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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著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迅速發展，中國的民族社會和民族觀念都發生了較大的變化，呈現出兩種出乎意料又合乎社會發展規律的趨勢：一種是半封閉型的民族社會向開放型的民族社會發展；二是狹隘的民族意識逐漸淡化，而國家意識則逐步增強。這兩種趨勢都有利于國家統一和社會穩定，有利于民族團結和民族關系的和諧。本文就這兩種趨勢作一初步的分析。
　　 一、社會變遷：半封閉——開放
　　在計劃經濟條件下，中國各地區的經濟主要是根據本地區的情況擬訂計劃和生產，主要是滿足本地區內人們生活的需要，商品流通也主要是在本省、本區之內。各地區之間的人口流動和文化交流就更少。尤其是少數民族地區，更是如此，各民族農、牧民固定在土地和牧場上，從事單一的農牧業生產，自然經濟占據主導地位，民族之間的交往極為有限，彼此之間了解不多。這種社會，雖然不是全封閉的，但至少可以說是半封閉的。由此而產生的民族意識也是半封閉型的。
　　改革開放１０多年來，隨著中國政治、經濟和文化的歷史性變革，商品經濟或市場經濟得到逐步的發展。特別是近幾年來，市場經濟迅速發展，成為中國的主體經濟形式。市場經濟打破了相對封閉的狀態，民族地區和漢族地區之間橫向的交流和協作日益增多，有效地調整各民族之間的相互關系，對中國民族關系產生了以往沒有料到的巨大作用。在市場經濟的沖擊下，民族社會和經濟發生很大的變化，逐漸由半封閉型的民族社會向開放型的民族社會轉變。它表現在如下幾方面：
　　首先，市場經濟促進了不同民族間的經濟文化交流。人類學家認為，文化和社會發展的重要動力之一是文化交流，因為文化交流能夠使各種文化形態增生出許多不被自己地理環境所羈絆的、從更高層次上超越這種地理環境的文化因素。各種文化相互交流，可以相互學習，取長補短，較高的文化必然會影響較落后的文化，從而使兩者的文化逐步接近。如果文化交流面較大、較頻繁，則不同文化的接近和整合也就越快。世界上各種文化，都是多種文化的混合物，其中有自身固有的，也有相當部分甚至大部分是外來的。世界上很少有純粹的民族文化，如果有之，這樣的文化必然是隔離的、封閉的、原始的、與他族不相往來的。
　　商品交流是文化交流的一種重要形式。在實行市場經濟前，民族地區的農業和企業主要面向本地，自供自足的經濟成分較大，并沒有充分發揮自己的資源優勢。近幾年來，市場經濟將全國連成一個統一的大市場，商品流通形成了自身的規律，流通成為不可阻擋的趨勢，計劃經濟下被保護的各種封閉的市場被突破。民族地區的農業和企業開始打破自我封閉的局面，積極開拓內地市場。各民族地區都在爭創名優產品，打入國內、國際市場。如新疆的石化產品、稀有金屬和寶石、玉石等工藝品，以及葡萄干、爪果、棉花等農副產品；內蒙古的羊絨衫、皮革和煤電；云南的煙、茶、橡膠和有色金屬；貴州的名酒和鋁制品等，都在國內外市場有較強的競爭力。少數民族的工藝美術品，在內地和沿海發達地區市場上曾風行一時，少數民族的工藝服飾也曾大放異彩。同樣，沿海和內地的企業生產的各種商品大量涌向民族地區，北京、上海、廣州等地生產的各種新產品，在很短的時間內便在新疆和西藏等地出現。
　　其次，市場經濟促進了少數民族和漢族間的人口雙向流動。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人口流動量極大。據第四次人口普查資料，從１９８２至１９９０年，少數民族遷入各省、直轄市的市、鎮、縣的有２２０６１９０人。９０年代以來，人口流動更為頻繁。據有關數據統計，近幾年，全國流動人口達８０００萬人，其中包括大批的少數民族。中國實行的改革開放政策，極大地調動了各民族參與各種經濟活動的積極性，大批少數民族農牧民走出深山、草原和邊疆，到沿海和內地發達地區務工經商，人口不下幾百萬人。許多內地城市成了多民族居住的都市。據統計，目前北京有５５個民族，常住少數民族人口達４１．３８萬人，流動少數民族人口不下２０萬。特別是一些善于經商的民族，在市場經濟中得以充分發揮自己的才能。例如，新疆的維吾爾族歷史上就在絲綢之路上來往。本世紀８０年代以來，大批維吾爾族群眾離開家鄉，到全國各地經營餐飲業和新疆果品特產，他們在北京、上海、廣州、海口、深圳、潮州、天津、大連、沈陽、哈爾濱、西安、蘭州、西寧等城市從事商業活動，都有不同規模的經營聚居地和商業網點。其中最著名的是廣州近郊的三元里、上海民族飯店一帶和北京的甘家口、魏公村等。據調查，僅在北京甘家口“新疆村”有暫住證的新疆籍流動人口就有５００—６００人，再加上常年在這里居住的經營者，其總數應超過１０００人。［（１）］其他民族也一樣，朝鮮族、傣族風味飯館幾乎遍布北京各地。甘肅臨夏回族自治州有４萬多回族到全國各地經商或從事其他行業。湖南的瑤族和苗族，廣西的毛南族，新疆的烏孜別克族、哈薩克族和塔塔爾族等，東北的鄂溫克族和赫哲族等，都有不少人走出家鄉，到沿海發達地區從事各種行業。據調查，現廣東少數民族成份已達５２個，人口３５．０４萬人，其中深圳特區有少數民族常住人口１００００多人。僅貴州畢節地區便有１３萬少數民族“打工妹”在廣東寶安、深圳、東莞、珠海等地打工。［（２）］到沿海和內地發達地區經商及從事其他行業的少數民族，把民族地區的優秀工藝品和獨特的飲食文化傳入內地和沿海發達地區，同時也把漢族地區的經營管理經驗、競爭意識帶回民族地區，形成了文化上的雙向交流。
　　有些民族地區的當地政府還有計劃地組織勞務輸出，如內蒙古烏蘭察盟把勞務輸出當作增加原始積累、促進脫貧致富的一門產業來抓。出１人，帶１戶；出幾人，帶全村。卓資縣１０萬勞力中輸出了６萬，９０００戶貧困戶靠此脫貧。全盟現在有三分之一的勞力外出務工經商。［（３）］寧夏要求每年組織各種形式的勞務輸出２０萬人次，計劃到２０００年，８個貧困縣要向非農產業轉移勞力４０萬人次以上，寧夏固原窮得有名，現在已遷出８萬人，在川區實現三年脫貧的目標，以后每年還要遷出２萬人。［（４）］
　　人口流動也表現在內地大批漢族到少數民族地區從事各種經濟活動。例如，新疆從１９８４年開始，內地各省區的經商人員逐年增加，他們大多來自江蘇、浙江、四川、陜西、甘肅等省區，天山南北的大多數縣市都有內地客商的足跡。他們從事各種行業活動，有經營服裝、鞋帽、百貨的，有從事飲食、理發、美容等服務行業的，有從事縫紉、日用品加工和建筑等技術工作的。西藏也一樣，８０年代以來，甘肅、青海、四川的回族和漢族大量進入西藏從事商業及其它行業，他們開設飯館、商店，開辦加工作坊。漢族農民建筑隊、施工隊在西藏承包各項現代建筑工程，參加西藏各地修建公路、橋梁、水壩、電站、樓房等。西藏近些年的各項重大建筑工程都由漢族施工隊承包，比如拉薩市修柏油路面、埋管道和地下通訊電纜、架高壓線、建城市居民區，無不留下漢族施工隊工人的汗水和足跡。另外，自行車、縫紉機、手表和各種家用電器大量進入了普通藏民的家庭，各種修理業幾乎全都是漢族個體工商戶。漢族個體戶的工商業已成為西藏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關系到藏族人民的切身利益。這一點藏族群眾已有體會。在改革開放大潮中進入西藏的漢族、回族等個體工商戶，對西藏社會經濟發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它繁榮了市場，豐富和方便了群眾生活。現在，拉薩、日喀則等城鎮市場上，內地的蔬菜水果品種繁多，價格適中，已成為藏族群眾特別是青年生活的必需品。內地個體工商戶短短的幾年時間為眾多地區的藏族同胞解決了長達幾百年來藏族市民難以解決的吃菜問題。［（５）］
　　從內地去邊疆民族地區從事各種行業的漢族和其他民族，對少數民族地區的經濟繁榮和發展，起到了有益的補充和推動作用。其一，他們傳播了市場經濟觀念，使少數民族解放了思想，更新了觀念，并為少數民族地區造就了一批有膽識、會經營、懂管理、有技術的市場經濟人才；其二，方便了群眾，活躍了市場，促進了邊疆少數民族地區社會生產力的提高；其三是擴大了就業門路，增加了當地的財政收入；其四，在漢族個體工商業的影響下，不少原來不會經商的少數民族開始學習經商，帶動了少數民族個體工商業的發展。
　　人口流動雖然對當前社會穩定造成一定的影響，但這是暫時的，并不會影響大局。從長遠來看是有利的，它有利于各地、各民族間文化的整合，有利于中華民族意識的鞏固和發展。人口流動有一個適應、沖突、整合過程，對于流動人口，不能因為他們與社會發生一些沖突便加以限制，尤其是少數民族到內地和沿海地區從事經商及其他行業的人員，不僅不能限制，而且要加以鼓勵和保護。同樣，內地到邊疆地區從事各種行業的人員也要與當地民族和睦相處，共同開發邊疆。從歷史上看，每一次民族大遷徙和人口大流動，都引起經濟大發展和文化大融合。所以，應正確對待目前出現的人口流動，適當地加以引導。不能人為地限制。
　　第三，市場經濟促進了少數民族地區與漢族地區企業或科研單位之間的橫向交流和協作。資源豐富是少數民族地區的一個重要特征。如何使資源變為物質財富，是決定少數民族地區能否實現現代化的重要問題。但少數民族地區科學技術落后，管理水平低，僅靠自己的努力是無法在較短的時間內改變落后狀態的。實行市場經濟以來，少數民族地區積極與沿海和內地發達地區企業聯營，共同開發資源。
　　為了進一步加強東西部的合作，１９９３年農業部提出組織實施《鄉鎮企業東西合作示范工程》的設想。目前，浙江、江蘇等省鄉鎮企業局成立了“鄉鎮企業東西合作工程領導協調小組”，加強了與江西、新疆、河南、陜西、內蒙古等省區的交流與合作，據不完全統計，目前已有２０個省區建立了１０對友好協作關系。農業部首批公布的６６個東西合作示范區是中西部地區擇優選出來的。項目是東西合作的基礎，企業是合作的主體。這批項目較好地體現了優勢互補，經濟互利的原則，突出了效益性、合作性和對地方經濟發展的示范導向作用。目前，這一工程得到了東部地區著名企業家的積極支持和響應。浙江萬向集團公司董事會主席魯冠球提出西進計劃；江蘇省江陰市華西村吳仁寶無償為中西部地區培訓技術骨干；天津市大邱莊津海集團準備將焊管廠遷到新疆、鍍鋅管生產線遷到河南，萬全集團與新疆建設兵團的合作也已付諸實施。［（６）］
　　第四，市場經濟促進了對外開放。自１９９２年起，中央批準了一批邊疆地區的城市和口岸為陸地邊疆對外開放城市和國家級口岸，并給予新疆以類似沿海的８條優惠政策。此后，邊疆民族地區的沿邊開放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邊境貿易額逐年增多，對外合作項目也一年比一年多。據統計，１９９２年，廣西邊境貿易進出口總額達４．５億美元，比上年增長３０％；云南邊境貿易進出口總額達３．５億美元，比上年增長４３．３％；新疆邊境貿易進出口總額達３．２億美元，占全區進出口貿易總額的４２．７％，創歷史最高紀錄。吸收和利用外資規模也不斷擴大，１９９２年廣西新注冊“三資”企業１３８５家，合同投資總額２７．８億美元。云南新增“三資”企業２０２家，投資總額３．８６億美元，其中協議利用外資１．６８億美元。新疆共批準利用外資項目１６４個，同時還在中亞及獨聯體合資興辦了２００多家境外企業。內蒙古簽訂利用外資項目２９９項，合同金額４．５億美元，比上年增長２．３倍。１９９３年民族自治區實際利用外資情況分別為：內蒙古８５２６萬美元，廣西８９７５６萬美元，新疆５３００萬美元，寧夏１１９０萬美元。［（７）］
　　以上種種表明，市場經濟的發展，打破了各個少數民族原有經濟生活的狹小圈子，打破了計劃經濟時期受地域限制的民族間的聯系，它超越了地區界限，使不同民族之間得到充分的交流和溝通。現在，沒有一個民族的經濟文化體系能獨立存在，盡管邊疆與內地的地理環境差別很大，經濟生產也有明顯的差異，但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的互通有無，形成了密切的互依關系。此外，民族間的交往聯系突破了一切舊有的觀念、規范和限制，一種新型的民族關系逐步形成，各民族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親相融關系得到進一步的豐富和發展。
　　 二、觀念變遷：民族意識——國家意識
　　在當今世界上，每一個國家都在努力進行民族與國家的整合，只有在良好的整合下，民族才可能借國家而繁榮，國家亦可借民族團結而興盛。而國內各民族的相互接近和認同，國家意識的提升，需要有一定的環境、條件和過程。
　　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實行極左的民族政策，不尊重少數民族的風俗習慣和宗教信仰，侵犯少數民族的平等權利和自治權利，大批民族干部遭受迫害，因而民族心態受到嚴重壓抑，以至于地方民族意識或狹隘的民族意識也隨之上升，一些地區的排除異民族的事件接連發生，民族關系較為緊張。在這種情況下，國家意識和中華民族意識不但沒有增強，反而受到削弱。
　　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和市場經濟的發展，為提升國家意識和中華民族意識創造了有利條件。在市場經濟的沖擊下，民族意識逐步淡化，而國家意識和中華民族意識則逐步得到增強。關于這一點，可以從如下幾方面來說明：
　　其一，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中國的民族區域自治政策得到進一步的發展和完善，它有效地保障了少數民族政治地位和權力，是民族平等和民族團結的前提。８０年代以來，在原有自治地方的基礎上又建立了不少自治地方。據統計，新成立的自治州有２個：一個是湖北鄂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另一個是貴州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新成立的自治縣有６１個。現在全國有５個自治區、３０個自治州、１４個地級市、６４６個縣級自治單位（５９個縣級市、４１２個縣、５１個旗、１２１個自治縣、３個自治旗）。［（８）］
　　民族鄉也是民族自治的一種補充形式。１９５６年開始興建民族鄉，至１９５８年，共改建和新建１３００多個（包括民族區和民族鎮），但為時不久，就被人民公社化的浪潮所沖垮而不復存在。改革開放以來，恢復了民族鄉的建制。從１９８４到１９８７年，全國恢復和新建的民族鄉（包括民族鎮）有１５００多個。全國除個別少數民族外，大多都建有民族鄉。［（９）］
　　積極培養少數民族干部，讓少數民族自己管理自己，是中國政府的一貫方針。１９９３年底，全國少數民族干部已達２２８．４萬人，西南桂、滇、黔、川、藏五省區現已培養出８０多萬４０歲以下的跨世紀的少數民族干部。
　　新中國成立以來，少數民族在全國參政、議政的權利一直都較高，改革開放以來尤為突出。據４次人口普查，１９５３年少數民族人口占全國人口５．８９％，１９６４年占５．７７％，１９８２年占６．６２％，１９９０年占８．０１％。但歷屆全國人大和全國政協的少數民族代表和委員的比例遠遠高于人口比例。見下表：［（１０）］
　　（附圖 ）
　　（附圖 ）
　　在中國的民族區域自治制度下，少數民族政治地位和自治權利得到保障，它是中國各民族團結合作的基礎，也是國家意識和中華民族意識逐步升華的前提。
　　其二，市場經濟的迅速發展，中國國力的不斷增強，這是凝聚國內各民族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國力一年比一年增強，國際地位也在不斷提高。邊疆民族地區的經濟發展雖然落后于沿海發達地區，但發展速度卻是很高的，人們生活得到大幅度的改善，社會面貌日新月異。據統計，１９９３年民族自治地方城鄉居民的收入有不同程度的增長。農民人均純收入６９６元，比上年增長１９％，職工平均年貨幣工資３０７４元，比上年增長２１．６％，比１９８１年增長２．７６倍。［（１１）］
　　經濟的發展，生活和文化水平的提高，增強了國家意識和中華民族的意識，使各民族對國家充滿自信和希望。
　　其三，走共同發展、共同富裕的道路，也是升華國家意識和中華民族意識的重要前提。民族地區的經濟文化發展，離不開國家的支持和內地及沿海發達地區的對口支援。民族地區雖然地大物博，但自然條件較差，交通不便，基礎設施落后，科技水平低，競爭意識不強，市場發育不全，經濟效益差。與東部發達地區情況不同，許多外商都不愿到邊疆地區投資辦企業。這些都嚴重阻礙著民族地區的經濟文化發展。幾十年來，尤其是改革開放的１０多年來，國家拔出大批資金支持民族地區的經濟文化建設，國家每年都要給民族地區大量的財政補貼。此外，國家還拔出大批專款用于民族地區的經濟文化建設。據不完全統計，從１９８０到１９９３年，國家財政對８個民族省區的各項財政補助達１４８０億元，平均每年１００多億元。在民族貿易政策上，對運輸不便的邊遠地區、牧區的民族貿易和國有企業，在利潤留成、自有流動資金和價格上予以優惠照顧。此外，在專項資金投入上積極支持民族地區經濟發展。近些年來，國家設立了扶貧和扶持少數民族地區發展專項資金。據統計，從１９８０年至１９９３年，僅中央財政為扶貧提供的支出就達２７０億元，其中大部分用于民族地區。［（１２）］１９９４年西藏地區發展中的一件大事是：中共中央、國務院在７月召開第３次西藏工作座談會，重點研究西藏的發展和穩定問題。會議落實了西藏自治區經濟發展急需的６２個援藏建設項目，總投資為２３．８億元，其中，中央和有關部門承担３０個項目，１８．０２億元，占７５．７％；地方對口支援３２個項目，５．７８億元，占２４．３％。計劃從現在起到２０００年，西藏的國民經濟年平均增長１０％左右，國民生產總值比１９９３年翻一翻。［（１３）］
　　此外，國家還加強民族地區定點扶貧和對口支援。在確定的第一批定點扶貧縣中，有４４個中央機關和有關部門定點扶持的１４２個少數民族貧困縣。各省、區也將最邊遠、最貧困的少數民族貧困縣作為當地部門扶持的重點對象。如全國貧困縣最多的云南省，到１９９４年底，已有１０個中央國家機關到該省最貧困的４０個民族貧困縣定點掛鉤扶貧。全省７３個貧困縣都有省級以上的定點掛鉤幫扶單位。
　　國家和漢族發達地區對少數民族地區大力支持，不僅能使全國各民族共同發展，共同富裕，還將進一步密切少數民族與國家和漢民族的關系，增強國家意識。
　　其四，改革開放促進了漢族和少數民族的相互理解。８０年代以來，隨著各民族人口雙向流動，廣播、電視、電影、報刊大量報導少數民族風情和民族政策，以及民族地區旅游區的開辟，使各民族都對他民族的文化特點和風俗習慣等有了更深刻和全面的了解。不同民族間的相互理解，是民族認同和文化認同的第一步。
　　其五，改革開放和市場經濟的發展逐步使各民族的觀念和文化接近。隨著不同的民族文化相互接觸越來越多，不同文化間往往互相滲透，不可避免地導致風俗習慣、道德觀念、審美價值等的接近或整合，使民族之間親和性增強，民族關系更加融洽。文化信息的迅速傳播，又使各民族的共同性和一致性增多，逐步形成一個由各民族文化整合而成的新的文化模式。在改革開放前，大多數少數民族競爭意識和市場意識都較漢族差，不少少數民族仍保留羞于經商、恥于經商的傳統觀念。他們不會經商，不愿與人競爭。在市場經濟大潮的沖擊下，這些民族都轉變了觀念，積極參與競爭，開放意識、商品意識、競爭意識不斷增強。這樣，與現代化有關的各種意識與漢族逐步趨同。其它方面也一樣，差別在逐步縮小。目前，無論內地和沿海發達地區，還是邊疆民族地區，青少年的文化娛樂生活、服飾、審美觀念、價值觀念等都沒有多大差別。
　　其六，市場經濟促進了各民族間的相互學習。由于經商和辦企業的需要，流動人口必須學習當地人的語言和文化。新疆維吾爾族過去學習漢語積極性不高，自改革開放后，不少地區的維吾爾族自費開辦漢語培訓班，積極學習漢語。現在到內地和沿海地區經商的維吾爾族、藏族、彝族、傣族、朝鮮族等，都能比較流利地通用漢語文。到少數民族地區經商的漢族也一樣，努力掌握當地的民族語言。各民族相互學習語言文字，有利于交流和溝通，對提升國家意識和中華民族意識大有裨益。
　　其七，市場經濟促進了民族間相互通婚。改革開放以來，民族活動范圍擴大，不同民族之間的婚姻逐年增加。許多少數民族流動人口與當地的漢族或其他民族通婚，少數民族婦女嫁到發達的漢族地區的也越來越多。據統計，９０年代初，邊疆民族地區少數民族青年女子嫁到上海的共有３００多人，［（１４）］少數民族和漢族通婚生下的子女，雖然大多都申報為少數民族（主要是為了享受國家對少數民族的優惠政策），但他們大多說的是漢語，接受的教育是漢語教育，心理素質和生活習俗與漢族相差無幾。
　　市場經濟是開放、交流的經濟，它必然會打破各地區、各民族間封閉的壁壘。市場經濟越發達，社會便越開放，地區之間、民族之間的交流也就越頻繁。社會的開放，必然會淡化狹隘的地區意識和民族意識，增強國家意識和中華民族意識；族際之間的頻繁交流，必然會使各族之間相互理解、認同和接近，并導致文化的傳播和相互采借、吸收各自的文化精華，逐步縮小經濟和文化上的差距，從而使各民族的文化逐步整合成一個為５６個民族認同的嶄新的文化模式。這個文化模式既不是純粹漢族式的，也不是某個少數民族式的，而是在吸取全國各民族文化精華的基礎上，并吸收國外先進民族的文化精華而形成的。這種模式決不會使某一個民族喪失其獨特性，本民族的文化精華仍將長期存在下去，并影響其他民族。
　　本文是作者在１９９５年９月參加日本國學院大學主辦的“東亞經濟發展與國際環境”國際學術會議提交的論文基礎上修改的。英文稿被收入《１９９５年東亞國際學術討論論文集》，將于近期出版。
　　注釋：
　　（１）任一飛等：《北京“新疆村”（“維吾爾族村”）調查—發展和存在問題》，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１９９４年印，第８—９頁。
　　（２）楊荊楚：《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與民族關系的幾個問題》，《民族研究》１９９４年，第５期。
　　（３）（４）參看《民族團結》１９９４年，第１２期，第１８頁；第１４頁，第１８頁。
　　（５）（１３）楊荊楚：《當前民族地區社會形勢》，載《１９９４年—１９９５年中國社會形勢分析與預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
　　（６）農業部鄉鎮企業局：《鄉鎮企業：東西合作示范工程》，《民族團結》１９９５年第４期，第２６頁。
　　（７）《中國民族統計年鑒—１９９４》，民族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第３０３頁。
　　（８）參看：《１９９３年中國民族經濟》，中國統計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第２１５頁，第２４６—２５７頁。
　　（９）《當代中國的民族工作》上冊，當代中國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第２５９—２６０頁。
　　（１０）（１１）見《中國民族統計年鑒—１９４９—１９９４》，民族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第４１７頁；第３５頁，第３１５頁。
　　（１２）《民族團結》１９９５年第１期，第１２頁。
　　（１４）上海市民委：《試析改革開放中上海民族關系上的新問題》，《中國都市人類學通訊》１９９３年，第１期。
　　作者附記：該文在訂稿時，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副所長郝時遠研究員提了不少修改意見，謹在此表示感謝。
　　作者何星亮，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研究員。
　　 （責任編輯 何斯強）
　　
　　
　　
　　
思想戰線昆明18-24A849民族研究何星亮19971997 作者：思想戰線昆明18-24A849民族研究何星亮19971997

網載 2013-09-10 21:2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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