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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圖分類號：B565.5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7600(2004)04-111-09
    高科技在當今社會變得越來越重要了，甚至可以說，它已經成了我們生活必不可少的 一部分。20世紀以來現代技術的飛速發展，使得人類幾千年的幻想在短短的一個世紀里 變成了現實，如嫦娥奔月比之于人類的登月壯舉，上帝造人比之于生物基因工程中人的 克隆，等等。因而，人類在贊嘆高科技的巨大成就的同時，又不得不對現代技術的巨大 威力駐足長嘆，現代技術似乎變成了某種難以控制和駕馭的龐然大物，一尊怪獸，威力 無比，令人恐懼。
    現代技術的這一雙向特征，同樣也是當今著名的法國哲學家讓·鮑德里亞(Jean.Baudrillard)傾力關注的問題。當然，鮑德里亞絕對不像一個純粹的技術哲學家那樣， 僅僅就技術而進行哲學分析；作為一個法國著名哲學家和社會家，作為一個稟承了法國 思想傳統的當代知識分子，鮑德里亞自然要從其自身的學術視野出發來對科技與當今社 會的密切關系，對當今人類社會的命運加以思考。只是這一關注的結果則是某種悲觀的 命定論。但是，這一思考本身就足以應當引起我們的極大關注和興趣，并為我們重新思 考高科技時代人類的命運和困惑重新提供某種坐標。下面我們試圖從“技術、主體和形 而上學玄學”這三方面來探討一下鮑德里亞的有關思想。
    　　　　一、從消費社會到命定策略
    早期的鮑德里亞主要還是一個西方馬克思主義者，他關注的是物、商品及其在當代消 費社會中所呈現出來的特征，并以此來對資本主義社會加以批判。鮑德里亞的博士論文 導師就是以研究日常生活而著名的西方馬克思主義學者列斐伏爾。鮑德里亞的早期著作 ，如《物體系》、《消費社會》和《符號政治經濟學批判》都還是圍繞著資本主義的消 費社會及其特征而展開，因此，對消費社會的研究構成了鮑德里亞早期的思想特征。如 果說鮑德里亞有什么地方不同于西方馬克思主義者，那就是他對符號的關注，他在傳統 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物或“勞動價值”等范疇之外，又提出了“符號價值”。1973年鮑德 里亞出版的《生產之鏡》，及其后另一本重要著作《象征交換與死亡》，則代表了鮑德 里亞思想的重要轉折，即由前期對消費社會的研究轉向了對當今大眾媒體和科學技術對 社會的影響的研究。
    20世紀80年代，鮑德里亞基本上轉向了對技術與社會問題的深度探討。技術、人和社 會問題成了鮑德里亞思考的核心問題。這突出地表現在其80年代的著作《命定策略》一 書中。該書是鮑德里亞的《虛像和仿真》之后推出的又一部重要哲學著作。我們先從對 這本書的解析開始。
    《命定策略》英文版的封面由三個非常奇特的畫面組成：首先映入眼簾的是一幅可怕 的怪物的猙獰頭像；然后國際商用機器公司的符號標記“IBM”；接著是旁邊站著的面 無表情、孤立無援的一群人，其狀顯得甚為可憐，令人難解其意。那么，如何理解這其 中的寓意呢?在筆者看來，要理解這一問題，必須從一個新的角度，即從當今科技與社 會(人)的關系角度來進行思考。我們認為，這三個形象，典型地代表了該書的主題：IBM代表當今的高新技術，特別是電子技術的發展；孤立無援的人，代表的是高科技時 代的主體(人)的狀態，而怪物則代表了高科技時代的異化的產物，即鮑德里亞所謂的“ 物”的真正面目。我們注意到，該書還有一個副標題，即“水晶復仇”，它應該是對該 書主題的闡釋和注解。“水晶復仇”是一個隱語，其具體意義我們不在此贅述，但在我 們看來，其所隱含的可能意義就是所謂的“命定之物”對主體(人)的報復。綜合來看， 該部書集中體現了鮑德里亞就現代技術對當今社會的深刻影響所進行的哲學反思，是從 技術的飛速發展這一視角來思考技術、人和社會關系的重要著作。《命定策略》標志后 期鮑德里亞思想的重要轉折，從該書開始，鮑德里亞由此前對媒體與各種哲學分析，進 入到了形而上學的思考，也就是他的神秘玄學(Pataphysics)，一直到他90年代出版的 《完美的罪行》一書，都是他這一思想的繼續和發展。另外，從《命定策略》一書開始 ，鮑德里亞的寫作風格和文風，也發生了很大變化，其似乎進入了詩一般的，非常玄妙 的晦澀境界，使人難以理解，且易導致歧異和爭論。正因為此，對鮑德里亞《命定策略 》一書的主題、中心思想及其主要概念，如機遇、混沌、概率、上帝、“命定策略”和 “水晶復仇”等的爭論就是具有某種必然性。而且，就目前來看，這一爭論還將持續下 去。
    “命定策略”(Les Strategies Fatales)的中的fatales有命運、命定的意思。從詞源 上分析，“Fatalite”首先指的是命定的、必然的，其次，它指的是可怕的、注定的和 災難性的。當然，鮑德里亞在后期頻繁地使用該詞，應該包含了上述兩個方面的意思。 這里，我們不將該詞翻譯為“致命的”而是譯為“命定的”，就是為了反映上述兩方面 的含義，即既有命定的、人難以改變的因素，同時也包括其發展的后果是災難性的。應 當說，對“fatales”一詞的翻譯本身，就包含了我們對鮑德里亞《命定策略》一書所 內涵的兩個方面意義的解讀，也就是某種濃厚的命定論和悲觀主義的成分。因此，“fatales”一詞本身集中反映了鮑德里亞后期哲學思想中的帶有決定論色彩的悲觀主義 傾向和態度。同時，這一悲觀的決定論又與“物”緊密地聯系在一起。與鮑德里亞所謂 的物的狡黠(cunning)、魔力(genius)，以及惡的原則緊密相聯。
    所謂命定策略，按照鮑德里亞的解釋，首先就是“物”追逐某種行動過程或發展軌跡 直至其極限，而且還要突破極限。鮑德里亞的經常用以描述和說明命定策略的一個公式 是“比x更x”，如他所謂的“比真還要真，比漂亮還要漂亮，比實在還要實在”[1](P9 )。比如，鮑德里亞認為，我們不是用丑陋來對抗美麗，相反，我們是去尋找更丑陋的 東西：怪物。我們不是用固定的來對抗移動的，相反，我們要追求比移動還要速度快的 東西：蛻變(metamorphosis)。我們不會去從錯誤中辨別真理，相反，我們將會追尋比 錯誤還錯誤的東西：幻覺和外表(appearance)。類似的例子還可以列舉很多。鮑德里亞 認為，在這一走向極端的過程中，我們可能絕對反對淫穢和誘惑，但結果它們反而是日 漸其盛。歸納起來，鮑德里亞的這一公式至少具有如下的含義：
    其一，并不具有近代哲學的辯證法意義，而是一種非常極端或激進的理論。表面上看 ，鮑德里亞所談的命定策略，似乎具有黑格爾的辯證法的成分，他也承認存在著對立的 兩極，如善與惡、好與壞、真與假等等；但鮑德里亞強調，他的命定策略思想不是黑格 爾所講的對立雙方的互相轉化，即并不像辯證法那樣，認為對立的兩極處于矛盾的對立 統一中相互斗爭、相互發展和轉化。相反，對立的一極的發展是無限的，沒有盡頭的， 它超越自身至極限，完全失去了平衡。“物已經找到了避免意義辯證法的途徑，它通過 無線的擴散，增加潛力，超越自身攀登至極限，由此，淫穢就成為其內在的命定性和無 意義的理性。”“世界不再是辯證的，它肯定要走向極端，而不是平衡；它肯定走向激 進的對立，而不是調和或綜合。”這也是惡的原則，它表現在物的“惡的聰明機靈中， 表現在純粹物的狂喜中和物的謀略中，它戰勝了主體的謀略”[1](P7)。由此可以看出 ，物的命定策略和辯證法是完全對立的，是通過走向極端形式來表現其自身。而且，在 他的X公式中，所包含的是向對立的兩個極端方向的無限發展。通俗地說，就是“好的 越好，好到極點；壞的越壞，壞得罄竹難書”。快的越快，快得無法比擬；慢的越慢， 慢得無可奈何。比如，以速度為例，他認為，與網絡的快速相反，人們同樣尋求“遲緩 ”，不是對思維上，而是難以解決的不動，是比遲緩還要緩慢的東西：即沉默(silence )和遲鈍或惰性(inertia)。通過努力化解不了遲鈍，通過對話也消除不了沉默。
    其二，物為什么會趨向極端的“致命”的形式，是因為對立的一方吸取了另一方的能 量，發展和壯大了自身，達到了其最高極限，并獲得了螺旋式的加倍威力，直至發展到 極端的形式。此時，它完全擺脫了其自身的任何內容和本質。所以，一個物才會比對立 物的美麗更美麗，比其丑陋更丑陋，比其實在更實在，比其之真還要真。這就是鮑德里 亞所謂的“比X更X”的公式；這也是他的命定之物的一種熱情，是一種得到強化、升級 、狂喜和獲得威力的熱情。這里，命定之物似乎“早已吸收了對方的所有能量”。[1]( P9)鮑德里亞說，試想一下，一個美麗的物之所以更美麗，是因為它吸收了所有丑陋的 能量，而這就是時髦；想象一下“真”，它之所以更真，也是因為它吸納所有“虛假” 的能量，如此，就有了仿真(simulation)；超真(hyperreal)則比現實之“真”更“真 ”，美對于丑，善對于惡，真對于假，之所以更美、更善、更真，都是因為其從對方吸 取了能量，壯大了自己，并達到了極致。
    其三，鮑德里亞的“命定之物”，不是西方馬克思主義意義上的日常生活之物，也不 再是其《物體系》中那個具有“符號價值”之“物”，而是完全具有了“人”的象征特 征之物；即他所謂的具有活力的，誘惑力的，會報復的“命定之物”。綜觀鮑德里亞思 想，對物的研究始終是鮑德里亞學說的核心。只是在不同時期，對物的規定和所賦予的 意義并不相同。仔細分析，在其早期《物體系》中的物，至少還沒有像《命定策略》中 的物那樣，成為一個“擬人化的”、具有“命定性的”、“策略性的”“活物”。因此 ，我們可以說，早期鮑德里亞的“物”，還是與傳統哲學的主體的對象有著密切的聯系 ，是一個與主體相對立的客體，不過該“客體”已經具有了“符號價值”。但到了80年 代，鮑德里亞則完全改變了其早期的對“物”的界定。《命定策略》一書中的命定之物 基本上顛覆了傳統的主客體關系。這個“命定之物”不再是傳統哲學意義上與主體對立 的“客體”，相反它變成了一個特殊之“物”，一個“命定性的”、“策略性的”、“ 報復性的”和誘惑性的“物”。因此，鮑德里亞在此前期的一本著作《誘惑》一書中所 謂的“誘惑”，就絕不僅僅是男女兩性之間的，特別是女性的誘惑，而更主要的恐怕是 與“物”相關的誘惑，是與命定之物相關聯的“誘惑”。因此，可以說，《誘惑》一書 其實是《命定策略》一書的前曲。這一論點，我們可以在《命定策略》一書中得到印證 。事實上，鮑德里亞在《命定策略》中坦承：“只有物是誘惑的”[1](P118)。在《誘 惑》一書中，鮑德里亞已經不再局限于近代哲學的主體性原則，并開始反對近代哲學的 主客體學說，特別是反對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論和女權主義學說。而在《命定策略》 中，鮑德里亞對物的誘惑及其能力，也就是物開始報復主體、摧毀主體的能力給予了格 外的關注。所以，《命定策略》中的物確實具有了物活論的特征。討論物的命定策略， 從誘惑原則過渡到命定策略就是順理成章了。正因為該物具有物活論的特征，是仿真的 、命定的，所以，該物對人的生存構成了威脅。它要毀滅人，消滅主體。在“命定之物 ”面前的“主體”，就不再是傳統哲學那個能動的充滿自信的主體，而有可能遭到“命 定之物”報復和扼殺的命運。因此，現代哲學的主體的“悲慘”命運及其未來的結果， 也就可想而知了。而造成這一結果的罪魁禍首又是“誰”呢?是“誰”具有如此巨大的 威力來顛覆傳統哲學的主客體關系，并把充滿自信的人類“主體”置于被扼殺的絕境呢 ?這是當今社會每一個讀者需要認真思考的嚴肅問題。而在筆者看來，除了當今威力巨 大的高科技之外，我們不能想象還有什么其他東西可以來替代這一“命定之物”。所以 ，鮑德里亞的這一命定之物，這一仿真的、超真實的“物”，是一個處于非常獨特有利 位置的、具有無窮威力的“命定之物”，它凌駕于主體之上，甚至凌駕于整個社會之上 。這就是當今高科技時代“主體”和“物”的哲學倒置，也是鮑德里亞在《命定之物》 一書核心所在。
    其四，從物的命定性到“惡的原則”。如果把握了鮑德里亞的“命定策略”的基本含 義，那么，我們就很容易理解他所謂的“惡的原則”。對“惡的原則”的理解必須要注 意：首先，“惡的原則”和近代哲學和倫理學中所謂的“善的原則”完全相反。如果說 康德意義上的道德的“善”是某種普遍性的絕對命令，那么我們也可以這樣說，鮑德里 亞的“惡的原則”則意味著“惡”的某種普遍性的絕對的命令。其次，這兩個完全對立 的原則所適應或針對的對象完全不同，康德意義上的“善的原則”的絕對命令的担當者 無疑是近代那個充滿了自信的理性的主體；它不但求“真”，而且還行“善”為“美” ，顯然，它是人類理想和理性的化身。然而，鮑德里亞的“惡的原則”的担當者則不是 作為主體的人，相反，它卻是那個可怕的“命定之物”。這一點與近代哲學和倫理學完 全背道而馳了。在惡的原則下，物總是被崇拜的；它是虛假的，人為的。物是誘餌。所 有的物，都具體表現為該物與神秘的，虛幻的幽靈的混合。
    　　　　二、兩種不同的策略與物的邏輯
    為了更好地理解鮑德里亞命定策略，我們還要對鮑德里亞所謂的兩種策略做一對比。 一是所謂的平庸策略(banal strategy)；另一則是命定策略。此兩種策略在各個方面都 是完全不同的。所謂的平庸策略，主要針對的是近代傳統哲學的主體而言的。在傳統哲 學中，主體的意志、愿望、權威、力量和詭計或計謀，其所作用的對象是自然界及其對 象，包括對他者的征服。在平庸策略者的眼里，物，甚至作為人類自身的他者，都是被 作為沒有生命的對象或客體來對待的，都是理性主體欲征服的對象。對于主體的這一策 略，整個近代科學和哲學，都對此進行了深刻詳細的研究。因此，這一原則與康德哲學 中的“善”的絕對命令是一致的。但這一原則卻并為鮑德里亞所關注。鮑德里亞所感興 趣和關注的則是與平庸策略完全相反的另一種策略，即上述所謂的“命定策略”。命定 策略所針對的對象與平庸策略完全相反，它把傳統哲學的由人向物、由主體向客體的研 究方向倒轉了過來，轉而來研究“物”是如何作用和報復傳統哲學意義上的主體(人)這 一問題。也就是說，被傳統哲學視為無生命的，被當作征服對象(object)的客體開始復 活了，如此一來，傳統哲學中無生命的平凡之物，反而成了令人恐懼的“致命之物”。 顯然，鮑德里亞使“物”復活，使“物”擬人化嗎，其用意何在呢?
    對于這個問題，我們必須把鮑德里亞思想學說置于當代科技革命的浪潮的這一大背景 下，才比較容易地給出解答。這里，我們結合國外學者的有關論述，來進一步深入地探 討這一問題。坦率而言，國內外多數學者大都注意到了鮑德里亞思想中這種“物活論” 的傾向，即物所具有的“狡黠的”“命定策略”，但迄今為止，對鮑德里亞這一“物活論”的傾向的解釋，并不令人滿意，有的學者干脆就認為鮑德里亞的思想怪異，陷入了某種神秘主義的境地，對之不予理睬。例如，美國學者凱爾納是一位研究鮑德里亞的著名學者，但他對鮑德里亞后期的這一“物活論”的轉向就感到令人不解。他認為，鮑德里亞1983年寫的《命定策略》充滿了對事物之終極性質的晦澀的看法，《命定策略》試圖發展出一種或許可以稱之為后現代形而上學的東西。但凱爾納對此感到既不可理解，也根本不贊同。他說：“很難弄清為什么鮑德里亞《命定策略》中建議我們要順從客體的計謀和軌跡。也不清楚這到底是一種生存策略呢，還是一種嘲諷而荒謬的介入，甚至是故弄玄虛。不過在他的訪談錄以及以其后的著作中，鮑德里亞似乎對這一計劃非常認真，并且在繼續鼓吹和倡導著這些奇怪的策略。可以看出，鮑德里亞其實是將現代科學認為物質是能動的、動態的這一觀念推向了形而上學的極端，把物擬人化了，認為它們也具有自己的計謀和策略。當他聲稱要放棄主體立場時，他其實只不過是將主體的位置調換到了物那里。”[2](P170)
    就此段話看，凱爾納完全不理解鮑德里亞在《命定策略》中強調物，而貶抑主體，甚 至用來取消或摧毀主體的看法。筆者認為，其中的關鍵就是因為理解的角度不同。如果 站在科學、技術和社會的相互作用的角度來看，特別是從現代技術對社會的影響這一視 角出發，問題可能就顯得相對容易理解。借用鮑德里亞的術語，現代的物已經不是原來 的通常的物，而是帶有高科技含量的物，是仿真的、誘惑之物，由此看來，鮑德里亞顛 覆主體和有關物的“奇談怪論”，倒是反映了深刻的哲學道理。而如果僅僅從表面現象 來理解，那就很容易把鮑德里亞反對主體、張揚物及其命定策略的看法，視為怪誕、荒 謬。因此，換一個角度，我們可以說，鮑德里亞的命定策略理論，除了具有極端、偏激 的缺陷之外，其對現代技術社會中物與人的關系的揭示和刻畫是相當深刻的。這也就是 鮑德里亞不同于德里達、哈貝馬斯等學者之所在(注：這只是筆者的一種解讀)。然而， 遺憾的是，美國學者凱爾納卻并沒有意識到這一點，它還僅僅是從后現代主義的視角， 從主體和客體的角色互換來理解鮑德里亞的《命定策略》，而缺乏對鮑德里亞所謂物的 命定策略的具體分析，如此，他自然就難以理解鮑德里亞思想的精髓。
    我們看到，與近代哲學所關注主體的邏輯及其能力不同，鮑德里亞反其道而行之，提 出了另一種不同的邏輯，即“物的邏輯”。這一邏輯就是建立在其所謂的“命定策略” 的基礎之上。這一思路從其《物體系》就露出其端倪，經過他的《消費社會》和《象征 交換與死亡》，以及《仿真和虛像》，等到了《命定策略》中，該“物”已經日漸翼羽 豐滿，開始把其主人，即近代哲學的“主體”逐出其領地，按照鮑德里亞的話來說，該 物最終要消滅創造它的主人——主體性。“主體的欲望再也不是處于世界的中心。反過 來處于核心地位的是物的命運。”[3](P69)該物之所以具有如此大的威力，就在于它已 經不是自然狀態下的樸素的“自然之物”，包含了高技術的成分，它融入了人的智慧， 成了比人還要高明的“物”，所以，該物才會具有“策略”，即所謂的命定策略。并因 此反過來要消滅主體(人)本身。而這一點，正是理解的關鍵。
    至此，鮑德里亞顛倒了近代哲學的主體和客體的關系，把以人為中心的近代哲學主體 論徹底地倒轉了過來。“物”一改以往受人役使、受人擺布的被動命運，開始變成主動 ，向人進行反擊，對主體進行“報復”，也就是他所謂的“水晶復仇”。那么物品報復 的形式又是什么呢?鮑德里亞在《命定策略》中列舉了其報復的方式，物品通過漠然的 “熱情”，通過物的惰性(inertia)、調侃似的沉默和認同等等。通過這些方式，物品 使得主體迷失了方向，失去了其固有的理性的中心地位，從而達到其報復的目的。按照 我們通常的理解，只有人才會具有所謂的戰略和策略，作為無生命的物本身怎么會具有 主體的策略呢?而鮑德里亞正是從技術發展的歷史和邏輯角度，賦予了“物”所具有的 “命定策略”。這樣的例子到處都是，可以信手拈來。特別是20世紀末期電子技術和生 物技術的發展，更證明了鮑德里亞在80年代對物的看法具有一定的先見之明。就如同麥 克盧漢在60年代預言到了“地球村”的樂觀主義一樣，鮑德里亞在80年代初期，就對最 先進的技術現象進行了悲觀的描述和預測。我們認為，鮑德里亞的“命定的物”雖然晦 澀難懂，歧異甚多，但從科學技術與社會關系的辯證關系看，其具有深刻的哲學意義。 它提出了由于人而引起的技術革命和技術的加速度的發展，以及技術發展本身的邏輯， 最終將導致全面的失控，導致人為其所創造的“物”所控制。就像馬克思所分析的人為 其自己的所創造的物所支配一樣，鮑德里亞認為，在現代技術社會里，技術已經或在未 來，會對人本身形成了全面的控制。其哲學意義在于：由于人本身的能力的無限膨脹， 人最終創造了一個自己的對立“物”，即被創造者要消滅創造者。這是一個多么可怕的 景象呢?但是，鮑德里亞這樣的觀點雖然有點極端，但還是有其道理。當然，他對技術 的未來，是一種完全悲觀的態度，就像羅馬俱樂部的分析報告中的悲觀派論調一樣，鮑 德里亞完全滑向了悲觀派那邊。
    　　　　三、從命定策略到后形而上學玄學
    《命定策略》一書標志著鮑德里亞思想開始轉向關于技術的形而上學的沉思，也就是 他是所謂的后形而上學玄學(pataphysics)。
    后形而上學玄學(pataphysics)，原意是指諷刺科學技術，或挖苦科普著作的一種玄學 。該范疇來源于法國的一個荒誕劇作家雅瑞(Alfred Jarry)(1873—1907)的玄學思想。 雅瑞的玄學是一門用試圖想象來解答問題的科學。雅瑞是法國19世紀的一個荒誕劇作家 ，他的玄學中充滿了荒誕、神秘和古怪的東西。其經常列舉的都是一些非常荒誕、極端 的例子。雅瑞的著名著作是《尤布·魯瓦，福斯特醫生的姿態和觀點》(Ubu Roe,The Gestures and Opinions of Doctor Faustroll)，他在其中描繪了一個荒誕玄妙的世界 。比如，鮑德里亞在其游記《美國》中，通過一系列的譏諷式的問題，就把美國當時的 發展狀況與雅瑞所描寫的一組自行車手與火車的比賽進行對比。根據雅瑞的描寫，有一 組自行車手在與火車橫跨西伯利亞的比賽中，其中一個車手在途中因力氣消耗過大而累 死了。但是正因為是與火車進行比賽，所以，他的速度才能超越火車。鮑德里亞認為， 就像雅瑞所說的這個自行車賽手一樣，美國現在的巔峰狀態也已經過去，在與其他國家 競賽中，它消耗了過多的能量，開始走下坡路了。通過這個例子，我們主要還不是對二 人進行對比，而在于說明，雅瑞的玄學中所出現的一些極端的現象和例子為鮑德里亞的 命定策略所吸收并認可。在鮑德里亞這里，雅瑞的這個累死的自行車手與美國的紐約是 類似的。它們都是因為能量消耗過大而衰竭。當然，對于鮑德里亞在《美國》中的一些 游歷而發的感慨和想法，一直就有很多的爭論，而且其中也確實充滿了許多不可思議的 描寫。
    鮑德里亞在后期作品充滿了非常玄妙的色彩。在其后期的著作中，經常可以看到雅瑞 這一名字。如果鮑德里亞后期作品的語言風格和玄妙的思考而言，鮑德里亞的確與雅瑞 的玄學有類似之處。鮑德里亞在《命定策略》中經常重復談論的物的命定性和神秘性， 如認為物是有詭計的、能動的、嘲諷的、戲謔的、報復的和荒誕不經的，等等，這些都 與雅瑞極其相似。所以，說鮑德里亞思想具有某種玄學的特征，一點也不為過。
    雖然如此，我們還是不能把鮑德里亞與雅瑞的荒誕玄學完全等同，也不能把其與傳統 的形而上學等同。我們不妨把后期鮑德里亞有關“物”的學說，稱之為后形而上學的玄 學。我們知道，metaphysics來自古希臘，是形而上學之意，是physics之上的一門學問 ，是關于具體學科之上的更深一層的思考。也可以翻譯為“元”學，等等。雅瑞的荒誕 玄學，完全依賴憑空想象而得出自己的結論的一門“科學”。但它也是基于“科學”基 礎上的玄思。根據現有的資料，雅瑞本人是在法國雷尼地區的一個中學學習物理化學和 數學等自然科學課程。而鮑德里亞后來也是在雷姆的一個中學去專修玄學。在這一點上 ，鮑德里亞和雅瑞有類似之處。有一點是肯定的：即無論鮑德里亞的后形而上學玄學如 何晦澀和難以理解，但其思考的對象還是當今科學技術現象，與他在早中期所提到的有 關仿真和虛像等范疇有關聯。只是在80年代之前，鮑德里亞所思考的問題，形而上學的 味道并不濃厚，在《命定策略》之后，他開始把科學技術的仿真想象與形而上學的實在 問題聯系了起來，借以說明虛像對實在的侵蝕和掩蓋。這一點在其后期的《完美的罪行 》有非常明確的描述。我們認為，鮑德里亞的形而上學的玄學思考，盡管神秘，但其中 充滿了對技術的一些真知灼見。就雅瑞玄學而言，其玄學的主體如尤布·魯瓦，福斯特 等，仍然是充滿了英雄氣概，當然也是很荒謬的，如我們前面所舉的騎馬者與高速列車 賽跑而累死的例子；雅瑞的主體人物還是試圖主宰世界，并按照他們頭腦中的構想、雄 心和欲望來指點現實。然而對于鮑德里亞來說，在現代技術社會，由于技術的能力無所 不能，傳統的主體已經完全被物品打敗了。物品的統治已經完全開始了，也就是說，現 代社會的游戲規則已經完全發生了變化，即從主體轉移到了物品。鮑德里亞這一觀點是 對近代以來主體性哲學思想的完全顛倒。
    從上面我們對鮑德里亞和雅瑞的玄學思想的簡單比較中，我們也可以看出，玄學肯定 離不開形而上學。玄學既不會自身消失，融入形而上學中，也不能把它等同于后形而上 學。相反，玄學是吸收了形而上學的東西，加強了自身，使自身變得更形而上學化了， 更玄妙、更抽象了。這一點，就如鮑德里亞后來的著名的X公式那樣，即比X更X。在《 象征交換與死亡》的前言中，鮑德里亞說到，只要一個接近完美的體系，然后朝這個完 美的方向輕輕地一推，馬上就會使其坍塌。[4](P12)傳統形而上學和玄學的最大區別是 有關對象的不同：從古希臘以來，傳統形而上學雖然是對“物理學之上”的抽象的思考 。但是綜觀哲學史，形而上學所思考的問題離不開人，離不開主體，主體和客體的關系 。所以主體遵從形而上學的規律，他所思考的問題的人的認識，是對人的認識能力，以 及人們認識自然和社會的規律，人及其所生活的社會中的善、惡等抽象思辨的關系等問 題的研究和考察。與此相反，鮑德里亞的玄學則與傳統形而上學完全相反，它把研究和 關注的對象轉移到了“物”；“物”成立具有某種詭計的東西，主體倒退居到次要的、 從屬的地位。“主體遵從我們的形而上學，而形而上學總是試圖講述善、惡等問題。然 而物品對惡卻是透明的。這就是為什么物品表面上看來像自然一樣，對于我們所強加于 它們的采取謙卑恭順、自愿服從的姿態，然而實際上卻并遵從所有的規則。”[1](P128 )所以，對象的不同，使得區別形而上學和鮑德里亞的玄學就成為可能從古希臘以來200 0多年哲學的歷史發展看，鮑德里亞的玄學把思考的中心從主體轉移到“物”，的確應 該引起我們的關注。他的這一轉移，絕對不僅僅是后現代主義所謂的宣稱“主體死亡” 或“主體終結”那樣簡單，而是有其深刻的學理基礎和思想背景的。鮑德里亞的玄學思 想集中體現于其“物”的理論，也就是其“命定之物”。近代傳統哲學中也有關于邪惡 的稟賦的論斷。法國哲學大師笛卡兒也談到了主體的一種邪惡的稟賦，即主體的一種狡 黠和詭計，它企圖誘惑自我(ego)去接受那些模糊不清的觀念。但在笛卡兒那里，主體 的這種狡黠是可以通過笛卡兒的“我思”的第一原則，即“我思”的絕對的無可置疑的 地位來克服的。鮑德里亞卻一反近代以來笛卡兒的主體性哲學思想，把笛卡兒所說的邪 惡稟賦等特質賦予了被動的“物”本身，而且“物”的這一邪惡稟賦比笛卡兒所面對的 認識論上的主體的欺騙更邪惡、更狡詐、更可怕，因為物品的這一邪惡特質，它不僅僅 是狡詐，它還要對主體進行報復，摧毀主體，成為主體性的卻數。從這一點看，鮑德里 亞的物品的邪惡觀點，比他同時代的福柯等思想家更為激進。因為福柯在通過考古學論 述而得出主體死亡的時候，他還沒有把近代哲學的主體邪惡的本性，賦予其對立面的“ 物品”，而鮑德里亞卻完全做到了，并給予了充分的論述。所以，鮑德里亞后來專門寫 了個小冊子《忘記福柯》，其中一個明顯的意思就是認為，人們曾認為福柯思想比較激 進，而在他看來，這還遠遠不夠，等等……。因此，鮑德里亞的神秘玄學思想完全顛覆 了近代哲學，包括現代哲學所思考的問題，給人一種非常激進和難以理解的感覺。
    　　　　結語
    西方近代哲學以來，哲學思考的中心一直是圍繞著主體性而展開的。笛卡兒的“我思 故我在”這一著名哲學命題，確立了“我思”(cogito)的核心地位，并導致了認識活動 中主體與客體的分離；笛卡兒以后，近代哲學所思考的問題，始終沒有離開對主客體的 關注。休謨的懷疑論是對主體認識能力的否定，洛克的人類理解論則是關于人的主體能 力的另一種反映；至于康德的純粹理性批判，更是把主體的認知能力，把主體性提到了 空前的位置；人作為這個宇宙的中心，作為一個理性的載體，具有先天的理性能力，并 波及到善、美的崇高和完美的境界；當主體性到達黑格爾這里之后，人的精神經過辯證 的運動，已經達到了某種完美的“大全”，即“絕對理念”，主體終于有能力達到主體 的對立面，即客體的境界，并實現了主客體的同一。這也就是黑格爾的精神現象學和邏 輯學的最終歸宿。
    近代哲學的這一理性認知方向，在20世紀的現代哲學家那里遭遇到了頑強的阻力。由 胡塞爾開辟的現象學運動，以及其后發端于海德格爾的哲學思想，包括存在主義和法國 的結構主義和后結構主義思潮，終于打破了近代傳統哲學的主客體的思維模式，并開啟 了哲學研究的新方向。限于篇幅，本文不能詳述。至于鮑德里亞，無論對其思想做如何 歸類和把握，諸如所謂的“后現代主義”或“神秘主義”等等，但有一點是肯定的，即 他竭力顛覆近代西方哲學的思維模式，向往某種神秘的、悲觀的、決定論的自然主義思 想則是確定無疑的。也就是說，從技術哲學角度而言，他是一個典型的悲觀的技術決定 論者。這一點是需要我們注意，并需要有一個清醒的認識。如果說鮑德里亞思想有什么 獨特之處，那就是這位法國思想大師試圖另辟他徑，從科學技術與社會的關系這一視角 來對傳統近代哲學進行“反動”。因此，從科學技術和社會的辯證關系出發來解構鮑德 里亞晦澀的哲學思想，剔除其思想中悲觀主義的命定論色彩，吸取其積極的合理的思想 內容，進而引申出科技發展與哲學問題(主體性)的密切相關性，這就成為本文的主要目 的和嘗試。“技術，主體和后形而上學的玄學”就成為破解鮑德里亞后期哲學思想現代哲學廣州112～120B6外國哲學孔明安20052005本文主要從科學、技術與社會(STS)的視角出發，通過對當今法國哲學家讓·鮑德里 亞后期晦澀的哲學思想，特別是其命定策略的考察，闡發了鮑德里亞后期哲學的重要意 義：(1)鮑德里亞后期思想是一種典型的悲觀的技術決定論；是現代技術決定論的翻版 。(2)鮑德里亞的后期思想是對近代理性哲學的顛覆和“反動”，它試圖通過對技術與 人的關系的思辨考察，消解近代理性哲學中的大寫的主體的“人”，并給出了未來技術 社會中一幅悲觀可怕的“人”的命運的圖畫。(3)后形而上學的玄學則是鮑德里亞思想 的最終歸宿。鮑德里亞后期思想既有其悲觀主義的極端傾向，也包含了深刻的哲理，需 要處于信息社會的我們加以關注。2004年7月17～18日，華東師范大學中國現代思想文化研究所與北美哲學家學會聯合 舉辦了“羅蒂與中國哲學”學術研討會，本文是楊國榮在會上發言的提綱，羅蒂在評論與會者的論文時，也對此文做了回應。本文原文為英文，由肖妹按英文提綱譯出，羅蒂的回應由吳冠軍根據英文錄音譯出。陳波
賈可Richard.RortyThis paper tries to elucidate the significances of Jean Baudrillard's philosophical idea during his later academic period through the exploration of his key concept“fatal strategy”in terms of the perspective of STS.Firstly,the essential point of later Baudrillard's thought is the technological determinism,namely,the republication of the modern technological determinism.Secondly,late Baudrillard's thought is the subversion of the modern rational philosophy.It tries to deconstruct the“Man”by the explor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echnology and mankind.Thirdly,Pataphysics is the last destination of later Baudrillard's metaphysical thought.We should study Baudrillard's philosophy in detail because of his philosophical idea including both the pessimism and profound philosophical theory.SS命定策略/主體/后形而上學玄學/Fatal Strategy/Subject/Pataphysics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所，北京　100730
    孔明安(1963-)，哲學博士，河南濟源人，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所副研究員；主要研究 方向：當代西方哲學、西方馬克思主義、STS。 作者：現代哲學廣州112～120B6外國哲學孔明安20052005本文主要從科學、技術與社會(STS)的視角出發，通過對當今法國哲學家讓·鮑德里 亞后期晦澀的哲學思想，特別是其命定策略的考察，闡發了鮑德里亞后期哲學的重要意 義：(1)鮑德里亞后期思想是一種典型的悲觀的技術決定論；是現代技術決定論的翻版 。(2)鮑德里亞的后期思想是對近代理性哲學的顛覆和“反動”，它試圖通過對技術與 人的關系的思辨考察，消解近代理性哲學中的大寫的主體的“人”，并給出了未來技術 社會中一幅悲觀可怕的“人”的命運的圖畫。(3)后形而上學的玄學則是鮑德里亞思想 的最終歸宿。鮑德里亞后期思想既有其悲觀主義的極端傾向，也包含了深刻的哲理，需 要處于信息社會的我們加以關注。2004年7月17～18日，華東師范大學中國現代思想文化研究所與北美哲學家學會聯合 舉辦了“羅蒂與中國哲學”學術研討會，本文是楊國榮在會上發言的提綱，羅蒂在評論與會者的論文時，也對此文做了回應。本文原文為英文，由肖妹按英文提綱譯出，羅蒂的回應由吳冠軍根據英文錄音譯出。陳波

網載 2013-09-10 21:4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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