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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圖分類號：I109.4；I207.6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4608（1999）06—0109—05
　　中國的散文發展源遠流長，但作為藝術散文的自覺創作，則是自韓柳古文運動始。韓柳雖以其卓越的藝術實踐，完成了對散文這種藝術形式的確立和建設，但他們對這種新文體的藝術特征，尚乏清晰的認識，因而也就提不出明確系統的藝術理論。歸有光雖在散文創作領域“開辟了一個新境界”（聞一多語），但也終未完成這一歷史使命。“桐城派”作為中國古典散文的終結，其在創作方面雖是強弩之末，無法與唐宋古文運動比擬，但在散文創作藝術理論方面，卻是集大成者。它繼承了中國的傳統文論，尤其是對唐宋八大家和歸有光的文論，加以總結和發展，建立了比較系統的散文藝術理論。僅此一點，就值得在中國文學史上大書一筆。可惜學術界過去對桐城派文論視之過低，直到近年方有好轉。筆者認為：方苞把前代古文家關于語言修辭、章法變化的理論予以系統化，提出了散文創作的藝術技巧論——“義法”說；劉大＠①繼方苞以后，深入到散文創作個性和藝術意境的領域，提出了“神氣”說；姚鼐集方、劉之大成，在綜合各種藝術因素的基礎上，論述了散文藝術的總體美——“陽剛之美”與“陰柔之美”的交融。由藝術技巧論，到藝術意境論，再到藝術風格論，這就是桐城派散文藝術論發展的主要脈絡。
　　這是拙著《戴名世論稿》（黃山書社1985年版）中的一段話，旨在勾勒戴名世在這一發展脈絡中曾起著重要的先導作用。限于篇幅，對這一“發展脈絡”本身卻未作詳細論述。為補此闕，筆者對方苞散文藝術技巧論、劉大＠①散文藝術意境論已分別撰文言之，此篇則對姚鼐散文藝術理論略事解說，以了前愿。
　　姚鼐散文藝術理論之核心自然是其風格論，但風格并非空中樓閣。無有效的創作途徑，創作的不是真正的藝術散文，更無散文之藝術風格可言。因而在姚鼐，創作論、文體論、風格論不是平行并列的關系，而是逐步升級的三個臺階，是層層遞進的一個較完整體系。遺憾的是，以往的有關論著對姚鼐文論似未作為一個完整之體系進行梳理，而多為零散的敘說，從中國古文論研究之先驅郭紹虞的《中國文學批評史》，到近來多種文學理論批評史莫不是如此。因而拙文論述雖極其簡略，卻力圖著眼姚氏文論之體系。
　　　　　　一、三者兼濟的創作論
　　姚鼐創作論的核心為義理、考據、詞章合一說。他在《述庵文鈔序》中有云：
　　余嘗論學問之事，有三端焉。曰：義理也，考據也，文章也。是三者，茍善用之，則皆足以相濟；茍不善用之，則或至于相害。今夫博學強識而善言德行者，固文之貴也；寡聞而淺識者，固文之陋也。然而世有言義理之過者，其辭蕪雜俚近，如語錄而不文；為考據之過者，至繁碎繳繞，而語不可了當。以為文之至美，而反以為病者，何哉？其故由于自喜之太過，而智昧于所當擇也。夫天之生才，雖美不能無偏，故以能兼長者之貴。
　　姚氏生活的乾、嘉之際，漢學與宋學各立門戶，相忤甚激。兩派雖都宗經崇儒，但又都輕視詞章，如姚氏所謂“言義理之過者”，其空疏不文為宋學之弊；“為考據之過者”，其繁碎不當為漢學之病。兩者均屬“茍不善用之，則或至于相害”——對義理、考據、文章三者關系處理不當。方苞之“義法”說也有這種不當，所以姚鼐說：“以義法論文，則得其一端而已。”鑒于此，姚鼐則主張在古文創作中，將義理、考據、文章三者兼收并用，以期“能兼長者之貴”。
　　就義理與詞章的關系而言，前者為精，后者為粗，精攝于粗，而粗飾于精。姚氏有云：“技之精者必近道，故詩文美者，命意必善。”（《與翁方綱》）因而為文不可單純“飾其辭而遺其意”。但為文若徒有精干主軀而無粗枝大葉，也會“索然無生氣”，因而姚氏又云：“達其詞則道以明，昧于文則志以晦”（《復汪進士輝祖書》）；古文詞章美者，“即之而光升焉，誦之而聲閎焉，循之而不可一世之氣勃然動乎紙上而不可御焉，味之而奇思異趣而橫出焉”。只有這樣，才能使古文獲得藝術素質，以自立于文學之林。
　　就考據與詞章的關系而言，姚氏既反對繁瑣考證，又反對言之無物，他說：“今夫博學強識而善言德行者，固文之貴也；寡聞而淺識者，固文之陋也。”又云：“以考證累其文者，則是弊耳；以考證助文之境，正有佳處。”“議證考核，其辨而不煩，極博而不蕪，精到而意不至于竭盡”——正是文之佳處。
　　姚氏之“義理、考據、詞章”合一說，就作家的修養而言，是要才、學、識俱佳；就古文的創作而言，是要三途并進。有人稱“義理、考據、詞章”為古文的三要素，也有人僅視之為“學問之途”（當然也不排斥“學問”之途，此留待后文言之）。我則不以為然，而以為其為創作三途徑或程序：確立命題、發掘素材、行文章法，故稱之為創作論。王先謙《續古文辭類纂序》云：“惜抱自守孤勞，以義理、考據、詞章三者不可一闕，義理為干，而后文有所附，考據有所歸。故其文源流兼賅，粹然一出于醇雅。”是對其創作論的贊賞。
　　　　　　二、諸體兼容的文體論
　　姚鼐在《古文辭類纂序目》中說：“夫文無所謂古今也，惟其當而已。得其當，則六經至于今日，其為道也一。知其所以當，則于古雖遠，而于今取法，如衣食之不可釋；不知其所以當，而敝棄于時。”可見有無精當的文體論，有關古文之命運；而精當的文體論，源于正確的古文觀念。
　　姚鼐的文體論包括兩個方面內容：其一，以“為用不同”，分古文為13類，即：論辨類、序跋類、奏議類、書說類、贈序類、詔令類、傳狀類、碑志類、雜記類、箴銘類、頌贊類、辭賦類、哀祭類。姚鼐對每類文體的源流、功能及其規范都有簡明的論述，如在論辨類中指出，其“源于古之諸子，各以所學著書詔后世”，其流則“退之著論取于六經、《孟子》，子厚取于韓非、賈生，明允（蘇洵）雜以蘇（秦）、張（儀）之流，子瞻（蘇軾）兼得于《莊子》”。碑志與雜記雖均屬歌功頌德，但有記事大小與是否施之金石之別，這樣就各司其職了。序跋與贈序，似皆為序類，但前者系對正文“推論本原，廣大其義”，后者則為“致敬愛，陳忠告之誼”。奏議自漢以后雖有表、奏、疏、議、上書、封事之異名，卻與書說有別：“戰國說士，說其時主，當委質為臣，則入之奏議；其已去國，或說異國之君，則入此編（書說）。”是為各有規范。就具體類別而言，姚鼐枉正了歐陽修、茅順甫對墓志、墓表司職不明之誤，糾正了司馬遷、劉向對辭賦虛實不辨之弊，使各類文體有了嚴格的界說。就整體而言，姚鼐的13類分法不簡不繁，既不像《文選》那樣“分體碎雜”，他不錄子部、史傳以及六朝古文，以純潔古文家族（錢基博云：“此分文體為十三類，每類必溯其源而竟其流，以視《昭明文選》分類碎瑣、立名可笑者，為簡當矣。”）；也不像方苞《古文約選》之偏狹（方僅選兩漢書疏及唐宋八家之文，且謂語錄中語、魏晉六朝藻麗俳語、漢賦中板垂字法、詩歌中雋語、南北史佻巧語不可入古文）。姚鼐不墨守唐宋古文的樊籬，而對上自秦漢下迄本朝的古文都兼收并蓄，甚至對詩歌化的散文如辭賦，以及小說化的散文如韓愈之《毛穎傳》等，都納入古文王國。使后學既有章可循，又能自由馳騁，有著廣闊的用武之地。誠如錢基博所言：“此書之善在于既分攝其英華”又“歷代文章質變，各家面貌風格，罔不可以分別體認”，“薈斯文于簡編，詔來者以途徑”。[1](p.114)
　　其二，以“所以為文”，立古文“八要”說，即“曰神、理、氣、味、格、律、聲、色。神、理、氣、味者，文之精也；格、律、聲、色者，文之粗也”。其精者指作品的內在因素：神（神韻）、理（事理）、氣（氣勢）、味（韻味）；粗者指作品的外在形式：格（格局）、律（法度）、聲（音節）、色（文采）。只有精粗結合，內在因素與外在形式相輔相成，古文才能成其為古文。這八要素不僅綜合、發展了方苞之“義法”說、劉大＠①之“神氣”說，而且校正了他們各自的偏頗。一般論者多易舍粗而取精，忽視藝術形式，姚鼐則認為“詩文，皆技也”，“然茍舍其粗，則精者亦胡以寓焉？”（《與翁方綱》）13類中的文章，都以此八要素組成；“自老莊以降，道有是非，文有工拙”，因而以此八要素為標準，對13類中文各有取舍。如奏議、詔令、箴銘等，似難成藝術散文，但由于它們或“誦忠而辭美”，或“意與辭俱美”，或“辭尤質而意尤深”，符合上列精粗八要素，所以不僅可稱為藝術散文，而且列入古文規范。而“齊梁以下，則辭益俳而氣益卑，故不錄耳”。如此取舍，方能使古文得其“當”。
　　姚鼐將13類與八要素相結合，而成《古文辭類纂》，收文700 余篇，橫呈古文家族全貌，縱顯古文發展全程。其“ｓōｕ＠②之也博，擇之也精，考之也明，論之也確”，不僅是姚氏文體論的實踐產物，更成為桐城文派延綿久遠、傳薪接火之圭范。曾國藩說：“嘉、道以來，知言君子群相推服，謂學古文者求諸是而足矣，國藩服膺有年。”（《曾文正公雜著上》）吳汝綸更說：“姚選古文為古今第一善本。”（《與裴伯謙》）并一再倡言，盡廢古籍，惟保存《古文辭類纂》一書為國粹精華。
　　　　　　三、陰陽兼美的風格論
　　古文既有八要素，其精者構成古文內在美，其粗者構成古文形式美，兩美并存而構成古文風格美。姚氏將古文風格分為兩極：陽剛之美與陰柔之美：
　　其得于陽與剛之美者，則其文如霆，如電，如長風之出谷，如崇山峻崖，如決大川，如奔騏驥；其光也，如杲日，如火，如金ｌｉú＠③鐵；其于人也，如憑高視遠，如君而朝萬眾，如鼓萬勇士而戰之。
　　其得于陰與柔之美者，則其文如升初日，如清風，如云，如霞，如煙，如幽林曲澗，如淪，如漾，如珠玉之輝，如鴻鵠之鳴而入廖廓；其于人也，＠④乎其如嘆，邈乎其如有思，暖乎其如喜，愀乎其如悲。（《復魯ｘｉé＠⑤非書》）
　　陽剛之美與陰柔之美，雖為古文風格美之兩極，但在姚氏看來，這兩者非但不相互對立，反倒辯證統一。姚氏雖未掙脫陽上陰下的傳統觀念，以為“文之雄偉而勁直者，必貴于溫深而徐婉。溫深徐婉之才，不易得也；然其尤難得者，必在乎天下之雄才也”，以為“天地之道，協合以為體”，“陽剛陰柔并行而不偏廢”，“糅而偏勝可也，偏勝之極，一有一絕無……皆不可以言文”：損害了和諧就無所謂美。他所說的“文章之境，莫佳于平淡，措語遺意，有若自然生成者”，就是陰陽相濟、剛柔浸透的自然中和之美。陽剛之美與陰柔之美，僅是古文風格美最基本的兩極，而非古文風格美之全部。在姚氏看來，由于陰陽剛柔的配伍不同，浸透不齊，偏勝不一，又能生成多種多樣風格的古文。他說：“陰陽剛柔，其本二端，造物者糅而氣有多寡進絀，則品次億萬，以至于不可窮，萬物生焉。”故曰：一陰一陽之為道，“夫文之多變，亦若是也”。
　　尤為可貴的是，姚氏不僅對古文風格美之兩極和它們的交融、變化有精湛而形象的描寫，更對其起因與形式有著較正確的論證。他說：“文章之原，來乎天地。天地之道，陽剛陰柔而已。茍有得乎陰陽剛柔之精，皆可以為文章之美。”而作家得乎陰陽剛柔之精而為文，“必由其人胸臆所蓄，履行為止，率然達之翰墨，揚其菁華，不可偽飾，故讀其詩如見其人”。簡而言之，“其詩即其人”；詳言之，則風格即由自然因素（天地陰陽）與社會因素（作家其人）、精神修養（胸臆所蓄）與生活實踐（履行所止）相結合的產物。
　　姚氏“陽剛陰柔”說，遠可追溯到《周易》與《文心雕龍》，如《易·說卦傳》云：“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故《易》六位而成章。”《文心雕龍·ｒóｎｇ＠⑥裁》云：“剛柔以立本，變通以趨時。”《定勢》云：“然文之任勢，勢有剛柔。”近則在一定程度上綜合和發展了方、劉之論，如劉大＠①有“品藻之最貴者，曰雄、曰逸”之見，近似陽剛陰柔說；方苞有“古之作者，其人格風規，莫不與其人性質相類”之論，也近似“其詩即其人”說。只是他們都未將自己的觀點系統化，亦不似姚鼐論述精湛。因而明確而系統地提出“陽剛陰柔”兼美的風格論，是姚鼐之首創。姚氏此論亦為爾后的桐城派作家廣為接受，影響極大。如曾國藩之“古文四象”、“八字之贊”；張裕釗以“神、氣、勢、骨、機、理、意、識、脈、聲”與“味、韻、格、志、情、法、詞、度、界、色”20字分配陰陽，均為姚氏之論的推衍，然他們化系統為瑣屑，有失其精彩。
　　　　　　四、了得一個“兼”字
　　姚鼐古文理論之特征與魅力顯然一個“兼”字：兼濟的創作論、兼容的文體論、兼美的風格論，真可謂了得一個“兼”字。然這“兼”字的獲得，自有其文化淵源。首先就師道而言，姚鼐為學是私淑方苞、親炙姚范、劉大＠①，可謂轉益多師。姚鼐有《望溪先生集外文序》言及與方苞的關系，說：
　　計鼐少時，亦與先生之老年相接，然先生居江寧，鼐居桐城。惟乾隆庚午年鄉試，一至江寧，未及謁，其后遂入都。又數年，先生沒，遂至今以不見先生為恨矣。
　　可見姚鼐并未曾見過方苞，只是私淑之。而姚鼐之父季和同伯父姚范，皆與劉大＠①友善。姚范曾為翰林院編修，以貫通經史著名，于諸子侄中獨愛姚鼐，每談必令姚鼐傍侍，稍長即授以經學。姚鼐從18歲開始同時從劉大＠①學詩與古文辭，他有《劉海峰先生八十壽序》云：
　　鼐之幼也，嘗侍先生，奇其狀貌言笑，退輒仿效以為戲。及長，受經學于伯父編修君，學文于先生。游宦三十年而歸，伯父前卒，不得復見。往日父執往來者皆盡，而猶得數見先生于樅陽。先生亦喜其來，足疾未平，扶曳出與論文，每窮半夜。
　　劉氏亦有《送姚姬傳南歸序》稱道姚鼐：“姚君姬傳，甫弱冠而學，已無所不窺，余甚畏之。”足見師徒情深。
　　姚鼐生活的時代，漢學、宋學壁壘森嚴。姚鼐卻無門戶之見，他曾欲拜漢學大家戴震為師，不意遭拒。戴震有《與姚孝廉姬傳書》云：“非徒自顧不足為師，亦非謂所學足下，斷然以不敏謝也。”作為漢學代表人物戴震婉謝姚鼐，是視之為宋學中人，道不同不相謀。然姚鼐即使未入戴氏之門，但對戴氏之治學方法卻能“兼收之”。戴氏治學之道：“有義理之學，有文章之學，有考核之學。義理者，文章、考核之源也。熟乎義理，而后能考核、文章。”（《戴東原集》卷首段玉裁序）對此，姚鼐能融合并加以改造以為己所用。姚氏云：“天下學問之事，有義理、文章、考據三者之分，異趨而同為不可廢”；“必兼收之，乃足為善”（《復秦小峴書》）。相對而言，戴氏重考核，輕文章，以為“事于文章者，等而末者也”，有所偏廢。姚氏則倡三者統一，相得益彰。誠如曾國藩所云：
　　當乾隆中葉，海內魁儒畸士崇尚鴻博，繁稱旁證，考核一字，累數千言不能休，別立幟志，名曰漢學。深擯有宋諸子義理之說，以為不足復存，其為文尤蕪雜寡要。姚先生獨排眾議，以為義理、考據、詞章三者不可偏廢，必以義理為質，而后詞章有所附、考核有所歸。（《歐陽生文集序》）
　　其次，就其司職而言，姚鼐乾隆二十八年以32歲中進士，三十八年入“四庫全書”館。然到館不到兩年，即于冬季辭官歸里。其辭官的原因是與同僚意見不合。姚瑩《惜抱先生行狀》云，當日四庫館內“纂修者競尚新奇，厭薄宋元以來儒者，以為空疏，掊擊訕笑之不遺余力。先生往復辯難，諸公雖無以難，而莫能助也。將歸，大興翁覃溪學士為敘送之，亦知先生不再出矣”。館內戴震、紀昀為著名漢學家，視姚鼐為宋學派代表而排斥之。葉昌熾云：“乾隆中開四庫館，姚惜抱鼐與校書之列，其擬進書題，以今《提要》勒之，十但采用二三。惜抱學術與文述（紀昀）不同，宜其枘鑿也。”（《緣督廬日記》卷四）姚鼐自43歲乞歸，至85歲去世，執教鞭長達40多年。先后主講揚州梅花書院，安慶敬敷書院，徽州紫陽書院，實則淡泊功名，只以文章傳授弟子。以“惜抱”自名其軒，即取陶淵明《飲酒》“若不委窮達，素抱深可惜”詩意，作為精神寫照。
　　以教書為終身職業的姚鼐，有憾于“四庫全書”館內門戶之見，長期在其教席上堅守“有教無類”之準則的同時，對大江南北之文化從善如流，廣為吸收，表現為極為廣闊的文化視野，這對其文論也有積極影響。如其在揚州梅花書院執教時，受“揚州八怪”遺風余韻熏陶，而提出“陽剛陰柔”說。因為藝術大師鄭燮就有近于“陽剛、陰柔”的藝論（參鄭燮《贈潘桐岡》詩）。
　　再次就其學風而言，姚鼐所處的乾隆時代是個“十全大武”的“極盛”時期。學界雖有漢、宋之爭，朝廷卻采取漢、宋調和政策。如《清史稿·儒林傳序》云：“崇宋之性通，而以漢儒經義貫立。”文壇雖派別林立，但朝廷所要求的還是高文典冊、炳炳瑯瑯的大塊文章。姚鼐雖長期遠離廟堂，卻不能不受由朝廷倡導的文化大氣候的影響。固而姚鼐為學就不同于方苞“學行繼程、朱之后”，而能“上究孔、孟，旁參老、莊，百氏之書，諸家之作，皆為咀含其精蘊，而外沈浸其辭章。是以詮經注子，纂言述事，刻峭簡切，和適齋莊。淡泊乎若無酒之＠⑦蘊，希夷乎若古琴之抑揚。瀏然而來，若幽泉之出于深澗；飄然而逝，若輕云之漾于大荒”（管同《因寄軒文集·公祭姚姬傳先生文》）。其為文也不同于方苞“文章介韓、歐之間”，而認為“文章之事，能運其法者，才也；而極其才者，法也。古人文有一定之法，有無定之法。有定者，所以為嚴整也；無定者，所以為縱橫變化也。二者相濟而不相妨。故善用法者，非以窺吾才，乃所以達吾才也。非思之深、功之至者，必不能見古人縱橫變化，所以為嚴整之理，思深功至而見之矣，而操筆而使吾手與吾所見之相副，尚非一日事也”（《與張阮林》）。以思深功至為根本，抒寫性靈，法有定而又無定。有定者，為一派之總脈；無定者，方顯示作家之獨創。
　　可見，姚鼐有開放之胸襟，有廣闊的視野，轉益多師，虛懷若谷，為學為文故能兼收并蓄。唯其能兼收并蓄，姚鼐才能繼方、劉之后成為桐城文派之集大成者。姚瑩《惜抱先生行狀》云：
　　自康熙朝，方望溪侍郎以文章稱海內，上接震川，為文章正軌，劉海峰繼之益振，天下無異詞矣。先生親問法于海峰，海峰贈序許之。然先生自以所得為文，又不盡用海峰法。故世謂望溪文質，恒以理勝；海峰以才能，學或不及；先生乃理文兼至。方、劉皆桐城人也，故世言文章者稱桐城云。
　　可見姚鼐既兼方、劉之長，又能超越之，如吳德旋《古文緒論》云：“姚惜抱享年之高，略如劉海峰，而好學不倦，遠出海峰之上，故當代罕有其倫；揀擇之功，雖上繼望溪，而迂回蕩漾，余味曲包，又望溪所無也。”而桐城后學多出姚門，桐城文派之門庭實亦自姚鼐而日益擴張。曾國藩于《歐陽生文集序》中更說：
　　乾隆之末，桐城姚姬傳先生鼐，善為古文辭，慕效其鄉先輩方望溪侍郎所為，而受法于劉君大＠①，及其世父編修君范。三子既通儒碩望，姚先生治其術益精。歷城周永年書昌為之語曰：“天下之文章，其在桐城乎！”田是學者多歸向桐城，號“桐城派”，猶前世所稱“江西詩派”者也。
　　金天翮在《皖志列傳稿》中更突出了姚鼐作為通博之鴻儒、文章之泰斗的形象。他說姚鼐“賓接后進，氣凝色怡，士守其教，咸端愨有文。桐城家法，至是乃立。流風余韻，南極湘桂，北被燕趙。然鼐于文章、經術、義理之外，詩詞書畫，無不精究，尤精力之過絕人”。
　　凡此種種，足見那了得的一個“兼”字，不僅是姚鼐古文理論特色與基礎，也造就了姚鼐作為一個集大成古文家的形象，更為姚鼐在桐城派發展史上爭得一席何等重要的地位。
　　收稿日期：1999—04—15
南京師大學報：社科版109～113J2中國古代、近代文學研究鐘揚20002000作為桐城派集大成的作家——姚鼐的古文理論實為一較完整的體系：義理、考據、詞章三者兼濟的創作論，諸體兼容的文體論，陰陽兼美的風格論。姚鼐古文理論之特征與魅力顯然在一個“兼”字，而這“兼”字的獲得，自有其文化淵源。參透這富有魅力的“兼”字，會給我們諸多有益的啟迪。姚鼐/桐城派/古文理論/文化背景鐘揚：男，1948年生，安慶師院副教授；安慶 246011。 作者：南京師大學報：社科版109～113J2中國古代、近代文學研究鐘揚20002000作為桐城派集大成的作家——姚鼐的古文理論實為一較完整的體系：義理、考據、詞章三者兼濟的創作論，諸體兼容的文體論，陰陽兼美的風格論。姚鼐古文理論之特征與魅力顯然在一個“兼”字，而這“兼”字的獲得，自有其文化淵源。參透這富有魅力的“兼”字，會給我們諸多有益的啟迪。姚鼐/桐城派/古文理論/文化背景

網載 2013-09-10 21:3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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