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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圖分類號：B8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2435（2000）03—0374—04
　　“戴著口罩掏垃圾箱”，這是1952年上半年，我在南京大學參加思想改造運動中，聽熊偉教授在自我批判中講過的一句名言。
　　當然，“名言”一說是我的評價。因為我覺得以此來形容當時從事西方哲學研究與教學的教師的工作，既生動又深刻。雖然我們（我和同學們）當時還沒有學過多少哲學，卻已經非常明確地接受了如下的看法：馬克思主義哲學是唯一科學的哲學，現代西方的各種非馬克思主義的哲學，都是資產階級腐朽沒落思想的表現。這些腐朽沒落的思想猶如一堆發臭了的垃圾，仍然要去研究它，豈不是戴了口罩掏垃圾箱嗎！后來，當我從所謂的“文化大革命”中警醒過來時，我才體會到了這一“名言”的真正的深刻的含義。即以此來描述那些學有專長的教授們在當年的命運，不是更深刻嗎？掏垃圾箱的環衛工人，工作時戴著口罩是自然的。無論是他們本人還是從事別的職業的人，都不會認為這是對環衛工人的懲罚。但是，對于那些學有專長的教授們來說，戴著口罩去掏垃圾箱時，卻實實在在是一種懲罚，而且是榮譽性的懲罚。即形式上不是懲罚，而是發揮其專長；不過這種“發揮”同時是（甚至主要是）自我批評。因為他們不僅是這些資產階級腐朽沒落思想的“受害者”，同時亦是這些思想的“散布者”。所以，他們的批判性研究，如不觸動自己，一定就會被認為仍然在堅持反動陣地。那末后果便不難設想了。這樣一來發揮其專長，不實際上是一種懲罚嗎？而我們這些只知道一點馬列，別的一無所知的青年，一般來說是沒有這種榮譽的。
　　熊偉教授是1951年我進南京大學哲學系時的系主任。他親耳聆聽過海德格爾的講課，是三四十年代國內僅有的極少幾個專攻存在主義的專家之一。他對存在主義有獨到的理解。例如，在剛看他的存在主義譯作時，我總覺得他把海德格爾的Dasein一詞譯為“親在”，讀起來有點別扭。后來他的學生將其改譯為“此生”時，念起來是順暢一些了，但存在主義的味淡了。所以又不能不承認，“親在”一譯的確有其獨到的體會。在思想改造運動以前，我沒有聽到過熊先生談起過存在主義，更沒有聽到過他對存在主義的情感性評語（如一位我尊敬的前輩在自我批判中曾提到，他可以和夫人離婚，也不能和黑格爾哲學分離）。我想，即使如此，要說出重新去研究存在主義便是去掏發臭了的垃圾箱，無論如何不會是由衷的、愉快的。但是，在粉碎“四人幫”以前，他似乎真的不再研究存在主義了。偶爾因為教學或政治運動的需要，要他批判存在主義時，他上綱上線比青年人都狠，什么“死亡哲學”、“帝國主義的哲學”等等，別的內容似乎就沒有了。這樣的文章和這樣的報告，我既看過、也聽過。但我既沒有看懂，也沒有聽懂。因此我也曾產生過懷疑，是不是熊先生自己也有些不甚了了。但是，連續不斷的所謂學術批判，使我很快明白了，既然他是專攻存在主義的，領導上要他批判存在主義時，如果上綱上線不比別人狠一點，一定會被人指責為：還沒有從存在主義的反動立場上轉變過來。熊先生十分清楚地知道，與其授人以柄，不如自己批判得狠一點。所謂上綱上線高一點，批判得狠一點，說穿了恰恰便是空一點。因為，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便不可能胡亂上綱上線了。但是，我們有的領導和專家，便喜歡這種胡亂上綱，其無知程度，可見一斑。正是這種胡亂上綱，扭曲了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形象，極大地損害了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聲譽。那些自以為這樣就是在保衛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人，其實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罪人。在很大程度上，他們要對十年動亂后，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冷遇負責。
　　十年動亂結束后，我們打破了閉關自守、固步自封的狀況，實行了改革開放。因此西方的哲學思想也隨之而進入了中國。原來不為人們所熟悉的存在主義，一時間成了國內的一種時髦的流派。這事引起了共青團上海市委的警覺，把它稱之為“第二次沖擊波”。并為此向中央寫了報告，也得到了中央的肯定。因此，各地各級領導都對存在主義的“入侵”重視了起來。北大作為高等學府，更應提高警惕，防范存在主義對青年學子的毒害。但是大家弄不清楚存在主義是怎么回事。所以學校領導要求我為他們介紹一次存在主義思想。對此，我犯了難。因為我對存在主義沒有研究，批判肯定不夠格，介紹也不稱職。所以，我不得不臨渴挖井，趕緊看書。并就一些弄不清楚的問題去向熊先生請教。再次體會到了熊先生對此有獨特的研究，并留下了終生難忘的印象。
　　平時和熊先生聊天，常常發現他妙語驚人。這是和一些青年朋友談起熊先生時，大家共有的印象。不過有些妙語，聽完一笑，沒有往深處想。所以時間一長，也就忘了。但是，這次我去請教，又聽他說了一段出乎常人意料的妙語。我說，海德格爾的書這么難念，聽課時怎么能聽得懂呢？看書看不懂還可回過頭來重看，聽課則一聽即過去了，沒有時間來反復，豈非更難懂了。他立即給了一個令我大吃一驚的回答：“就是去聽那個聽不懂的。不僅我們這些外國人是如此，德國人也是如此。”大家都聽說過，海德格爾的課堂，像上世紀黑格爾的課堂似的，常常是爆滿。這么多人都是去聽“那個聽不懂的”，這是什么意思呢？不久，我便明白了，這才是真正的哲學課。很多人聽哲學課，就像聽物理課或歷史課一樣，以為是去聽知識的。即以前不知道，聽了老師的課便知道了。以前不懂得，現在懂了。這就是所謂長了知識。而哲學課的主要任務恰恰不在傳授知識，而在啟發智慧。通俗點說，即啟發你去想問題。例如，以前你認為理所當然的道理，老師在課堂說，這不對。并說出一套“歪理”來，弄得你莫名其妙，迫使你不得不反復思量，這是為什么呢？由此，你可能就會發現很多新的道理。如果一個哲學老師在臺上講課，說得一清二楚，同學們覺得什么問題都解決了，沒有再進一步研究的必要了，聽完課一身輕松，那就失敗了。如此傳習，一定是一代不如一代，猶如俗語所說，王小二過年，一年不如一年。
　　有時我想，不僅哲學教育要注意這個特點，甚至整個大學教育，也應有這樣的特點。打個不確切的比方，小學、中學的基本任務是傳授知識，憑著這些知識，原來無知的小青年，就有了獨立思考的初步能力。大學教育的重點就在于發展這種能力。所以，我們在評論一個青年學生學術上有沒有發展前途時，總是把他有沒有發現問題的能力放在第一位。因為，只有發現新問題，才能提出新思想，才能有創造性。這就是所謂發現問題，比解決問題更重要。發現問題的能力，雖在離不開知識的積累，但是它卻不能當作知識來傳授。40年代初，我在初中時，便聽講過牛頓看到蘋果從樹上掉下來受到啟發發現了萬有引力。這大概是個故事，但它是一個富有哲理性的故事。蘋果從樹上掉下，在牛頓以前，肯定有無數的人看到過了，為什么沒有人發現萬有引力呢？這可能是因為知識發展的水平和實踐發展的水平，還不足以使人們提出萬有引力的假設。但是我以為，更重要的是在思維方式上，人們被理所當然束縛住了。重的東西往下掉，一貫被認為是理所當然的，還有什么可討論的呢？反之，如果要是有人假設它往上飛，豈不要讓人譏笑為大腦不正常嗎？怎么才能突破理所當然呢，不就是要有一種全新的自然觀，全新的思維方式嗎？這就是個哲學問題。在我看來，如果用漫畫的方式來概括科學發展史的話，就是一部不斷突破理所當然的歷史。
　　當然，我沒有就這些體會再次向熊先生請教，這是件憾事。現在才覺悟到已經晚了。不過，更為遺憾的是熊先生的才智沒有得到充分的發揮。我在南京大學上學時，他不僅是哲學系的主任，同時還是全校政治課的負責人。校黨委書記兼副校長孫叔平同志任組長，熊先生任副組長。這可能也是他在思想改造運動中盡可能給自己高高上綱上線的原因。
　　在南京大學這一年，我不記得熊先生給我們開過什么課。我只記得宗白華先生為我們講過《共產黨宣言》。講了什么，現在一個字也想不起來了。一年后，我們由南京到了北京。似乎更沒有人注意要發揮熊先生的特長了。我覺得與舊中國哲學界的派性有關。如果說熊先生沒有得到重視，因為還不算舊中國的名教授，而且系里有一些人還是他的老師，那末，宗白華教授應是名教授了，也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似乎就證明的確存在這種情況。關于宗老的情況，別處再說。現在仍回到熊先生的話題上來。教學基本上沒有熊先生的份，他的工作似乎主要是搞翻譯。
　　我覺得最為不妥的是把他變成了專職翻譯。60年代，歷史系請了位德國專家來講德國史，需要找幾位德語翻譯，結果把熊先生也調去了。新中國的一位哲學教授，成了比他年輕的德國歷史學教授的翻譯，這對他本人、對國家都是不合適的。不過他本人卻似乎因禍得福，避開了對他輕視的眼光，在受人尊敬的環境中工作了幾年。80年代，他被選為全國德國史學會會長，顯然也與此有關。不過，他關于翻譯工作的題外之話，卻啟發過我的哲學思考。
　　中共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開會時，要搞同聲傳譯。所以從全國抽調了一批專家去翻譯大會文件。熊先生和德國專家洛赫亦去了。熊先生回來后，給我談了一件趣事。他們為了保證譯稿的高質量，把同一語種的人員按兩個人一個小組，分成若干組。各小組都要獨立完成整個文件的翻譯。然后把自己的譯稿交到本語種的大組長那里，由他綜合各譯稿的優長，修改出定稿。熊先生和洛赫兩人是一組，洛赫不會中文，故先由熊先生把中文稿的內容講給他聽，由洛赫斟酌落筆為德文。當熊先生將此稿交組長后，組長認為此稿不規范，表達常不符合語法，所以他沒有與熊先生商量便將此稿改了。當熊先生告訴他，此稿是洛赫的稿子時，弄得這位老朋友哭笑不得，他只能半開玩笑地說，你這家伙，為什么不早告訴我呢？這件趣事，告訴我們，同是德語，中國人（即使德語專家）的表達，與德國人的表達仍然有鮮明的不同，仍然是中國人的德語。我覺得，這個例子在哲學上可以給我們很多啟發。
　　以往我們總是把語言表達和語言內容的關系了解為直接的。這就大大簡化了思維是存在的反映這一復雜問題。而這里的事實卻表明，不僅不同的語言對同一內容的表達是不同的，而且同一語言對同一內容的表達也可能是不同的。所以，在認識理論的研究中，思維形式是如何表達思維內容的，應占有重要地位。從這個意義上說，把思維與對象的二級關系（不過，我仍然對所謂“哲學中的語言轉向”一說，有極大的保留），了解成思維、語言和對象的三極關系，顯然會大大有利于認識理論的深化。同時，上述事實還說明，不同的文化傳統，對人的認識活動，起著一種什么樣的重要影響。對生活于其中的個人來說，這不僅是主觀的條件，而是客觀性的不可或缺的要素。這不是認識活動的辯證本性的又一深刻表現嗎？……總之，由此事可引起的聯想很多。
　　由此，我想起了哲學著作的翻譯問題，不同語言的翻譯實在是件難事。文學著作翻譯得好，人們常說是再創作。從嚴格的意義上說，哲學著作的翻譯也是如此。逐字逐句的翻譯一定傳達不了原作的精神。既貌似而難神似。反之，神似了，可能貌便不似了。總之，對于真正的研究者，任何好的翻譯也替代不了對原作的研究。同時，又要體諒別的譯者的苦衷，不可苛求。你看了別人的譯稿不滿意，你自己來譯也不可能盡善盡美。
　　熊先生在翻譯上是有貢獻的，不僅因為他譯了一些西方重要的哲學著作，而且還譯了馬克思、恩格斯的一些重要著作。
　　當然，作為一個哲學家，熊先生對自己翻譯上的貢獻一定是不會滿足的，而是要在哲學上作出貢獻來。十年動亂后，他拋棄了“戴著口罩掏垃圾箱”的精神枷鎖，重新開始了對存在的教學與研究，而且培養了一批有才華的學生。
　　在教學中，我覺得他頗有點存在主義的味道。有一次，他跟我說，他上午九點多鐘到學生宿舍去找研究生，一敲門，那位同學在里面說：“誰？我還沒有起床。”他一聽，什么也沒有說便回來了。我說，您為什么不批評他，九點多了還不起床？他卻說，生活小節，不必苛求。
　　在改革開放后的十多年時間里，他不僅培養了一批很有才氣的學生，還積極參與國內外的學術交流活動，為推進我國西方哲學的研究，作出了自己的貢獻。
　　現在他離開我們已經五周年了，但愿他是帶著“聽那個聽不懂”的愉快心情離開的。我想大概是這樣的。因為30年代，在他取得博士學位后，曾取得了柏林大學的終身教席，但因發表文章斷言“光明從東方來”而不能見容于納粹黨人，（注：這是在南京大學時， 熊先生講的。2000年3月8日，我向靳希平教授提及此事時，靳說希特勒也說此語，怎么會不見容。我只得存疑了，已無法考證。）在當時的駐德大使桂永清（他們似乎是同鄉）的幫助下，才回到了祖國。但隨后的幾十年間，他似乎并沒有能全力投入存在主義的研究。但改革開放以來，使他得展平生所志，能不快哉！
　　熊先生并不是只關心西方哲學在中國的傳播，他真正關心的是：在學習西方哲學中來發展中國哲學，可惜老天留給他的時間太少了，使他沒有把這一方面的才智全貢獻出來。這便是他留給后人的一項歷史任務！
　　　　　　　　　　　　　　　　　　收稿日期：1999—07—01
　　
　　
　　
安徽師范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蕪湖374～377B6外國哲學朱德生20002000熊偉教授是三四十年代中國研究存在主義的專家之一，在德國哲學的教學研究以及著作的翻譯上，有許多貢獻。文革后，他拋棄“戴著口罩掏垃圾箱”的精神枷鎖，重新研究存在主義，培養了一批有才華的學生。“在學習西方哲學中來發展中國哲學”，是他真正關心的工作，也是他留給后人的一項歷史任務。熊偉/存在主義/德國哲學　　Xiong Wei/existentialism/German PhilosophyCleaning　garbage　wearing　gauze　mask —In　 memoriam　 ofProfessor Xiong Wei　　ZHU De-sheng　　(Dept.of Philosophy,Beijing University 100871,China)Professor was an expert in studying　existentialism　in　the30's and 40's in China. He　made　many　contributions　to　theteaching and　study　of　German　philosophy　as　well　as　thetranslation　of　philosophical　works. After　 the　 "CulturalRevolution",he discarded the spiritual　bondage　of　"cleaninggarbage　wearing　gauze　 mask"to　 recover　 his　 study　 ofexistentialism.He trained a school of　talented　students. "Todevelop Chinese philosophy in studying　western　philosophy"iswhat he truly cared for and also an intellectual task he　leftfor the forthcoming scholars.朱德生（1931—），男，江蘇武進人，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北京大學　哲學系，北京　100871） 作者：安徽師范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蕪湖374～377B6外國哲學朱德生20002000熊偉教授是三四十年代中國研究存在主義的專家之一，在德國哲學的教學研究以及著作的翻譯上，有許多貢獻。文革后，他拋棄“戴著口罩掏垃圾箱”的精神枷鎖，重新研究存在主義，培養了一批有才華的學生。“在學習西方哲學中來發展中國哲學”，是他真正關心的工作，也是他留給后人的一項歷史任務。熊偉/存在主義/德國哲學　　Xiong Wei/existentialism/German Philosophy

網載 2013-09-10 21:4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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