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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圖分類號：F0-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0751(2004)05-0025-06
    　　一
    政治經濟學不是政府經濟學，也不是為政治服務或根據與政治的聯系而進行的經濟研究。政治經濟學是經濟學基礎學科，政治兩個字的意義是基礎性。政治經濟學的名稱是歷史流傳，現在和今后都沒有必要改變，只是人們不能因為這門學科的名稱中有政治兩個字，就將這門學科劃歸政治理論學科，或是將這門學科看作是政治學與經濟學的交叉學科。事實上，不僅政治經濟學不屬于政治學的研究分支，與政治領域的研究沒有直接關系，而且，從學術意義上講，政治經濟學的研究是最純粹、最抽象、最基礎的經濟學理論研究。
    相比19世紀，20世紀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取得了重大的進展，致力于經濟基礎理論研究的人們，從馬歇爾的經濟學說到凱思斯主義，又從凱恩斯主義到后凱恩斯主義，從制度學派走向新制度學派，相繼提出了需求理論、一般均衡理論、局部均衡理論、經濟增長理論、廠商理論、二元經濟理論、乘數理論、產權理論、增長極理論、經濟增長極限理論、經理革命理論、生產者剩余理論、消費者剩余理論、可持續發展理論、路徑依賴理論、筱原基準理論、委托一代理理論、納什均衡理論、人力資本理論、投入產出分析理論、貨幣主義理論、分享經濟理論、實驗經濟學理論和行為經濟學理論等等富有創新性的經濟理論。但是，盡管取得了如此眾多的成就，截止于20世紀末和21世紀初，從總體上看，政治經濟學還不能說是一門科學的學科，至少這門學科的理論還不能全面準確地指導社會經濟發展的實踐，這門學科的理論也未能合乎邏輯地貫徹到經濟學其他分支學科的研究中去。甚至直到21世紀初，人們對于政治經濟學的學科定義還存在很大爭議，對于如何建立政治經濟學體系更是相當迷惘。人們之間長久性的認識分歧還在于對這門學科研究目的和任務的理解上。更有一些人缺乏基本的邏輯意識，將政治經濟學僅僅限定為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創建于19世紀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對于18世紀的古典政治經濟學存在明確的批判與繼承關系，但是，20世紀以來的政治經濟學發展在主流上對于19世紀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卻只有批判，并沒有任何的繼承關系。這種沒有繼承關系的缺陷，也許正是政治經濟學的發展在20世紀為之付出沉痛代價的地方。正因此，針對20世紀政治經濟學主流學派的表現，有人比較偏激地認為：“它除了建立在一系列形而上學的，從而非科學的公理基礎上的一系列演繹推理而外，經濟學幾乎一無所有。”（注：阿爾弗雷德·S·艾克納主編《經濟學為什么還不是一門科學》，北京大學出版社，1990年，第180頁。）
    完全否定20世紀政治經濟學的發展成就是不妥的。可以說，在這個100年中，仍然是政治經濟學理論研究的活躍支撐了整個經濟學各個分支學科的繁榮與發展。同樣，對20世紀政治經濟學的理論研究持完全肯定的態度也是不適宜的。歷史的延續表明，這門學科存在的問題并不是自20世紀開始的，但在20世紀之中并沒有對一些根本性的問題引起警惕，而是延續地將問題保留下來，進一步發展了這門學科總體上的不科學性。于是在21世紀初暴露出來的嚴重問題是，不僅政治經濟學研究長期徘徊不前，缺乏總體意義上的理論創新，而且由此影響到整個經濟學各分支學科的研究都難以取得科學性的突破進展。
    20世紀政治經濟學研究缺乏科學性是與20世紀整個社會科學發展滯后有關的。這種制約無疑是存在的。但是，經濟學作為社會科學的基礎學科，政治經濟學作為經濟學的基礎學科，它的發展理應走在整個社會科學發展的最前頭。在20世紀里，自然科學取得了突飛猛進的發展，理論的應用也直接豐富了人民的生活，將人類的視野拓展到宇宙外層空間。在這其中，最重要的是自然科學的自然觀基礎得到了轉換，從事自然科學研究的人們由牛頓的經典力學自然觀提升到了愛因斯坦的相對論自然觀，這種提升并不是對牛頓自然觀的否定，而是超出，是由在封閉的地球上認識自然運動規律提升到在廣闊的宇宙中認識大自然的運動奧秘，打破了思維方式的封閉性，于是，這才有了20世紀一系列高智能的科技產品的創造，才有了今天我們這一代人不同以往的生活方式和水平。然而，相比自然科學，在20世紀，整個社會科學，包括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在主流上并沒有認識到打破封閉的思維方式的重要性，也沒有意識到社會科學的研究隨著自然科學的自然觀的轉換，也需要由牛頓的自然觀轉換到愛因斯坦的自然觀，即也應進入宇宙認識社會，擺脫19世紀的認識局限，隨著20世紀的自然科學的發展建立新的認識基礎。由于20世紀的社會科學沒有實現這種認識上的突破，所以，一個世紀以來，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拉開了很大的距離，社會科學大大地落后了，政治經濟學在這方面沒有担當起應負的責任。對于科學研究來說，任何前人的努力，都是后人繼續攀登的階梯，而不能是障礙，并且，不論是自然科學，還是社會科學，后人的研究終歸是要超越前人的，否則，人類就沒有認識的進步，社會就沒有理性的發展了。事實上，20世紀社會科學的發展已給我們留下深刻的教訓：在科學的認識進步面前，每一個學者都應當崇尚認真的嚴肅的學術精神，而決不應當將前人神化或回避阻礙科學認識進步的根本性的問題，真正獻身科學的人應當理直氣壯地蔑視那些將科學作為神學對待的人。
    　　二
    在21世紀，科學地發展政治經濟學，必須將人類一般化的勞動范疇作為最基礎的研究范疇。這是打破思維方式的封閉性之后學科發展的必然要求。將勞動作為政治經濟學的最基礎范疇，就是將勞動作為經濟學的最基礎范疇，作為貫穿經濟學各個分支學科研究的范疇。對于經濟學研究來講，必須始于勞動，終于勞動，因為勞動是經濟的實質內容。作為學科的最基礎范疇，只能是反映經濟內容的范疇，而不能是只表現經濟形式的范疇。在傳統的政治經濟學研究中，始終是將商品及價值作為基礎范疇，因而傳統政治經濟學研究的是一種商品經濟學，其研究的視界是停留在表現經濟形式的商品范疇之上，這樣一來，不僅無法搞清價值與商品的關系，誤解價值規律，而且還引起對商品經濟本身的批判。這就是從經濟形式出發而不是從經濟內容出發研究政治經濟學留下的重大缺憾之一。而一旦政治經濟學的研究轉換自然觀，從勞動出發，以勞動范疇為最基礎范疇，按照經濟的實質內容要求構建政治經濟學基礎理論，人們自然就會認識到，人類的歷史與現實的勞動是常態勞動，即在人類勞動無差別的性質同一的基礎上存在著態勢的區分。常態勞動分為正態勞動與變態勞動。正態勞動是人與自然之間進行物質變換的生產交流活動，是真正的人的本質的體現，是為人類獲取物質生存資料和文明的社會生存條件而形成的人與自然之間的對抗關系。而變態勞動則是動物的求生方式在人類社會的延續。變態勞動分為軍事變態勞動與剝削變態勞動；軍事變態勞動是最野蠻的勞動，也是最先產生并存在的變態勞動；剝削變態勞動是寄生性的變態勞動，是后產生的較文明的變態勞動，是變態文明的體現。對勞動的辯證認識表明，不能顛倒軍事變態勞動與剝削變態勞動的關系，更不能只用剝削關系來分析社會經濟生活的歷史發展與現實的存在，相比軍事變態勞動，剝削變態勞動的寄生性已經是一種社會進步的表現，不是剝削需要戰爭支持其瘋狂，而是戰爭本身更直接地體現人類社會存在的變態性，即動物性的生存方式還現實地留存在人的身上。人類的戰爭史遠遠超過剝削史，人類不可能用軍事變態勞動去消滅剝削變態勞動，剝削變態勞動的存在比軍事變態勞動更易被常態社會的發展接受。
    現時代的政治經濟學研究勞動，需要深入認識勞動的內部矛盾。即認識勞動整體性及其內在的主客體作用關系之間的矛盾。對于勞動的研究已經揭示，人類社會的發展是由勞動內部矛盾發展決定的。這就是說，在政治經濟學的理論中，不能用商品經濟發展的程度來解釋社會生產方式的變遷，不能用外在的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來認識社會經濟形態的變化，現代理論的深刻性表現在是以勞動內部矛盾發展的變化反映人與自然的關系變化并解釋人類社會經濟形態的發展變化進程。勞動的內部矛盾是勞動主體與勞動客體之間的矛盾，承認這一矛盾存在的前提是承認存在勞動的整體性，即承認單純的人的活動不構成真實的勞動，凡是勞動必須體現為人與自然的交流。人是勞動主體，自然是勞動客體，勞動是勞動主體與勞動客體的統一，這種統一體現為勞動整體性，這種整體性是客觀存在的，不是主觀認定的，確認勞動具有整體性對于現時代政治經濟學的研究推進有重要的思想意義。現時代的科學的政治經濟研究必須尊重客觀事實，決不能再將單純的勞動主體活動界定為勞動，即在對這一最基礎范疇的認識上決不能存在片面性，不能有絲毫違反事實的界定。可以說，只有科學地認識勞動范疇，才能牢固地奠定政治經濟學科學研究的基點。具有整體性的勞動作為科學的認識范疇，反映的是人類經濟活動的實質內容，而不是經濟形式的表現。
    以勞動范疇為基礎，科學的政治經濟學研究還需要展開對人類勞動發展的歷史全過程的認識，而不能繼續局限于傳統理論對于社會經濟發展歷史的認識。在傳統的政治經濟學研究中，不論是18世紀的研究，還是19世紀、20世紀的研究，側重點都在于研究工業革命之后的社會經濟，而缺乏對人類勞動自起源至今的全過程研究，這樣做不僅不能把握人類社會經濟發展的歷史淵源，更重要的是不能準確認識到現實的和未來的經濟問題。作為經濟學基礎學科的研究，政治經濟學的理論必須科學地揭示人類勞動的產生、發展、完善的全過程。對于每一位從事政治經濟學研究的理論工作者來說，都應明確地認識到，人類勞動起源于400多萬年前的動物勞動，所以至今還帶有很強的表現為勞動變態的動物性，這是自然進程表現，是自然的歷史鏈接，不是人們的主觀意志能變更的。人類勞動的發展取決于勞動內部矛盾的發展，取決于勞動主體智力發展水平的提高。所以，在人類社會經濟發展的歷史與現實中，不是人與人的關系變化或者說人與人的斗爭推動社會進步，而是人與自然關系變化引起人與人的關系變化，人對自然的認識水平提高從根本上決定了社會的進步。展開人類社會經濟發展的歷史全過程，政治經濟學的研究成果為21世紀社會科學的理論發展提供了新的認識基礎。這就是說，解釋社會歷史，不再用外部矛盾的變化做表象分析，而是用勞動的內部矛盾變化進行客觀的闡述，即說明每一社會經濟形態的更迭都是由勞動主體的智力發展水平提高決定的。因此，新的認識表明，在人類社會經過400多萬年的原始社會、數千年的奴隸社會與封建社會發展之后，進入資本主義社會，是人類勞動的內部矛盾發展的必然結果，這一階段已有數百年的歷史，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必經階段。在人類勞動的發展尚不能在勞動主體智力水平的提高下跨越這一階段時，由資產條件起支配作用，對資產收益權必須給予保護是人類生存的客觀需要，這不是依靠暴力能消滅的。所以，作為人類社會發展的一個必經階段，不管其存在的變態勞動是多么地殘酷，資本主義社會的存在與發展是具有歷史必然性的，政治經濟學的科學研究是不能批判歷史必然性的。而且，從歷史必然性出發，人們應當自然地或自覺地接受勞動內部資產條件起主要作用這一客觀事實的約束，并且要科學地將資本主義社會發展階段視為人類文明發展走向社會主義社會之前的歷史過程。
    勞動主體是勞動整體之中的施動者和受益者。勞動是為勞動主體服務的，也是由勞動主體決定的。科學的政治經濟學研究不可缺失對勞動主體的系統而準確的認識，并且應始終將研究的重點置于勞動主體方面。歷史地看，在傳統的政治經濟學研究中，這一點被不自覺地忽略了。長期以來，政治經濟學的學科體系是圍繞資本、土地、貨幣、工資、商品、經濟增長等對象范疇進行研究，很少直接研究勞動主體，沒有將生產力發展的決定因素集中在勞動主體的智力水平提高上，幾乎是見物不見人，假定人都不變的研究。直到1960年以后，才有人強調以往對人的研究的忽略，闡述了對人的研究的重要性。但是，在一種思維慣性下，這些重視對人的研究的經濟學家卻又將人的研究納入到認識資本作用的體系之中，這就出現了由美國經濟家提出而現在已經風靡全球的人力資本理論。這一理論的創始者認為：“經濟學的理論傳統是避而不談技術改革；經濟理論古典表述形式的基本假設之一就是技術保持不變。對于早期經濟學家來說，這是一個創造性的簡化，由此產生的理論通常與當時要考慮的問題有關。但是，既然我們必須應付現代經濟增長問題，那么技術保持不變的假設顯然早就與現代發展的事實完全違背了。然而，盡管經驗證據有力的證明，技術改進已經成為經濟增長的主要根源，技術變革卻仍沒有成為經濟理論的一個組成部分。”（注：西奧多·W·舒爾茨：《人力資本投資——教育和研究的作用》，商務印書館，1990年，第13頁。）而技術變革的理論缺失是由于缺乏對人即勞動主體的研究，因為一切技術的變革都是由勞動主體的智力水平變化引起的。所以，若缺少對勞動主體的研究，政治經濟學就只能是假設技術不變了。而更為根本的問題是，缺乏對人的研究與缺乏對勞動的研究是一致的，都是沒有看到經濟的實質內容，沒有將理論認識切入到經濟問題的實質之上，而在不自覺中將研究流于形式了。
    　　三
    嚴格地講，在20世紀的學科發展中，政治經濟學的研究不僅沒有做到總體上走向科學，而且還在某些局部的認識中存在著一種反科學的傾向。科學是對自然決定的事實的準確的抽象的認識。若是不科學的，那就是這種認識不太準確，甚至是錯誤的。若是偽科學的，那就是不經過對事實的抽象認識過程，直接將一種思想偽裝成科學認識的結果。而反科學則是指不符合科學認識的目的和程序，與科學認識的目的和程序恰恰相反。作為科學的研究，目的是認識客觀的事實，所以，如果研究的目的不是為了認識客觀的事實，而是有意遠離事實，那就肯定不是科學的研究，而只能是反科學的研究。而且，科學研究的程序是，先提出假說，然后驗證假說，如果假說與事實不符，則要修改假說，直至假說與事實相符，這才形成科學理論，達到科學研究的目的。對于與事實完全不符的假說，或者對于不能修正改進的假說，在科學研究的過程中只能拋棄，另換新的假說，而決不是有意使假說越來越偏離事實，若此，那也肯定不是科學的研究，而只能是反科學的研究。縱觀20世紀的政治經濟學狀態，人們可以確認，對外貿易理論尚不能解釋各個國家的進出口貿易的實際情況，貨幣調控理論的可應用性是或然的即有時對路有時又不對路，至今關于通貨膨脹的解釋基本上是倒果為因的，一般均衡理論與現實之間有什么關系沒有人能講清楚，等等，這些認識都沒達到科學的認識目的，也沒有人進一步做修改假說的工作。更嚴重的是，有些研究引向了純粹的思維模式，只有自身的邏輯，而沒有與現實經濟的聯系，這從學術的角度講，是看似有邏輯，其實是不符合邏輯，因為其偏離研究的目的這一大的邏輯前提。而特別明顯地表現出反科學的特征是，在一些研究成果中，其假設明明是不符合事實的，卻不修改假設，反而繼續在不符事實的假設基礎上進行推理，并且還一再地將這樣的認識成果普遍地編入高等教育的經濟學教科書中。比如，假設市場上只有A、B兩種商品，然后分析對這兩種商品的選擇，這有何意義呢？因為生活在市場經濟之中的每一個人都知道市場上決不止A、B兩種商品，做這樣的假設是與現實不相符的。其實，如果對這種不符合事實的假設能做修改，再前進一步，不是假設A、B兩種具體的商品在市場上存在，而是假設市場所有的商品可以分為A、B兩大類，那就會與現實十分地相符。但可惜的是，直到如今原來的假設還沒有修改，并沒有向科學化邁進一步。再有，假設社會再生產都是按原有的產品結構生產的，這也是不符合社會現實的，但這也未能阻止新劍橋學派的經濟學家們繼續沿著這一假設進行推理研究，雖然其表述的思想越來越深刻，但是由于沒有修改假設前提，使之更貼近現實，其認識的結果只能是越復雜距離現實越遠。還有，對于技術不變的假設，勞動力是商品的假設，消費效用假設，效用是人的主觀心理感受的假設等等假設，都是與社會基本事實相對照難以成立的假設，但也都是其理論研究者得出認識結論的基石，因而事實上在這些不符合事實的假設前提下推論出來的認識是不能成立的。問題是，至今這些研究者并沒有意識到科學的研究不允許不符合事實的假設存在。
    關于人是自私的還是不自私的認識選擇，也是政治經濟學研究的重要前提假設之一。但是，在政治經濟學尚未以勞動為最基礎范疇進行研究之前，所有的關于這一前提的認識都是缺乏辯證性的，都不會具有理論研究所要求的深刻性。在生活中，并不是所有的問題都只能有肯定或否定的答案。正因此，對這一前提假設的認識需要有較強的辯證認識能力。
    同樣需要引起重視的是，政治經濟學研究的科學化需從基礎起步。政治經濟學是經濟學的基礎學科，學科的任務就是研究經濟學的基礎理論的，或者說這個學科是負責經濟學中原理性的問題研究。20世紀的政治經濟學的研究缺少對19世紀政治經濟學研究的繼承，問題就表現在這一方面。19世紀的政治經濟學主要是進行基礎性研究的，或者說是進行關于經濟運動本質問題理論研究的，這種研究在經濟學的理論體系中是必不可少的，并是決定整個經濟科學研究進展的。但19世紀的經濟學家基本上是坐在屋子里進行這種基礎性研究的，他們有睿智的頭腦，卻沒有經濟生活的實踐。而客觀上進行經濟學研究尤其是進行政治經濟學研究，是要求研究者必須具有豐富的經濟生活實踐體驗的。如果不經歷社會實踐，對于高度的認識抽象就不會有具體的經驗感受相輔佐，就會迷失在純粹的思考空間內，其認識的結論或者說抽象的概括就不可能符合實際。當學科的發展推進逐步暴露出19世紀政治經濟學研究存在的認識偏差問題，20世紀的政治經濟學研究不再繼承19世紀的某些基礎性的研究結論是有其內在原因的。但是，對于學科發展來說，不再繼承原有的理論不應演變成不再進行基礎性研究。20世紀已經過去了，歷史留下的主要是政治經濟學關于經濟運行方面的非原理性研究，或者是對于直觀的或表層的問題研究，很少再有基礎性的研究，更缺少整體性的學科基礎研究。就此而言，不論是相比自然科學或社會科學的哪一個學科的建設，經濟學研究存在的這種狀態都是很嚴峻的。在學術領域，任何學科的建設都必須從基礎做起，或是說任何學科的發展都不允許忽視基礎性研究。20世紀以來，甚至還可以上推到19世紀，整個經濟學的研究，包括政治經濟學的研究，都缺少最基礎的研究范疇，即理論的基礎沒有建立在勞動范疇之上，各個學派體系都未對勞動進行系統研究。而這所有的不以勞動為最基礎范疇的研究都只能是沒有基礎理論支持的研究，即都是缺乏科學系統性的認識。更突出的缺陷是，分不清經濟學研究與經濟研究的差別，一說到范疇研究就退避三舍，認為是空對空，不愿討論問題。實際上經濟學就是研究經濟范疇的，對各個經濟學范疇的認識深化或創新就是學科的發展。而政治經濟學的任務就是研究基礎經濟范疇的，若不研究本學科的基礎經濟范疇，那就只有現實的經濟問題研究，而沒有經濟學的研究。20世紀的政治經濟學缺乏對本質性的基礎經濟范疇研究，或者說在20世紀的后半葉，從主流趨勢講，政治經濟學的基礎性研究功能已經被大大地削弱了。關于勞動、價值、價格、效用、貨幣、生產、流通、分配、消費、發展等方面的基礎研究，大都還停留在19世紀的認識水平上，缺少積極的認識推進。因而，在21世紀初看來，政治經濟學乃至整個經濟學的研究都是在缺少最基礎的范疇確定和基礎理論尚未與時創新之中佇立的。這種狀態的存在必然會引起其他學科的注視，對政治經濟學或經濟學的理論科學性表示懷疑。作為一門與現實社會生活聯系最緊密的經濟學科，是決不能因為已有的基礎性研究存在某些認識偏差問題就不再繼續進行這方面的研究了，將本學科的基礎理論研究視為沒有用的或可以缺乏的，那就好比是只想蓋房子，不想打地基，其結果只能是蓋一片簡單的小平房，而建造堅實的理論大廈是不可能的。
    　　四
    在20世紀政治經濟學學科發展的歷史中，還存在著片面地強調數學化并以數學化充當科學化的做法。一些研究者認為，政治經濟學研究的現代化標志就是數學化，還以此形成一種風氣，讓數學化的研究成果泛濫。其實，就學科本身的嚴格區分講，數學不屬于社會科學，也不屬于自然科學，數學本身是一門獨立的工具性學科。因而，不論是自然科學的研究，還是社會科學的研究，都離不開運用數學知識。沒有數學的研究進展，人類不可能打破封閉的地球空間進入宇宙去探索；沒有數學知識的普及與運用，人們也無法進行宏偉的經濟建設和復雜的市場交換。在各門科學學科的研究中，數學都是起工具作用的，而無論是哪一門科學學科的研究，只有達到能用數學語言來描述其研究成果時，才可以稱得上是比較規范和比較完善了。然而，在20世紀里，一些比較極端的數學化表現是，將數學的運用當作是政治經濟學的研究，不是運用數學研究基礎經濟范疇，也不是運用數學分析經濟生活中的基本事實，而是僅僅展現數學運用中的自身的復雜性，與經濟理論的認識深化全無關系，甚至有一些研究成果是運用非常復雜的數學知識分析十分簡單的經濟問題并得出同樣是十分簡單的認識結論。運用數學的目的是為了幫助政治經濟學的研究能夠更深刻細微地認識復雜的社會現實經濟問題。如果數學化的表達能夠幫助人們更清楚簡潔更準確地認識經濟問題和構建經濟理論，那數學的運用是肯定有意義和受歡迎的；而如果數學化的表述使本來很清楚很簡潔的認識思路變成很不清楚和很復雜的甚至是很多人看不懂的了，那數學的運用就是畫蛇添足了。事實上，現時代政治經濟學的研究還很落后，很需要有數學化介入的成功，或者說，數學的工具性作用增強也是21世紀政治經濟學的研究走向科學化的必不可少的基礎條件之一。只是，不論到何時，也不能用數學研究取代政治經濟學研究，實現政治經濟學理論研究的科學化只能是依靠經濟學家的不懈努力。
    自勞動范疇起始，按照客觀的聯系，層層擴展對于社會經濟運動的概括認識，這是走向科學的政治經濟學需要建立的完整的由各種范疇和理論鏈接的邏輯體系。在21世紀內，政治經濟學理論工作者應當完成這一歷史使命。完成這項工作的關鍵在于學科的研究要循序漸進，要像螞蟻啃骨頭那樣一點一點地向前推動。整個學科的建設要從基礎做起，討論一個問題，解決一個問題；分析一個范疇，確定一個范疇；涉及一個理論，就初步完成一個理論的構建；始終沿著社會經濟生活的基礎層面進行客觀性的探索，而決不能是人為主觀地任意創造學科體系。如21世紀初就能做到堅持以客觀性為認識基點，長年堅持以勞動為最基礎范疇的研究，那么經過幾代人的努力，在21世紀之內就能夠達到使政治經濟學的學科研究科學化的目的，初步建立起一個具有理論創新力量的新的現代政治經濟學的學科體系。
    收稿日期：200中州學刊鄭州25～30F11理論經濟學錢津20042004站在21世紀的時代立場審視政治經濟學的學科發展狀態，不得不承認這門學科至今尚缺乏應有的科學性。而結束這一歷史，必須從將勞動范疇作為學科研究的最基礎范疇起始。科學的政治經濟學應展開對人類一般化勞動的辯證歷史研究，以勞動的內部矛盾分析替代以往的形式化的表層認識，嚴格遵守科學研究的學術規范，切實用好數學工具為學科建設服務。只有根據客觀事實，從基礎上，循序漸進，尊重邏輯，政治經濟學的研究才能在現時代實現科學化，才能建立對經濟學其他學科研究具有理論指導意義的學科體系。政治經濟學/勞動/科學基金項目：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70271063)高啟杰靳立新　興業銀行北京Humanism Thought in Marx's Economics
   WANG Hong-yuan
   (Economic College,Jiangxi University of Finance & Economics,Nanchang 330013,China)錢津(1951-)，男，浙江金華人，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北京　100836 作者：中州學刊鄭州25～30F11理論經濟學錢津20042004站在21世紀的時代立場審視政治經濟學的學科發展狀態，不得不承認這門學科至今尚缺乏應有的科學性。而結束這一歷史，必須從將勞動范疇作為學科研究的最基礎范疇起始。科學的政治經濟學應展開對人類一般化勞動的辯證歷史研究，以勞動的內部矛盾分析替代以往的形式化的表層認識，嚴格遵守科學研究的學術規范，切實用好數學工具為學科建設服務。只有根據客觀事實，從基礎上，循序漸進，尊重邏輯，政治經濟學的研究才能在現時代實現科學化，才能建立對經濟學其他學科研究具有理論指導意義的學科體系。政治經濟學/勞動/科學基金項目：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70271063)高啟杰

網載 2013-09-10 21:3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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