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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方文化霸權的由來與構成
　　全球化進程必然會對人類的文明格局產生深遠的影響。按照馬克思的觀點，在全球化進程中，正在出現一種新的世界性文明。那么，這種世界性的新文明是如何構成的呢？馬克思認為西方資產階級的“所謂文明制度”在起著主導作用：“正像它（資產階級）使鄉村從屬于城市一樣，它使未開化和半開化的國家從屬于文明國家，使農民的民族從屬于資產階級的民族，使東方從屬于西方。”（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5頁。）當然，馬克思是從物質生產和精神生產的總和的視角來談論新出現的世界文明的，在精神生產方面則只是指出了“世界性”超越“地域性”的趨勢，并未明確探討西方文化是否成為世界文化主流的問題。
　　近年來，學者們廣泛地探討這個問題，持辯證觀點的學者認為：“全球資本主義既促進文化同質性，又促進文化的異質性，而且既受到文化同質性的制約，又受到文化異質性制約。”（注：［英］羅蘭·羅伯森：《全球化：社會理論和全球文化》，（中譯本）梁光嚴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49頁。）這就是說，全球化既強化了逐漸趨同的全球文化，又在這個過程中強化了地域性文化族群的自我認同，出現了一個同時展開的雙向過程。也有學者認為，應該通過對概念的詳細區分來抓住全球化進程中文化發展的“大趨勢”：首先，應該將世界文明史與世界政治史分開來看，政治史中充滿沖突，文明史中則既有沖突也有融合，從長時段看來融合是主要趨勢。其次，應該把代表物質文明的“文明”概念與代表精神文明的“文化”概念進行康德式的區分，在全球化進程中“文明”不斷融合，“文化”則繼續保持多樣性。（注：陳樂民、周弘：《歐洲文明擴張史》，東方出版中心，1999年版，第288～289頁。）
　　相比之下，亨廷頓對全球文明融合的提法則持激烈的否定態度，認為西方是“惟一”的，而不是“普遍”的，因為“西方文化的實質是大憲章，而不是大麥克”。換句話說，他認為盡管西方的生活方式可以擴展到全世界，但是西方文明的核心內容卻是不可遷移的。（注：Huntingdon,Samuel P.:"The West:Unique,not Universal","Foreign Affairs",Nov/Dec 1996.轉引自周弘、劉靖華：《文明與霸權的兩難困境》，載《冷戰后的東方與西方》，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28～42頁。）基于這種異質文明不相融合的判斷，亨廷頓得出了后冷戰時代各文明之間將爆發激烈沖突的結論，成為“冷戰思維方式”的一個突出例證。
　　在全球化進程中，西方的物質生活方式，尤其是美國式的大眾消費文化正在演化成為當今世界的主流與時尚。這種趨勢應當是顯而易見，無可爭議的。那么，隨之而來的就是一個必然發生的過程：西方物質生活方式所攜帶的文化信息逐漸深入人心，潛移默化地影響各種膚色、各種年齡的人們，使他們在價值觀念方面逐漸受到影響。真正值得討論的問題是：在這種情況下，西方文化價值觀念中的政治意識形態，在人們普遍受到西方文化影響的前提下，能否逐漸成為順理成章的東西？如果可能的話，建立于這種政治意識形態基礎上的一整套制度能否移植到非西方地區？
　　毫無疑問，西方外交的決策者們對上述問題已經作出了肯定的回答，其基本邏輯是：西方文化中的政治意識形態已經為人們普遍接受，從而成為西方國家的一種重要的國際政治資源，可以用來維護西方集團的霸權地位。這一點在克林頓政府的外交政策中體現得最為明顯：克林頓在闡釋其“擴展”戰略的時候曾經說道，冷戰后“美國的核心觀念——民主和市場經濟——較過去任何時候都要廣泛地被接受”，因此，美國“為全球樹立了榜樣，全世界的每一個角落都在尋求并尊重我們的領導”。（注：參見田德文：《價值觀念和戰略利益》，載《冷戰后的東方與西方》，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120頁。）顯然，克林頓政府將一個仍然充滿爭議的理論判斷作為本國外交政策的基點，是出于戰略利益方面的考慮。西方文化的影響力實際上已經成為西方霸權的一個組成部分。在這種意義上，我們可以用“文化霸權”這個概念來概括西方文化在當今國際關系中所發揮的作用。西方國家的決策者把西方政治意識形態主要歸結為三種教條：實現政治民主、捍衛人權、實行私有制為基礎的市場經濟制度。在上述意識形態教條具有普適性的前提下，西方集團可以把它們當成尺度，對別的國家進行衡量，并根據自己的利益采取相應的行動。由此，“文化霸權”就直接地進入了西方集團的國際政治操作。簡單地說，“文化霸權”的實際意義是為西方國家實現自己的戰略利益提供合法性。
　　顯然，西方文化霸權的操作基礎是西方集團強大的政治、經濟、軍事實力。憑借這種實力，西方集團可以對世界上任何一個角落發生的事情進行干預。在經濟上，目前美國的年國民生產總值接近8萬億美元，占全球經濟總量的27%，歐盟15國的總和比美國稍高一點，兩者相加已經占到全球經濟總量的六成左右。美國經濟已經保持了10年連續增長，在“新經濟”中處于領先地位。在政治方面，西方集團在全球大眾傳媒中占據著絕對的統治地位，在相當程度上控制著世界的輿論乃至人們的思想。他們基本上可以左右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決策，在聯合國處于優勢地位。西方集團內部在重大問題上高度一致，一大批中小非西方國家出于各種原因惟其馬首是瞻。在軍事方面，美國的軍事實力等于后面10個國家的總和，軍事科技占有絕對領先地位，在世界所有重要地區保持著軍事存在。作為西方集團軍事組織的北約已經成為世界上最為強大的軍事集團，其規模還在不斷膨脹。沒有如此強大的實力做后盾，就談不上“文化霸權”。
　　但是，如果沒有“文化霸權”的論證，西方集團的政治動員力和行動合法性要大打折扣。從其集團內部看來，西方國家的具體政治、經濟利益可能不同，甚至可能出現尖銳的矛盾，但是在維護文化霸權的問題上卻是高度一致的。因為，這是整個西方集團的根本利益之所在。在很多情況下，許多西方國家即使損害自己的現實利益，也要保持本國在政治原則上的正確性。從某種意義上說，西方的意識形態教條是維系集團內部統一性的一種有力工具。在政治意識形態的基本原則方面，西方國家內部是高度統一的。即使是常常與美國作對的法國，在這種大是大非問題上，與其他西方盟友也并沒有什么兩樣。冷戰開始時，戴高樂努力想使法國成為美國和蘇聯之外的第三種力量，但是在“維護自由、捍衛民主”方面卻一直采取與美國一致的立場，強調自己是屬于西方陣營的。法國左翼政治的代表人物密特朗曾經這樣描述過法國社會黨的政治意識形態：“忠于1789年的人權宣言，忠于擴大到社會和勞動權領域的集體自由和個人自由，簡而言之，這就是政治民主……我們接受政治上的自由選擇和多元制度。”（注：轉引自張契尼、潘琪昌編：《當代西歐社會民主黨》，東方出版社，1987年版，第118頁。）
　　在實際的外交操作中，文化霸權可以為西方集團提供一種左右逢源的道德利器。尼克松在冷戰結束后曾經說道：“既然已經獲得了和平，我們首先必須好好想一想，我們需要一個什么樣的世界。一個理想的世界是：所有國家都有自由的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永遠忠實于社會正義和人權。”但是，在締造這個“理想世界”的過程中，美國應當采取何種作為，惟一的衡量標準只能是美國的利益。“美國不可能對我們的理想在那些未曾實現的所有國家和地區都進行干預。我們贊成延續和平、擴大自由，但延續和平不應危害我們的利益和原則，擴大自由不應危及和平。”（注：理查德．M.尼克松：《超越和平》，（中譯本）范建民等譯，世界知識出版社，1995年版，第31頁。）這就是說，西方集團可以根據自己的利益來選擇執行自己道德責任的地點與方式，但無論如何總是具有“政治正確性”的。
　　對于非西方國家而言，西方的文化霸權是一個現實存在。這種霸權是在歷時幾代人的西方文化擴張的基礎上出現的，在這個過程中，非西方的地域性文化從未停止過抵抗。他們的努力有助于保護自身的基本文化認同，卻不可能改變族人在生活方式、行為方式和思維方式上逐漸西化的趨勢。對于西方的外交決策者而言，當今世界的文化格局正在“美國化”，非西方文化族群正在逐漸成為全球化時代的“少數民族”。換句話說，全球化并沒有徹底抹殺人類文化的多樣性，卻逐漸抹殺了這種多樣性的政治經濟意義，西方文化已經擁有了建立在實力基礎上的霸權地位。
　　西方文化霸權在對外關系中的作用
　　發展援助是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關系的一個重要方面。作為“施與者”，發達國家在這種關系中占據著主動地位。減少或停止給予發展援助，是冷戰后西方國家對發展中國家實施制裁的主要手段之一。下面，我們將對西方集團在發展援助領域中采取過的制裁措施進行一個簡要的分析，以此來觀察西方文化霸權在冷戰后國際關系中的作用。
　　冷戰后西方國家實行過的主要“援助制裁”（注：Gordon Crawford,"Foreign Aid and Political Conditionality:Issuesof Effectiveness and Consistency","Democratization",Vol.4,No.3,1997附表。）

第三世界國家　　　　　受到的制裁　　　　　　　制裁的原因布隆迪　　　　從1993年10月到1994年10　　盧旺達種族大屠殺之后，　　　　　　　月，除人道主義援助之外　　布隆迪軍方發動的種族　　　　　　　的全部外援被暫停；1996　　暴力行動引起了國際社　　　　　　　年4月起，外援再度暫停。　　會的廣泛關注。喀麥隆　　　　從1992年11月起，美國暫　　（待查）　　　　　　　停了新的援助項目；1995　　　　　　　年起，美國停止了全部援　　　　　　　助項目。赤道幾內亞　　1994年歐盟委員會宣布援　　人權問題。　　　　　　　助“降溫”。岡比亞　　　　1994年，所有援助國暫停　　軍事政變。　　　　　　　了新的援助項目。圭亞那　　　　1993年12月起，美國減少　　美國認為在圭亞那大選中　　　　　　　了官方援助項目。　　　　　出現了嚴重的舞弊問題。肯尼亞　　　　1991年起，所有援助國暫　　執政黨對反對黨實行暴　　　　　　　停了援助項目，只有英國　　力打擊，阻礙了該國向　　　　　　　從1993年11月起恢復援助。　多黨制過渡的進程。萊索托　　　　1994年8月受到援助國暫　　　軍事政變。　　　　　　　停援助項目的威脅。利比里亞　　　1990年起，除人道主義援　　軍事政變。　　　　　　　助之外的所有官方援助項　　　　　　　目被停止。馬拉維　　　　1992年4月到1993年6月，　　迫使班達總統舉行全民　　　　　　　所有援助國暫停項目。　　　公決，推行民主化進程。尼日爾　　　　1996年1月起，歐盟停止　　　軍事政變。　　　　　　　了新的援助項目。尼日利亞　　　1993年7月起，歐盟凍結　　　迫使阿巴查軍政權確立　　　　　　　了部分援助項目；進而從　　時間表建立文官政府，實　　　　　　　1995年11月起暫停了全部　　行民主化，在反毒品方面　　　　　　　援助項目；美國也從1994　　采取合作立場。　　　　　　　年4月起暫停了所有援助　　　　　　　項目。盧旺達　　　　1994年4月到10月所有緩　　1994年種族沖突，1995年　　　　　　　助項目被停止，1995年5　　難民營屠殺。　　　　　　　月歐盟再次暫停援助項目。塞拉利昂　　　1996年1月，歐盟威脅暫　　　軍事政變影響民主選舉。　　　　　　　停援助項目。索馬里　　　　1991年起所有援助國停止　　種族清洗。　　　　　　　援助項目。蘇丹　　　　　1991年起所有援助國停止　　伊斯蘭原教旨主義，軍　　　　　　　援助項目。　　　　　　　　人政權統治。多哥　　　　　1992年1月，美國和歐盟　　　鎮壓國內民主化進程。　　　　　　　停止了全部援助項目；　　　　　　　1995年3月，歐盟恢復了　　　　　　　部分項目。扎伊爾　　　　1992年，歐盟和美國暫停　　反對蒙博托總統實行獨　　　　　　　部分援助項目，1994年進　　裁統治。　　　　　　　而終止全部項目。贊比亞　　　　1993年12月，美國和英國　　政治腐敗以及獨裁傾向。　　　　　　　威脅要撤出援助。緬甸　　　　　1988年9月起所有援助國　　　鎮壓國內民主運動。　　　　　　　停止援助項目。中國　　　　　1989年6月開始，所有援　　　“六四”事件。　　　　　　　助國暫停新的援助項目，　　　　　　　制裁歷時15至22個月。泰國　　　　　1991年2月，美國暫停援　　　軍事政變推翻民選政府，　　　　　　　助項目，1992年10月恢復。　重開大選后恢復。越南　　　　　1992到1993年，瑞典政府　　民主化進程和人權問題。　　　　　　　減少援助數量。古巴　　　　　除瑞典之外，所有援助國　　反對卡斯特羅政權。　　　　　　　不給予任何援助，1991年　　　　　　　瑞典右翼政府也終止了援　　　　　　　助。薩爾瓦多　　　1990年到1992年，美國國　　民主化與和平進程進展　　　　　　　會建議減少援助，布什總　　緩慢　　　　　　　統在行政方面對國會決議　　　　　　　采取了回避態度。危地馬拉　　　1993年5月，美國和歐盟　　　薩拉諾總統解散議會和　　　　　　　暫停援助項目。　　　　　　最高法院。海地　　　　　1991年10月到1994年9月，　　軍事政變。　　　　　　　所有援助國暫停除人道主　　　　　　　義援助之外的援助項目。秘魯　　　　　1992年4月到1992年11月，　　藤森總統宣布解散議會，　　　　　　　所有援助國暫停援助項目。　終止司法程序。敘利亞　　　　1986年到1993年，在歐洲　　阿薩德總統的獨裁統治。　　　　　　　議會的堅持下，歐共體停　　　　　　　止援助項目，其他援助國　　　　　　　沒有給予援助項目。土耳其　　　　1980年到1995年，歐共體　　人權問題。　　　　　　　暫停援助項目。但是，美　　　　　　　國一直給予土耳其不附加　　　　　　　人權條款的官方援助項目。

　　顯然，西方文化霸權在當今國際政治中的作用是因時而異、因國而異、因事而異的，干預的力度主要取決于自己的利益，以“有理、有利、有節”為操作方針。首先，從趨勢上看，越是西方集團在經濟、政治、軍事上處于優勢地位的時候，他們行使文化霸權對非西方國家進行干預的頻度就越高，冷戰后有愈演愈烈的勢頭。從表中涉及到的材料看來，西方集團在1992年之后明顯擴大了干預的范圍，幾乎遍及所有黑非洲國家，干預的理由幾乎全部與推進民主化進程有關。在冷戰期間，為了和蘇東集團對抗，西方對這些非洲國家采取了寬容的政策，與這些國家中的獨裁者保持了密切的合作關系，這是符合西方利益的。冷戰結束后，黑非洲國家的政治重要性降低，西方集團于是加強了推進民主化的力度，因為這是西方新的利益所在。
　　其次，觸犯西方意識形態教條的國家越強大、越重要，西方集團的干預力度就越小，以免過多損害自身的利益。“六四”事件之后，西方集團實行了將近兩年的對華制裁。這種制裁在西方國家內部遭到了廣泛的批評，認為影響到了他們自身的實際利益。當時美國就有論者指出：“很奇怪，華盛頓最近對中國的批評大部分都與北京以及迅速發展的東部沿海城市的都市生活無關。同愈來愈務實的共產黨國家相比，美國最近的言行倒更多是出于意識形態上的考慮，這一點很反常。”（注：轉引自理查德．M.尼克松：《超越和平》，（中譯本）范建民等譯，世界知識出版社，1995年版，第111頁。）當然，這與中國相對強大的國力以及快速發展的經濟形勢有關。如果對方是小國、弱國，那就難免遭到更加嚴厲的長期制裁。西方集團意識形態干預的效果依賴于多種因素，但是顯而易見，被干預制裁的非西方國家自身越強大、國內政治經濟越穩定，西方干預的效果就越小，反之則效果明顯。
　　再次，西方集團的干預總是因事而起，對象國觸犯西方意識形態教條的程度越深，發生的事變與西方國家的利益關系越緊密，他們的反應程度自然也就越強。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使用意識形態教條對非西方國家進行干預的問題上，西方集團中的態度并不完全一致。在有的問題上，西方集團會一起作出強烈的反應；但在另一些問題上也可能從本國的利益出發，作出各自不同的決策。作為西方意識形態教條最主要的倡導者，美國在制裁方面的彈性卻是最大的。相形之下，很多時候，各個國際組織的立場卻往往更加堅定，也更加教條一些。這方面最突出的例子是歐盟和美國在制裁土耳其的問題上所采取的不同態度。歐盟認為土耳其國內存在著嚴重的人權問題，對其實行了長達15年的援助制裁；而同期美國卻堅持忽略人權問題對土耳其進行援助，因為土耳其是美國的重要軍事盟友，是其全球戰略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西方文化霸權在國際政治中的影響
　　從歷史上看，西方集團使用文化霸權來對非西方國家內政進行干預主要是戰后尤其是冷戰結束后出現的現象。在可預見的將來，隨著全球化進程的加速，西方的經濟政治實力會不斷加強，其文化霸權的使用頻度也會越來越高。從西方集團的利益來說，實現全球性的政治意識形態統一是維護現存國際政治經濟秩序的重要手段，是符合其根本利益的，在客觀上有時也可以起到制約暴政、消除反人道現象的積極作用。但是，從總體國際關系走向上看，西方集團行使文化霸權有著巨大的消極影響。
　　首先，政治民主化、人權保障和市場經濟制度都是逐漸培植發育起來的。在這個過程中會出現許多問題，亨廷頓曾經指出：“歐洲和北美的現代化進程延續了幾個世紀，大體上說來，每次只解決一個問題或對付一種危機。但是，除了西方，世界其他地區在現代化進程中，中央集權、民族融合、社會動員、經濟發展、政治參與、社會福利等等，不是依次而至，而是同時發生。”（注：亨廷頓：《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中譯本）王冠華等譯，商務印書館，1989年版，第43頁。）這就是說，發展中國家在現代化過程中，即使完全接受西方政治意識形態的普適性，也必然需要一個長期的實現過程。因此，從非西方國家的利益說來，保持政治穩定對經濟發展而言是至關重要的。西方集團從其自身利益和文化優越感出發，經常無視對象國內部的復雜情況，貿然按照自己的意識形態教條對別國實施干預乃至制裁，加劇了非西方國家的內部政治斗爭，使不少小國的政局趨于動蕩，從而給其經濟發展造成了消極影響。
　　其次，事實證明，西方國家的意識形態制裁很難起到推動對象國政治變化的效果，而隨之而來的政治孤立和經濟制裁只能加深所在國人民的苦難，并進而激起更加強烈的反西方情緒，削弱其國內政治反對派的影響力。即使從西方集團的利益來看，制裁的效果也往往是適得其反。在這方面，美國為首的西方集團對古巴、伊拉克、利比亞等國實行的長期孤立與制裁就是突出的例證。尼克松曾經在90年代總結了美國對古巴的長期封鎖，“盡管正視現實可能是痛苦的，但現實明明白白地擺在我們面前：在卡斯特羅統治35年之后，（美國的）強硬路線不能把他趕下臺。現在是我們將政策的重點從破壞古巴政府轉移到幫助古巴人民的時候了”，因為他們“處境悲慘，并不斷惡化。他們需要食物，需要日常生活的基本必需品，需要起碼的經濟運轉，需要自由。”（注：理查德．M.尼克松：《超越和平》，（中譯本）范建民等譯，世界知識出版社，1995年版，第115頁。）
　　再次，從根本上說，不同的非西方國家的內部情況千差萬別，與西方國家有著完全不同的自然條件和文化傳統。在這種情況下，通過制裁的方法把西方的政治意識形態硬塞給他們，不僅是不現實的，而且即使成功地植入進去，也未必有利于對象國特定階段的經濟社會發展。關于這一點，實際上早期西方啟蒙思想家就已經有了充分的論述。孟德斯鳩指出：亞洲形成專制制度的首要歷史原因是地理性的，其開闊的平原地貌使得統治者容易采用大帝國的治理方式，否則就會“迅速形成一種割據的局面”。相比之下，歐洲破碎的地貌則有利于形成許多聯系緊密的小國，各個國家內部必須采用法治，否則就會在與鄰國的競爭中失敗。孟德斯鳩倡導在改變一個國家的風俗和習慣時采用“自然”的方法，并認為：“那個強迫俄羅斯人把胡子和衣服剪短的法律，以及彼得大帝讓進城的人把長袍剪短到膝蓋上那種暴戾的做法，就是苛政。”（注：參見孟德斯鳩：《論法的精神》，（中譯本）張雁深譯，商務印書館，1961年版，上冊第278、310頁。）當代學者進而認為：“只要中央政權承担的任務或實施的監控活動對社會運動具有決定意義，都會造成傳統專制主義的崛起。”（注：巴林頓·摩爾：《民主和專制的社會起源》，（中譯本）拓夫等譯，華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337頁。）這就進一步明確了政治體制與發展模式之間的關系。
　　有學者指出：對戰后獨立的發展中國家而言，“西方帝國主義統治的結束并不必然意味著自由的開始或民主制的誕生。相反，這種結束隨著受過西方教育的領袖們希望借助于專業化的管理和技術技能而把他們的國家改變為類似于西方強國的國家，會帶來更大的不平等。結果是出現現代的官僚制度。”“沒有一個充分的社會基礎，自上而下推行的政治制度和民主儀式只能變成統治階級（傳統的土地所有者、世襲財產的支配者、宗教等級制度中的上層成員以及軍界和政界的官僚）的權力合法化的工具。”（注：桑巴特·錢堂馮：《托克維爾的〈美國民主制〉與第三世界》，載奧斯特羅姆等編《制度分析與發展的反思》，（中譯本）王誠等譯，商務印書館，1992年版，第59頁、61頁。）
　　在采用西方民主制的問題上，新加坡和印度是兩個突出的例子。新加坡在發展經濟的同時也在形式上建立了議會民主制，但實際上卻采用了“開明專制”的治理形式，這有效地消除了現代化過程中的沖突、對抗和風險，取得了良好的經濟業績。相比之下，印度則從獨立起就全盤接受了西方的民主制度，而由于經濟發展緩慢，其自由民主實際上面臨著嚴重的困難。有學者尖刻地批評道，無論印度的經濟政治形勢面臨什么困難，其統治集團都不會放棄“民主制”，“他們怎么可能拋棄民主呢？難道民主不是為維護他們特權的社會制度提供了理性的辯護嗎？難道民主不是避免了任何一種大規模的社會清算嗎？”（注：巴林頓·摩爾：《民主和專制的社會起源》，（中譯本）拓夫等譯，華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350頁。）當然，各國經濟發展的環境和道路迥然不同，往往不具有可比性。但是，這也恰恰從一個角度說明，西方集團把自己的意識形態教條強加于發展中國家的做法是不利于它們的發展的。
　　最后，西方國家行使文化霸權對別國進行干預往往是從自己的利益出發的，這就從根本上影響了西方價值觀念發揮積極作用的可能性。西方集團往往在國際政治操作中執行雙重標準，造成了實際上“順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局面。近年來，這方面最為突出的例證就是科索沃沖突中西方國家采取的對策。我們知道，科索沃危機是由塞族和阿族的種族沖突所引發的，南聯盟在科索沃地區采取的措施開始時并未超過主權國家統治的正常范圍。但是，以美國為首的北約集團卻為了實現自己的戰略目標，直接插手這一別國內部沖突并努力使其國際化。結果，在他們的支持下，阿族武裝不僅得到了必要的裝備，而且取得了“民族解放”的政治合法性。在科索沃境內的武裝沖突升級之后，北約又直接出面對南聯盟進行軍事打擊。雖然在這個過程中西方集團的干預一直是在防止“人道主義危機”的口實下進行的，但是它在阿塞兩族沖突中的傾向性還是讓人一目了然。（注：參觀何志崗：《科索沃：霸權的祭壇》，載《歐洲》雜志1999年第4期。）。與科索沃危機同時，土耳其正在加緊鎮壓境內的庫爾德族武裝，逮捕了庫爾德工人黨的領袖，俄羅斯正準備加緊在車臣境內清剿非法武裝……對這些，北約卻似乎沒有看到或不愿意看到。在國際政治舞臺上，西方集團無法扮演道德警察的角色，無法擺脫自身利益的影響，這并不奇怪。但是，在這種情況下繼續以意識形態為理由對別國進行干預，就有點奇怪了。
　　基辛格曾經就此提出過警告：“美國必須小心，在它執行全球外交政策的財務、軍事資源都被削減之時，不要去增加道德承諾。皇皇大言，沒有能力或者意愿做后盾，會使美國在其他所有事務上的影響力消退。”（注：亨利·基辛格：《大外交》，（中譯本）顧淑馨、林添貴譯，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752～753頁。）但是反過來說，也許正是因為美國在后冷戰時代削減了對于全球性事務的財政投入，它才必須時時動用意識形態武器以增強自己國際行動的能力與價值。當然，這種做法的必要代價就是在意識形態原則方面采用雙重標準，從而更加明顯地暴露出堂而皇之的意識形態口號后面的利益驅動來。
《世界經濟與政治》京22～27D7國際政治田德文20012001冷戰結束后，西方文化的影響日益擴大，成為西方國家在當代國際關系中的一種重要資源。西方的外交決策者將西方文化中的基本價值觀念簡化成為一套意識形態教條，主要包括政治民主化、人權保障、市場經濟制度等內容，強調這些觀念的普適性，并以此為理由對違背相應準則的非西方國家施加壓力乃至實施制裁，從而賦予了自己在意識形態上的霸權地位。實際上，在冷戰后的國際關系中，維護文化霸權是西方國家實現其根本利益的一種重要手段，正因如此，為了得到實際的戰略利益，西方國家又可以暫時“忽略”自己的某些意識形態教條。本文認為，在全球化的現實下，非西方國家的發展道路勢必會受到西方文化的影響，而且在特定情況下，對某些國家進行國際人道主義干預也是非常必要的。但是，西方集團將自己的意識形態教條強加于人的做法卻只會影響到別國的發展。西方國家使用意識形態理由對別國內政進行干預與其文化優越感和經濟政治主導地位直接有關。在構筑面向21世紀的國際關系的過程中，從對于發展中國家的實際作用上看，這種做法是非常有害的。西方文化霸權/戰略利益/國際關系田德文，1964年出生，現在中國社會科學院歐洲研究所工作。（北京 郵編：100732） 作者：《世界經濟與政治》京22～27D7國際政治田德文20012001冷戰結束后，西方文化的影響日益擴大，成為西方國家在當代國際關系中的一種重要資源。西方的外交決策者將西方文化中的基本價值觀念簡化成為一套意識形態教條，主要包括政治民主化、人權保障、市場經濟制度等內容，強調這些觀念的普適性，并以此為理由對違背相應準則的非西方國家施加壓力乃至實施制裁，從而賦予了自己在意識形態上的霸權地位。實際上，在冷戰后的國際關系中，維護文化霸權是西方國家實現其根本利益的一種重要手段，正因如此，為了得到實際的戰略利益，西方國家又可以暫時“忽略”自己的某些意識形態教條。本文認為，在全球化的現實下，非西方國家的發展道路勢必會受到西方文化的影響，而且在特定情況下，對某些國家進行國際人道主義干預也是非常必要的。但是，西方集團將自己的意識形態教條強加于人的做法卻只會影響到別國的發展。西方國家使用意識形態理由對別國內政進行干預與其文化優越感和經濟政治主導地位直接有關。在構筑面向21世紀的國際關系的過程中，從對于發展中國家的實際作用上看，這種做法是非常有害的。西方文化霸權/戰略利益/國際關系

網載 2013-09-10 21:3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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