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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宋時期的江南地區，主要包括江南東、西路和兩浙東、西路，其范圍約當今蘇、皖南部、浙江省、江西省和上海市。這一地區是當時社會經濟最為發達的區域，也是商業市鎮十分興盛的地帶，無論是市鎮的總體數量還是個體發展水平，抑或由此引發的農村社會變革的廣度和深度，都走在南方各地前列，從中表現出相當程度的典型性和代表性。有關此期江南市鎮發展的一般情況，學術界已多有論及，本文試在此基礎上，進一步就其社會形態進行較具體的考察和分析。
　　一、市鎮的類型及其特點
　　在具體探討南宋時期江南市鎮的社會形態之前，有必要先分析一下其基本類型與特點。從總體上講，宋代的市鎮包括鎮和草市兩部分，前者是由軍事據點轉變而來的新興經濟中心地；后者是在鄉村墟市基礎上興起的農村基層商業點。在江南地區，據有的學者的不完全統計，兩宋時期先后興起886個市鎮，其中鎮240個，草市646個。（注：參見傅宗文：《宋代草市鎮研究》下卷《宋代草市鎮名錄》，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這些市鎮到南宋時普遍呈現出興盛的景象，其發展形態也趨于多樣化，具體可分為七種類型：
　　一是環城市鎮 這類市鎮主要分布于繁華都市的周邊地帶。如都城臨安四郊15里范圍內有10多個規模不等的市鎮；建康城近郊有近10個市鎮；紹興府城周圍10多里地帶有近20個草市；臺州城附近有6個草市。（注：《咸淳臨安志》卷19《疆域·市》；《景定建康志》卷16《鎮市》；《嘉泰會稽志》卷2《市》；《嘉定赤城志》卷2《地理門·坊市》。紹興府城郊區草市，還可參見陸游《劍南詩稿》的有關詩篇。）常州、蘇州、饒州、鎮江等城的郊區也有相當數量的市鎮。一些規模較大的縣級城市周圍也興起不少草市。如平江府常熟縣城周圍“村市里分，連絡四郊”，僅城南郊這就有5個草市。（注：《弘治常熟縣志》卷1《形勝》引舊志；《琴川志》卷2《敘縣·鄉都》。）環城市鎮的興起，實際上是城市突破城墻的限制，向周邊鄉村擴張的一種形式。由于這類市鎮與所在城市連成一體，成為城市市場體系的一部分，故其突出特點是工商業的異常興盛。如臨安城郊的市鎮，或“戶口蕃盛，商賈買賣者十倍于昔，往來輻輳，非他郡比”；或“商賈駢集，物貨輻萃，公私出納與城中相若，車馳彀擊，無間晝夜”。到南宋后期，僅浙江、龍山、北郭、江漲橋4個城郊市鎮，年商稅收入就高達26萬多貫，是城內的1.7倍多。江陰城澄江門外的江下市，“商船倭舶，歲常輻湊，駔儈翕集，故為市，亞于城閭”。（注：《咸淳臨安志》卷21《橋道》引馮楫《中興永安橋記》、卷59《商稅》；《重修毗陵志》卷2《坊市》。）
　　二是農業市鎮 這類市鎮多分布于農業經濟較為發達的地帶。其中，有的因地處產糧區而發展成為一定規模的糧食市場，如嘉興府華亭縣的魏塘鎮、平江府常熟縣的直塘市、吳縣的橫金市、建康府溧水縣的孔鎮、寧國府宣城縣的水陽鎮等都是較為典型的糧食市鎮。魏塘鎮的年商稅額高達3萬貫以上，遠遠超過了當時一般縣級城市的水平；直塘市商賈云集，有的米商“倉廩帑庫所貯錢米萬計”。（注：洪邁：《夷堅志補》卷7《直塘風雹》。）有的因地處經濟作物生產區而發展成為相應的專業市場。如溫州的白沙鎮是典型的林業市鎮；紹興府山陰縣的梅市和項里市分別是以茨實和楊梅交易為特色的果品市場，“明珠百舸載茨實，火齊千担裝楊梅”；臨江軍新滏縣的肖家峽市則是山區蔬菜市場，“趁墟人集春蔬好，桑菌竹萌煙蕨芽”；慶元府奉化縣的鮚ｑí＠①鎮是大型漁業市鎮，其居民“居廛者則懋遷有無，株守店肆；習海者則沖冒波濤，繩營網罟”。（注：《弘治溫州府志》卷6《邑里》；陸游《劍南詩稿》卷44《戲詠鄉里食物示鄰曲》；黃庭堅《山谷外集》卷9《上肖家峽》；吳潛《許國公奏議》卷3《奏禁私置團場以培植本根消彌盜賊》。）這些農業市鎮以所處地區的農副產業為基礎，承担著產品外銷和流通的職能，從而成為名副其實的鄉村經濟中心。
　　三是手工業市鎮 這類市鎮是隨著各地手工業的發展而興起的，往往具有專業化的特點。如臺州臨海縣的杜瀆鎮、黃巖縣的于浦鎮，慶元府昌國縣的岱山鎮、鄞縣的大嵩市，紹興府山陰縣的錢清鎮、蕭山縣的西興鎮、上虞縣的曹娥鎮，臨安府仁和縣的湯村鎮，嘉興府崇德縣的青墩鎮、華亭縣的下砂市、海鹽縣的廣陳鎮和鮑郎市等都是典型的鹽業市鎮，年產鹽量均在數萬石以上，最高的達近14萬石。（注：《宋會要》食貨23。）處州龍泉縣的琉田市、吉州廬陵縣的永和鎮、饒州浮梁縣的景德鎮和湖田市、湘湖市等都是著名的陶瓷業市鎮。如景德鎮有瓷窯300余所，所產瓷器名聞天下，“窯火既歇，商爭取售”。（注：《江西通志》卷93《經政略·陶政》載元蔣祈《陶記》。）建康府句容縣的白土市、饒州樂平縣的杭橋市和螺坑市、嘉興府崇德縣的濮院市、湖州烏程縣的南潯鎮等都是紡織業市鎮。濮院市到南宋后期，“機杼之利，日生萬金，四方商賈云集”，“濮院之名，遂達天下”。（注：夏辛銘：《濮院志》卷14《農工商》引《濮川志》；《光緒桐鄉縣志》卷1《疆域志》。）其他如筠州上高縣的清溪市是礦業市鎮；平江府常熟縣的梅李鎮以產藤制品聞名；紹興府諸暨縣的楓橋鎮和會稽縣的三界鎮造紙業發達等。
　　四是商品轉運市鎮 這類市鎮多分布于水陸交通線上，承担著各地商品和貨物轉運的職能。江南地區河網密布，水上交通發達，江河沿岸市鎮繁多，如太平州當涂縣的黃池鎮和蕪湖縣的采石鎮、池州東流縣的雁汊鎮、吉州廬陵縣的富田市、臨江軍清江縣的樟樹鎮、平江府吳縣的木瀆鎮和吳江縣的平望鎮、常州無錫縣的洛社市和武進縣的奔牛鎮、鎮江丹陽縣的呂城鎮、紹興府蕭山縣的西興鎮和漁浦鎮、山陰縣的錢清鎮和柯橋市、會稽縣的東關市和曹娥鎮、嚴州淳安縣的云程市等都是較具規模的水路轉運市鎮。在陸路交通沿線，如紹興府境內的于店、夏店、何店等；婺州境內的張家店、湖頭店、趙店等；衢州境內的順溪、十八里、后溪、禮賢等；建康至信州間的新市、青山、橫岡、新豐、杜遷等。轉運市鎮以發達的流通性商業為特點，一旦商品流通渠道不暢或流通方向有變，就會受到很大的影響。如兼跨湖州和嘉興府的烏青鎮，南宋前期極為興盛，年商稅額高達4萬貫以上。后因“商旅不行”，趨于衰落，年商稅額減至2萬余貫。（注：《宋會要》食貨19。）
　　五是沿海港口市鎮 這類市鎮是隨著海上貿易的發展而興起的。如嘉興府的青龍鎮、澉浦鎮、廣陳鎮和上海鎮，平江府的江灣、黃姚和顧逕市，紹興府的三江口，臺州的章安鎮等，其中尤以青龍和澉浦最為著名。前者早在北宋時海外貿易就已相當活躍，“通快、蕃商舶船輻輳往泊”。宋室南渡后，正式成為外貿口岸，貿易往來更顯繁忙，“市廛雜夷夏之人，寶貨當東南之物”。后者位于杭州灣內側，南宋前期是臨安的外港。后雖一度衰落，但很快又重新興起，“招接海南諸貨，販運浙西諸邦”。到南宋后期，年商稅額仍在3萬貫以上。（注：《宋會要》職官44；《嘉慶松江府志》卷2《市鎮》引宋應熙《青龍賦》；《紹定澉水志》卷1《地理門·風俗》；《永樂大典》卷14622《吏部條法·差注門》引紹定四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尚書省札子。）
　　六是消費性市鎮 這類市鎮主要是由于外來人口的增加和消費性商業的發展而興起的。如平江府常熟縣的許浦鎮，位于長江出海口，駐有水軍1.2萬人，由是“軍民市易為盛”。（注：《洪武蘇州府志》卷14《兵衛志》；《嘉靖常熟縣志》卷2《市鎮志》。）與之類似的還有建康府的靖安鎮、太平州的采石鎮、池州的池口鎮等。常熟縣的福山鎮則是著名的宗教市鎮，鎮上的東岳廟是泰山神的行祠，每年都有大量信徒從各地前來祭祀，“江、淮、閩、粵水浮陸行者……率以類至，號曰‘會社’，簫鼓之音相屬于道，不知幾千萬人”；“環皆市區，江、浙、川、廣種貨之所聚，生人所需無不有”。（注：范成大：《吳郡志》卷13《祠廟》；《驂鸞錄》。）
　　七是鄉村墟市 相當部分農村草市和少數小規模的鎮市都屬于這一類。這類市鎮數量很多，廣泛分布于各地農村。如著名詩人陸游在其詩詞中就提到紹興府鏡湖流域眾多形形色色的村頭集市；溫州學者陳云平《過田家》也描述說：“村南啼布谷，村北響繅車。隔浦賣魚市，傍橋沽酒家。”（注：參見陸游：《劍南詩稿》；陳云平：《西麓詩稿》。）但鄉村墟市規模小，一般只有幾戶或數十戶居民；市場水平低，大多是鄰近幾個村落居民間的貿易活動；發展不穩定，其地點常隨實際需要而變動。正如時人所說的：“村落細民，間日而市，有無相易，茍營朝晡之費。”（注：呂陶：《凈德集》卷23《著作佐郎李君墓志銘》。）
　　當然，上述對南宋江南市鎮類型的劃分是相對而言的。事實上，許多市鎮是幾種形態兼而有之。如嘉興府海鹽縣的澉浦鎮，既是著名的貿易港口，也是重要的鹽業和漁業市鎮，只是其作為港口市鎮的形態更為突出。同時，除了鄉村墟市外，各種江南市鎮都有一個顯著的特點，即工商業十分興盛。這既反映了當時江南地區商品經濟的發展，也從一個側面表明江南市鎮已逐漸向新型經濟都市方向發展。
　　二、市鎮的人口規模及其結構
　　居民數量與結構是反映市鎮社會狀況的一個重要方面。南宋時期的江南市鎮，就其總體人口規模而言，大致可分為四個等級：一是部分“巨鎮”、“雄鎮”，居民有上千乃至數千戶，達到了縣級城市的水平，有的甚至與部分州級城市相當。如嘉興府海鹽縣的澉浦鎮，“約五千余戶”；慶元府奉化縣的鮚ｑí＠①鎮，“環鎮者數千家”；臨安府仁和縣的臨平鎮，“約千家”；饒州鄱陽縣的石門鎮，“哄市千家聚”；吉州廬陵縣的永和鎮是著名的陶瓷業市鎮，北宋時就已“附而居者數千家”，進入南宋后更為發達，其居民數量當有增無減；饒州浮梁縣景德鎮的陶瓷業規模較永和鎮大得多，總人口亦當有數千戶。嘉興府華亭縣的青龍鎮，其市區分為36處坊巷，居民繁多；兼跨湖州與嘉興府的烏青鎮，“民物蕃阜，塔廟、橋道、宅地、園池甲他鎮戍”；湖州德清縣的新市鎮，“雖曰鎮務，然其井邑之盛，賦人之多，縣道所不及”。這些市鎮的人口估計也都在千戶以上。（注：《紹定澉水志》卷1《地理門·戶口》；吳潛：《許國公奏議》卷3《奏禁私置團場以培植本根消彌盜賊》；方回：《桐城續集》卷13《過臨平鎮》、卷3《石門市》；《東昌古跡志》引鐘彥祥：《東昌圖境記》；《江西通志》卷93《經政略·陶政》載蔣祈：《陶記》；《弘治上海志》卷2《鎮市》；《至元嘉禾志》卷3《鎮市》；薛季宜：《浪語集》卷18《湖州與鎮江守黃侍郎書》。）而與此同時，江南各地的縣級城市人口大多不過幾千戶。如乾道八年（1172年）徽州歙縣城僅1931戶；開禧三年（1207年）嚴州淳安縣城僅1335戶；宋寧宗時紹興府嵊縣城僅1194戶。有些州級城市的人口也相當有限。如嘉泰（1201-1204年）初年揚州城有3637戶；寶慶三年（1227年）徽州城有3887戶。（注：參見郭正忠：《兩宋城鄉商品貨幣經濟考略》，經濟管理出版社1997年版，第79頁。）二是一般性鎮和部分規模較大的草市，居民多在數百戶左右，相當于小型縣級城市。如池州的雁汊鎮（又名雁翅夾）和紹興府山陰縣的項里市，均有200多戶；饒州余干縣的古步市，“有墟市數百家”；臨江軍吉水縣的樟樹鎮，“綰西江東廣之會，戶口蕃”；湖州烏程縣的南潯鎮，“市井繁阜，商賈輻湊”；鎮江府丹徒縣的呂城鎮和常州武進縣的奔牛鎮，僅“腳船、腳夫平生靠運米以謀食者”，“數逾百家”；平江府吳縣的許市，“居人極多”；吳江縣的合路市，“居人繁夥”（注：陸游：《渭南文集》卷45《入蜀記》；《劍南詩稿》卷43《項里觀楊梅》；洪邁：《夷堅志》三志壬卷9《古步王屠》；吳澄：《吳文正集》卷82《故吉水縣尉楊君墓志銘》；《同治南潯鎮志》卷25《碑刻》；黃震：《黃氏日抄》卷72《回申再據總所欲監錢狀》。）。一般情況下，若鎮的工商業衰落，居民減到百戶以下，就會被罷撤。如隆興府進賢縣土坊鎮到南宋中期“居民不滿數十，商旅稀少”，地方官便奏請朝廷予以廢罷。（注：吳潛：《許國公奏議》卷2《奏乞廢罷隆興府進賢縣土坊鎮以免抑納害民之擾》。）而一些草市隨著工商業的繁榮和人口的增加，就會正式升為鎮。如南宋后期頗為有名的南潯鎮和上海鎮都是由草市發展而來的；平江府昆山縣的練祁市還進而成為嘉定縣治所在。三是一般性草市，居民多在數十戶左右。如建康府的竹筱港和佘婆岡，居民分別為“二十余家”和“數十家”；鎮江府丹陽縣的丁橋市，“雖非井邑，而水可舟，陸可車，亦農工商賈一都會”。（注：陸游：《渭南文集》卷45《入蜀記》；《至順鎮江志》卷10《道觀》載劉宰：《凝禧觀記》。）四是小型草市，居民多只有幾戶至十幾戶。如陸游在《劍南詩稿》中所提到的紹興府鏡湖流域的眾多草市大多如此。
　　就市鎮居民的結構而言，按職業和身份的不同，大致有七類：一是官僚貴族。許多江南市鎮以其發達的工商業和優裕的環境，吸引了不少達官貴人前來定居。如湖州的烏青鎮，“宋南渡后，士大夫卜居其地”；慶元府的小溪鎮，“紹興中，北客多樂居之。魏文節公結圃墅，與大梁張武子為詩友，其他如安儀同、孫、王尚書相繼卜筑”；寧國府的水陽鎮，“宗室寓居者四十余人”；（注：《烏青鎮志》卷2《形勢志》；袁桷：《清容居士集》卷19《鄞縣小溪巡檢司記》；洪邁：《夷堅志》支乙卷8《水陽二趙》。）宰臣周必大和大理少卿王玨曾分別寓居于吉州永和鎮和平江府橫金市。二是一般士人。許多江南市鎮都設有鎮學、書院、蒙學、家塾等不同形式的學校，由此吸引了不少士人前來講學和求學。如嘉興府的澉浦鎮、青龍鎮、上海鎮等均有鎮學；饒州的景德鎮有長薌書院；信州貴店有桂氏私立的書院；饒州余干縣金步市市民萬廿四延師“聚小童讀書”；紹興府鏡湖流域的草市鎮大多設有小學、冬學、村學等（注：洪邁：《夷堅志》支庚卷7《盛ｇｕī＠②都院》；陸游：《劍南詩稿》卷57《野步至近村》。）。三是工商從業人員。市鎮作為新興的經濟中心，自然會聚了大量工商業人口。這些工商業人口，有的是資本雄厚的大商，如嘉興府魏塘鎮上的一個巨商一次就收購漆3000斤、蠟5000斤，運往楚州銷售；平江府直塘市的米商張五三，“倉廩帑庫所貯錢米萬計”。（注：方回：《桐城續集》卷13《聽航船歌十首》；洪邁：《夷堅志補》卷7《直塘風雹》。）有的是一般的商人，如平江人江仲謀在梅里鎮開設藥鋪，生活溫裕。有的是富裕的手工業作坊主，如建康府白土市和池州池陽市分別有頗具規模的織布機戶和造紙作坊；嘉興府濮院市的濮氏開設的絲織作坊，“輕紈纖素，日工萬元”。（注：夏辛銘：《濮院志》卷14《農工商》引《濮川志略》。）有的是充當商品交易中介的牙商和駔儈，如饒州景德鎮所產的瓷器，“交易之際，牙儈主之”；同州樂平縣的九墩市，有“大儈程氏”；南康軍一帶市鎮的糧食交易，“必經由牙人方敢糶”。（注：《江西通志》卷93《經政略·陶政》載元蔣祈：《陶記》；洪邁：《夷堅志》乙志卷14《全師穢跡》；朱熹：《朱子大全》別集卷9《措置賑恤糶糴事件》。）有的是從事抵押業和高利貸的豪戶，如平江府直塘市的張三八，從事“典質金帛”；衢州峽口市的祝大郎開設有“質庫”。（注：洪邁：《夷堅志補》卷7《祝家潭》。）當然，更多的是小商小販和普通手工業者。如饒州石頭鎮的汪三常和陳二以殺牛售肉為主，龔三以賣蒸芋為生；袁州瀘蕭市的郭氏以制銀器為生；臨安府浙江市有許多以賣凍魚、賣魚飯菜為業的小攤販。（注：洪邁：《夷堅志》三志壬卷10《汪三宰牛》，支癸卷5《石頭鎮民》，志補卷16《賣魚吳翁》，丁志卷9《舒懋育鰍鱔》；佚名：《異聞總錄》。）四是豪強地主。兩宋時期，許多擁有大量田地的地主在城鎮居住，時人謂之“遙佃戶”。江南市鎮也有不少此類居民。如寓居平江橫金市的王德全，“有田數百畝”；居住于湖州南潯鎮的華文勝，田地眾多，家財富足，曾先后向鎮上的報國寺布施4000多貫。（注：洪邁：《夷堅志》支丁卷3《寶華鐘》；汪日禎：《南潯鎮志》卷26《碑刻》載《報國寺布施記碑》。）這些地主往往也參與工商業活動。如前文提到的平江府直塘市的張五三和衢州峽口市祝大郎都是由地主進而成為富商的。五是伎藝之人。一些規模較大的江南市鎮往往有許多文化娛樂場所，集中了不少從事演藝的人員。如臨安城郊各市鎮共有20座頗具規模的“瓦子”；兼跨湖州和嘉興府的烏青鎮也有北瓦子、南瓦子、太平樓等多處娛樂場所和街區。（注：《西湖老人繁勝錄》；董世寧：《乾隆烏青鎮志》卷4《古跡》引沈平：《烏青記》。）六是傭工和無業市民。這類人口在市鎮居民中占了相當的比重。當時，江南地區人多地少的矛盾十分突出，史稱：“夫吳越之地，自錢氏時獨不被兵，又以四十年都邑之盛（指南宋定都臨安），四方流徙盡集于千里之內……計其地不足以居其半”；“土狹人稠，田無不耕”。（注：葉適：《水心別集》卷2《民事中》；許應龍：《東澗集》卷13《初到潮州勸農文》。）加上豪族勢家大肆兼并土地，使許多農民失去土地，或淪為佃農，或“轉客于市，傭力以食”。（注：《龍川別志》卷上。）其中有不少人涌入市鎮，有的做苦力，如前文提到的鎮江府的呂城鎮和常州的奔牛鎮，船夫、腳夫之類有上百家；有的充當豪商大賈和富工的臨時雇工，如鄱陽縣農民黃一“受庸于鹽商，為操舟往淮南”；（注：洪邁：《夷堅志補》卷6。）有的盤桓于街頭巷尾，成為無業游民。七是農民。南宋江南地區的許多市鎮除了鎮中心的市區外，往往還包括鎮郊的農村地帶。如嘉興府的澉浦鎮鎮郊就有惠商、石帆、秦山等村落。這些鄉村的農民也是構成市鎮居民的一部分。他們有的從事糧食生產，有的從事經濟作物種植業和其他副業。如鎮江府丹徒縣大港鎮的孫泳、孫沂兄弟，“竭力灌園，園之果蔬暢茂，他植者莫及，負販者爭趨之”；溫州瑞安縣三港鎮的周淳中，“買廢山，躬執鋤鐮，燒地種木”；饒州鄱陽縣陽步市的吳六，受雇于菜園家作“園丁”。（注：劉宰：《漫塘文集》卷31《孫沂墓志銘》；葉適：《水心文集》卷13《周淳中墓志銘》；洪邁：《夷堅志》支癸卷9《吳六競渡》。）在上述各類市鎮居民中，官僚貴族、大商富工、豪強地主構成了上層社會；一般士人、普通商販和部分富農構成了中層社會；而小商小販、手工業者、傭工、伎藝之人及貧窮農民和無業市民則處于下層社會。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工商業興盛和人口流動的頻繁，在許多江南市鎮的居民中，外來人口往往占了相當大的比重。如臨江軍的清江鎮，“五方俊民聞陶朱公之風而興者前后輻湊至，往往能有所立。故鎮人每由客寓而老子長孫其間，土著蓋無幾”。嘉興府澉浦鎮，“主戶少而客戶多，往來不定，口尤難記”，實際上也反映了該鎮人口流動的頻繁和外來人口的增加。（注：吳澄：《吳文正集》卷82《故吉水縣尉楊君墓志銘》；《紹定澉水志》卷1《地理門·戶口》。）
　　三、市鎮的社區布局及其管理
　　社區布局及其管理是反映市鎮社會形態的又一個重要內容。在南宋江南市鎮中，鎮級中心地一般都有著較為明確的地域范圍和相對完整的社區布局。特別是那些工商業繁榮的巨鎮和大型草市，已初步形成像州縣城市那樣的市區與郊區。在市區內，人口密集，街市縱橫，坊巷棋布；在郊區，則有附屬市場和村落。以嘉興府海鹽縣的澉浦鎮、華亭縣的青龍鎮和上海鎮為例：
　　澉浦鎮是南宋著名的港口市鎮。據常棠《紹定澉水志》記載，該鎮東西12里,南北5里，面積約60平方里。鎮中心橫亙一條大街，分布著鎮市、東市和西市三個市場和阜民坊、廣福坊、張家弄、張搭弄、塘門弄、海鹽弄、馬官人弄、義井巷等居民區，由此構成鎮的市區。在市區周圍，分布著石帆、秦山、惠商等村落和金家橋、孫老橋、龍眼潭、白塔潭等通商港灣，以及東浦、鮑郎等鹽場。鎮西南有永安湖，景色宜人，號“小西湖”，是市民休閑、游覽之處。鎮東沿海有水軍寨，統兵卒百人，負責海防。鎮上有學校，有監鎮官廨、鹽場官廨、巡檢廨等官署和稅場、酒庫、市泊場、竹木抽解場、鐵布軍需場等場務，其中一些官廨規制宏恢。如紹定三年（1230年）重修的監鎮官廨，有廳、有廊、有閣、有舍、有亭、有園，“堂宇峻聳，，房室得宜”。全鎮還有禪悅教院、悟空寺、廣惠禪院、東岳行祠、張帝廟等10多處寺廟觀祠。正如時人所說：“澉浦為鎮，人物繁阜，不啻漢一大縣。”
　　青龍鎮在北宋中后期已是著名的市鎮，進入南宋后更顯繁華，鎮區規模不斷擴大，街坊布局日趨完整。顧清的《正德松江府志》卷9《鎮市志》謂該鎮“有治、有學、有庫、有倉、有茶場、酒坊、水陸巡司。鎮市有坊三十六，橋三十，橋之有亭宇者三，有二浮圖，南北相望。”市區分為36坊，這已遠遠超過了同期一般縣級城市的規模。南宋后期，迪功郎應熙在《青龍賦》一文中曾對該鎮市區的布局和繁華景象作過一番生動的描述，其中略云：“粵（即“越”）有巨鎮，其名青龍。控江而淮浙輻輳，連海而閩楚交通。……市廛雜夷夏之人，寶貨當東南之物。……ｈｕáｎ＠③ｈｕì＠④繁華，觸目而無窮春色。寶塔懸螭，亭橋架霓。臺殿光如蓬府，園林宛若桃溪。儷梵宮于南北，麗琳宇于東西。綺羅簇三島神仙，香車爭逐；冠蓋盛五陵才子，玉勒頻嘶。……龍舟為海內之盛，佛閣為天下之雄。騰蛟踞虎，岳祠顯七十二司之靈神；闕里觀書，鎮學列三千余名之學士。龍江樓，四宜樓，隨目寓以得勝；勝果寺，園通寺，遣俗慮以忘憂。……風帆乍泊，酒旗頻招，醉豪商于紫陌，ｔì＠⑤美女于紅橋。“（注：該文見《嘉慶松江府志》卷2《鎮市》“青龍鎮”條。）從中不難想見當時青龍鎮的繁榮景象。
　　上海鎮是南宋后期迅速崛起的。史稱該鎮“襟海帶江，舟車輳集”，市區“有市舶，有酒庫，有軍隘、官署、儒塾、佛仙宮館、ｍéｎｇ＠⑥廛賈肆，鱗次而櫛比”。時人董楷在《受福亭記》一文中談到該鎮市區建設的情況時說：“自舶司右趨北建拱辰坊，盡拱辰坊ｃｈｕàｎｇ＠⑦益慶橋，橋南鑿井筑亭，名曰受福。亭前曠土，悉繡以磚為，一市ｈｕáｎ＠③ｈｕì＠④之所；其東舊有橋，已圯，巨濤侵嚙且迫，建橋對峙，曰回瀾橋；又北為上海酒庫，建福會坊；迤西為文昌宮，建文昌坊。文昌本涂泥，概施新ｚｈòｕ＠⑧；盡文昌坊又北，建致民坊；盡致民坊，市民議徙神祠為改建橋，曰福謙。”（注：《弘治上海縣志》卷5《建設志》。）顯然，受福亭一帶是上海鎮的商業中心，附近坊巷棋布，錯落有致，且街市道路都已鋪砌磚石，十分整齊。
　　江南其他地區一些大型市鎮的社會布局也基本相似。如湖州和嘉興府的烏青鎮，“市逵縱橫”；吉州的永和鎮，“辟坊巷六街三市”；平江府的平望鎮，“邸肆間列”；湖州的南潯鎮，“市井繁阜”，分為七巷；新市鎮，“井邑之盛， 賦入之多，縣道所不及”；饒州的石門市，“市井甚盛”；鎮江府的新豐市，“居民市肆頗盛”；臨江軍的肖家峽市，“棟宇相鮮，若臺若亭”等。（注：《烏青文獻》卷1《疆域》；《東昌古跡志》引鐘彥祥《東昌圖境記》；《乾隆吳江縣志》卷4《鎮市》；《同治南潯鎮志》卷25《碑刻》；《吳興金石記》卷12《嘉應廟牒碑》；薛季宣：《浪語集》卷18《湖州與鎮江守黃侍郎書》；周必大：《文忠集》卷171《乾道壬辰南歸錄》；陸游：《渭南文集》卷45《入蜀記》；楊萬里：《誠齋集》卷71《景延樓記》。）
　　在宋代，只有州府級城市實行廂坊兩級管理體制，即將城區劃分為若干個街區和坊巷設立廂，派遣官員進行管理。縣級城市和市鎮一般只允許設置坊巷和市。但到南宋時，隨市鎮規模的擴大和社區布局的日趨復雜，江南地區的一些市鎮開始仿效州府城市，私自設立廂級機構。如南宋中期，太平州的黃池鎮，“商賈輻輳，市井繁盛。俗諺有云：‘太平州不如蕪湖；蕪湖不如黃池’”。為了處理日趨繁忙的事務，當地監鎮官“乃擅行ｃｈｕàｎｇ＠⑦四廂”。（注：周必大：《文忠集》卷171《南歸錄》；真德秀：《真文忠公文集》卷7《申御史臺并戶部照會罷黃池鎮行鋪狀》。）
　　本來，宋廷一般在市鎮設立監鎮官，有些由縣尉或巡檢兼管。監鎮官主要負責商稅、酒稅的征收，兼領煙火公事，“其余婚田詞訴并不得受理，輒增置牢獄者重置典憲”，（注：《宋會要》方域12《市鎮雜錄》。）其權力十分有限。但由于市鎮社會的復雜化和城市化，一些江南市鎮監鎮官的權力不斷擴張。如紹興十四年（1144年），湖州官員以該州管下烏墩、梅溪鎮官“系在文武京官以上，及許斷杖罪以下公事”，要求“人煙繁盛”的四安鎮也依兩鎮例，“差京朝官，許斷杖一百以下罪”，得到朝廷的同意。（注：《宋會要》方域12《市鎮雜錄》。）可見，這些監鎮官已擁有一定的治安權和司法權，而這些權力原來都是由縣級政府掌握的。江南的許多市鎮先后設立官辦學校，這些學校多由各鎮自行管理。至于監鎮官的級別，也呈不斷提升之勢。一些規模較大或較為重要的市鎮的監鎮官多由京朝官或相當級別的武臣充任。如青龍、烏青、澉浦、梅溪、臨平等鎮的監鎮官都是已有一定資歷的京官。在任職年限上，也像縣官一樣實行三年一任制。如《紹定澉水志》記載了該鎮紹興二十一年（1151年）以后共41任監鎮官的任職情況，其中除了少數因丁憂、罷黜、病故等特殊情況外，其他都是三年一任。
　　從戶籍及相關的役法管理等方面來看，許多江南市鎮已經采用州縣城市的坊郭制。如州縣城市的坊郭商人例有行役，所謂“行”是同業工商戶組織，承担著向官府提供所需物資的責任。而一些江南市鎮也有類似的行役。如臨江軍黃池鎮“商賈所聚”，“州縣官凡有需索，皆取辦于一鎮之內。諸般百物，皆有行名，人戶之掛名籍，終其身以至子孫，無由得脫”。（注：真德秀：《真文忠公文集》卷7《申御史臺并戶部照會罷黃池鎮行鋪狀》。）又如嘉定二年（1209年）莫光朝所撰的《青鎮徙役之碑》談到湖州的四安、新市等鎮在差役方面早已實行坊郭法，鄰近的青墩鎮居民也要求獲得相同待遇，終獲批準。（注：《烏青鎮志》卷12《著述志》。）這些都表明，到南宋中后期，相當部分江南市鎮的居民已從鄉村戶籍中分離出來，正式列入城市坊郭戶的范圍。
　　四、市鎮的社會生活與風氣
　　居民的社會生活是市鎮社會形態的具體表現。與經濟、人口和社區布局狀況一樣，南宋時期許多江南市鎮在居民日常生活方面也日益呈現出城市化的特點。
　　從教育方面來看，前文已經提到，不少江南市鎮都設有官辦的鎮學和民辦的書院、小學、蒙學等不同形式的學校，如青龍鎮、澉浦鎮、上海鎮、景德鎮、震澤鎮、古步市、桂店等。有的還頗具規模。如應熙《青龍賦》稱該鎮“鎮學列三千余名之學士”，雖屬夸張之辭，但也從一個側面反映出青龍鎮學的規模是相當大的。又如澉浦鎮的鎮學是嘉定十年（1218年）由監鎮官徐之紀創立的，每年冬至，附近士人都要前來參加“序拜鄉飲”。（注：《紹定澉水志》卷5《學校門》。）甚至一些小規模的鄉村草市也興起了學校。如陸游有詩云：“耳目康寧手足輕，村墟草市遍經行。《孝經》章里觀初學，麥飯香中喜太平。”所說的就是南宋中期紹興府鄉村草市的小學教育情況。在另一首詩中，他還提到有一些草市興辦冬學的情況，并解釋說：“農家十月遣子入學，謂之冬學”。（注：陸游：《劍南詩稿》卷57、卷25。）市鎮學校的興起，顯示了其進一步向農村文化教育中心發展的趨勢，也是其趨于城市化的表現。
　　從文化娛樂方面來看，那些繁華都市的環城市鎮，固然有眾多文化設施和豐富的娛樂活動，如臨安城南的龍山市、城西的赤山市、城北的北郭鎮等都有相當規模的“瓦子”，即綜合性文娛場所，（注：《咸淳臨安志》卷19《市》。）就是地處農村腹地的市鎮也是如此。如兼跨湖州、嘉興府的烏青鎮，市內北瓦子巷，系“妓館、戲劇上緊之處”；波斯港南瓦子，“有八仙店，技藝優于他處”，“樓八間，周遭欄ｓｈǔｎ＠⑨，夜點紅紗梔子燈，鼓樂歌笑至三更乃罷”；善利橋西南太平樓，“為樓二十余所，可循環走，中構臺，百技斗于上”。（注：《乾隆烏青鎮志》卷4《古跡》引宋沈平：《烏青記》。）嘉興府澉浦鎮西南的永安湖是當地著名的游覽勝地，“春時游人競渡引樂，號為小西湖”。（注：《紹定澉水志》卷3《水門》。）一些地區的鄉村小草市也有活躍的文化娛樂活動。如紹興府鏡湖流域的草市，夜間戲劇演出十分活躍，陸游在詩中有不少生動的描述。如《夜投山家》：“夜行山步鼓冬冬，小市優場炬火紅”；《初夏閑居》：“小市豐年有戲場”；《行飯至湖上》：“此身只合都無事，進向湖橋看戲場”（注：以上陸游詩均見《劍南詩稿》。）。
　　江南市鎮的宗教活動也十分活躍。大部分市鎮都有數量不等的寺廟觀院，像澉浦、青龍、上海、黃池等之類的大型市鎮寺觀之多自不必說，就是一般的市鎮也往往為數不少。以平江府常熟縣為例：縣北40里的福山鎮是遠近聞名的宗教活動中心，鎮上有大慈寺、潛真館等多所寺觀，其中以作為泰山神行祠的東岳廟影響最大，每年都有江、淮、閩、粵等地的大批信徒前來祭祀和祈禱，“歲率以暮春，大會來者于廟之庭，祈者、禳者、訴者、謝者、獻技能者、輸工力者，若貴若賤，若小若大，咸各有施。投簪珥，薦琛貝，輦貨泉，篚布帛，庭實充塞”。其他如許浦鎮有法解寺、壽圣晏院、真武道院、崇真道院、樓真道院等；練塘市有春申君廟、凈慧祥院等；楊尖市有觀音教院等；甘草市有萬壽寺等；支塘市有明因祥院等；直塘市有廣安寺等；涂菘市有寶靈寺、延真道院等；河陽市有永慶寺等；莫城有莫耶廟、妙清院等；慶安鎮有凈居院等；梅李鎮有頤真館等；陸河市有泗洲殿等。（注：《琴川志》卷13《敘文》，卷10《敘祠》。）一些市鎮的宗教活動常常發展成為大規模的商品交易會。如正月十五日紹興府開元寺的“燈市”，“傍十數郡及海外商估皆集，玉帛、珠犀、名香、珍藥、織繡、髹藤之器，山積云委，眩耀人目；法書、名畫、鐘鼎、彝器、玩好、奇物亦間出焉。士大夫以為可配成都藥市”；二月初八日慶元府奉化縣岳林寺的彌勒佛生日“道場”，“百工之巧，百物之產，會于寺以售于遠，觀者萬計”；四月初八日徽州婺源縣五通神廟“佛會”，“天下商賈輻集”；同月十五日平江府昆山縣的馬鞍山山神誕辰“社會”，“它州負販而來者，肩袂陸續”。（注：《嘉泰會稽志》卷7；陳耆：《本堂集》卷81；方回：《桐城集補遺·汪元圭墓志銘》；《淳ｙòｕ＠⑩玉峰志》卷上。）這種廟會的興起，反映了江南市鎮社會生活越來越具有濃厚的商業氣息。
　　與工商業的興盛相對應，江南市鎮的社會觀念也發生很大的變化，重商、經商風氣十分盛行。不僅官僚大族紛紛參與工商活動，而且一般的貧困農民也往往到附近市鎮“負販傭工，以謀朝夕之贏”。（注：王柏：《魯齋集》卷7《社倉利害書》。）時人范浚在談到江浙一帶經商之風盛行的情況時說：“今世積居潤室者，所不足非財也，而方命其子若孫倚市門，坐賈區，ｆǔ＠(11)取仰給，爭錐刀之末，以滋貯儲。有讀一紙書，則奪取藏去，或擘裂以覆瓿，怒而曰：吾將使金柱斗，牛馬以谷計，何物癡兒，敗我家戶事，顧欲作忍饑而翻故紙耶！”無怪乎當時有人感嘆江浙地區“人多好市井牟利之事”。（注：范浚：《香溪集》卷22《張府君墓志銘》；周密：《癸辛雜識》別集卷上《天市垣》。）
　　 * * *
　　綜上所述，南宋時期江南地區的市鎮，除了規模較小的部分草市外，其社會形態已日益呈現出城市化的特征。特別是那些規模較大的市鎮，已初步發展成為與傳統州縣城市不同的新興經濟都市。這種經濟都市的出現，既是當時江南城市形態發生重大變化的一個標志，也是城市向外擴張并開始深入鄉村地帶的一種表現，由此引發了農村經濟和社會的一系列變革，推動了江南農村城市化進程的起步，盡管無論就城市化的廣度還是深度而言，都是十分有限的。這在古代江南社會、尤其是農村社會的發展史上，無疑有著重要和深遠的意義。
　　字庫末存字注釋：
　　 ＠①土右加奇
　　 ＠②王右加圭
　　 ＠③門內加繯字右邊
　　 ＠④內門加貴
　　 ＠⑤歹右加帶
　　 ＠⑥田右加亡
　　 ＠⑦并右加刃
　　 ＠⑧秋下加瓦
　　 ＠⑨木右加盾
　　 ＠⑩礻右加右
　　＠(11)兆右加頁
《學術月刊》滬65～72,59K23宋遼金元史陳國燦20012001南宋時期，江南地區市鎮的發展在全國頗具典型性和代表性。本文著重就此期江南市鎮的基本類型與特點、人口規模與結構、社區布局與管理、社會生活與風氣等方面作了較系統的考察和分析，認為許多江南市鎮不僅工商業十分發達，而且在社會形態上也日益呈現出城市化的特點。這在古代江南社會、尤其是農村社會的發展史上，無疑有著相當重要和深遠的意義。南宋/江南市鎮/社會形態本文系作者主持的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批準號，00CSH005。陳國燦，四川大學歷史系博士研究生、副教授。 作者：《學術月刊》滬65～72,59K23宋遼金元史陳國燦20012001南宋時期，江南地區市鎮的發展在全國頗具典型性和代表性。本文著重就此期江南市鎮的基本類型與特點、人口規模與結構、社區布局與管理、社會生活與風氣等方面作了較系統的考察和分析，認為許多江南市鎮不僅工商業十分發達，而且在社會形態上也日益呈現出城市化的特點。這在古代江南社會、尤其是農村社會的發展史上，無疑有著相當重要和深遠的意義。南宋/江南市鎮/社會形態本文系作者主持的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批準號，00CSH005。

網載 2013-09-10 21:4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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