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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陜西師范大學　田大憲）
　　《史記正義》是現存最早的三部《史記》注本之一，是研究《史記》的重要文獻。《正義》原與《集解》、《索隱》一樣，均系單刻，其中《集解》八十卷，《索隱》、《正義》各三十卷［①ａ］。北宋元豐年間三家注始附于《史記》正文下　，合為一編［②ａ］。三家注合刻時，因穿插編排，刪削重出，打亂了其原有的卷帙，也造成了注文的佚失，殘脫不全，尤以《正義》最為嚴重。錢大昕說：“宋人合《索隱》、《正義》兩書散入正文之下，妄加刪削，使后人不得見守節真面，良可嘆也。”［③ａ］錢泰吉認為：“《正義》單行本失傳已久，無從考補矣。”［④ａ］《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也指出：“（《正義》）散入句下，已非其舊，至明代監本，采附《集解》、《索隱》之后，更多所刪節，失其本旨。”《四庫全書》的編纂者以震澤王本校明代監本，歷舉所遺《正義》６５條，而“其他一兩字之出入，殆有千余條，尤不可毛舉”［⑤ａ］。《正義》注文的嚴重佚失，引起了有清以來學者們的廣泛重視。他們或通過三家注版本校勘補苴，或依據他書考尋拾遺。顧炎武的《日知錄》、錢泰吉的《甘泉鄉人稿》卷五《校史記雜識》、張文虎的《史記札記》等，都披露了他們發現的佚文，為《正義》佚文研究做出了貢獻。
　　本世紀３０年代以來，學術界又陸續發現了一批《正義》佚文，這是《正義》佚文研究乃至“史記學”研究的一大突破。日本學者瀧川資言從日本所藏《史記》舊鈔本中輯錄佚文１３００余條，編成《史記正義佚存》二卷，后收入《史記會注考證》一書。這是三家注合刻后首次大規模的佚文發現，在學術界產生了很大影響。五十年代，日本學者水澤利忠又補出瀧川本未見的《正義》佚文２００余條，編成《史記會注考證校補》。６０年代，中國學者程金造在對瀧川本所載佚文進行考辨的同時，也披露了他所發現的佚文１０條。這些成果又一次引起人們的關注。８０年代，張衍田將《史記會注考證》、《史記會注考證校補》中總計１６４５條《正義》佚文輯錄一處［⑥ａ］，并加校勘與辨釋，將佚文研究又向前推進了一步。
　　學術界對《正義》佚文的尋求與探討，反映了這部《史記》注本的史料價值及其對《史記》研究的重要作用。它同時說明，對《正義》佚文繼續發掘和整理，是十分必要的。筆者在參加《史記研究集成》工作中，新發現了一批《正義》佚文，現加以考釋，以就正于方家。
　　新發現的這批佚文，均見于南宋呂祖謙著《大事記·解題》［⑦ａ］一書，系根據《大事記·解題》所引《正義》，對照中華書局１９５９年校點本《史記》，勘校而出，共計９７條。從分布情況看，它們多集中在本紀和世家中，尤以《秦本紀》、《秦始皇本紀》、《項羽本紀》、《高祖本紀》、《孝文本紀》、《楚世家》、《趙世家》、《魏世家》、《韓世家》為多，占這批佚文的半數以上。從佚文類型看，可分部分佚失和全部佚失兩類，其中部分佚失２２條。全部佚失７５條。
　　　　　　（一）部分佚失。現舉五例予以說明。
　　１．《趙世家》：“獻侯少即位，治中牟。”《正義》“按：五鹿在魏州元城縣東十二里，鄴即相州蕩陰縣西五十八里，有牟山，蓋中牟邑在此山側也。”
　　佚文：此中牟在河北，非鄭之中牟也。《管子》云：狄滅刑衛，齊筑五鹿、中牟、鄴，以衛諸夏。按：五鹿在……后云魏欲通平邑、中牟之道，亦在牟山之側也。（《解題》卷一）
　　按：《正義》釋五鹿、鄴，與所注似無關聯，從佚文方知此釋《管子》之言。佚文所引《管子》，見《管子·小匡》：“筑五鹿、中牟、鄴蓋與社丘，以衛諸夏之地。”《正義》佚“此中牟在河北，非鄭之中牟也”句，此句同《索隱》注。末句“后云魏欲通平邑、中牟之道，亦在牟山之側也”也系佚文。又據《正義》及《元和郡縣圖志》卷十六《相州蕩陰》，佚文中“蕩陽”系“蕩陰”之誤。
　　２．《晉世家》：“遂封叔虞于唐。唐在河、汾之東，方百里，故曰唐叔虞。”《正義》：“《括地志》云：‘故鄂城在慈州昌寧縣東二里。’按：與絳州夏縣相近。禹都安邑，故城在縣東北十五里，故云‘在大夏’也。然封于河、汾二水之東。方百里，正合在晉州平陽縣，不合在鄂，未詳也。”
　　佚文：《世本》云：“居鄂。”宋忠云：“今在大夏。”《括地志》云：“故唐城在絳州翼城縣西二十里。故鄂城在慈州昌寧縣東二里。”與絳州夏縣相近。然封于河、汾二水之東，方百里，正合在晉州平陽縣，不合在鄂，未詳。（《解題》卷二）
　　按：《正義》注唐叔虞，卻首引《括地志》云鄂城，殊難理解，對照佚文方知此釋“《世本》云‘居鄂’”。《正義》佚“《世本》云：‘居鄂。’宋忠云：‘今在大夏’兩句，顯因與《集解》注同而被刪。《集解》：“《世本》云：‘居鄂’。宋忠云：鄂地今在大夏。”《正義》引《括地志》中無“故唐城在絳州翼城縣西二十里”句，此句見《晉世家》“武王崩，成王立，唐有亂”句下《正義》注。又：佚文無“禹都安邑，故城在縣東北十五里，故云在大夏也”句。
　　３．《項羽本紀》：“項王乃與漢約，中分天下，割鴻溝以西者為漢。”《正義》：“應劭云：‘在滎陽東二十里。’張華云：‘大梁城在浚儀縣北，縣西北渠水東經此城南，又北屈分為二渠。其一渠東南流，始皇鑿引河水以灌大梁，謂之鴻溝，楚漢會此處也。其一渠東經陽武縣南，為官渡水。’按：張華此說是。”
　　佚文：應劭云：“在滎陽東南二十里。”文穎曰：“于滎陽下引河東南為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衛，與濟、汝、淮、泗會于楚，即今官渡水也。”張華云：“大梁城在浚儀縣。此縣西北渠水東經此城南……（《解題》卷八）
　　按：《正義》佚“文穎曰”一段引語。此引語同《集解》注，估計亦因與《集解》同，而于合刻時被刪。《正義》中“滎陽東”，佚文作“滎陽東南”。“大梁城在浚儀縣北”，佚文作“此”，接于下句，“此”系“北”之誤。
　　４．《晉世家》：“唐叔子燮，是為晉侯。”《正義》：燮，先牒反。《括地志》云：“故唐城在并州晉陽縣北二里。《城記》云堯筑也。〔徐才〕《宗國都城記》云‘唐叔虞之子燮父徙居晉水傍。今并理故唐城，中削為坊，城墻北半見在。’《毛詩譜》云‘叔虞子燮父以堯墟南有晉水，改曰晉侯’。”
　　佚文：《國都記》云：“唐叔虞之子燮父徙居晉水傍。今并州治故唐城即燮父初徙之處，其城南半入州城，中削為坊，城墻北半見在。故唐城堯所筑，非唐叔始封也。”《詩譜》云：“叔虞子燮父以堯墟南有晉水，改曰晉侯。”（《解題》卷二）
　　按：《正義》佚“即燮父初徙之處，其城南半入州城”、“故唐城堯所筑，非唐叔始封也”句。佚文無“燮，先牒反。《括地志》云：故唐城在并州晉陽縣北二里。《城記》云堯筑也”句。“〔徐才〕《宗國都城記》”，佚文作“《國都記》”。瀧川本作“徐才宋《國都城記》”，《校補》云：“南化、楓、三、梅本‘馀’作‘徐’。張衍田據《校補》所附尾本原件照片，作“徐才宗《國都城記》”［①ｂ］。據上說，《正義》所引應改作“〔徐才〕宗《國都城記》”，佚文“《國都記》”失“城”字。又：根據佚文，《正義》中“今并理故唐城”有脫訛，“并”后脫“州”，“理”應為“治”。
　　５．《藺相如列傳》：“大王亦宜齋戒五日，設九賓于廷。”《正義》：“劉伯莊云：‘九賓者，周王備之禮，天子臨軒，九服同會。秦、趙何得九賓？但亦陳設車輅文物耳。’”
　　佚文：韋昭云：“九賓則《周禮》九儀也。”劉伯莊云：“九賓者，周王之備禮……（《解題》卷五）
　　按：《正義》佚“韋昭云：九賓則《周禮》九儀”一句引語，此句同《集解》。“周王備之禮”，佚文作“周王之備禮”。
　　　　　　（二）全部佚失。現舉五例予以說明。
　　１．《趙世家》：“救魏于廩丘。”
　　佚文：《括地志》云：“廩丘城在濮州雷澤縣北六十一里。”（《解題》卷一）
　　按：《趙世家》此句下無注。
　　２．《齊世家》：“田常執簡公于ｘú＠①州。”
　　佚文：《地理志》云渤海郡有東平舒縣，是齊西北境。今當在滄州西北。（《解題》卷一）
　　按：《齊世家》此句下無《正義》注。有《集解》、《索隱》。《集解》：“《春秋》作‘舒州’。賈逵曰：‘陳氏邑也。’”《索隱》：“ｘú＠①音舒，其字從人。《左氏》作‘舒’。舒，陳氏邑。《說文》作‘ｔú＠②’，ｔú＠②在薛縣。”佚文注“ｘú＠①州”，實釋“東平舒縣”，其間關系無法看出。據上引諸說，方知ｘú＠①一作舒。估計此佚文中還有部分亡佚。佚文所引，見《漢書·地理志上》：東平舒為勃海郡轄縣。顏師古注曰：“代郡有平舒，故此加東。”
　　３．《淮陰侯列傳》：“與信夾濰水陣。”
　　佚文：《括地志》云：“濰水今俗謂百尺水，在密州高唐縣，即漢韓信夾濰水戰處。”（《解題》卷八）
　　按：《淮陰侯列傳》此句下無《正義》注。佚文所引，與《水經注》相合。《水經注》卷二十六《濰水》：“應劭曰：縣有密水，故有高密之名也。然今世所謂百尺水者，蓋密水也。水有二源，西源出奕山，亦曰彰日山，山勢高峻，隔絕陽曦，其水東北流，東源出五弩山，西北流。同瀉一壑，俗謂之百尺水。又曰：昔韓信與楚將龍且夾濰水而陣于此。”
　　４．《趙世家》：“攻齊，拔高唐。”
　　佚文：《括地志》云：“博州縣也。”（《解題》卷三）
　　按：《趙世家》此句下無《正義》注。《元和郡縣圖志》卷十六《博州高唐》：“高唐縣，……漢以為縣，屬平原郡。隋開皇十六年，改屬博州。”與佚文所引相合。
　　５．《楚世家》：“越已滅吳而不能正江、淮北，楚東侵，廣地至泗上。”
　　佚文：泗上，徐州地。按：《劉氏外紀》：越王索卒于楚而攻晉，左史倚相謂楚惠王曰：越已破吳，豪士死，銳卒盡，大甲傷，索兵攻晉，示我病也，不如起兵與之分吳。惠王曰善。起師從之。越王怒，將擊楚。文種曰：“我憊矣，與戰必不克，不如賂之。”乃割露山之西五百里以與楚。（《解題》卷一）
　　按：《楚世家》此句下無《正義》注。
　　上述例證大致反映了佚文的基本情況。這批佚文不僅充分體現了《正義》以　地理考釋見長的特點，而且包含了文字音訓、名物注釋、史事考辨等眾多方面，不僅使《正義》中一些因刪削而出現的語意割裂、難于索解的情況部分地加以解決，亦因這批佚文的加入，使《正義》原貌部分地得以恢復。
　　在三家注合刻本中，《正義》注文基本上為一句單注，即一條注文只針對一項內容，而這批佚文中或一句單注，或幾句合注，完全根據需加注釋的情況而定，并無定法。下舉三例加以說明。
　　１．《楚世家》：“楚懷王大怒，乃悉國兵復襲秦，戰于藍田，大敗楚軍。韓、魏圍楚之困，乃南襲楚，至于鄧。”《正義》：“藍田在雍州東南八十里，從藍田關入藍田縣。”
　　佚文：藍田在雍州東南，從藍田關入藍田縣。故鄧城在襄州安養縣北。（《解題》卷四）
　　按：佚文涉及“藍田”、“鄧”二注。《正義》佚“鄧”注。佚文缺“八十里”三字。
　　２．《白起王翦列傳》：“白起為左更，攻韓、魏于伊闕，斬首二十四萬，又虜其將公孫喜，拔五城。起遷為國尉。涉河取韓安邑以東，到干河。”《正義》：“今洛州南十九里伊闕山，號曰龍門是也。”
　　佚文：《括地志》云：“伊闕在洛州南。”《水經注》云：“昔大禹疏龍門以通水，兩山相對，望之若闕，故謂之伊闕。”按：今洛南猶謂之龍門也。乾河源出絳州絳縣東南淆山，南流注河。是水，冬干夏流，故曰乾河。《水經注》又云：“《左傳》趙鞅使汝寬守閥塞即伊閥也。”（《解題》卷五）
　　按：佚文涉及“伊闕”、“干河”二注。《正義》佚“乾河”注及“伊闕”注的大部分。據“《水經注》云”、“《水經注》又云”的注文方式，此佚文系一個整體。所引《水經注》，見《水經注》卷十五《伊水》：“伊水又北入伊闕。昔大禹疏以通水，兩山相對，望之若闕，伊水歷其間北流，故謂之伊闕矣。春秋之闕塞也。昭公二十六年趙鞅使女寬守闕塞是也。”
　　３．《白起王翦列傳》：“（白起）攻楚，拔郢，燒夷陵，遂東至竟陵。楚王亡去郢，東走徙陳。秦以郢為南郡。白起遷為武安君。”《正義》：“夷陵，今峽州郭下縣。”《正義》：“（竟陵）故城在郢州長壽縣南百五十里，今夏州亦是其地也。”
　　佚文：《括地志》云：“郢城在荊州江陵縣東北，楚平王筑都之地也。夷陵，峽州夷陵縣是也。在荊州西。應劭云：夷山在其北，竟陵在郢州長壽縣南。今夏州亦是其地。武安在潞州武安縣西南。”（《解題》卷五）
　　按：佚文涉及郢城、夷陵、竟陵、武安四注。《正義》佚“郢城”、“武安”二注，有“夷陵”、“竟陵”二注，但未注明出處。“夷陵”，《正義》注峽州郭下縣，佚文注峽州夷陵縣，二說不同。峽州也作硤州。《楚世家》：“燒先王墓夷陵。”《正義》：“《括地志》云：夷陵，硤州夷陵縣是也。在荊州西。應劭云夷山在西北。”《舊唐書·地理志》：“硤州，隋夷陵郡。武德四年，平蕭銑置硤州，領夷陵、夷道、遠安三縣。”據此，《正義》“夷陵”注誤。
　　合注現象當然不只是出現在佚文里，也遺存于合刻本《正義》中，但是，從單刻時“合注”到合刻時“單注”而致佚文這一情況中不難看出，合刻本改變了《正義》原有的注文方式，這是造成《正義》遺缺佚失的一個因素。
　　還有一種值得注意的情況，即一批《正義》佚“今××地”，只被刪去唐時的區劃名稱。這里也舉兩例加以說明。
　　１．《項羽本紀》：“軍下邳。”《正義》：“被悲反。下邳，泗水縣。應劭云：“邳在薛，徙此，故曰上邳，按：有上邳，故曰下邳。”
　　佚文：……故曰下邳。今屬兗州。（《解題》卷八）
　　按：《正義》佚“今屬兗州”一句。《舊唐書·地理志》：“武德五年，平徐圓朗，置兗州，領任城、瑕丘、平陸、龔丘、曲阜、鄒、泗水七縣。”《元和郡縣圖志》卷十《兗州泗水縣》：“泗水縣，漢卞縣之地，即春秋之虛ｃｈéｎｇ＠③地。隋分汶陽縣于此城置泗水縣。屬兗州。”據此，兗州屬唐時區劃，“今屬兗州”是對泗水縣行政區劃的補充說明。
　　２．《酈生陸賈列傳》：“距飛狐之口。”《正義》“案：蔚州飛狐縣北百五十里有秦漢故郡城。西南有山，俗號為飛孤口也。”
　　佚文：……俗號飛狐口也。今為河東蔚州飛狐縣。（《解題》卷九）
　　按：《正義》佚“今為河東蔚州飛狐縣”一句。“河東”指河東道，屬唐時建制。查《中國歷史地圖集》（第六冊），蔚州南宋時屬西京路，非呂祖謙《解題》竄入。
　　上述例證表明，“今××地”確實是對唐時區劃的補充說明。盡管這種情況也見于合刻本《正義》，但這批佚文中類似情況為數不少。由此推知，合刻時這種形式的注文曾多被刪削。考慮到合刻時已值北宋，對唐時區劃的這種刪削似不難理解。
　　鑒別佚文的真實性，是考校工作的前提。而要確認佚文，首先要有一個科學的標準，以免人為因素造成失誤。
　　著名學者程金造先生在研究《正義》的過程中，提出了一些關于考校工作的精辟見解，筆者結合自身的考校實踐，將其概括為三條標準。
　　其一，出處可靠。“見引于其它書中張氏《正義》之文，為真正《史記正義》之注。”［①ｃ］這就是說，由古代文獻所征引的《正義》注文，而又為三家注本所闕失者，為真正《正義》佚文。
　　其二，體例一貫。“《正義》之體制，是六朝時代‘義疏’的作法，對注文雖也推闡發明，但其所針對者，主要是正義。”［②ｃ］這就是說，它主要是闡釋《史記》的史實義理。佚文體例應與之統一。
　　其三，文義相合。“訓釋字義，準確明通。”［③ｃ］
　　根據上述標準，筆者對《大事記·解題》所引《正義》進行了認真考校。
　　《大事記·解題》的作者呂祖謙（１１３７—１１８１），字伯恭，婺州（今浙江金華）人，學者稱東萊先生。他是南宋時期一位著名的思想家和史學家，曾與朱熹、張ｓｈì＠④齊名，號稱“東南三賢”。乾道、淳熙以后，他以其獨立的學派與朱熹、陸九淵鼎足而三。呂祖謙對《史記》極為推崇，認為它反映了客觀的歷史進程，包蘊著深邃的史學思想。他說：《史記》“高氣絕識，包舉廣而興寄深，后之為史者，殆未易窺其涯ｓì＠⑤也。”［④ｃ］在治學思想上，他重經亦重史，認為史書“亦治體本末”［⑤ｃ］，這與程、朱“經本史末”、“經先史后”［⑥ｃ］的觀點存在明顯分歧。朱熹曾批評道：“伯恭動勸人看《左傳》、遷《史》，令子約（呂祖儉）諸人抬得司馬遷不知大小，恰比孔子相似。”“伯恭、子約宗太史公之學，以為非漢儒所及，某嘗痛與之辨。”［⑦ｃ］這些說法反襯出呂祖謙對《史記》的高度重視。
　　呂祖謙一生著述很多，《大事記》及其附錄《通釋》、《解題》是其晚年最重要的著作。《大事記》共十二卷，是一部簡明的編年體通史，它“取《史記·年表》大事記之目，編年系月，以記春秋后事，復采《左氏傳》、歷代史、《皇極經世》、《通鑒》、《稽古錄》輯而廣之”［⑧ｃ］。記事始于周敬王三十九年，止于漢武帝征和三年。這段歷史與《史記》所載大致相合。《大事記》附錄《通釋》三卷，引歷代諸儒對史事的評說。《解題》十二卷，是對《大事記》的闡釋。《解題》在闡釋中多方征引《史記》，“凡《史》、《漢》同異及《通鑒》得失，皆為縷析而詳辨之。又于典章制度、名物象數之旁見側出者，并皆夾注句下。”［⑨ｃ］正是在這一背景下，《正義》注文被大量收入《解題》。應當指出的是，《大事記》及其《解題》，作于淳熙七年（１１８０），早于三家注黃善夫本（光宗紹熙年間）。
　　《解題》所征引的《正義》注文，以兩種形式存在。一種是直接作為釋文的一部分，一種則為釋文下的夾注。不論哪一種形式，均標明“《史記正義》”或“《正義》”。它們在體例上一貫，于文義也并無不合。盡管某些佚文還有錯訛、刪削、壓縮之處，但從總體上看，這批佚文還是真實可信的。
　　至于程金造先生謂不同篇章中相近的注文為移錄，不算注文［⑩ｃ］，這一看法似可商榷。在現存《正義》中，對《史記》不同篇章中的同一地名多次加注，注文相近的情況很多。例如：《韓世家》：“鄭敗我負黍。”
　　佚文：《括地志》云：“在洛州陽城西三十七里。”今屬河南府。（《解題》卷六）《正義》中，“負黍”注有多處。《周本紀》：“秦取韓陽城負黍。”《正義》：“《括地志》云：‘陽城，濟州縣也。負黍亭在陽城縣西南三十五里。故周邑。《左傳》云‘鄭伐周負黍’是也。今屬韓國也。”《秦本紀》：“將軍ｊｉū＠⑥攻韓，取陽城負黍。”《正義》：“今河南府縣也。負黍亭在陽城西南三十五里，本周邑，亦時屬韓也。”《鄭世家》：“鄭伐韓，敗韓兵于負黍。”《正義》：“《括地志》云‘負黍亭在洛州陽城縣西南三十五里，故周邑也。’”《韓世家》：“秦拔我陽城負黍。”《正義》：“《古今地名》：‘負黍在洛州陽城西三十七里也。’”可見，張守節并不因為在《周本紀》中注“負黍”，而放棄在《秦本紀》、《鄭世家》、《韓世家》中作注，而且注文大同小異。因此，我們也不能簡單地用移錄這把尺子對待佚文，應該具體情況具體分析，只要確屬被刪削的佚存《正義》，都應視為佚文。
　　這批佚文的發現不僅對于《正義》本身，對于“史記學”研究，也具有非常重要的價值。
　　　　　　一、它為《史記》的考校與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資料，可以幫助人們糾正考校工作中的某些誤識，擴大《史記》研究的領域。
　　例如：《趙世家》：“成侯與魏惠王遇葛孽。”
　　佚文：《括地志》云：葛、孽，二城名，在魏州魏縣西南。（《解題》卷三）
　　按：中華本《史記》將葛、孽標點為一地。無《正義》注。《史記注譯》、《史記全本新注》均標點為一地，并分別注為“在今河北肥鄉縣西南”和“在河北肥鄉縣”。佚文不僅指出葛、孽為二城名，而且說明其區劃方位。查《中國歷史地圖集》（第五冊），今河北肥鄉縣與唐代ｍíｎｇ＠⑦州肥鄉縣同處一地，在魏州魏縣西北，與佚文所述顯然不在一個方位。
　　又如《魏世家》：“（魏文侯斯）十三年，使子擊圍繁龐，出其民。”
　　佚文：蓋在同州。（《解題》卷一）
　　按：《魏世家》將繁、龐標點為兩地，《六國年表》“公子擊圍繁龐，出其民”則作一地。《史記注譯》均作一地注解，《史記全本新注》一處標作兩地，一處標作一地。這種矛盾現象反映出人們對繁龐的認識并不統一。佚文將繁龐作一地，并指出它的區劃范圍。
　　再如：《楚世家》：“秦封衛鞅于商，南侵楚。”
　　佚文：商洛縣在商州東八十九里，本周之商國。于林在鄧州內鄉縣東七里，古于邑也。（《解題》卷三）
　　按：中華本《史記》此句下“于”作介詞，“商”作地名。據佚文可知“于”應為地名，中華本《史記》校點有誤。佚文釋“于”為“于林”。據《越王勾踐世家》“北圍曲沃、于中”《正義》：“《括地志》云：于中在鄧州內鄉縣東七里。”與佚文中“于林”為一地，釋為“于中”。又據《越王勾踐世家》“商、于、析、酈、宗胡之地”《正義》：“《括地志》云：‘鄧州內鄉縣東七里于村，即于中地也。”“于中”即“于村”。《通典》卷一七七《鄧州內鄉》：“《荊州圖則》云：今縣東七里，蓋皆所言商于地也。”也作“于村”。可見，佚文中“于林”系“于村”之誤。
　　這批佚文不僅可為《史記》校點提供直接幫助，在擴大《史記》研究領域方面也有重要意義。比如，根據佚文研究秦漢貨幣制度，就可作為一個課題。秦統一中國后，以秦法同天下之法，以秦幣同天下之幣，在這一基點上建立了統一的貨幣制度。《史記·平準書》記述了它的基本內容：“及至秦，中一國之幣為（三）〔二〕等，黃金以溢名，為上幣；銅錢識曰半兩，重如其文，為下幣。”但是，在這種金、銅本位制度中，作為上幣的黃金具有怎樣的貨幣單位，卻缺乏早期文獻記載。通常的說法是“黃金以鎰（溢）名”，二十兩為一鎰。《平準書·集解》注：“孟康云‘二十兩為鎰’。”《漢書·食貨志》顏師古注同樣引用了孟康此語。《蘇秦列傳》“黃金千溢”《索隱》注文也說：“一溢為一金，則二十兩曰一溢。”可是，在上引《平準書》“黃金以溢名，為上幣”句下，佚文云：
　　二十四兩為鎰。顏師古曰：“改周一斤之制，更以鎰為金之名數也。高祖初賜張良金百鎰，此尚秦制也。上幣者，二等之中黃金為上而錢為下也。”（《解題》卷七）
　　這一看法與通常的二十兩之說明顯相異。守節肯定知道《集解》此說，更清楚顏師古注，因為佚文中“顏師古曰”，正是征引《漢書·食貨志》師古注文，但卻堅持認為“二十四兩為鎰”，這是否表明他有某種根據？呂祖謙看到了其中的差異，在《解題》注文中先引孟康“二十兩為鎰”的說法，再引佚文上說，將兩種看法并列在一起。
　　實際上，二十四兩之說并非佚文一處。在《燕召公世家》“子之因遺蘇代百金”句下，《正義》注云：“瓚云：‘秦以一溢為一金。’孟康云：‘二十四兩曰溢。’”《蘇秦列傳》“黃金千溢”《索隱》注：“鄭玄以一溢為二十四分之一，其說異也。”這些說法表明，秦時的黃金單位很可能不止一種，除了二十兩，還有二十四兩。《史記》中多處提到“黃金百鎰”，“黃金千鎰”，卻很少有人對這一情況予以重視。
　　以上例證意在說明，這批佚文包含的內容很多，對于《史記》研究是非常重要的。
　　　　　　二、它為研究三家注及其相互關系，特別是《正義》和《索隱》的關系，提供了寶貴的資料，有助于深化對這一問題的認識。
　　三家注并不是唐以前僅有三部《史記》注本，據司馬貞《索隱后序》、《舊唐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記載，從后漢延篤《史記音義》始，至唐代，《史記》注本已有十幾種之多，但唯有《集解》、《索隱》《正義》三家合刻，得以流傳。它們之間除了在學術觀點上接近，注釋方法上一致之外，還有無內在的聯系，聯系到什么程度，一直是《史記》研究中一個重要的問題。
　　《正義》與《集解》的關系，學術界并無異議。《正義》注文中多征引《集解》，而且時常對引述的內容，加以詮釋。我們從這批佚文中看到，它對《集解》的引用較多，或是完全征引《集解》，或是在征引的基礎上再加注文。據此推測，《正義》的大量佚失與此有關。不過，這種引述與詮釋并不如某些學者所稱，是對《集解》的疏通。《正義》是自成一書的，它引用《集解》并加詮釋，是將其作為自己注文的一部分。所謂疏通，只不過是由于某些注文合刻時被刪，無法窺知全貌而造成的誤解。
　　對《正義》與《索隱》的關系，向來有不同看法。錢大昕認為：張守節與司馬貞“是二人生于同時，而其書不相稱引”［①ｄ］。邵晉涵則說，“守節能通裴ｙīｎ＠⑧之訓辭，折司馬貞之同異。”［②ｄ］當代學者圍繞這一問題進行了激烈爭論。一種觀點認為：從張守節與司馬貞所生之時期與生活環境看，張守節應能看到《索隱》，從《正義》本身言，它對《索隱》有疏通結合的關系［③ｄ］。另一種觀點認為：兩書作者雖生于同世，但成書皆在晚年，當時條件下流傳殊為不易。再者如果張守節見到《索隱》，何以《正義》論例中對注釋所本注家皆加羅列，卻對司馬貞與《索隱》不置一詞［④ｄ］。兩種說法各執一端。這批佚文為這一問題的研究，提供了重要情況。例如：
　　１．《南越列傳》：“元鼎六年冬，樓船將軍將精卒先陷尋陜。”
　　佚文：姚察云：“尋陜在始興西三百里，近連江也。”（《解題》卷十二）
　　按：《索隱》注：“姚氏云‘尋陜在始興西三百里，近連口也。”《索隱》中“姚氏”，佚文作“姚察”。“連口”，佚文作“連江”。查《中國歷史地圖集》（第二冊），“連口”應作“連江”。《索隱》誤。又：“尋陜”，《漢書·西南夷兩粵傳》作“尋陋（原稿不清）”，《中國歷史地圖集》（第二冊）作“尋狹”。
　　２．《南越列傳》：“破石門。”
　　佚文：《廣州記》云：“在番禺縣北三十里。呂嘉拒漢，積石填江，曰石門也。”（《解題》卷十二）
　　按：《索隱》注：“按：《廣州記》‘在番禺縣北三十里，昔呂嘉拒漢，積石鎮江，名曰石門，又俗云石門水名曰貪泉，飲之則令人變。故吳隱之至石門，酌水飲，乃為之歌云也’。”兩書同引《廣州記》。《索隱》中“積石鎮江”一語，似系“積石填江”之誤。
　　如果說以上二例系因征引文獻相同而與《索隱》相重，那么以下例證則與之有所不同。
　　１．《孝文本紀》：“河內守周亞夫為將軍，居細柳。”
　　佚文：按：《三輔故事》細柳在直城門外阿房宮西北。又《匈奴傳》云“長安西細柳”，則如淳云在渭北，非也。（《解題》卷十）
　　按：《索隱》注：“按：《三輔故事》細柳在直城門外阿房宮西北維。又《匈奴傳》云‘長安西細柳’，則如淳云在渭北，非也。”佚文與《索隱》幾乎完全相同，格式、文句皆無二致，僅在“阿房宮西北”句下少一“維”字。所引“如淳云”見《集解》：“徐廣曰：在長安西。案：如淳曰‘《長安圖》細柳倉在渭北，近石徼’。張揖曰‘在昆明池南，今有柳市是也’。”二者表示對“如淳云”的非議，皆用同樣語句。
　　２．《韓世家》：“韓嚴弒其君哀侯，而子懿侯立。”
　　佚文：《紀年》云：“晉桓公邑哀侯于鄭，韓山堅賊其君哀侯而立韓若山。”若山即懿侯也。韓山堅即韓嚴也。晉桓公即晉靖公也。（《解題》卷二）
　　按：《索隱》：“按：年表懿侯作‘莊侯’，又《紀年》云‘晉桓公邑哀侯于鄭，韓山堅賊其君哀侯而立韓若山’。若山即懿侯也，則韓嚴為韓山堅也。而《戰國策》又有韓仲子，名遂，又恐是韓嚴也。”兩相比較，佚文無“年表懿侯作‘莊侯’”和“《戰國策》又有韓仲子，名遂，又恐是韓嚴也”句，多“晉桓公即晉靖公”一句。“靖公”，《晉世家》作“靜公”。佚文與《索隱》注在文義、文句上多有相同，注文均未按照《紀年》提及人物先后順序，皆先注韓若山，后注韓山堅。
　　類似的例子佚文中還有１０多條。這種情況是不尋常的。
　　如果說二書征引的文獻多有相同，注文中有部分相同是正常的，而佚文與《索隱》在文義、文句、注文順序方面多有相同，甚至整條佚文相重，則非“文獻相同說”所能解釋。
　　如果說傳刻過程中個別竄入尚可理解，佚文與《索隱》眾多的相同現象則無法以此說明。因為單刻本沒有竄入的條件，三家注合刻時相重處已被刪削。況且，呂祖謙對《大事記》及《解題》的編纂考訂極為認真，此書一經流傳，“世號精密”［⑤ｄ］。朱熹在考據學方面功力深厚，平日對呂氏學問頗有微詞，但“獨于《大事記》稱譽不置，嘗謂其精密，為古今未有”［⑥ｄ］。稱它“考訂得仔細”⑦。如有竄入，呂祖謙當能發覺。
　　因此，可以認為守節在撰寫《正義》時看過《索隱》。但是，守節對司馬貞及《索隱》未置一詞，這一情況頗令人費解。古人并無版權之說，釋文多“述而不作”，引用他人資料習慣上要予以說明，何況引用當代學者的作品。其中奧秘，尚需進一步探索。
　　三、這批佚文為《史記會注考證》、《史記會注考證校補》輯錄《正義》佚文的辨識與整理，提供了一批翔實的資料，可以通過比較，直接進行考釋，有助于將這一研究向前推進一步。
　　日本學者發現的兩批《正義》佚文，曾引起學術界的廣泛關注，但對其真實性，一直有不同看法。程金造先生對瀧川本中所錄《正義》佚文進行考核后認為：“其所采錄，真偽雜糅。有非中國學者之所為，有暗襲《漢書·顏師古注》者，有雜抄自郡書或明取師古《漢書注》者，有《史記正義》注文前后移錄者。而亦有見引于其它書中張氏《正義》之文，為真正《史記正義》之注。”［①ｅ］作者考證翔實，結論允當。但學術界在“辨偽”的同時，對“存真”的關注不夠。我們在對《大事記·解題》中輯錄《正義》佚文進行整理的過程中發現，一批佚文與瀧川本及《校補》中佚文相同或相近。這里舉出幾例，加以說明。為便于敘述，均據張衍田《史記正義佚文輯校》（簡稱《輯校》）進行比較。
　　１．《孝景本紀》：“止馬舂。”
　　佚文：馬碾ｗèｉ＠⑨之比也。先時用馬，今止之。（《解題》卷十一）
　　按：《輯校》：“舂，成龍切，馬碾ｗèｉ＠⑨之類也，先時用馬，今止之。”（第１６０條）佚文無“舂，成龍切”四字。“碾ｗèｉ＠⑨之比”，《輯校》作“碾ｗèｉ＠⑨之類”。
　　２．《孝景本紀》：“為歲不登，禁天下食不造歲。”
　　佚文：造，至也。禁天下費米谷，恐食不至歲。造，七到反。（《解題》卷十一）
　　按：《輯校》：“造，至也。禁天下費米谷，恐食不造歲。”（第１６１條）佚文多“造，七到反”四字。“食不至歲”，《輯校》作“食不造歲”。
　　３、《孝文本紀》：“故楚相蘇意為將軍，軍句注。”
　　佚文：句，古侯反；注，之具反。《括地志》曰：“句注山，一名西陲山，在代州雁門縣西北三千里。句注與夏屋山相接，天下之阻路，所以分別內外。”地屬代國。（《解題》卷十）
　　按：《輯校》：“上古侯反，下之具反。《括地志》曰：‘句注山，一名西陘山，在代州雁門縣西北三十里。’句，《漢書音義》：‘章句之句。’”（第１４５條）佚文多“句注與夏屋山相接，天下之阻路，所以分別內外，地屬代國”，無“句，《漢書音義》：章句之句”。“西陲山”，《輯校》作“西陘山”（瀧川本作“西陲山”，張衍田校改）。《趙世家》：“反＠⑩分。”《正義》：“《括地志》云：‘句注山一名西陘山，在代州雁門縣西北四十里。’”《劉敬叔孫通列傳》：“漢兵已逾句注。”《正義》：“句注山在代州雁門縣西北三十里。”《通典》卷一七九《雁門縣》：“句注山，一名西陘山。”《元和郡縣圖志》卷十四《代州雁門縣》：“句注山，一名西陘山，在縣西北三十里。”《太平寰宇記》“代州雁門縣”引《水經注》：“句注山一名西陘山，在雁門縣西北三十里。”據上說，佚文“西陲山”應為“西陘山”，“三千里”系“三十里”之誤。
　　４．《孝文本紀》：“祝茲侯軍棘門。”
　　佚文：《輿地志》云：棘門在渭水十余里。橫，音光。秦興樂宮北門，對橫橋，今渭橋。（《解題》卷十）
　　按：《輯校》：“橫，音光。秦興樂宮北門，對橫橋，今渭橋。”（第１４６條）佚文多“《興地志》云：棘門在渭水十余里”句。“興樂宮”，《輯校》作“興樂宮”。《三輔黃圖》卷一：“興樂宮，秦始皇造，漢修飾之，周回二十余里，漢太后常居之。”《孝文本紀》：“至高陵休止。”《正義》：“《三輔舊事》興秦于渭南有興樂宮，渭北有咸陽宮。”《劉敬叔孫通列傳》：“孝惠帝為東朝長樂宮”。《集解》：“《關中記》曰：長樂宮本秦之與樂宮也，漢太后常居之”。據此，“輿樂宮”系“興樂宮”之誤。
　　５．《齊太公世家》：“封師尚父于齊營丘。”
　　佚文：臨淄，古營丘之地。《括地志》云：“營丘在青州臨淄北百步外城中。”《水經注》云：“臨淄城中有丘，淄水出其前，經其左，故有營丘之名。”今青州臨淄縣。（《解題》卷二）
　　按：《輯校》：“《括地志》云‘營丘在青州臨淄北百步外城中’。《水經注》云：‘臨淄城中有丘，淄水出其前，經其左，故有營丘之名。’”（第２５１條）佚文多“臨淄，古營丘之地”、“今青州臨淄縣”二句。
　　這批佚文與《考證》、《校補》中佚文相同相近者共１６條。這一發現對研究《考證》、《校補》所輯《正義》佚文提出了新課題。
　　對《大事記·解題》中《正義》佚文的考釋，進一步展示了《正義》的重要價值，也說明了《正義》研究任務的艱巨。要真正發揮這部重要的《史記》注本的作用，就應對它進行系統整理，盡可能地稽討群書，對刊削失落的佚文加以輯補、輯佚，以期聚沙成塔，集腋成裘，盡可能地恢復《史記正義》的本來面目，以便更準確地理解《史記》原文，推動《史記》研究的發展。
　　　　　　　　　　　　　　　　　　　　　　　　（責任編輯：黃偉）
　　①ａ據《隋書·經籍志》、《舊唐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
　　②ａ據《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③ａ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卷六。
　　④ａ錢泰吉：《甘泉鄉人稿》卷五。
　　⑤ａ《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⑥ａ張衍田：《史記正義佚文輯校》，北京大學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版。
　　⑦ａ見文淵閣《四庫全書》３２４冊。
　　①ｂ張衍田：《史記正義佚文輯校》第１２４頁。
　　①ｃ程金造：《史記會注考證新增正義之管見》。
　　②ｃ程金造：《史記正義與索隱關系證》。
　　③ｃ程金造：《史記會注考證新增正義之管見》，見《史記管窺》，陜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版。
　　④ｃ呂祖謙：《大事記·解題》卷十二。
　　⑤ｃ呂祖謙：《東萊別集》七，《與張荊州敬夫》。
　　⑥ｃ《朱子語類》卷十一。
　　⑦ｃ《朱子語類》卷一二二。
　　⑧ｃ《四庫全書·大事記提要》。
　　⑨ｃ《四庫全書·大事記提要》。
　　⑩ｃ程金造：《史記會注考證新增正義之管見》。
　　①ｄ錢大昕：《廿二史考異》卷一。
　　②ｄ邵晉涵：《南江文鈔》卷三《史記正義提要》。
　　③ｄ程金造：《從史記三家注商榷司馬遷的生年》；《史記正義與索隱關系證》。
　　④ｄ黃烈：《關于三家注的關系問題》，《文史哲》１９５８．４。
　　⑤ｄ馬端臨：《文獻通考》卷二十《經籍考·通鑒綱目》。
　　⑥ｄ《四庫全書·大事記提要》。
　　⑦ｄ《朱子語類》卷一二二。
　　①ｅ程金造：《史記會注考證新增正義之管見》。＊
　　字庫未存字注釋：
　　　　＠①原字亻加余
　　　　＠②原字余加阝
　　　　＠③原字木加丁
　　　　＠④原字木加式
　　　　＠⑤原字氵加矣
　　　　＠⑥原字扌加鷚左
　　　　＠⑦原字氵加名
　　　　＠⑧原字馬加因
　　　　＠⑨原字石加豈
　　　　＠⑩原字勁左
　　
　　
　　
人文雜志西安68-74K1歷史學田大憲19961996 作者：人文雜志西安68-74K1歷史學田大憲19961996

網載 2013-09-10 21:4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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