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科學哲學的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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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科學哲學,在西方經過了一段相對沉寂的時期之后,目前開始成為哲學研究中的一個十分活躍的領域;而在中國,卻一直是一個沒有引起普遍關注的或幾乎無人問津的領域。
  1996年7月底至8月初在廣東番禺舉行的以“社會科學哲學”為主題的“中英暑期哲學學院”,可以說是通過英語高級講習班的形式,把西方社會科學哲學思想開始引向中國,并在中國推進社會科學哲學研究的一個有力嘗試。1997年11月底在武漢召開的“全國第八屆科學哲學學術會議”“關于“社會科學哲學基礎”的討論,主要圍繞著“合理選擇理論”、“社會科學哲學研究的對象與方法”、“社會科學合理性”、“網絡分析”等問題加以展開。這些學術活動表明,在我國學術界已悄然興起了關于社會科學哲學的研究。在這里特就社會科學哲學的一些基本問題作些介紹與闡明。
      一、關于合理選擇理論與合理性原則
  合理選擇理論是西方社會科學哲學的一個重要理論。它原本只是在經濟學中有其意義;但在當前的西方,有一種引人注目的觀點,即認為由于合理選擇理論所遵循的原則可以成為打通各門具體社會科學的重要方法論原則,因此它可以作為一門獨立而完整的社會科學哲學的基礎。這個原則就是“合理性原則”。不過,這個原則立足的卻是“經濟人”的基本假設。這個假設設想,社會中每個人在選擇自己的行為時,根據理性的抉擇,都會謀求自己的最大利益。根據這種假設,只有選擇最能滿足自己的目標和欲望的行為,才是合理性的選擇,否則便是非理性的選擇。
  既然人的行為所依據的原則是確定的,因此人的一切行為都是可預測的,從而人的行為的社會產物(如社會制度與相應的設施)的運行也是有規律可循的。合理選擇理論正是基于這種“經濟人假設”及相應的“合理性原則”而展開其基本的進路與框架。這個進路與框架就是:個體合理性選擇·互動主體合理性選擇·集體合理性選擇。合理選擇理論把“理性人”即“經濟人”或“個體合理性”當作自己的邏輯起點,認為理性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合理性的選擇是一個人對能夠滿足其欲望的最有效的手段的選擇。合理選擇理論為個體合理性選擇建立了若干相互補充的模型,這些模型關注個人內在信念與偏好之間的一致性,以及這些信念與偏好跟行為之間的一致性。不過,由于任何人都不可能作為單個人而存在,總是在同他人發生某種關系,因此,個體在選擇自己的行為時總是根據他人的選擇而作相應的調整,并且以自己的行為影響他人的選擇。
  合理選擇理論以“互動主體合理性”作為自己的理論中介,試圖解決主體行為發生交互作用時的選擇以及這種選擇的均衡問題。在兩人發生關系時,雙方在選擇各自的行為時無疑是在“博弈”:個人的最佳選擇是他人選擇的函數。在實際社會生活中,從夫妻關系到國家與國家之間的關系都存在著某種博弈。但在博弈過程中,往往會出現利已而不合作的情況。因此,對于個人來說是合理的選擇,但對于雙方來說卻可能導致非理性的結局。最典型的范例就是“囚徒二難”的悖論命題。這一命題反映了個體行為的合理性與集體行為的非理性的悖論,這個悖論表明個體優勢策略合理性選擇往往導致集體行為的非理性或不合理的結局。合理選擇理論從象“囚徒二難”這樣的博弈活動中反思到集體合理性選擇的意義。
  如果從利己原則出發往往會導致不合理的結局,那么非理性行為是否反而會得到合理性的結局呢?合理選擇理論的回答是肯定的。集體合理性選擇以具有一定程度的普遍性的“博弈規則”約束每個個體,要求個體放棄一些利益。因此,合理選擇理論以“集體合理性”作為自己的邏輯終點。合理選擇理論關于“集體合理性”的思想能夠清楚地解釋為什么一個社會需要政府,以及社會需要什么樣的政府。合理選擇理論意識到了個體合理性與集體合理性之間的矛盾與沖突,因此試圖提供某種機制,以便在滿足個體合理性的前提下最大可能地達到集體合理性,從而最終實現“社會正義”。
  從合理選擇理論的基本進路與框架,我們看到,“合理性原則”是它在考察自己的問題時所遵循的基本原則,不過它卻主要是從經濟利益這個角度來理解合理性概念的。根據這種理解,凡是對自己有利的,就是合理的;反之,便是非理性的或不合理的。因此,合理選擇理論所遵循的這個原則到底能不能成為打通各門具體社會科學的重要方法論原則,從而它是否能夠成為一門獨立而完整的社會科學哲學的基礎,便是我們在研究社會科學哲學時所首先面臨的一個基本問題。顯然,把“經濟人”當作人在舍棄各種具體差異性之后所剩下的共性這種觀點本身是非常脆弱的。因此,合理選擇理論在西方始終遭到來自不同方面的詰難;而在中國,一開始則受到人們的批判。例如,在中國有人評論到,選擇理論在試圖分析、解釋人的行為及其社會互動時,總是處在經濟人與社會人這兩種概念的關系中,關鍵的問題仍然是,到底我們可以在多大程度上以及在什么場合下運用經濟人的工具理性假設分析社會問題,因此,選擇理論在構建自己的理論的同時,在社會科學方法論上留下了許多尖銳的問題。
  筆者認為,“經濟人假設”在邏輯上將導致一幅十分可怕的人性畫面,因為“經濟人”這種社會科學上的“質點”將使人的一切行為變成被規定的,從而使人的自主性與意志自由成為不可能;在實踐上也是經得起檢驗的,因為要想在社會上找到一個純粹的“經濟人”是完全不可能的,即使是一個唯利是圖的十足生意人在社會關系的制約下也有其“社會人”的一面。因此,“經濟人假設”在社會科學哲學研究中注定是要被排斥的。不過,“合理性原則”在經過批判性改造之后卻是可以成為社會科學哲學研究的一個基本原則。經濟學上的“合理性原則”只是哲學家們所追求的“合理性原則”的一個特例,并且是剔除了價值合理性而單純保留工具合理性的“理想狀態”。因此,從經濟學上的“合理性原則”返回到哲學上的“合理性原則”,換言之,結合工具論意義上的合理性與價值論意義上的合理性考察人們的行為及其社會產物,對于社會科學哲學來說是至關重要的。
  哲學上的“合理性原則”的基本含義是追問對象的合理性,或對對象的合理性進行邏輯辨護。這個原則體現了哲學的基本精神,即理性主義精神,這種精神的實質是立足于人性,特別是人的理性,對自然、社會與人進行邏輯分析與語言闡釋,以試圖把握宇宙總體這樣一種基本的態度或信念。雖然合理性原則早在古希臘就有人提出來,在當時這個原則主要是被當做支配人的行為的倫理規范或道德原則;但嚴格意義上的合理性原則卻是發軔于萊布尼茨的充足理由原則。所謂充足理由原則,無非是強調“沒有什么東西是沒有理由的”,因而總是向人們發出命令,要人們去不停頓地追問事物的理由,向自己提出一個又一個的“為什么”。事實上,發軔于萊布尼茨充足理由原則的“合理性原則”,經過康德、黑格爾、馬克思、韋伯等哲學家、經濟學家、社會學家的闡發,逐漸成為人們研究社會現象的一條最基本的原則。
  合理性概念盡管很復雜,但最基本的含義是兩個方面,即工具論意義上的與價值論意義上的。工具合理性指導人們選擇最能滿足自己的目的或欲望的行為;價值合理性作為對工具合理性的制衡,決定人們在選擇自己的行為時不得不考慮自己的選擇所帶來的某種倫理的、審美的、宗教的等方面的社會效益。可見,社會科學哲學在考察自己的對象時,根據合理性原則不但追問工具論意義上的合理性,而且要追問價值論意義上的合理性。
      二、關于自然主義與反自然主義
  自然主義與反自然主義是社會科學哲學關于社會現象研究的兩個基本方法論態度。自然主義是指把自然科學研究的基本程序(諸如觀察與實驗、分析與綜合、歸納與演繹等)引伸到社會科學研究的基本態度或信念,這種態度或信念主張社會科學關于社會現象的研究應采用跟自然科學研究自然現象相同的方法——也就是說,社會科學以“預測”和“單向演繹解釋”為目標。可見,自然主義旨在通過探求社會現象的規律以便對社會發展作某種預測。自然主義態度的支持者承認,人的主體性參與社會現象的程度遠遠超過參與自然現象的程度,因此尋找社會科學的規律要比在自然科學中尋找規律困難得多,并且這種規律更具有概括性和統計性特征。反自然主義否認自然主義的觀點,它認為社會科學關于社會現象的研究不應該采取自然科學研究自然現象所采用的方法。因為社會科學研究的主題不同,并且關于社會現象所要認識的內容不同。具體說來,反自然主義主張,社會科學在關于社會現象的研究中應該使用“理解”的方法,也就是說,要從社會行為者的觀點出發,而不是毫無例外地關注因果聯系。極端的反自然主義者甚至宣稱,在社會科學中沒有規律,即使有所謂規律以便于理解社會現象,這種規律也是非實踐的或不想干的。因此,社會科學的方法與自然科學的方法不只是有程度上的差別,而且有不可跨越的鴻溝。
  自然主義與反自然主義是否有融合的可能,這是我們在研究社會科學哲學時所面臨的另一個基本問題。應該指出,自然主義與反自然主義,作為社會科學哲學研究中的兩極,各有其片面的真理性,兩者是可以相容的,甚至也是可以互相補充的,它們對于闡明人的行為及其社會產物都是重要的。具體說來,自然主義把社會現象看作是類似于自然的現象,這大體上說是可以接受的。因為社會領域盡管充滿了人的目的性,但并不因此便排斥規律性。因此,否認社會領域存在規律的極端反自然主義態度是不可取的。正是在這種意義上,我們堅持社會歷史過程是一個自然歷史過程這樣一個基本的馬克思主義觀點。不過,超越自然主義卻是社會科學哲學研究的唯一可能的選擇。事實上,馬克思創立唯物史觀時,便已經開啟了在社會領域超越自然主義的廣闊前景。(當然,如果對唯物史觀作自然主義的理解,那么就會背離馬克思的初衷)。因此,面臨自然主義與反自然主義的沖突,唯物史觀是我們應當加以繼承的最基本的思想遺產,也是我們應當具有的最基本的理論視野。然而,這并不意味著我們要以唯物史觀代替社會科學哲學。相反,社會科學哲學有著自己獨特的進路與框架。正是在這種意義上,我們主張將社會科學哲學與唯物史觀區別開來。因此,立足于唯物史觀這樣一個最基本的理論視野,融合自然主義與反自然主義,從而建構出社會科學哲學所遵循的根本方法是我們開展社會科學哲學研究的一項基本的理論任務。
  我們認為,在建構這種根本方法時,必須注意與前面所闡發的“合理性原則”這樣一條基本原則保持邏輯上的一致性。反自然主義中“解釋性方法”就是值得我們加以改造利用的。所謂解釋性方法是指在“理解”的基礎上探求對象之意義的方法。這種方法正是在自然主義失效的地方(例如對于歷史事實這類不同于自然現象的純粹的客觀現象,而對研究者呈現出一定的作為生命痕跡意義的現象,采用自然主義的態度顯然是無效的)顯示了自己的魅力。在理解的基礎上闡發對象之意義的解釋性方法實質上就是“對話”式研究方法,這表明社會科學的研究活動是對象性活動,只有深入到對象中與之對話,才能真正發現對象的意義。盡管對話式方法早在古希臘便由蘇格拉底提出來了,但是作為嚴格的具有科學性的解釋性方法卻奠基于狄爾泰的人文科學方法論。狄爾泰認為,人文科學研究的對象是生命,研究的方法不僅是像自然科學方法那樣的描述性的,而且是規范性的,這種規范性的方法包括事實、公理、價值評價與規則等。事實上,解釋性方法經過海德格爾、伽達默爾、利科爾等哲學家的闡發,逐漸成為人們研究社會現象的一種最基本的方法。
  社會科學哲學遵循解釋性方法,在研究社會現象時不是為了發現規律而是為了發現意義和目的,因為作為社會現象之主體的人,區別于動物、植物、礦物的地方在于他們有心靈、信念、欲望、意圖、目標和目的,這些東西使他們的生活與行為具有意義,從而成為可理解的或可領悟的。
  值得注意的是,在西方有一種超越自然主義與反自然主義的態度,它明顯地把馬克思主義的一些基本觀點納入了自己的理論框架,這種態度叫做“社會科學批判學”。社會科學批判學認為,社會科學應該展示社會思維背后深層的偏見與意識形態,我們關于階級、種族和性別所具有的深層無意識偏見影響了我們的研究,社會科學應使這些無意識的偏見提升為意識,以便我們能夠逃避它們的影響并獲得自由。與自然主義與反自然主義不同,社會科學批判學把人的解放,即從偏見、無知和實際的壓迫中解放也來,當作社會科學的目標。
      三、關于社會科學哲學的價值以及中國開展社會科學哲學研究所面臨的問題
  前面我們通過介紹“合理選擇理論”、“自然主義與反自然主義”分別闡發了“合理性原則”與“解釋性方法”,這種原則與方法意味著社會科學哲學應該研究的是各門具體的社會科學的共性。正是關于這些共性的哲學研究使社會科學哲學成為可能。事實上,各部門具體的社會科學以最激動人心的、人們參與其中的實踐作為它們的永恒主題。社會科學哲學正是通過研究各門具體的社會科學關于實踐或人的行為及其社會產物的具體理論和學說,試圖建構某種統一的解釋框架。我們中間很多人可能會對某些具體的社會科學非常了解,但對于這些具體的社會科學的目的、方法論和意義卻可能只具有混亂或至少是不完全的觀點。從總體上開展關于社會科學的哲學研究將有助于我們通過提供關于社會科學的比較平衡的理論圖景,來消除這種混亂。
  我們中間很多人可能一直在批判、貶抑社會科學,認為社會科學這個領域低于自然科學,因為社會科學陷入返身性、復雜性、進行實踐的不可能性,以及主體性偏見等問題,這些問題的存在使社會科學很難配得上“科學”這種美名。從總體上開展關于社會科學的哲學研究,在澄清社會科學一些基本概念的同時,可提供某種保護社會科學以免遭這些批判、貶抑的工具。此外,社會科學哲學還能夠幫助我們理解何以在關于社會現象的研究中會出現種種內在的偏見。盡管在社會科學研究中純粹的客觀性是不存在的,但社會科學哲學將為減少這些偏見提供某種可能性。總之,社會科學哲學因其試圖通過對諸社會科學之共性的研究來提供某種關于社會現象的統一的解釋框架而具有不可否認的價值和意義。
  當今中國已經處于或正在處于社會轉型、觀念轉型以及文化轉型的時期。在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同時,必然地要建立相應的文化秩序。社會轉型所帶來的一系列尖銳而復雜的社會問題需要哲學家、社會科學家和文化學專家予以分析、研究與總結,以便提供解決的方案。而一切問題的癥結都可以歸結為人的行為及其社會產物的合理性。時代呼喚社會科學以及人文科學的繁榮,時代更召喚人文社會科學哲學的誕生。長期以來我們的社會科學以及人文科學的地位在事實上低于自然科學。更嚴重的是,在社會科學中國化的過程中,社會科學在中國還從來不曾以“科學”的形式出現。這就有必要從總體上對社會科學進行反思。
  如果說對人的行為及其社會產物的解釋使社會科學成為必要,也使社會科學成為可能的話,那么對科學進行反思便使社會科學哲學成為必要,也使社會科學哲學成為可能。在中國開展對社會科學哲學的研究,由于種種原因,首要的問題恐怕是必須從否定的方面對社會科學哲學進行限定。換言之,必須說明它不是什么,即把它與社會哲學以及唯物史觀嚴格區分開來。社會哲學直接對社會問題進行反思,它相當于歷史上直接對自然問題進行反思的自然哲學。
  唯物史觀為關于人類社會歷史的研究提供了一種超越自然主義的選擇或理論框架,是我們研究一切人的問題(包括人的行為及其社會產物)的理論背景、思想遺產與基本的方法論指導。而社會科學哲學則是科學哲學的一個分支(科學哲學的另一個分支就是自然科學哲學),它雖然在內容上有與社會哲學相交叉的地方,但在本質上卻有著自己獨特的進路與框架;它雖然在方法上有與唯物史觀相一致的地方,但畢竟有自己所遵循的以“解釋性”為特征的獨特方法。當然,盡管社會科學哲學是科學哲學的一個分支,我們也不能簡單地按照自然科學哲學既定的思路去解釋社會科學哲學。其次,必須從肯定的方面對社會科學哲學的對象與內容、方法與原則進行界定。社會科學哲學的對象與內容可以從兩種意義或側面予以考察:其一,就直接的意義或層面而言是社會科學,主要涉及社會科學的劃界問題、社會科學知識的基礎與合理性問題等;其二,就間接的意義或層面而言的是人的行為及其社會產物,人的行為的社會產物在西方被稱作“社會事實”。這就是說,社會科學哲學一方面以社會科學為對象,一方面以社會實在為對象,試圖憑社會科學“突入”社會實在,或通過對社會科學的研究達到對社會實在的把握,從而對人的行為及其社會產物進行理性批判。
  至于社會科學哲學所依據的根本原則與方法,則是我們在前面通過介紹“合理選擇理論”與“自然主義與反自然主義”所闡發的“合理性原則”與“解釋性方法”。社會科學哲學依據合理性原則追問對象的工具論意義上的以及價值論意義上的合理性;遵循解釋性方法不是尋求社會現象的因果性規律,而是尋求社會現象的目的性意義。最后,中國的社會科學哲學研究應特別注意如下幾點:(1 )破除哲學研究中固有的自然主義信念,直接參與國際對話,在高起點上走創新之路;(2 )從事“社會科學史”的研究,探討社會科學獨立、發展的內在邏輯,特別是要分析、總結社會科學中國化的經驗教訓;(3)以開放的視野, 以世界哲學和未來中國哲學的眼光審視哲學史上有關社會科學哲學思想的邏輯演變過程。
社會科學滬32~36C8新興學科譚仲yì@①19991999作者單位:華中理工大學人文學院哲學系 作者:社會科學滬32~36C8新興學科譚仲yì@①19991999

網載 2013-09-10 21:3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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