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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東亞經濟合作的困境與現實選擇
　　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地區經濟一體化的迅猛發展已成為世界經濟的一個重要趨勢。根據世界銀行的統計，世界貿易的55%～60%是在貿易集團內發生的。“到2002年1月，在世界貿易組織注冊的區域經濟一體化協定共有162個，其中近80%都是在90年代成立的。”（注：Feng Zhaokui,"East Asian free trade key to future",China Daily,Now 25,2002.）在30個實力最強的經濟體中，只有中國、日本、韓國沒有參加任何地區性的經濟一體化組織。
　　從總體趨勢來看，東亞地區經濟一體化的協議或安排正逐漸、全面展開，但必須看到其整合進程中也面臨著諸多困境。
　　在東北亞，中、日、韓三國合作取得了一定的進展，但整體來看合作遠未達到令人滿意的程度。“2001年，三國間貿易總量僅為它們貿易總額的19.8%。這與它們同歐盟和北美自由貿易區貿易分別達65.5%和46.5%相比，形成巨大的反差。”（注：Feng Zhaokui,"East Asian free trade key to future",China Daily,Now 25,2002.）從短期來看，要把中、日、韓合作提升到自由貿易區水平還比較困難，這主要由于它們在經濟發展水平上存在較大差距。與中韓關系相比，中日關系也面臨許多不利因素，這也是三國經濟合作進展緩慢的主要原因。例如，一些日本保守主義者認為中國與東盟建立自由貿易區的努力是對日本的威脅，并認為這一行動是中國試圖同日本爭奪東亞經濟的主導權。同樣不容忽視的是，日本國內改革的遲緩也是中、日、韓經濟合作的障礙。到目前為止，日本的經濟體制改革未取得實質性突破。在其汽車工業和家電行業面臨激烈競爭的同時，日本的紡織和食品加工業也因效率低下而受政府保護。這些部門的效率低下也影響了日本政府一定時期內的貿易談判。可以說，日本等國僅關注自身國家利益而忽視地區福利的短視行為已成為三國經濟合作的阻遏。談判過程中，日、韓采取的典型的非和解(non-conciliatory)立場削弱了它們達成自由貿易協定的可能性，同樣的問題也存在于中韓之間，這主要源于韓國推行阻止中國農產品的市場準入政策。
　　在東南亞，區域內或區域間的雙邊貿易協定或談判也漸入高潮（見下表）。但是這種簽訂協議的狂熱，事實上也標志著對東盟地區貿易一體化熱情的減弱。
　　　　東亞地區的重要雙邊自由貿易協定安排

締結方　　　　　　　主要涉及內容　　　　　　　　目前狀況日本—新加坡　　　貿易、服務、投資、經濟　　2002年10月12日達成　　　　　　　　　合作、技術開發日本—韓國　　　　貿易　　　　　　　　　　　部分達成協定中國—東盟　　　　貨物、貿易、投資、經濟　　2002年11月4日達成　　　　　　　　　合作中日韓—東盟　　　探討在中長期內實現該地　　籌備中　　　　　　　　　區的經濟合作日本—東盟　　　　十年內實現貿易與投資的　　2002年11月5日達成　　　　　　　　　自由化（不包括農業）新加坡—美國　　　貿易自由協議　　　　　　　2002年底達成東盟—印度　　　　貿易自由化　　　　　　　　籌備中中—日—韓　　　　貿易、投資、技術合作　　　籌備中

　　
　　資料來源：東盟秘書處(www.aeseansec.org)和《The Economist》Nov 2nd.2002。
　　東南亞國家都不同程度地接受削減關稅和推動貿易的協定。作為一個相對開放、穩定和低成本的制造業基地，東盟過去吸納較多的外向型投資。但是1997年的東亞危機以及隨后的政治動蕩，削弱了該地區對外資的吸引力，更多的資本外逃。自那時起，東盟各國加速了推動該地區5億人口的統一市場的努力。“東盟區域內的合作意向為：主要國家計劃在2002年底之前將關稅降到5%以內。”（注：陳虹：《亞太經濟合作：從雙邊尋求突破》，載《世界知識》，2002年第25期，第30～31頁。）然而，盡管在自由貿易的建設上東盟各國已達成共識，但各國既未能免除相互猜疑也未能在面對外來沖擊時采取一致行動。以AFTA(ASEAN—Free Trade Area)為例，成員國間的貿易在過去10年中增長了1倍，但這主要緣于關稅的削減。關稅的削減本應鞏固該地區的工業從而增強其國際競爭力，但這一舉措卻被各國用來保護效率低下的產業部門。如馬來西亞拒絕將汽車進口關稅降至規定水平（即到2005年降至20%），目的是為了保護本地的汽車商；菲律賓也宣布了它不會按期降低石化工業及其他相關產品的關稅，印尼紡織行業也要求政府采取類似的保護行為。
　　與此同時，最新的世界銀行研究報告表明，東盟在進口的標準和機制方面也落后于關稅的減讓，非關稅壁壘也成了地區貿易的最大障礙。實際上，AFTA沒有任何的強制機制。一些國家如新加坡對此已失去耐心。它正積極尋求多邊、雙邊的貿易協定，其他東盟國家也紛紛效仿。事實上，今年早些時候東盟就含蓄地承認了“它（東盟）不能就更深的貿易自由化達成協議，決定允許個別成員和某些集體成員聯合推動貿易自由化”（注："Every man for himself",The Economist,Nov 2nd 2002,P31.）。
　　中國也積極參與東亞地區經濟合作，但目前取得的進展不大。中日間由于政治、經濟等因素，目前達成自由貿易協定幾乎不可能。東北亞各國雖然經濟上互補性很強，但同樣由于政治沖突、經濟主導權等問題致使區域合作裹足不前。中俄兩國經貿合作已開始走上穩定和快速發展的軌道，“今年繼續保持了增長勢頭，并有望達到120億美元，但兩國在對方外貿額中所占的比例還不高，雙邊貿易中增長速度最快的仍是低附加值產品”（注：《普京亞洲“促銷”》，載《亞太經濟時報》，2002年12月4日。）。中國與東盟的貿易則有較廣闊的前景。2001年雙邊貿易“全年進出口額達416億美元，比上年增長5.3%，東盟成為中國的第五大貿易伙伴，中國成為東盟的第六大貿易伙伴”（注：曹云華、文峰：《構筑中國的地區經濟安全——從地緣經濟學的角度看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載《東南亞縱橫》2002年第11期，第3頁。）。
　　從總體來看，由于歷史和文化的原因，東亞地區缺乏有效調節各國或經濟體間利害關系的機制，既沒有一個國家可以擁有絕對的發言權（如北美自由貿易區中的美國），又無法在短時間形成歐盟自由貿易區那樣良好的制度體系，從而實現貿易區內從立法到行政機構的統一。因此，東亞區域的經濟合作很大程度上取決于該地區國家首腦的意愿，以及調整該地區利害關系措施的完備。
　　綜合上述分析，對中國而言，談判空間相對較大的可能性是雙邊自由貿易協定。在中日韓自由貿易區的目標短期內無法實現的情況下，中國必須探索經濟合作的新路子。這既是地區經濟一體化的內在需求，也是當前世界經濟發展中范式創新的必然發展。
　　　　二、范式選擇：國際政治經濟學分析
　　越來越多的研究表明，在全球化時代，面對諸多既有的矛盾和不斷出現的新問題，依循傳統的解決方式已經被證明是無法使東亞經濟的整體發展取得突破的。因此，現實的途徑是先把問題與矛盾擱置一邊，從爭論的局限中走出來，順應地區合作及全球化的潮流，探索推動東亞經濟合作的新范式。
　　根據托馬斯·庫恩的經典定義，范式(paradigm)應包括：“一組思想，確定研究的范疇；一種定義或假說，提出合乎邏輯的問題，一種普通接受的慣例或觀點，作為基本的出發點；一套篩選需要解決問題的標準；一套科學實證的規則和標準。包括在范式之內的問題，是某個學科成員認為有意義、有分析價值的課題。”（注：Thmas S.Kwhn,"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2,PP37.）對東亞地區經濟合作而言，首先需要明確應該解決的問題，找到一個共同的理念。“這樣一個共同的合作理念是東亞合作機制的尋路工具和邏輯起點。只要解決或有了這個邏輯起點，通過一系列靈活的方案，東亞合作就會向機制化方面邁進。”（注：梁亞軍：《“東亞合作與合作機制”國際學術研討會綜述》，載《國際政治研究》，2002年第1期，第139頁。）
　　在傳統的研究東亞經濟合作的過程中，較多的是關注久遠的、單一的經濟合作框架，這不僅使研究的視野過于狹窄，而且分析工具也較陳舊。國際政治經濟學的分析方法則從多方面進行了變革和創新，為推動東亞經濟整合提供了有益的視角。
　　“國際政治經濟學(IPE)又稱相互依存政治經濟學，是研究國家、各國公司和國際組織在國際關系中的地位、作用和相互影響的理論，是研究國際政治和國際經濟相互聯系、相互學習的學問。”（注：彭澎：《國際政治經濟學》，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年版，第3頁。）它提出的新范式追求全球的角度、歷史的眼光、跨學科的方法。其中最具影響的是相互依存理論、貿易和平與民主和平理論、國際機制理論等。
　　理查德·庫帕(Richard Cooper)是最早提出依存性或相互依存觀點的學者之一。他指出：“前所未有的國際依存性需要新的政策，起碼，國際政策的協調在相互依存的世界上實際上是取得國家經濟目標的必由之路。”（注：George T.Crane,Abla M.Amani,"The Theoretic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Economy:A Reader",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1,PP107.）在他看來，“依存性”(interdependence)有如下特征：首先，依存性是有成本的，依存性的背后是成本在起作用；其次，依存性將導致利益沖突。與成本相關的利益沖突構成了依存性的另一大特點；同時，依存性是不平衡的。如果一方要打破現實格局，往往是己方的獲得意味著他方的損失，仿佛一種“零和博弈”。這也說明了依存性是一種既合作又斗爭的關系。庫帕是從國際經濟的角度來看問題的。羅伯特·基歐漢(Robert keohane)和約瑟夫·奈伊(Josephy S.Nye)則是從國際政治的角度來看依存性的。他們認為，在相互依存的形勢下，新的力量關系建立起來了，并以相互平衡的依賴性為基礎。依存性政治最主要地體現在“敏感性”(Sensitivity)和“脆弱性”(Vulnerabiliy)之中。“國家暴露于依存性的脆弱性在許多事務上可能尋求妥協。”（注：彭澎：《國際政治經濟學》，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年版，第3頁。）
　　貿易和平論也是國際政治經濟學影響較大的學說之一。對于貿易聯系會減緩沖突的猜測早已有之。瑞士學者布魯諾·弗雷對這個猜想進行了量化和實證分析。他指出，“由于兩國政治沖突而引起的貿易損失意味著福利上損失”……“國際貿易不但能減少政治沖突，還增加了弱國對強國的政治依賴性”（注：（瑞士）布魯諾·弗雷：《國際政治經濟學》，吳元湛譯，重慶出版社，1987年版，第4頁。）。
　　無疑，國際政治經濟學在融合國際政治和國際經濟的分析，以及統一國際和國內視角的努力方面都突破了傳統范式的束縛。其創新主要體現在：第一，擴大了研究的范疇；第二，提出了新的核心概念；第三，重新確定了研究的出發點。作為國際關系理論在70年代后的一種新思潮，國際政治經濟學更注重經濟取向，注重國際政治關系與國際經濟關系的結合；注重比較研究，尤其是國際政治經濟學與相互依存論的比較。從方法論的角度看，“國際政治經濟學是從政治經濟學的思路研究國際關系的，因而不同于從社會學等路徑考察國際關系的知識體系”（注：倪世雄等著：《當代西方國際關系理論》，復旦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57頁。）。
　　東亞經濟合作的研究長期囿于兩種傳統思維的來源。一是可稱為現實主義的研究范式，強調各國處于無政府狀態，各國的權力和沖突決定地區國際關系的性質，而對構成其基礎的地區經濟則缺乏分析；二是結構主義的分析范式，強調經濟相互依存是地區權力結構的基本決定因素。兩者都割裂了地區經濟與地區政治的內在相關性。
　　正是基于探索地區經濟合作的國際政治經濟學視角，基于東亞經濟一體化的現實考慮，中國正在探索適合本地區經濟發展的南南合作模式，為艱難跋涉中的東亞經濟注入生機和活力。
　　　　三、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啟動及收益分析
　　　　1.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啟動
　　建立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目標得益于東亞地區合作日益加強及中國和東盟國家關系不斷拓展的國際背景，同時也是我國為加速東亞經濟一體化進程，探索經濟合作新道路而提出的具有創造性的戰略決策。
　　2001年11月在文萊舉行的東盟與中日韓領導人非正式會議（又稱"10+3"會議）上，東盟10國領導人與中國領導人一致同意在10年內建立“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2002年5月14日～16日，第三次中國—東盟經濟高官會議和第一次中國—東盟談判委員會會議在北京召開，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工作磋商同時啟動。2002年11月4日，中國國務院總理朱ｒóｎｇ＠①基和東盟10國領導人出席東盟與中國領導人會議后簽署了《中國與東盟全面經濟合作框架協議》，決定到2010年建成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框架協議》是中國與東盟全面經濟合作的里程碑，它的簽署標志著中國與東盟的經貿合作進入了嶄新的歷史階段。
　　　　2.內容及特點分析
　　以簽署《中國與東盟全面經濟合作框架協議》為契機，啟動了我國與東盟建立自由貿易區的進程。《框架協議》的目標是“與東盟結成全面經濟合作伙伴，核心內容是確定自由貿易區的目標、范圍措施和時間，為自由貿易區奠定法律基礎”（注：《外交部副部長王毅向記者發表評論》，載《人民日報》，2002年12月5日。）。此外，規定了長期實現自由貿易的“早期收獲”方案，經濟技術合作安排，給予越南、老撾、柬埔寨3個非世貿組織成員以多邊最惠國待遇的承諾以及在貨物、服務和投資等領域的未來談判安排等內容。
　　根據協議，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將包括貨物貿易、服務貿易、投資和經濟合作等內容。其中貨物貿易是自由貿易區的核心內容，除涉及國家安全、人類健康、公共道德、文化藝術保護等世貿組織允許例外及少數敏感產品外，其他全部產品的關稅和貿易限制措施都應逐步取消。關于貨物貿易的談判將從2003年初開始，服務貿易和投資的談判也將同時進行。在經濟合作方面，雙方商定將以農業、信念通訊人才、人力資源開發、投資促進和湄公河流域開發為重點，并逐步向其他領域拓展。
　　從合作內容可以看出，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啟動是在融合國際政治和國際經濟分析及統一國際、國內視角的基礎上，對原有合理理念和范式的突破，這突出地體現于以下方面。從方式來看，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采用區別對待的、漸進的方法。對于貨物貿易、投資和服務貿易的產品，分為保護、暫時保護和敏感等類，逐期放開；將老成員和新加入的成員區別開來，新成員中有能力的可以先加入自由貿易區，其他成員有過渡期。從合作的范圍來看，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建立不僅有賴于經濟領域的合作，而且也有賴于雙邊政治、安全領域的合作。中國在啟動自由貿易區的同時，也在雙邊的政治互信及安全合作等方面作了許多努力。以發表中國參與湄公河區域合作的《國家報告》為契機，啟動了我國與東盟在湄公河流域開展的全面合作。《國家報告》首次全面系統地闡明了中國今后參與湄公河合作的計劃和重點項目，體現了中國政府對東盟一體化進程的積極支持；以發表《關于非傳統安全領域合作聯合宣言》為契機，啟動了我國與東盟在非傳統安全領域的全面合作。《聯合宣言》確定了雙方在這一領域的重要內容和組織機制，表明中國在繼續加強與東盟經濟合作的同時，順應時代的變化和雙方的需要，不斷開拓新的合作前景。同時經過三年的談判，中國與東盟就制定《南海各方行為宣言》最終達成一致并簽署，標志著中國與東盟的政治互信發展到了新水平。
　　從理論上講，尋求共同合作與發展已成為東亞的一個“共同理念”，這是“東亞合作機制的尋路工具和邏輯起點”。從雙邊“依存”的角度考慮，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啟動考慮到了“依存性”是有成本的這一特點；同時也認識到，與成本相關的利益沖突構成了依存性的另一特點。通過在非傳統安全領域的聯合宣言以及在南海問題上的互諒、互信構筑了政治信任的平臺，有效地削減了可能因利益沖突而付出的成本。從依存性政治的角度分析，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也被賦予新的內涵。羅伯特·基歐漢和約瑟夫·奈伊認為，在相互依存的形勢下，新的力量關系建立起來了，并以相互不平衡的依賴性為基礎，這主要體現在“敏感性”和“脆弱性”之中。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采取逐漸開放，保護敏感產業的方式以及有意首先廢除600項農產品關稅的“提早收成”(early harvest)計劃，則大大加強了雙方的互信及依賴，走出了“國家暴露于依存性的脆弱性在許多事務上可能尋求妥協”的困境。目前，中國和東盟雙邊貿易增長很快，均超過了各自整體進出口增長速度，所占比重也不斷上升。2002年上半年，中國對東盟5國（印尼、馬來西亞、菲律賓、新加坡、泰國）的出口比上年同期增長24.6%，從東盟5國進口增長17.6%；在投資方面，目前東盟5國對中國投資大大超過中國對東盟的投資。據統計，截止2001年，東盟5國對中國直接投資累計合同金額達528億美元，實際金額達261億美元，在中國接受外資總額中各占7.1%和6.6%（注：《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啟動》，載《亞太經濟時報》，2002年11月6日。）。
　　可以相信，雙邊貿易依存度的增加將使雙邊出現“決策國際化”，即“將政府功能引向更一體化的領域與國際機制協調”，進而推動東亞經濟合作向機制化邁進。
　　　　3.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啟動的收益分析
　　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啟動，將對雙邊、區域及東亞整體的發展產生積極、深遠的影響。
　　　就雙邊而言，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預示著中國與東南亞的經濟合作貿易往來將進入一個突破性的新階段，預示著區域內貿易額將大大提高，從而減少將雞蛋放在美國、日本等少數幾個籃子里的風險，預示著相互間經濟結構尤其是產業及貿易結構的調整將在更廣闊的領域展開。可以說，中國與東盟領導人在戰略上達成構建自由貿易區的協議，將是雙邊地區經濟關系發展的一個重要里程碑。據中國—東盟經濟合作專家組運用GTAP模型的計算，如果中國與東盟建立自由貿易區，雙邊出口將增加50%以上，東盟經濟增長率可提高1%，中國可提高0.3%”（注：曹云華、文峰：《構筑中國的地區經濟安全——從地緣經濟學的角度看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載《東南亞縱橫》2002年第11期，第3頁。）。對東盟來說，雙邊的自由貿易區啟動將使其多方獲益。“在過去10年中同中國貿易額已增長三倍，而且東盟有較多的貿易盈余。”（注："Every man for himself",The Economist,Nov 2nd,2002,PP31.）這種繁榮有助于減弱東南亞對美國、歐洲和日本出口的依賴——而這些國家目前的經濟進展遲緩。
　　站在更高的區域平臺上看，中國與東盟建立自由貿易區，將催化東亞的經濟合作。“期盼已久的中、日、韓經濟合作應推動東亞的自由貿易區建立”，“在中國與東盟11月4日決定于2010年建立自由貿易區后，中日韓這三個重要亞洲國家的經濟合作備受世人關注”（注：Feng Zhaokui,"East Asian free trade key to future",China Daily,Now 25,2002.）。作為鄰國，中日韓共同關注環境保護，并需要為保證進口資源而營造安全、穩定的環境，這就要求三國深化合作并將其擴展到東北亞地區。日本、韓國在中國與東盟達成協議后，紛紛加快與東盟合作的進程。中國和東盟搶先一步，走在日本、韓國的前面，在雙邊合作上建立合作的信念，這甚至為整個東亞合作創造了一種范式。
　　東亞整體經濟將快速發展。長期以來東亞都是以歐美市場為導向，是歐美跨國公司生產出口產品的加工貿易基地，它們之間缺乏橫向的貿易聯系。這也是東亞地區和國家經濟一個非常明顯的特征，現在這個特征正在發生深刻變化。隨著對中國投資和貿易的增加，東亞地區正在形成一個新的區域經濟體系。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推動東亞經濟的另一個表現是，中國正在向東盟大量進口原料、資源產品和中間產品，向東盟國家出口生活日用品，這就形成了中國與東盟國家的經濟特征。同時日韓的制造業向中國轉移，這樣東亞地區的產業結構由水平的分工轉向上下游的垂直分工，形成一個生產鏈條，這個產業鏈在不久的將來將催生東亞地區的經濟圈。
　　更重要的是，東亞的一體化進程也得以推動。2002年11月，中國、東盟建立10+1的自由貿易框架協議，使東亞經濟邁出了一大步。中日韓在醞釀成立東北亞三國的自由貿易區。這說明中國已把東亞各國經濟聯系在一起，實質上推動了東亞的一體化進程，使各國共享區域利益。
　　另一方面，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成長也將面臨一些不確定因素的影響，必須未雨綢繆地加以協調，才能推動預期目標的實現。
　　其中最主要的是東盟因素。根據協議，東盟自由貿易區是建立中國—東盟貿易區的基礎。東盟實現貿易自由化期限的提前，有著重要的戰略考慮，其中之一就是與中國競爭直接投資。據統計，“2000年，在亞洲吸引的直接投資中，中國占43%，東南亞僅占16%”（注：東盟秘書處網站http://www.aseansec.org.）。“中國加入WTO，對東盟直接投資的10%將流向中國”的猜測雖有失偏頗，但東盟想憑借整體的力量與中國競爭的想法卻是一貫的。同時，東盟各國對于自由貿易區的立場均有較大差異。基于經濟發展水平的不同，東盟成員融入自由貿易區將分步進行。東盟區域的自由貿易協定尚且如此，在與中國建立自由貿易區就會有更多不確定因素。另外，東盟少數國家與區域外的國家簽訂雙邊自由貿易協定(FTA)也可能造成一些預期后果，即“這些協定將加深東盟內部的分裂，削弱其作為整體同域外經濟體討價還價的能力”（注：Feng Zhaokui,"East Asian free trade key to future",China Daily,Now 25,2002.）。
　　從長遠觀察，東盟是否對建立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保持一貫熱情尚不得而知。從某種程度上講，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建設與世界經濟及亞太形勢的變化有密切關系。中國經濟的持續增長以及中國對東盟國家“區別對待”的優惠政策也會影響東盟的態度。但隨著東亞各國經濟的緩慢復蘇及美、日、歐盟經濟的增長，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能否平穩運行也蘊含著挑戰。
　　　　結束語
　　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建立，將是一個充滿挑戰的過程。尤其是接觸到實質性的自由貿易區的機制問題、貿易自由化以及經濟合作發展等問題，矛盾就會比較集中。這些問題的解決尚需中國和東盟各國共同的、真誠的推動。這一貿易區的建立將成為東亞自由貿易區的入口，會對韓國、日本產生積極示范作用。對中國而言，在積極、穩妥地推進自由貿易區的同時，構建多元化的貿易合作網絡，也是一項事關我國與東亞經濟發展的重要戰略決策。
東南亞縱橫南寧51～55F52外貿經濟、國際貿易趙銀亮/畢洪業20032003趙銀亮　華東師范大學法政學院博士；　　畢洪業　青島建工學院社會科學系講師 作者：東南亞縱橫南寧51～55F52外貿經濟、國際貿易趙銀亮/畢洪業20032003

網載 2013-09-10 21:2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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