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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圖分類號]G719. 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4434（2007）10-0181-04
　　改革開放以來，在歷屆政府重視與推動下，我國高職教育改革發展不斷深化，獨立設置的高職院校已達1147所，呈現出高職教育發展的繁榮景象。在這種背景下，高職教育的研究集中在發展定位、發展模式、發展戰略以及發展理論等傳統院校研究上，很少有人重視高職教育發展所產生的負面問題，也就是發展付出的代價問題。我國高職教育近三十年的發展史，是一部以代價為前提的進步史，代價問題是高職教育發展無法回避的現實問題。新世紀高職教育發展代價問題的研究是針對高職教育發展中存在的問題與矛盾、風險和代價而提出的，其目的是為了更好地解決我國高職教育發展中存在的諸多問題與矛盾，防范和化解我國高職教育發展中存在的各種風險，控制我國高職教育發展中的代價，走一條全面協調可持續的健康發展之路。
　　一、高職教育發展代價的現代意蘊
　　西方學者布萊克說：“現代化是一個創造與毀滅并舉的過程，它以人的錯位和痛苦的高昂代價換來了新的機會和新的前景。”[1]（P38）現代化作為一種現代的社會實踐，人類為此已付出各種各樣必要的和不必要的代價，代價問題歷史性地凸顯。從嚴格的理論意義上闡釋，代價屬于哲學范疇術語，是事物發展的矛盾或背反性質的體現，是否定的外化或對象化形式，即發揮著轉化功能且自身要被否定掉的價值。代價的基本含義是指人類為某項進步事業作出的某種舍棄、付出、投入和消耗以及實現這種進步后所承担的消極后果。
　　針對社會發展與代價問題，馬克思恩格斯批判地繼承了黑格爾“作為推動原則和創造原則的否定的辯證法”，主張人類及其生存于其中的世界是一幅由種種聯系和相互作用無窮無盡地交織起來的畫面，其中沒有任何東西是不動的和不變的，提醒人們“注意產生和消失之間、前進的變化和后退的變化之間的普遍相互作用”[2]（P104）。各種事物從空間橫向上分析是“相互作用”，從時間縱向上看就是“自我否定，只不過這種自我否定同時也是事物新的自我肯定。人類社會之所以能夠呈現出發展狀態，自身內在的否定機制是基礎。同樣，高職教育活動中如果不包含著這一內在的否定機制，也不可能呈現為一種發展過程。正因為如此，高職教育活動是一個由肯定和否定方面所組成的矛盾統一體，其中的歷史性、能動性、現實性的綜合體就是肯定方面，而代價付出則是否定方面。從辯證的角度看，正是由于這兩個對立面之間的矛盾運動以及肯定方面的主導地位，才推動了高職教育實踐活動不斷由低級向高級發展。而且，作為否定方面的代價滲透在高職教育發展的方方面面，直接影響高職教育發展的可能性、現實性、方向性。
　　高職院校的發展代價，即為高職院校在改革與發展的過程中所作出的投入和犧牲，是對某些非主要發展目標有所放棄或犧牲的價值抉擇。高職教育從一誕生就是各方利益博弈的結果，其發展的宗旨是為了更多地滿足社會需求以及人們對高等教育的渴求。雖然高職院校是依附于普通本科學校模型而發展，但高職教育已成為一個復雜的教育系統是不爭的事實。它已發展成一個主體多元、利益交叉、層次復雜的巨型系統，在這一系統內，不同的高職教育發展模式將決定不同利益相關者的利益分配，利益分配關系進一步決定著高職教育發展結構的變動，發展結構的變動則需要成本與損耗。這種成本與損耗就是高職教育發展代價。因此，新世紀高職教育為何要發展，憑什么發展，怎么樣發展，高職教育在市場經濟深化改革階段的價值基礎、價值評判與價值選擇等等，都需要圍繞代價問題進行甄別與比較，才能理性地辨析高職教育發展困境及其發展趨勢。
　　二、高職教育發展代價的主要特征
　　高職教育從無到有，從弱小變成強大，我們不應僅將其發展研究停留在動力、機制等方面，也不應以“發展總要付出代價”而輕視成本與損耗，而是應從科學發展觀的角度揭示高職教育發展代價的主要特征。
　　1. 缺乏獨立性的代價。20世紀80年代的13所職業大學奠定我國高職教育發展基石，以“見效快、可收費、可走讀”的形式展現，輔之以“畢業生擇優錄用”的政策傾斜，使高職教育從教育體系分化成相對獨立的一支。20世紀90年代初的“三改一補”政策，使大多數高職院校先天不足，而國家規定的生均費要求各省市地方又大都未予落實，高職院校占地少、規模小、科類結構不合理、專業特色不突出、辦學條件差等問題，一直沒有得到很好解決，這種“缺糧斷奶”的問題是很難僅僅通過高職學校自身調整來改善的。針對此類詬病，20世紀末政府主導的“三改一多”政策力主實現高職教育多樣化、模式多樣化、學科結構分化的改革，但是高職院校在“等靠要”慣習中依然過分依靠政府支持和資助，難以有效應對區域經濟發展訴求。
　　2. 缺乏獨特性的代價。高職教育兼具“高等性”與“職業性”，但始終未能徹底擺脫普通高等教育“影子”的尷尬身份。其結果是高職院校作為本科的后備軍，專業建設雷同，熱門專業、新增專業的重復率偏高，地方特色專業鮮有建樹。最終進一步加劇社會對高職教育認同度降低，加劇高職院校向“壓縮餅干”式的本科抑或“發面饅頭”的中專轉化。高職院校在上有“本科生、研究生”、下有“中職生、技校生”的夾縫中求生存，一鍋“夾生飯”的高職高專畢業生在對口崗位域中還不足30％，明顯處于“弱競爭優勢”。
　　3. 規模過度的代價。據統計，2005年高職院校為1091所，占全國高校的60.9％；招生人數達 268.1萬，招生人數占全國普通高校本專科總招生數的53.1％；在校生數713萬，占高校在校生數 45.7％。在高職教育不斷擴容的背后，職業教育總投入政府還不到50％，學費是普通高校的1.5～2倍，而美國、德國、澳洲、我國臺灣等國家或地區職業教育總投入政府占70％以上。另一方面，高職畢業生就業率也一直徘徊在45％～60％之間，與本科畢業生就業率80％左右相差甚遠。如果說高職“遍地開花”、“一派繁榮”是政府政策的功績的話，那么時下高職“泡沫升騰”、“優劣并存”的態勢也應當由政府來買單。今后地方政府構建、發展、規劃、布局高職教育時，應切實打破條塊分割、職能交叉，突破行業、部門界限，整合高職教育資源，避免無序競爭與重復浪費。
　　4. 管理體制低效的代價。與國外高職教育相比，尚屬新生事物的我國高職教育在規模擴張的同時，高職教育體制及其發展模式卻未能實現相應的創新。尤其是高職教育的觀念、功能、學校類型、定位、質量標準、入學選拔方式、教育內容和學科專業設置、教學管理方式等方面的變革滯后，而且具有制度阻礙性的“外控型”管理體制的弊端難以根除。從主管部門分析，高職院校分屬教育部與勞動和社會保障部易引發部門利益和立場沖突；從院校內部分析，高職院校包含中職、高職、本科“仿造型”管理模式，形成“良莠不齊”的格局。由于高職教育發展的專門法規還未形成，實踐中高職高專院校發展更多的是取決于地方政府的偏好，形成計劃式發展；當政府缺位時卻又背離社會需求追求自身利益而盲目沖動發展。“計劃性”、“科層化”使院校管理缺乏機動性與自主性，難以實現績效管理與院校經營；市場誘導的“盲目競爭”使院校辦學難于準確定位，致使諸多院校模糊職業性與技術性之別、分離人才教學與培養目標的統一、搖擺于“創新高職”與“升本沖動”之間，從而難以培育雙師教師隊伍及獨立設置學科專業，無法有效構建產學研合作長效機制。
　　三、高職教育發展代價的根源探尋
　　“人類的一切行為在為他帶來收益的同時，也使他付出代價。該行為是在‘有所收獲’的前提下產生的，即‘代價是某種收獲的代價’。”[3]（P15）同樣，高職教育發展也必定是以某種代價的付出為前提。這種代價的主要根源來自文化價值目標的選擇、物質資源的非均衡投入、教育政策的傾斜以及院校自身各要素的組合與變遷。
　　1. 價值選擇中的文化觀念
　　價值選擇反映的是一種價值理性，直接制約行為規范、行為選擇和行為評價，它表達、設定了一定的社會價值取向和理想目標。高職教育中的價值是多層次、多方面的，它包括高職教育的社會價值與個人價值、物質價值與精神價值、內在價值與外在價值、發展價值與工具價值、效率價值與公平價值、科學價值與人文價值等等。但倫理中心、政治本位是我國文化傳統的突出特征，其具體表現為重道德輕功利、重政務輕自然、重和諧輕競爭、重整體輕個體等方面。因此，在高職教育發展實踐中倫理政治型文化面臨市場經濟沖擊時，價值主體追求始終處于矛盾法則的制約之下，發展行為與發展現實之間始終存在著許多悖論。“學而優則仕”的學習觀根深蒂固，使得人們一方面追求效率大力發展高職院校滿足學習需要；另一方面卻又認為職業教育是“落榜生”的天堂，與“讀書做官”及進機關當“白領”的目標相去甚遠。這種觀念力量潛在的影響著決策部門、廣大公眾以及教育機構關于高職教育的各項價值選擇以及實際行為。誠然，我國高職教育發展變革中付出的諸多代價都與文化傳統潛移默化的影響分不開：人們對高職教育的性質、功能和地位的認識偏差，使得高職院校的課程設置、培養模式相對單一；高職教育的內部人士對于怎樣發展高職、確定目標取向都缺乏清晰而科學的認識，因而在規劃和管理院校過程中存在一些短視現象。
　　2. 現有經濟條件下的物質資源稀缺
　　經濟是教育發展的物質基礎，它從根本上決定教育的規模、結構和速度，決定教育的制度與體制以及內容和方法。經濟發展水平對高職教育具有不容忽視的影響，我國高職教育發展的不少代價都與我國經濟發展程度和水平的制約存在直接或間接的關聯。例如，由于我國經濟總量相對不足、資源配置又不盡合理，院校辦學面向市場開放程度低，進而引發我國高職院校在投入上面臨總體經費短缺和投入機制不靈活的問題，這便導致了高職辦學設施不足，質量不高；而過高的學費又進一步誘發了學生和家長的普遍質疑，加劇了高職院校的生源危機。此外，高職教育資源的稀缺性也決定了在發展目標的選擇上，只能奉行主導價值優先的原則。正如2006年啟動的“百所示范性高職院校”建設、精品專業、重點實訓基地等等。受資源稀缺性制約的高職教育發展顧此失彼，資源的稀缺性加劇了區域發展的不平衡，擴大了校際之間的差距。
　　3. 教育政策的損益
　　我國高職教育的發展與變革存在一個突出特點，即主要以政府的指令性文件為驅動而展開。因而，與高職教育相關的政策成為影響其發展脈絡和走向的關鍵因素。由于“教育政策代表或蘊含著政府對于教育事務和問題的一種價值選擇”[3]（P45），因而，其中必然包含著利益的權衡與取舍，在實現一種政策創價的同時，也一定伴隨著代價的付出。高職教育發展源于政策的代價主要體現在：第一，政策失誤，這一點在新中國成立初期及文化大革命期間比較明顯。第二，政策不公，主要體現為高職教育在教育體系中的邊緣地位，直接體現在投入政策與招生政策的弱優勢。第三，政策缺位，指針對提升高職教育社會地位、管理體制、文憑發放等方面，使高職教育發展付出更多人為性代價。第四，政策低效，指高職教育政策在執行環節中存在一些難以預見的阻抗，執行效力不高的問題還大量存在。這使得職業教育領域中暴露出文本繁榮與實踐消沉并存的現象。政策執行力的低效使得高職教育中一些問題始終無法解決，客觀上加劇了代價的付出。
　　4. 高職院校利益相關者博弈的失衡
　　高職院校作為一類高等教育機構，其系統要素間的非耦合性、運行中的不平衡性及其結構內部的不斷分化與整合，也是造成高職教育發展代價的主要根源之一。這種根源產生的代價通過高職教育實踐活動的主體利益表達和實現而顯露。即政府、企業、受教育者以及院校系統內部的各類人員都渴望在高職教育活動中實現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最終形成高職教育系統內部不同的利益集團。不同的利益集團擁有各異的利益訴求，而高職教育發展僅處在一個相對“規范化”過程之中，還缺失良好的利益博弈機制促進高職教育走向開放、增進民主、實現共贏。我國高職教育的各方參與者并非擁有相同的“話語權”，利益博弈缺乏實現均衡與共贏的制度基礎。從現實看，政府、企業和公眾并不具有相對平等的影響高職教育發展的力量；而院校內部的管理者、教師以及學生也不擁有相對均衡的左右教育活動開展的權力。在政府主導、管理主義的模式下，各方的利益博弈出現失調，高職教育的創價活動過于凸顯了政府意志、領導意志，而其他參與者的利益未能充分而有效地得以表達和實現，由此直接影響高職教育的健康發展。
　　四、高職教育發展代價的規避與補償
　　在高職教育發展進程中，發展與代價是一對不可消解的矛盾，代價具有不可避免性。實際上，在高職教育發展的實踐中有許多代價是不必要的，確立代價意識還不夠，還應有所“為”，對代價進行合理控制、規避和補償。
　　1. 樹立科學的代價意識，堅持可持續的高職教育發展觀
　　承認發展要付出代價，絕不是為代價尤其是各種負面問題辯護，任其存在下去，而恰恰是為了正確地對待、防范和限制它，避免其擴大化。這就要求我們要樹立科學的代價意識，積極地面對高職教育發展中代價的存在，具體分析代價類型，有效發揮“最小犧牲最大發展原則”，切實把握好各利益相關者所能承受的代價付出的“度”。代價意識的介入，要求我們首先形成科學的高職教育價值觀，認清高職教育的地位與作用，進而確定合理的高職教育發展目標，并以此目標去權衡創價與代價之比，使必要的代價付出降至最低，并盡量避免因主觀失誤而帶來的無謂損失。在這個意義上，科學的代價意識與可持續發展觀可謂同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我國高職教育變革與發展的歷史已然昭示，堅持可持續的發展觀才是真正實現高職教育創價最大化的必由之路。
　　2. 優化決策和管理體制，尋求公平與效率間的相對平衡
　　決策與管理體制的優化即意味著政府扮好管理者、協調者、監督者的角色，應積極落實政府主導下的“放權”于院校，增強院校自主決策和管理的能力；同時，增強企業、社會對于高職教育的參與度，并優化院校內部的領導和管理體制，向教師和學生“賦權增能”。這一切都是為了使高職教育各方參與者的正當利益都得到相對充分的表達與實現，消解利益博弈失調的現象，為實現院校管理的公平性和效率性的相對平衡奠定制度基礎。真正做到決策與管理科學化、法制化，在《職業教育法》基礎上加快制定《高等職業教育法》，并積極出臺相配套的系列法規，諸如《職業教育促進法》、《培訓員資格條例》、《實訓教師資格條例》等；同時還設立一套包括立法監督、司法監督、行政監督、社會監督在內的職業教育實施監督系統。法制基礎上的決策和管理必將以更為民主和高效的方式運行，一些因決策缺乏監督、權力缺乏制衡而使高職教育遭遇挫折的代價將大大減少，一些因為利益互損或博弈失衡而造成的一方利益受損的代價也將得到控制。
　　3. 建立高職院校“全面代價控制體系”，將代價的付出降至最低
　　發展恰是通過代價來為自己開辟道路的，對于高職院校變革發展中必須付出的代價，應對其進行合理調控使其降至最低。為此，有必要建立一種以“全面、全程、全員和創新控制”為特征的高職院校“全面代價調控體系”。所謂全面的控制是指全面地依據合理性代價的標準對代價進行管理，以確保代價付出的必要性，代價操作的可行性，代價效應的有利性以及代價分配的公平性；所謂全程的控制即為防止在決策、實施、檢查和反饋等環節產生不合理代價，并努力實現代價的事先控制，使前一環節不為下一環節制造麻煩；所謂全員控制就是指上從教育決策部門，下到每一位教師和學生，都要有科學的代價意識，并形成一種共同的價值觀，即代價文化，共同關心與管理代價問題；所謂創新的控制即指主體能根據新情況和新問題，勇于創新，以確保高質量的代價控制。
　　4. 建立高職院校的代價分担與補償機制，使代價的損益減至最少
　　高職教育發展代價來自諸多方面，其承担主體也應是多方面的。高職教育發展應加速“立交橋”建設，不應停留在“就業教育”、“終點教育”層面，而是需要建立起一個縱向多層、橫向互通的高職教育通道，使中等職業教育、專科職業教育、本科職業教育形成完整體系，以從根本上解決高職教育的“入口”和“出口”問題。高職教育“立交橋”的建立需要政府、社會、高職院校等相關利益集團的合力，這些實踐主體既是發展的獲益者，也是代價的承担者。高職教育發展與變革本質上是一種制度的重新安排，涉及高職教育利益關系的調整。如何有效協調由利益格局調整引發的不同利益集團之間的矛盾，特別是利益受損者能不能得到應有的補償，將直接關系到高職教育的效率與公平問題。因此，高職教育利益應在國家、群體和個人之間進行合理分配，代價的補償是對受損利益集團的補償，是維護高職教育公正的有效途徑。在具體運作過程中，我國應采納多種政策工具，對處境不利人群實施投入傾斜和政策優惠等利益補償措施，盡量縮小城鄉間、區域間、校際間的差距，最終實現高職教育的跨越式發展。
學術論壇南寧181～184G53職業技術教育吳景松/程宜康20082008
高職教育發展/代價/補償
高職教育發展代價是無法回避的現實問題，高職教育發展史本質就是一部以代價為前提的進步史。高職教育發展代價主要表現為缺乏獨立性、獨特性以及管理體制低效等方面，其根源在于高職教育發展的價值目標、經濟制約、政策損益以及院校自身結構重組與變遷等因素。只有通過合理控制、規避、補償代價，才能推動高職教育可持續發展。
作者：學術論壇南寧181～184G53職業技術教育吳景松/程宜康20082008
高職教育發展/代價/補償

網載 2013-09-10 21:3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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