子與國家的聯系渠道。辛亥革命 推翻清王朝，不僅改變了中國的政體，而且也打倒了皇帝這個政治“卡里斯瑪”偶像。從此 ，中國知識分子失去了“外王”的理想，從國家的束縛下得到解放，變成了自由知識分子。
　　現代性作為現代理性精神，也摧毀了儒教。儒學不僅由于傳統社會的解體而衰落，而且在 西 方傳入的科學精神和人文精神的沖擊下瓦解。五四新文化運動高舉科學、民主的大旗，批判 孔孟之道。儒學是傳統的倫理思想體系，缺乏科學精神，因此科學主義乘虛而入；儒學泯滅 個體價值，因此民主自由思想一攻即破。中國新一代知識分子不再是私塾中讀“四書”、“ 五經”出來的舊士子，而是國外或國內洋學堂里培養出來的城市知識分子；他們的知識結構 發生了根本變化，由儒家傳統學說變成現代科學和人文知識。對孔子的批判毀滅了知識分子 的文化“卡里斯瑪”偶像，使其失去了傳統思想的約束，獲得了精神的自由。
　　在現代性的沖擊下，中國知識分子掙脫了傳統的襁褓，由圣入俗，具有了獨立個體的身份 。他們環顧四周，不免感到陌生、焦慮和彷徨，他們不知道從哪里來，向哪里去，產生了自 我認同危機。自我認同危機包括社會認同危機、國家認同危機和文化認同危機，這是全面的 生存危機。正是為了擺脫這三重危機，中國知識分子開始了自己的現代尋根。
　　家族的解體和家族主義的衰微，使新知識分子獲得了自由。但是，這也造成了個體生存的 危機和社會認同的危機。外國的“娜拉”（易卜生《玩偶之家》）走出家庭后，可以走進社會 ，從事自由職業，而中國的“娜拉”走出家庭后，卻很難找到安身立命之所。因為傳統中國 沒有市民社會，只有家族即傳統民間社會。而由于市場經濟極不發達，傳統中國的解體并沒 有立即創造出一個市民社會，沒有給新知識分子留下一個足夠的生存空間。新知識分子不能 回到傳統家族中去，又無法在市民社會中立足，難以找到固定職業和社會角色，于是成為一 群社會“流民”。這種生存境況不僅僅是一個經濟問題，更是一個社會認同的問題，即知識 分子能否融入社會并成為社會積極成員的問題。顯然，在社會中無所歸依的知識分子（社會 流民）只能成為社會的破壞力量，而不能成為積極的建設力量。成為社會流民的知識分子也 失去了最基本的生存依據，這一生存根基原本是由家族承担的，而現在本應由市民社會來承 担，卻由于市民社會發展的受阻而喪失了，因此就造成了根本的價值危機，孤獨的個體無所 附麗，價值選擇就失去了根據，這是現代中國知識分子悲劇命運的根本原因。由于缺乏民間 社會的生存空間，他們便只能直接介入政治領域。傳統士子可以經科舉考試進入政治領域， 成為國家的工具，從而實現自己的政治理想。自從1905年清政府廢除科舉后，知識分子便喪 失了進身之階，與國家分離，成為失去依托的孤獨個體。雖然仍然有一部分知識分子通過各 種途徑進入政府，其后的國民黨政府也建立了公務員考試制度，但由于政治的紊亂，就總體 而言，整個社會體系還缺乏知識分子從政的正當通道。更重要的是，中國沒有形成一個發達 的公共社會，各種社會組織、團體、政黨和輿論工具都受到限制，知識分子沒有正常的參與 政治生活的渠道。盡管如此，中國傳統知識分子的“外王”理想在新知識分子身上并沒有消 失，而是轉化為強烈的愛國主義和民主主義，這種政治熱情受到壓抑，于是，他們只能以造 反者的身份介入政治。這就是說，傳統國家（皇帝）的偶像被摧毀，新知識分子發生了國家認 同的危機，他們與國家政治體制相分離、相抵觸，成為政治的“流民”。而革命既是與國家 分離的表現，也是重建新國家以達到與國家融合的努力。另一個值得重視的問題是，本來中 國現代知識分子主要是“專門的知識分子”，他們最初是抱著救國的志向或職業的興趣選擇 各種學科的，但由于市場經濟 的落后而難以成為自由職業者，加之政治使命感的驅使，于是他們不得不放棄自己的專業和 職業，由“專門的知識分子”轉化為“普遍的知識分子”，即啟蒙知識分子和職業革命家。 如魯迅、郭沫若棄醫從文，胡適由學農學而改學哲學等，其他如陳獨秀、李大釗、毛澤東、 瞿秋白等成為職業革命家。在中國，“普遍的知識分子”最后只能是革命家，因為啟蒙知識 分子的生存空間太小。五四新文化運動是一場啟蒙運動，本來胡適等人抱定“二十年不談政 治”、專注于思想文化建設，這是一種自由知識分子的立場，表明了對國家的獨立性，但僅 僅過了數年，思想啟蒙就轉為政治革命，其中原因除民族危機和社會問題的緊迫性外，也是 由于公共社會沒有成長起來，啟蒙未能收到廣泛的社會效果，大眾仍然沒有覺醒，從而激發 了急躁情緒，最后很快放棄啟蒙而投入革命的緣故。其時，胡適等人雖還在堅持啟蒙，但已 經把重心轉向當政府的“諍友諍臣”，結果碰壁。
　　儒教的毀滅，也導致新知識分子的文化認同危機。這種文化認同危機表現在兩方面。一方 面，現代性的“祛魅”，使文化由圣入俗。引進科學、民主，只是在“用”的層面重建中國 文化，忽略了對“體”的層面的引進和重建；而由于傳統的“道”和社會角色失落及新的“ 體”的缺失，導致了文化的神圣性失落和信仰的缺失。科學、民主可以解決社會變革問題， 但不能解決終極價值和信仰問題。五四新文化運動中發生的科學與玄學的論戰和對宗教的批 判，都是企圖以新的“用”取代傳統的“道”、“體”，這不但沒有解決終極價值和信仰的 缺失問題，反而使這一問題更加嚴重。因此，新知識分子對現代文化的接受本身就隱含了危 機。他們的終極追求受到壓抑，而科學、民主信念的正當性也缺乏終極的論證。一些留學西 方的新知識分子后來轉向文化保守主義（如“學衡派”），除了民族主義之外，還有對引進的 西方文化缺乏終極價值、從而導致新文化的凡俗化的反彈。另一方面，由于新知識分子所受 到的教育是西方的、現代的，因此與傳統文化格格不入。為了啟蒙，他們引進西方文化，并 激 烈地反傳統，中國本土文化成了異質文化，而西方文化又遠離傳統，得不到傳統文化的“支 援意識”，這就造成中國知識分子的文化失根，他們在中西文化之間、傳統文化與現代文 化之間無所適從，成為文化的“流民”。如，魯迅一方面對傳統文化深惡痛絕，稱之為“吃 人的宴席”，主張“別求新聲于友邦”，另一方面骨子里又是個民族主義者，對西方文化極 為排斥，如在五四時期的小說《阿Q正傳》中的“假洋鬼子”形象（作品中唯一的接受西方教 育的人）就透露出這種潛意識。由五四時期的西化轉為革命時期的反西化，也體現了新知識 分子的這種文化漂流狀況和歷程。
　　新知識分子在現代性進程中發生自我認同危機，成為“社會流民”、“政治流民”和“文 化流民”，必然產生一種現代性焦慮，這是新知識分子最根本的精神狀態。中國現代性的精 神氣質，從全民族方面看是怨恨，從知識分子方面看，則是焦慮。這與知識分子的反思能力 和超越追求有關。從表面上看，新知識分子的革命選擇是基于現實功利目的——救國救民， 與形上追求無關，但實際上更深刻的精神動力則是為了獲得終極價值和重建生存家園。現代 性焦慮是生存性的危機感，首先是由于“脫圣入俗”而產生的恐懼和憂慮。新知識分子在現 代性的沖擊面前，找不到安身立命之基，不由得茫然失措。在這一點上，魯迅是值得研究的 典型個案。他在五四前和五四后都曾經有過一段苦悶、彷徨，這不僅僅是由于找不到救國救 民的道路，更深刻的原因是在現代性面前產生的生存性焦慮。他對人生有一種深刻的懷疑， 潛藏著一種悲觀主義的哲學，這種懷疑和悲觀幾乎終其一生，不論是在信仰激進自由主義的 五四時期，還是信仰馬克思主義的革命時期，這種焦慮都沒有完全消除。魯迅的深刻之處就 在于，在其一生的斗爭中，都沒有掩飾和抹殺過這種焦慮。現代性焦慮還表現為知識分子對 現代性既渴求又充滿疑慮的雙重態度上。由于對現代性的渴求，五四時期新知識分子對于各 種西方現代思潮和“主義”采取“拿來主義”，不管是自由民主主義還是無政府主義、社會 民主主義、還是共產主義兼收并蓄，《新青年》和“少年中國學會”都是如此。同時，他們 對現代性又充滿疑慮，因為中國的現代性意味著脫圣入俗，意味著喪失終極價值的失落；意 味著反對自己民族的傳統文化，接受西方（而且是壓迫者）的文化。因此新知識分子的政治信 仰也是多變的，這種多變基于對現代性的不信任。如處于新舊知識分子之間的梁啟超就曾主 張過保皇主義（辛亥革命前）和自由民主主義（辛亥革命后至五四運動前）以及保守主義（五四 運動后）；李大釗、陳獨秀、毛澤東等也都改信過各種主義，最后才選擇了共產主義。正是 基于這種現代性焦慮，才導致新知識分子在五四時期選擇了現代性，五四以后又選擇了反現 代性，從而使中華民族和知識分子經歷了一個多世紀的坎坷命運。
　　中國現代性的歷史，就是知識分子尋找生存家園的歷史。由于家族和家族主義的破產，新 知識分子離開家族走向社會；而由于民間社會尚未形成，他們成為無家可歸的“社會流民” 。于是新知識分子就投身于革命，在革命隊伍中找到了新的“家”。不能否認許多新知識分 子參加革命，是出于愛國愛民的信念，但也不能否認，期望在“革命的熔爐”中找到社會歸 屬感仍然是其重要的動機。革命隊伍的核心是革命政黨，它不同于西方的民主政黨，后者僅 僅是世俗的政治組織，黨員保留著獨立性，而前者則是神圣的“家族”，黨員和革命隊伍的 成員在這里找到了自己的全部生活和生命，個體完全融入集體，“把一切獻給黨”；由于黨 是共產主義的組織，入黨就具有了超世俗的意義，從而找到了生存的意義。這就是說，在革 命隊伍里，新知識分子獲得了新的社會認同。
　　由于新知識分子與國家分離，從而失去了“外王”理想，他們就在革命斗爭中摧毀舊的國 家，建立一個新的國家，并重新獲得國家認同。這個新的國家就是蘇聯社會主義提供的樣板 。革命是新知識分子取得與國家一體化的唯一途徑，在革命中，知識分子獲得了自己的政治 身份，從而結束了自己政治流民的歷史。新知識分子在革命斗爭中實現了自己的政治理想， 這 種政治理想是與共產主義相聯系的，因此具有超世俗的終極價值，達到了“外王”與“內圣 ”的一致。
　　傳統文化的瓦解，導致文化的脫圣入俗，新知識分子喪失了文化認同，成為“文化流民” 。他們不可能在宗教和形上哲學中尋求超越，這是中國文化的實用理性特征所決定的。于是 ，新知識分子就開始尋找和重建新的“天人合一”、“體用不二”的文化。蘇聯傳入的革命 理論即東方化的馬克思主義，一方面以最高的科學和最先進的意識形態的身份與現代性相銜 接；另一方面又以理想主義的品格即共產主義學說重建了革命的“體”和“道”，從而具有 了形而上的意義。五四時期的李大釗在《Bolshevism的勝利》一文中引述《泰晤士報》文章 的話：“Bolshevism實是一種群眾運動，帶些宗教的氣質。……有了Bolshevism于貧苦的人 是一好消息，于地上的天堂是一捷徑的觀念……”并指出：“……這話可以證明Bolshevism 在今日的俄國，有一種宗教的權威，成為一種群眾的運動。豈但今日的俄國，20世紀的世界 ，恐怕也不免為這種宗教的權威所支配，為這種群眾運動所風靡。”[1](P91)在與眾多的西 方現代性思潮的斗爭中，特別是與三民主義的斗爭中，馬克思主義能最終取得勝利，它的理 想主義品格和終極關懷功能是重要原因。新知識分子在革命運動中實踐馬克思主義，不僅實 現了救國救民的理想，而且找到了新的信仰，從而獲得了文化認同。
　　由以上可以看出，中國新知識分子對現代性的回應經歷了由肯定到否定的歷史回合：洋務 運動、戊戌變法、辛亥革命與五四時期接受了現代性，導致了脫圣入俗和知識分子自我認同 的危機。在五四后的革命中，新知識分子以反現代性的方式進行了重建社會、國家、文化的 努力，并重新獲得了自我認同。在建國后，進一步完成和強化了這種反現代性的建構。
　　在建國后，中國按照蘇聯的社會主義模式建立了國家社會主義制度，其基本性質是國家與 社會不分，國家對社會生活施行全面控制，包括經濟上的國有制和計劃經濟，政治上共產黨 的一元化領導，以及文化上的意識形態一元化等。這就重新建構了一個高度一體化的生活世 界，知識分子在這個生活世界里完全被同化了，他們也認同了這種存在。
　　在國家社會主義制度下，沒有民間社會的存在，家族也被消滅（國民黨通過農村破產和城市 化有限地消滅了家族，共產黨則通過土地改革和集體化徹底地消滅了家族），取而代之的是 “單位”。單位不僅是生產單位，而且是國家的細胞、人民生活的共同體，它在黨政機構的 直接領導下，集國家的幾乎全部功能于一身，代表國家管理成員的經濟生活（生產以及一切 社會服務等）、政治生活（通過黨組織進行意識形態宣傳教育和監督階級異己分子）、執行法 律（治安保衛甚至有送勞動教養的司法權利等）以及文化生活（工會、青年團、婦聯等主要工 作）。每一個人都屬于一個單位，工人屬于工廠，農民屬于人民公社，干部屬于機關，知識 分子屬于文化教育等事業單位，就是沒有工作的人也有相應單位管理，如學生屬于學校，家 庭婦女屬于街道居民委員會。這樣知識分子就結束了“社會流民”的歷史，成為單位的一分 子，找到了自己的安身立命之所。單位是國家的細胞，是革命的家庭，知識分子融入單位就 得到了歸屬感、神圣感，產生了一種忘我的集體主義意識。在單位體制中，知識分子獲得了 社會認同，找到了生存的家園。但是，這是以犧牲知識分子的特性為代價的，他們不再是自 由知識分子，而成為單位的屬人。
　　在國家社會主義制度下，知識分子主要是作為小資產階級而成為人民中的一部分的。同時 ，知識分子憑借自己的知識獲得了“國家干部”的身份，雖然地位上低于黨政干部，但卻高 于普通人，而且少數人改造好了還可以入黨，轉化為黨政干部。這樣，知識分子就結束了“ 政治流民”的身份，獲得了政治身份。改造思想是獲得這種政治身份的必要途徑，為此知識 分子也經歷了各種磨難，但對于大多數人來說，畢竟獲得了國家認同。這種認同是與共產主 義的神圣使命相聯系的，因此具有超政治的意義，它成為知識分子的終極關懷、最高理想。 國外一些人不理解中國知識分子為什么能被“洗腦”，為什么無怨無悔地認同社會主義，他 們不明白，對于中國知識分子來說，社會主義意味著找到了安身立命的所在，意味著實現了 “內圣外王”的人生理想。
　　建國后，通過思想改造和學習教育，知識分子實現了由自由主義向馬克思主義的轉變，從 而獲得了新的信仰。與革命知識分子不同，他們沒有選擇的余地，這是唯一的現實。但同樣 的是，他們大多數對馬克思主義的接受是虔誠的，對自由主義的清洗是徹底的。支撐著他們 的 除了救國救民的使命感外，還有對崇高的終極價值的追求。在儒教和宗教都徹底消失的文化 中，馬克思主義是唯一能夠給以他們神圣意義的學說。知識分子在接受馬克思主義的過程中 獲得了新的文化認同，找到了新的文化“卡里斯瑪”。
　　總之，經過長期的追尋，中國知識分子終于找到了生存的根基，這就是以單位（集體主義） ——黨和國家（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共產主義）三位一體的新的“卡里斯瑪”。但歷史 并沒有到此終結。一方面傳統社會主義存在著內在的矛盾，另一方面它與新知識分子之間也 存有矛盾，這一切導致它必然發生變革。傳統社會主義雖然為新知識分子找到了安身立命之 處，但也使他們付出了犧牲知識分子特性的代價。這種特性就是獨立的人格身份、自由的思 想，這是在傳統文化解體后本應確立的，但由于歷史條件的不成熟而喪失了。改革開放是對 傳統社會主義的改造，是對現代性的全面建設，其提供了恢復、重建知識分子特性的歷史契 機；市場經濟的興起，將形成一個民間（市民）社會，并打破人才對單位的依附和國家對人身 的全面控制，使知識分子有可能成為自由職業者，獲得獨立身份，得到新的社會認同；政治 改革將推進民主化進程，并形成一個公共社會，從而為知識分子參與政治生活開辟廣闊的空 間，得到新的國家認同；意識形態的變革也將使文化生活多元化，從而為知識分子的自由思 考提供空間，得到新的文化認同。這意味著知識分子開始了又一場現代尋根，而這種新的尋 根是在完全不同的新的歷史條件下和價值維度上進行的，它實質上是對現代性的體認，在這 一體認中，中國知識分子將獲得真正的自我認同。
吉首大學學報：社科版1～4D4中國政治楊春時20022002現代性的沖擊導致傳統的解體，即“脫圣入俗”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中國知識分子喪 失了生存的根基，成為“社會流民”、“政治流民”和“文化流民”。這造成了中國現代知 識分子的現代性焦慮。于是，中國知識分子開始了尋找生存家園即自我認同的過程。他們投 身 革命，并在傳統社會主義中獲得了社會認同、政治認同和文化認同。但在這個過程中，知識 分子也付出了犧牲現代性特性的代價。隨著現代性進程的重新啟動，中國知識分子將重新確 立自己的生存根基。知識分子/現代性/自我認同/尋根知識分子研究　　中圖分類號：C912.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7-4074(2001)04-0001-04廈門大學　中文系，福建　廈門　361005　　楊春時(1948～)，男，黑龍江海倫市人，廈門大學人文學院中文系教授，中華美學學會理 事，主要從事美學、文藝學和中國文化思想史研究。 作者：吉首大學學報：社科版1～4D4中國政治楊春時20022002現代性的沖擊導致傳統的解體，即“脫圣入俗”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中國知識分子喪 失了生存的根基，成為“社會流民”、“政治流民”和“文化流民”。這造成了中國現代知 識分子的現代性焦慮。于是，中國知識分子開始了尋找生存家園即自我認同的過程。他們投 身 革命，并在傳統社會主義中獲得了社會認同、政治認同和文化認同。但在這個過程中，知識 分子也付出了犧牲現代性特性的代價。隨著現代性進程的重新啟動，中國知識分子將重新確 立自己的生存根基。知識分子/現代性/自我認同/尋根知識分子研究　　中圖分類號：C912.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7-4074(2001)04-0001-04

網載 2013-09-10 21:27: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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