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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今中國的國民面臨著一種道德抉擇上的巨大困惑：一方面，市場經濟的發展為國家的富強、民族的振興、社會的現代化所必需；另一方面，市場經濟的發展所帶來的某些與傳統道德價值相悖的市場行為方式，卻又使人們疑慮重重。這種困惑也不可避免地表現在有關的理論研究中。對于市場經濟與道德狀況的關系截然相反的評價便充分表現了這一點。盡管人們對市場經濟的必要性一般是持肯定態度的，但論及它對道德狀況的作用，則褒貶不一。一些論者認為市場經濟必然帶來道德狀況的惡化，并視之為為了經濟發展所必須付出的道德代價，有所謂“經濟發展、道德滑坡”之說；有人干脆認為市場經濟存在于道德領域之外，是非道德的。另一些論者則持相反的意見，為市場行為在道德上的正當性辯護，視之為一種新型的道德原則。但無論是為之辯護也罷，還是視之為“道德滑坡”或“非道德”也罷，由于都是用一種單一的價值原則去衡量現實，在理論上預設了一種道德價值一體化的前提，而把問題給抽象化、簡單化了。本文則正是要指出，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那種非市場經濟社會所具有的道德價值一體化的社會條件一般不再存在，社會的諸道德價值由之而呈現出一種多層面化、疏離化的態勢。理論研究因而也就不能再囿于那種根本不適應于新的態勢的舊的觀念框架，而必須在一種新的思想座標系中去透視道德價值狀況的變化，對之提供出合理的解釋，以幫助人們理解這一變化。
　　　　一
　　社會的道德價值可以理解為一種調節人們在經濟、政治、精神文化各個領域中的流動，使之有序化并富有成效的規范或尺度，因而道德價值狀況的變化便必然地相關于、根基于諸活動領域結構關系的變化。因此，為了理解市場經濟條件下道德價值狀況的變化，便必須首先理解諸領域結構關系的變化。對這一變化的考察，將會給我們提供出一個新的透視點來。
　　那么，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諸領域的結構關系發生了什么樣的變化呢？為說明這點，我們必須從人類生存的必需條件和對這些條件的滿足方式開始。對于人類生存來說，一定量的物質生活資料、一定程度的社會秩序和一定水平的生活意義，總是其必需條件。而經濟、政治、精神文化三大領域的活動則正是為了滿足這些必需條件的。一般說來，經濟活動在于滿足人類生存的物質需要、政治活動在于建立或維持人類生存所必要的社會秩序，文化活動則在于賦予人生以某種意義。在現實的歷史中，由于活動能力的有限性，人類是不可能充分地滿足自身這三方面的需求的。在這種情況下，人們便只可能將各方面的無限的需求加以有限化，根據現實的條件，采取一種折衷的方式將各方面的需求協調在一個可實現的，能夠保證人的正常生存的范圍內。而這就規定了諸領域的結構關系。這表明，諸領域的結構關系如何，是為人類生存對于物質資料、社會秩序和生活意義三個方面的基本需求這樣一種客觀條件所約束著的，而其中的物質資料和社會秩序兩項需求更是一種硬性的約束條件。它亦表明，對于人類生存的必需條件而言，客觀上總是存在著采取不同的協調方式的可能性的，即諸領域的結構關系是存在著變化的可能性的。而使這種可能性成為現實性的，是社會的分工與交換的狀況的改變。
　　根據社會分工與交換的發展狀況，我們可以把自文明時代以來的社會劃分為分工與交換比較發達的市場經濟社會和不甚發達的非市場經濟社會。在非市場經濟社會中，由于分工不發達，人們以封閉的方式從事生產，自給自足，缺乏一種由分工造成的經濟上的相互依賴性，各個個體之間也就不存在或僅有很少將他們聯結在一起的經濟紐帶關系。在這樣一種經濟活動條件下，一個國家或地區為人們生存所必需的一定的社會秩序的形成，便不可能借助于經濟的力量，而只能通過政治活動的強力以及精神文化活動的凝聚力去整合分散的個體。在這種社會整合形式下，生產力水平在一般情況下大體穩定不變，基本上能夠維持生存；而社會秩序則可能在很大范圍內波動。這就使得穩定的社會秩序的獲得對于人類生存具有了決定性的意義，從而也就使得主要地承担了社會整合功能的政治活動具有了特別突出的中心地位，而經濟與文化活動則須服從于政治活動的社會整合功能的需要，將自身的活動限制在不會損害社會秩序的范圍內。換言之，社會對于秩序的需要構成了物質需要和意義需要的界限。因而在這樣的社會里，諸領域便必然是以政治活動為中心而直接地統合為一體的，可稱之為領域合一。
　　在市場經濟社會里，個體之間的分工有了高度的發展，由此造成了個體之間高度的相互依賴性，每個人的生活資料的獲得都必須通過與他人的交換，使得任何個體都不能離開社會而生存。這樣，分工與交換本身就造成了一種把各個個體聯結起來的紐帶，一種使各個個體以及各個社會部分由于相互依賴而必然地結合起來的社會力量。這種由分工與交換所造成的社會整合，較之由政治活動著意造成的社會整合，具有更為堅實、更為穩固的特性，能夠為社會秩序提供更為深厚的基礎。這樣一來，經濟活動就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以往主要由政治活動所執行的社會整合的功能，使得政治活動不再作為社會整合功能的主要承担者。所以，先前為了社會整合的需要而使經濟活動與精神文化活動從屬于政治活動的必要性在客觀上便不存在了。政治活動雖然仍執行著社會整合的功能，卻不再是主要的角色了。這就必然導致以往那種以政治活動為中心而將經濟與文化活動統合為一體的諸領域合一的結構關系不再存在，導致經濟及文化活動顯示出各自的相對獨立性和功能上的獨特性來。統合一切的中心的不存在，意味著諸領域之間不再存在從屬關系，從而各個領域都能夠相對獨立地發展自身的功能，即各領域的活動都“本色化”了，都直接地以自身固有的功能為目標，諸領域之間的關系獲得了一種平等的性質。誠然，在這種情況下，各領域之間仍然存在著某種相互制約的關系，但這種制約卻不再具有以往那種中心——從屬性質或不對等性質。這表明，市場經濟的發展必然導致諸領域的結構關系由領域合一轉變為諸領域拉大了距離的領域分離。這種領域分離在發達國家早已完成。在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通過擴大企業自主權、政企分離、取消指令性計劃等措施，也有了相當的發展。
　　　　二
　　市場經濟的發展所造成的諸領域的結構關系從領域合一向領域分離的轉變，必然要導致道德價值狀況的轉變。
　　道德價值作為各領域活動之規范，是為各領域活動的基本功能所決定的，因而是各有其固有指向的。經濟活動的功能在于滿足人類生存的物質需要，因而這一領域的道德價值便必然以能高效地實現這種滿足為基本取向；政治活動的功能既然在于提供社會秩序，那么，這一領域的道德價值也就以保證社會秩序的狀態為依歸，而由于社會的公平狀態最有利于秩序穩定，故公平原則在政治的道德價值中處于核心的地位；文化活動的功能既然在于為生活提供意義，則其道德價值便一般地以人生意義的完滿狀態即人格的完滿為指向。顯然，就其固有的內在價值原則而言，經濟、政治、文化活動三大領域的基本取向是各不相同的，甚至在某種程度上是相互矛盾的。在各領域自身內是有價值的東西，在其他領域就可能是無價值，甚至是負價值的。如經濟活動中的效率原則與政治活動中的公平原則就有相妨害的一面，而人格的完滿與公平及效率原則之間亦存著某種不相重性。
　　如前所述，在非市場經濟條件下，由于諸領域是以政治為中心而統合為一體的，作為政治活動之價值的公平原則也就必然在這種諸價值統合體中處于中心地位，而效率原則與人格完滿原則則處于從屬地位。在這種價值體系中，效率與人格完滿當然具有重要的意義，但卻必須服從于公平原則，而公平原則則往往超出了政治活動的范圍，對經濟與文化活動領域亦有相當程度的規范作用。換言之，在非市場經濟社會中，諸價值原則之間保持著一種以政治價值為中心的合一的結構關系。
　　我國的歷史充分表明，在非市場經濟社會中，諸領域以政治為中心的統合為一有其客觀必然性；相應地，諸價值原則以政治價值為中心統合為一亦是一種客觀的要求，而非人們的主觀意愿所致。君不見孔子所提出的“不患寡惟患不均”的命題得了那么多人的贊同：漢儒所主張的“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的原則統治中國思想兩千多年，歷代農民起義均把“均貧富”之類口號作為自己的旗幟，而且歷代王朝也把“抑制豪強”作為其基本政策。新中國成立后長期實行的計劃經濟體制與傳統的自然經濟方式無疑有著根本性的不同，但它作為一種非市場經濟的特殊樣式，就其客觀必然性而言，亦只能采取以政治為中心的領域合一的結構關系，其價值體系因而也只能是以政治價值為中心的合一關系。在這種體制條件下，“政治掛帥”之類口號及“先算政治帳”之類做法，也就有其客觀必然性。而且，在計劃經濟條件下，由于政治活動既執行著社會整合的功能，又承担了組織經濟活動的功能，因而政治價值也就必然在更大程度上有著支配社會生活的地位。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社會結構由領域合一轉變為領域分離，亦必然導致社會道德價值結構的轉換。既然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以政治為中心的領域合一的客觀條件不再存在。那么，以政治價值為中心的諸價值合一的關系亦不再具有客觀必然性，從而必然適應于領域分離的現實，而轉換為新的存在狀態。領域分離與政治活動中心地位的消失，意味著政治價值對于其他價值不再具有直接的支配作用，從而諸價值原則便必然呈一種“本色化”狀態，即各領域的價值原則退回到自身的領域，只在本領域發生作用，不再存在某種價值原則從屬于其他價值原則的情況。這表明，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由于領域分離，各價值原則之間疏離化了，原本以政治價值為中心的統合為一的價值體系轉變為了一種疏離性的、多層面化的價值體系。
　　價值結構關系的轉換，使得各價值原則對人們的活動發生作用的方式亦有了根本性的變化。就經濟活動而言，在非市場經濟中，它不僅要受作為經濟價值的效率原則的支配，而且必須受作為政治價值的公平原則的直接支配，必須使效率原則服從于公平原則。這事實上使經濟活動失卻了獨立性。而在市場經濟中，由于領域的分離，經濟價值獲得了完全的獨立性，不必再從屬于政治價值，自身直接就是有意義的，是直接值得人們追求的東西。在市場經濟活動中，效率便是最高的行為準則。因而，只有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之類口號才獲得了正面的意義。就文化價值而言，在非市場經濟條件下，它不僅須使自身從屬于政治價值原則，而且還須直接承担起協助政治價值進行社會整合的功能，為社會秩序提供信念上的支持，為政治活動提供合理性的根據。因而，在非市場經濟條件下，文化價值亦是不存在獨立性的。而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文化價值也獲得了其獨立地位，能夠獨立地對人們的活動發生作用。同時亦由于經濟活動主要地承担了社會整合的功能，也使得以往文化價值所承担的社會整合功能在相當程度上不再必要。這樣一來，文化價值也就完全本色化了。至于政治價值，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既然政治已不再具有中心地位，那么，它也就在某種意義上本色化了，即只在政治領域發生作用，而不再對其他領域的價值直接施加約束。例如，對于經濟活動因追求高效率而產生的收入不平等現象，它就只能在政治領域內通過再分配的形式加以補償，以實現社會公平，而不再通過抑制效率的方式直接約束之。現在，政治價值的中心地位雖然失卻了，但其功能卻單純化了。由于不再承担約束其他領域價值的功能，它便能更有效地在本領域實現自身。其結果是，在市場經濟社會中，由于追求效率，人們經濟收入的不平等加大了，但在政治生活中，卻有可能實現更大程度的平等。
　　市場經濟條件下諸價值原則的疏離化或多層面化，使得一體化的道德價值體系不再存在，從而人們在其活動中不再遵循單一的價值原則行事。在不同領域的活動中，只能遵循不同的道德價值。換句話說，在市場經濟社會里，人們只能在不同的領域里實現不同的價值，在不同的領域里充當完全不同的角色。在經濟活動中，人們只能夠作為一個“經濟人”行事，也只能實現其經濟上的價值；而要實現其他價值則須越出經濟活動領域，轉換角色。譬如許多著名的實業界人士，他們在商場上是十分精明的、理智的“經濟人”，而在商場之外，他們又往往慷慨解囊，捐獻大筆財物贊助公益事業或慈善事業。商場內外兩種截然相反的行為充分表明了市場經濟條件下價值準則的疏離性、多層面性。對這種現象，若用單一的價值原則去衡量，則不可理解。顯然，這些經濟領域之外的行為是尋求實現其精神文化或其他的價值，因而不再能用經濟價值衡量之。總之，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各個領域有著極不相同的“游戲規則”，而不再存在各個領域通用的普遍的價值原則。
　　　　三
　　領域分離和道德價值的疏離化、多層面化的最重要的積極意義在于它為各個領域的充分發展，特別是市場經濟的充分發展開了綠燈。在領域合一的條件下，社會不得不為了政治價值而抑制其他價值。而在領域分離的條件下，社會能夠充分地實現各方面的價值，從而有可能在一個前所未有的水平上去滿足人們的物質需要和精神需要。但是，領域分離與價值的疏離作為一種客觀的社會存在，同時也帶來了一些問題，給人們的活動方式提出了新的要求，要求社會和每一個人必須適應社會存在的變化而建立起新的行為方式和價值觀念。
　　就社會而言，領域分離和道德價值的疏離使得以往那種以政治價值為中心的諸價值原則一體化的方式不再適用。但領域分離并不意味著諸領域間不再以任何方式發生關系。既然三大領域的活動同為人類生存所必需，且共同構成人類活動和人類社會存在，那么，無論在何種情況下，諸領域以及諸價值原則之間總是要以某種方式發生關系的。因而問題便不在于是否發生關系，而是在于發生關系的方式有了根本的變化。一般說，無論諸領域間的關系如何，各個方面的活動總是必須以某種方式保持一種均衡狀況，以使得各方面的需要都能獲得適當的滿足；否則，便無以保證人類的正常生存。但如何保持均衡，在領域合一與分離的情況下，則大為不同。在前一種社會中，諸領域以政治為中心的合一與道德價值的一體化，意味著這樣一種社會系統是由一個統一的中心控制著的，這個中心能夠直接地把諸領域的活動約束在一個確定范圍內來實現諸領域的均衡即社會系統的穩定。顯然，在存在著一個統一的中心和統一的價值范導的條件下，社會系統的均衡與穩定是較易實現的，且其實現方式亦較為簡單。而在后一種社會中，領域的分離與道德價值的疏離意味著在這種社會系統中不存在一個統一的控制中心與統一的行為規范，因而諸領域的均衡與社會系統的穩定便不可能通過一個中心直接地約束各領域活動的方式來實現，而只可能在經濟、政治、文化三大領域的交互作用中，實現于一種諸領域無中心的、動態的網狀關系之中。這樣，對各領域的活動而言，便不存在一個事先規定的普遍的規范，而可供遵循的只有各領域自身的價值規范。于是，各領域的活動勢必只能循由本領域的價值先導來進行。當然，這既是可能的行為方式，也是必要的行為方式。因為無論如何，領域間均衡的實現也只存在于各領域的獨特功能的發揮過程中。固然，在這種情況下，各個領域的活動方式必須有相應的轉變。它要求各領域在沒有統一的先導的情況下獨立地實現自身的功能，滿足人類生存的各方面需要。不言而喻，這種均衡實現方式是更為復雜的，且潛含著因分離過度而導致失衡的危險，即在三大領域各自只追求自身的內在價值，各趨向一極，彼此間缺乏必要的共同性的情況下，各領域的活動就有可能失去共同服務于人類生存這一原初目的，而分裂為互不相干、甚至彼此沖突、有害于人類生存的東西。如經濟活動可能由于只追求效率、利益而蛻化為一種純粹的利己主義行為，政治活動則可能由于只追求秩序而轉化為一種單純的強制性過程，從而喪失服務于人類生存的意義，不能得到精神文化活動的支持；而文化活動亦可能由此而失去建設性，成為單純的否定性、批判性因素，如象后現代主義那樣，只是一味地消解，一味地顛覆。這種可能出現的危險是每一個走上市場經濟的社會所必須予以防止的。
　　領域分離與道德價值的疏離對個人的行為方式亦提出了不同于以往社會的要求。在領域合一與道德價值一體化的非市場經濟社會中，個人無論從事何種活動，他所遵循的都是一種統一的價值原則，他也能夠獲得完整的價值意義。而在領域分離和價值疏離的市場經濟社會里，一個人在特定領域的活動僅有一種特殊的價值意義，而要獲得完整的人生價值和意義，則必須在不同的領域中去尋求。但是，在不同領域去實現不同的價值原則時，人們又不得不面臨著這樣一種問題：活動領域固然是可以分離的，但個人的人格卻要求將其統一起來。因而，怎樣才能在不同的價值原則變換中保持人格的統一呢？這一問題對于正在經歷著從道德價值一體化到疏離化的轉軌的人們來說，尤其具有嚴峻性。一般說來，這一問題是無法真正解決的。一些所謂的解決，其實只是抽象、片面的發展某種價值，或使個人成為單純的經濟人，或使個人成為單純的政治人。并非真正地將諸價值原則統一起來。因此，在一個市場經濟社會里，人們必須把這種由于價值原則的疏離化所造成的人格的非統一性當做一個事實承受下來。這也可以看作是人們為了經濟的發展所不得不付出的精神上的代價。
　　領域分離與道德價值的疏離化，是任何市場經濟社會中都必定出現的社會結構的根本性變化。但這一變化對于中國社會卻有著特別重要的意義。在西方發達國家之中，由于其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是一個經歷數百年的發展過程，因而其領域分離與道德價值的疏離也就是緩慢地、逐漸地出現的。從十七、十八世紀獨立于政治社會的市民社會的崛起，到十九世紀末獨立于前二者的知識社會的最終形成，歷時數百年之久。如此長時期的過程，留給了人們足夠的時間去適應社會結構的變化，去調整自身的行為方式和價值觀念。但在當今中國，以自發的方式建立市場經濟已不可能，而只能采取一種自覺的自上而下的整體轉變的快速方式，在幾十年時間內實現這一轉變。如此急促的過程，要在一代人之內從非市場經濟轉變為市場經濟，便不能不使人們在變換行為方式與價值觀念上遇到極大的困難。對于個人而言，建立新的行為方式與價值觀念，首先必須在新的社會結構中找到自己的位置。然而，當今社會中最令人困惑的正是許多人無以找到自己應處的位置。許多人在經濟活動中徘徊于人才市場與原有職業之間，既想投入市場大干一番，又不想放棄“大鍋飯”的好處；而文化人在為市場經濟鼓吹十多年后，卻又為人文精神的失落而困擾著。更有甚者，將市場經濟領域的交換原則引入政治領域，搞權錢交易；人們還未能建立起適應市場經濟發展的新的行為方式和價值觀念。這表明，理解和把握市場經濟所帶來的領域分離與道德價值的疏離是有著極為重要的現實意義的。
　　　　　　　　　　　　　　　　　　　　　作者：南開大學哲學系副教授
　　　　　　　　　　　　　　　　　　　　　責任編輯：唐永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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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府新論成都050-054B8倫理學王南ｔí＠①19951995 作者：天府新論成都050-054B8倫理學王南ｔí＠①19951995

網載 2013-09-10 21:2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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