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學術界對歷史規律和人的自覺活動的關系等問題的深入研究,歷史決定論和主體選擇論已成為當今歷史哲學爭論的一個熱點,筆者想就該問題提出自己的看法。
一、科學的歷史決定論——對人類歷史發展規律的科學揭示
既然要探討歷史決定論,我們認為必須首先對歷史決定論的內涵作必要的分析,唯有這樣,才能為我們的探討提供一個堅實的“基點”。而對歷史決定論內涵的理解恰恰是學術界有分歧的問題。
一般而言,關于歷史決定論的詮釋,學術界主要存在著四種觀點。一種觀點認為,歷史決定論是唯物史觀的別名,是科學的社會歷史觀。第二種觀點認為,歷史決定論是指歷史運動的客觀規律性、因果性和必然性的學說。第三種觀點認為,歷史決定論是自然觀上的機械決定論的延伸;以人為中心的歷史觀應拋棄一切決定論的桎梏;唯物史觀是選擇論,而不是決定論。第四種觀點認為,歷史決定論是揭示社會運行的規律,以便預言社會未來的理論。筆者認為,上述幾種觀點既有合理的地方,也有不盡如人意之處。其中最主要的缺陷是沒有把馬克思主義歷史決定論和其它歷史決定論區別開來。
筆者認為,在理解歷史決定論時,首先必須弄清三個問題: (1)歷史發展有沒有規律性?(2)假如承認歷史決定論,那么決定歷史發展規律的基礎或“根據”是什么?(3)歷史發展規律在現實生活中如何表征自身?第一個問題涉及到決定論和非決定論的區別。第二個問題關系到馬克思主義歷史決定論和非馬克思主義歷史決定論的區別。第三個問題關聯到歷史決定論和機械決定論的區別。
關于歷史發展有沒有規律性的問題,迄今為止人們還沒有達到徹底的共識。傳統歷史理論中,許多思想家基于自然界發展規律和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差異而否認歷史發展的規律性、客觀性。這種理論的共同特征通常是借之于歷史活動因為有人參與而否認歷史發展的規律性。克羅齊曾認為,歷史是思想的產物,“歷史就在我們大家心中,它的源泉就在于我們自己的心中”〔1〕。而在當代西方歷史理論中, 一些人往往根據社會歷史的主體性特征而否認歷史發展的規律性、必然性。波普爾堪稱是這種理論的代表人物。與上述否認歷史發展規律性的觀點相反,馬克思主義歷史觀認為,人類社會是一個自然歷史過程,它存在著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性。馬克思指出:“我的觀點是:社會經濟形態的發展是一種自然歷史過程。”〔2 〕他還進一步分析了確認歷史發展規律性的理由。客觀地說,人類歷史發展本身和人們對歷史發展規律的認識都證明,否認歷史發展規律是站不住腳的。
關于第二個問題,它涉及到決定歷史發展規律的根據問題,而對這個問題的理解恰恰是區分科學決定論和非科學決定論的關鍵所在。
反觀人類思想史,決定論的思想由來已久,17世紀意大利歷史學家維科就認為,社會是發展的,它按自然的必然性由一個階段過渡到另一階段。18世紀啟蒙思想家孟德斯鳩認為,包括歷史事件在內的世界都是有規律的。他指出:“我們的世界是由物質運動形成的,并且是沒有智能的東西,但恰是永恒存在著。所以它的運動必定有不變的規律。”〔3〕康德也提出歷史發展的合規律性和合目的性。 黑格爾同樣也認為,人類社會發展是服從于一定的規律的。在《歷史哲學》中,黑格爾具體考察了歷史發展的過程,揭示了它的必然性,提出了歷史發展階段性和歷史性的統一。在馬克思主義歷史決定論誕生之前,19世紀空想社會主義思想家圣西門對社會發展規律的認識達到了新的高度。他認為,歷史不是偶然事件的堆積,而是有規律可循的。他以人的發展來解釋社會發展,認為社會與人一樣有一個從幼年到少年、青年的發展過程。與上述提到的思想家一樣,馬克思也承認歷史發展的規律性。因此,決定論思想并非馬克思所專有。但是,馬克思主義歷史決定論與在此之前的歷史決定論有著本質的區別。其區別的“關節點”在于對決定歷史發展規律的“基礎”理解不同。18世紀法國哲學家和歷史學家把法律和政治制度夸大為社會歷史發展的決定因素。康德提出歷史發展的合目的性和合規律性。但是,歷史發展的合目的性和合規律性最后被康德統一于普遍的理性,而統治這個王國的原則是正義和真理。黑格爾則認為,“民族精神”或“時代精神”是一切社會制度、政治制度、宗教觀點、道德觀點的決定者,是歷史發展的最終動力。圣西門指出,所有制是社會的基礎,但他進一步認為所有制由政府決定。這使他的歷史觀建立在非科學之上。一句話,上述各種歷史觀的共同的缺陷,是沒有為決定論提供科學的、合理的根據,從而使他們的決定論始終徘徊在科學之外。而馬克思與舊歷史學家不同,他從人們的思想動機背后尋找客觀的物質動因,并確認生產方式是歷史發展的決定力量,從而實現了決定論的徹底變革。馬克思明確指出,“歷史中的決定因素歸根結底是直接的生產和再生產”〔4〕,“這種觀點認為, 一切主要的歷史事件中的最終原因和偉大的動力是社會的經濟發展,生產方式和交換方式的改變”。〔5〕因此,馬克思主義歷史決定論同其它歷史決定論的區別不僅在于承認歷史發展的規律性,更為重要的是找到了決定歷史發展的客觀根據。
第三個問題是歷史規律在現實社會中如何表現自己的問題。在這一問題上的分歧導致了機械決定論和馬克思主義歷史決定論的區別。機械決定論又稱為嚴格決定論。它簡單地把拉普拉斯的動力學決定論從自然界中推進到歷史領域,認為世界上的各種聯系包括歷史聯系在內,都服從于經典力學規律,物質及其機械運動是世界和歷史的決定性因素。馬克思主義歷史決定論動態地、辯證地理解歷史發展規律,和機械決定論有著實質性區別。馬克思認為,決定歷史發展變化的根據——生產方式本身是一個變動的范疇;而且歷史活動是由人參與的,人的主體性、特別是主體的選擇性對歷史發展的進程會產生巨大的影響,從而使歷史發展帶有辯證的性質。因此,嚴格地說,馬克思主義辯證地理解歷史發展規律。但不能把辯證決定論同馬克思主義歷史論簡單地劃上等號。因為,黑格爾和圣西門也辯證地理解歷史發展規律,只不過他們是在唯心主義前提下創立辯證決定論。
至此,我們認為,歷史決定論就是承認歷史發展的因果性、必然性和規律性的學說。從這個角度看:第一,決定論理應包含科學的決定論和非科學的決定論。第二,決定論中同樣包含了機械決定論。因為,機械決定論是決定論中的一種。第三,辯證決定論并非馬克思主義歷史決定論所獨有。辯證決定論也有科學和非科學之分。因此,把決定論等于唯物史觀的別名并不科學。因為,決定論中有唯心史觀決定論者。同樣把辯證決定論同馬克思主義決定論簡單地劃上等號也不科學。因為辯證決定論也非馬克思所專有,辯證決定論中也有科學和非科學之別。再者,把歷史決定論僅僅歸之為選擇論更不可取。所以,我們在理解歷史決定論時,應該用科學的歷史決定論來指稱馬克思主義歷史決定論,以區別于其它決定論。馬克思主義歷史決定論之所以是科學的歷史決定論是因為:第一,它承認歷史發展的規律性。即馬克思主義者首先是歷史決定論者。這一點使馬克思主義決定論和非決定論者區別開來。第二,馬克思主義歷史決定論指出了歷史發展的根據是現實的生產和再生產。這一點使馬克思主義歷史決定論超越于舊決定論和唯心決定論。第三,馬克思主義決定論是唯物的辯證決定論。這一點使馬克思主義決定論超越了機械決定論,也超越了唯心主義辯證決定論。因此,唯有馬克思主義科學的歷史決定論才是對歷史發展客觀規律最為科學的揭示。
二、堅持科學的歷史決定論絲毫不意味著對主體選擇論的忽視
馬克思是歷史決定論者,而且是科學的歷史決定論者。其科學性表現之一,是既承認歷史發展的客觀規律性,又承認人的主體活動在歷史發展規律中的作用。因為,歷史規律和自然規律之間的顯著差異之一,就在于歷史活動是由人參與的,歷史發展恰恰是通過人的有目的的活動來實現的,它離不開人的活動規律的影響。但是,究竟如何認識歷史規律和人的活動間的關系正是長期困擾著歷史學家的問題,在馬克思之前,歷史上的思想家們都不能科學地解決這個“二律背反”。在他們看來,承認歷史必然性就必然會排斥意志自由,而承認人的活動的作用就意味著否認歷史必然性。前者以霍爾巴赫為代表。他認為,“凡是自認為自由的人,只不過是一只把自己設想成宇宙支配者的蒼蠅,雖然蒼蠅本身事實上完全服從于宇宙的規律,不過自己并不知識”〔6〕。 后者以休謨為代表。他提出,自由是人們“可以按照意志的決定來行為或不來行為的一種能力”〔7〕。 即使在當代西方哲學中還存在著把歷史決定論和主體選擇論對立起來的傾向。如,存在主義以主體歷史觀反對決定論。而結構主義則相反,他們主張,歷史是“無主體的歷史過程”,完全忽視主體選擇性在歷史上的作用。馬克思主義歷史決定論首次科學地解決了這個“二律背反”。
馬克思主義歷史決定論,首先在堅持決定論的前提下,承認人的自由、人的主體能動性在歷史發展中的作用,承認社會規律依賴于人的活動規律。馬克思指出:“歷史并不是把人當作達到自己的目的的工具來利用的某種特殊的人格。歷史不過是追求著自己的人的活動而已。”〔8〕恩格斯也指出:“在社會歷史領域內進行活動的,全是有意識的、經過思慮或憑激情行動的追求著某種目的的人;任何事情的發生都不是沒有自覺的意圖,沒有預期的目的。”〔9〕關于這一點, 列寧也清楚地表述過。早在上一世紀末,列寧和俄國民粹派代表人物米海洛夫斯基曾就社會發展中的決定論問題展開爭論。列寧在批判米海洛夫斯基時指出:“決定思想確定人類行為的必然性,推翻所謂意志自由的神話,但絲毫不消滅人的理性,人的良心以及對人的行為的評價。恰恰相反,只有根據決定論的觀點,才能作出嚴格正確的評價,而不致把一切都推到自由意志的身上。同樣,歷史必然性的思想也絲毫不損害個人在歷史上的作用,因為全部歷史正是由那些無疑是活動家個人的行為構成的。”〔10〕因此,馬克思主義歷史決定論承認人的自覺活動在歷史發展中的作用。而人在歷史中的選擇性則是人的自覺活動,即人的主觀能動性的最重要的表現。
所謂人的選擇,是指在既定的社會歷史條件下對社會生活未來發展的多種可能的方向、目標和方式,人們有意識地選擇其中之一。人的選擇是人類社會歷史中普遍存在的現象。馬克思指出:“在社會發展的每個具體階段上,都存在著各種不同的客觀趨勢和可能性,而人則需要確定自己對待它們的態度,他應當作出選擇。人的存在的具體歷史制約性并不排除他自由的和明確目的的創造。”〔11〕造成這一普遍現象的原因不外乎以下三方面:第一,社會生活的未來發展本身存在著多種可能性,它為人們的選擇提供了客觀前提。第二,人所具有的普遍的“區別于物的特點”的自覺能動性,是人選擇的直接基礎。第三,人具有的特定利益和需要是人選擇的內在根據。正是因為人的選擇是歷史發展中存在的普遍現象,因而,它在歷史發展中具有重要的作用。這種作用具體表現在:第一,人的選擇是歷史發展的內在動力之一。人的選擇使人積極參與歷史活動,使歷史充滿了生機和活力。人的選擇的差異性也使歷史發展表現為多樣性,而人們世代交替選擇的“合力”,正是造成歷史發展總趨勢的重要動力之一。因此,歷史發展和人的選擇緊密相關。第二,從選擇的主體角度看,人的選擇是實現人的需要和利益的必不可少的途徑。
馬克思主義歷史決定論承認人的主體能動性、人的主體選擇性在歷史發展中的作用。但是這種“承認”是以承認歷史發展的客觀規律性為前提和條件的。馬克思主義歷史決定論一直強調,“歷史過程是受內在一般規律支配的。……表面上是偶然性在起作用的地方,這種偶然性始終受內部隱蔽著的規律支配……。”〔12〕因此,歷史規律決不是人們任意妄為的結果。人們創造歷史,但是人們總是在既定前提下,既定的時空中創造歷史,馬克思指出:“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但是,他們并不是隨心所欲地創造,并不是在他們自己選定的條件下創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繼承下來的條件下創造。”〔13〕這種既定的前提條件和特定的時空限制決定了:第一,人們的實踐活動總是受到社會歷史條件及其客觀規律制約;第二,人們的思想、動機、目的由社會物質生活條件決定;第三,社會發展的實現是許多人選擇的“合力”的結果。這些限制的結果構成了歷史發展的必然性。歷史發展的這種必然性使得人的主體選擇性在歷史活動中同樣會受到限制,這種限制表現在:第一,人的主體選擇性受到既定的客觀條件的制約。因為,人們只能在現有的條件下去進行選擇。所以,現有的客觀條件便成為人們選擇的基本因素。第二,人的主體選擇性還受到選擇者自身條件的制約。第三,每個人的選擇同樣還受到他人的限制。
因此,馬克思主義歷史決定論是歷史決定論和主體選擇論的辯證統一。
三、從“量”的角度把握歷史決定論和主體選擇論
關于歷史決定論和主體選擇論的關系,理論界大致存在著三種觀點。一種是將社會規律簡單化、絕對化、完全否定了主體選擇性。另一種觀點是過分夸大人的選擇的地位和作用,根本否定社會規律和歷史決定論。第三種觀點則力圖克服上述兩種觀點的片面性,主張歷史決定論和主體選擇論的辯證統一,實現兩者的辯證綜合。
客觀地說,第三種觀點比較合理,也符合馬克思主義歷史決定論的原意。但是,筆者認為,在理解歷史決定論和主體選擇論時,僅僅停留在這一層面上還是遠遠不夠的。因為,說到底這種理解還是停留在對事物理解的“質”的水平上。當然,不可否認,從“質”上理解、分析事物是認識和研究事物的前提和基礎。但是,對事物的理解停留在“質”的層面上并不能真正深刻地理解事物。唯有進一步從“量”的角度出發、動態地理解兩者的辯證統一,才能真正深刻地理解馬克思主義歷史決定論。而對這方面的研究恰恰是理論界忽視的。
顯而易見的事實表明:無論在何種時代、何種社會形態或歷史發展的某一階段上,歷史發展都體現著客觀規律性和人的能動性、主體選擇性的辯證統一。它們在“質”上是相同的。但是,主體選擇性和人類歷史發展的合目的性在不同的時代卻存在著大小和程度的差異。簡單地說,以古代社會和當代社會為例,在這兩種社會發展階段中,歷史發展都是規律性和主體選擇性的辯證統一。從這個角度看,兩者在“質”上并無差別。但是,毫無疑問,在當代社會中,人的主體能動性、選擇性是古代社會中人的主體性所無法比擬的。它們之間在強度上存在著巨大的差異。事實上,馬克思主義歷史決定論在探討歷史決定論和主體選擇論時已經涉及到了這一點,而且作了極為科學、明確的闡述。只是人們在對它進行理解時沒有深入發掘罷了。
恩格斯在《自然辯證法》一書中指出:“有了人,我們就有了歷史。動物也有一部歷史,即動物的起源和逐漸發展到現在這個樣子。但是這部歷史是人替它們創造的,如果說它們自己也參預了創造,這也不是它們所知道和希望的。相反,人離開狹義的動物愈遠,就越是有意識地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不能預見的作用,不能控制的力量對這一歷史的影響就愈小,歷史的結果和預定的目的就愈加符合。”〔14〕他進而強調:“人離開動物愈遠,他們對自然界的作用就愈帶有經過思考過的、有計劃的、向著一定的和事先知道的目標前進的特征。”〔15〕恩格斯的論述清楚地表明,隨著歷史的進步,人的主體能動性和選擇性會逐漸增強,其結果必然會導致人們駕馭歷史規律能力的增強并使歷史朝著符合人的自由、人的目的的方向發展。這里,恩格斯表述了一個十分深刻的思想,那就是不同時代的人,其主體選擇性存在著程度方面的差異。離動物性較近時代的人的主體選擇性和離動物性較遠的人的主體選擇存在著顯著的“量”的方面的差異。它們之間的選擇性對歷史發展規律產生不同的決定作用。其總的趨勢是隨著人的主體性的擴張,歷史發展朝著更符合人的目的性方向發展。當然,恩格斯還指出,要使歷史朝著完全按照人的意志方向發展還有一個漫長的過程。他認為:“如果用這個尺度來衡量歷史,即使衡量現代最發達的民族的歷史,我們就會發現:在這里,預定的目的和達到的結果之間還總是存在著非常大的出入,不能預見的作用占了優勢,不能控制的力量比有計劃發動的力量強得多。”〔16〕恩格斯的論述說明,即使在當時最發達的社會當中,人的主體選擇性和歷史發展的規律性之間還沒有完全符合和一致,但隨著社會的進步,這種不一致會逐步消除。因此,筆者認為,在理解歷史決定論和主體選擇論時,僅僅看到它們兩者之間的辯證統一還不夠,應該考察它們之間是如何具體地統一的,特別是應該看到在歷史發展規律過程中,人的主體選擇性的作用的大小是不同的,它們之間存在著“量”的方面的差異,唯有這樣我們才能真正認識歷史決定論和主體選擇論之間的關系。*
注釋:
〔1〕《歷史的理論和實踐》,1923年英文版,第24頁。
〔2〕〔4〕〔5〕〔8〕〔9〕〔12〕〔14〕〔15〕〔16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208頁;第4卷,第506頁;第3卷第389頁; 第2卷第118—119頁;第4卷第243頁;第4卷第243頁;第3卷第475頁、 第516頁、第475頁。
〔3〕《論法的精神》(上),孟德斯鳩,商務印書館1982 年版第1頁。
〔6〕《健全的思想》,商務印書館,1966年版第78頁。
〔7〕《人類理解研究》,休謨著,第58頁。
〔11〕〔13〕《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19頁、第8 卷第121頁。
〔10〕《列寧全集》,第1卷第26頁。
(責任編輯 閻志強 倪榮國)
徐州師范學院學報:哲社版15-18B1哲學原理曹招根19961996 作者:徐州師范學院學報:哲社版15-18B1哲學原理曹招根19961996
網載 2013-09-10 21:42: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