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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圖分類號：O1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 5293(1999)03-0052-07
　　由原始神話和圖騰崇拜演變而成的巫術、占卜、占星思想是中國古代文化的根基之一。它在中國文化史上曾占有神圣至尊的位置。從政治神學中的“天人合一”和“君權天授”，到民俗文化中妖魔、鬼怪、狐仙故事的經久不衰，無不滲透著濃重的神秘主義色彩。從遠古時就逐漸蔓延開來并在秦、漢時期被進一步確立的巫術思想與漫長的封建制度結下了不解之緣，在中國古人的精神空間中占據了舉足輕重的地位。各種類型的神秘主義思想以其強大的精神力量深刻地支配著中國古代數學哲學的形成和走向，對中國古代數學發展產生過不可低估的影響。以占卜、占星等形式為主體的神秘文化在早期曾喚起古人原始的數學直覺，發揮過促進數學發展的作用，但由于神秘主義與生俱來的認識論局限性和方法論缺陷，致使中國古代數學深受其消極面的危害，并在腐朽的封建政治制度及其社會文化的共同壓制和摧殘下陷入停滯和衰竭。
　　本文試圖通過對中國古代數學神秘性質的初步考察，揭示數學在古人原始宇宙構圖與文化心理中的作用和意義，探索中國古代數學哲學的流變。中國是一個深受神秘巫術思想毒害和封建迷信侵蝕的民族。迄今我們仍須承認，科學精神、科學觀念、科學態度、科學思想和科學方法尚未完全普遍地植根于民族文化的沃土之中。對于即將進入21世紀的現代中國來說，高揚理性主義和科學主義旗幟，摒棄一切偽科學和蒙昧思想，仍是十分緊迫的歷史使命。
　　　　　　一、中國古代數字化的世界巫術圖像
　　自人類產生以來，隨著人對宇宙萬物感知能力的提高，人的認識活動就開始集中在描繪一幅可以解釋萬物生成與宇宙變化的世界圖像上。自然界萬物的衍生、演化與消逝喚起了古人最初的想象力、感悟力和理解力。在中國古代重復更迭、紛然雜陳、豐富多變、神秘莫測和千奇百怪的原始印象與構圖中，數學文化和藝術是最早發展起來的兩種表現形式。數學，主要是數字和圖形，很早就成為古人闡釋其神秘世界圖像的基本工具。在古人眼里，某個數字并不僅僅是這個數字本身抽象實在的數學意義（即表示數目字和比較大小或多少），而是這個數字蘊含的神秘意義。在古人看來，一個數字，尤其是一些特殊的數字，是能夠窮理究微、探索宇宙本原、洞悉萬物變化的神奇符號。它具有一種不可捉摸、難以控制的神秘力量。
　　在中國古代自然主義思想的代表作《大戴禮記》中，數字及各類數字的聯系被用來刻畫生物物種的數量和生物出生的時間。在《山海經》中，天地與萬物的大小和距離都給出了十分具體的數字。在《淮南子·墜形訓》中，人與動物的妊娠時間與數字的變化被穿鑿在一起：“天一、地二、人三，三三而九，九九八十一；一主日，日數十，日主人，人故十月而生；三九二十七，七主星，星主虎，虎故七月而生。”在國家管理方面，數術更有其神圣的地位。孔子在追述堯舜禹禪讓的故事時，提到他們對繼位者所說的一句話“天之歷數在爾躬”，清楚地表明誰掌握了天地運行數，誰就能治理好國家。在自然哲學思想方面，老子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是最典型的道—數—物三重先后次序分明的自然圖式。
　　數字及其符號的組合變化被淋漓盡致地運用于中國古代最重要和最具代表意義的卜筮著作《周易》當中。其中卦辭和爻辭的復雜變化都是通過數字有規律的排列變化實現的。以陰陽兩種符號組成八卦，分別代表地、山、水、風、雷、火、澤、天八種自然物及其位置結構。再由八卦兩兩相行，衍生出六十四卦，再從六十四卦的組合中推出三百八十四爻，用于表示世間萬物的數目。這種龐大有序的符號圖式構成了中國古代對宇宙與人進行解說的系統化與數字化的占卜體系。《周易》中蘊含著寶貴的“取象運數”的思想方法，其主旨是在廣泛收集自然現象的基礎上，運用數字及其變化來進行計算和推測。這是人類把樸素唯物論的觀察方法與飽含主觀想象色彩的數字方法相結合的最初嘗試。《周易》思想體系一個鮮明的特征就是把事物的變化限定在能夠把握的數字的所有可能的組合之中，利用數字間的內在規律對事物的運行進行規范和預測。
　　《周易》問世之后，其數字化刻畫世界圖像的思想被不斷地闡發。漢代學者所著《乾鑿度》就以《周易》為藍本對數字化的天地構成及其演化進行了新的勾勒。到了五代末年和北宋初年，隨著陳摶用象數學解說《周易》，象數學逐漸興起并成為某些理學家借以表述自己觀點的主要形式。其中代表人物之一就是撰寫《皇極經世書》的邵雍。在這部書中，邵雍把其思想體系建立在象數學理論與方法基礎上，力圖構造一個包括宇宙、自然、社會、人生在內的完整而又龐雜的體系，其中，道生數、數生萬物的老子自然哲學思想被進一步發揮：“道生一，一為太極；一生二，二為兩儀；二生四，四為四象；四生八，八為八卦；八生六十四，六十四具而后天地之數備焉。”
　　邵雍的宇宙體系是對《周易》和老子思想的繼承和發展。其用數字刻畫世界圖像的構想是值得肯定的，但其宿命論的唯心史觀和以“道”與“太極”等虛無縹緲和神秘莫測的東西為本原概念的先驗論是必須予以否定的。從中我們能深刻地領悟到中國古代自然哲學體系中強烈濃郁的巫術精神，感受到那種智慧與蒙昧混合、科學與迷信纏繞的認識困境。很明顯，這種以虛構、假設、幻想、意念的形式所構筑的精神實體存在為起點，運用簡單的數字規律及其推演所形成的理論體系，由于不具備科學方法所要求的基本條件，只可能是不真實的、主觀臆斷的和巫術化的。
　　　　　　二、“河洛說”與“八卦九疇”及其對中國古代數學的影響
　　在中國古代宇宙生成圖像和人類起源圖像的刻畫中，神秘的數字符號“河圖”與“洛書”占據著極其重要的位置。在神話傳說中，大禹治水時制“九疇”和伏羲畫“八卦”都受到過“河圖”、“洛書”的啟發。在《易傳·系辭上》有“河出圖，洛出書，圣人則之”的說法。《論語》、《墨子》、《莊子》、《大戴禮記》中都提到過“河圖”、“洛書”。何謂“河圖”、“洛書”？史學界尚有爭議。據李約瑟的考證：“《莊子》是最先把數與圖聯系起來，提出‘洛書’的九個數的”。 [1] （ P125）據錢寶琮考證，東漢末鄭玄在對《易緯·乾鑿度》中的“太一取其數以行九宮，四正四維皆合于十五”這一說法的注解中提出“九宮數”，并在對《易傳·系辭上》中“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這一說法的注解中提出了“天地生成之數”，并各有數圖相配，稱為九宮數圖和天地生成數圖。北宋時，理學家開始用天地生成數圖和九宮數圖來解釋“河圖”與“洛書”。朱熹在《周易本義》中，把“河圖”、“洛書”標于卷首，對應于天地生成數和九宮數，連同伏羲八卦次序圖和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圖一起，河洛起源說由此被發展為象數學。李約瑟也把九宮數與天地生成數對應于洛書與河圖。但著名數學史家錢寶琮認為“河圖”、“洛書”并不是天地生成數與九宮數。關于“河洛”的不同說法，更增加了其神秘色彩，但不管史實如何，“河洛”、“八卦”、“九疇”等都是帶有強烈神話色彩的數學符號，它們都是以某種巫術的象征性來表達其對世界的看法與認識的。這些數學符號是中國古代符號數字學的原始形態。比起語言神話、圖騰和藝術等形式來說，這些具有初步抽象化的象數符號是一種較高級的巫術話語。
　　在神秘文化的語境中，數的含義明顯地超越并偏離了科學意義上的數概念，它是浸透著豐富的巫術精神的一套信息符號系統。雖然有些理學家（如朱熹的弟子蔡沉）認為數與物可以聯系起來，數規定著萬物的起始與終結，但數不是純粹意義上的科學的數，而是籠罩在河洛、八卦等經典神話下的神秘數。數的這種超自然力量和神秘性質給中國古代世界圖像的數字化套上了沉重的巫術枷鎖。
　　“河洛”、“八卦九疇”等神秘數理符號及其衍生形式對中國古代數學的發展與認識論的定位有相當深刻的影響。從狹義的角度看，這些神秘的數理符號直接導致了中國古代數學家在2500年前就開始了對幻方的研究，并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使中國在組合數學領域位居世界前列。楊輝、丁易東、程大位、張潮等數學家都曾在這一領域有不同程度的貢獻。從廣義角度看，“河洛”等數理符號對不同時期的數學思想都有很深的影響。被譽為中國傳統數學理論體系奠基人的劉徽，在其名著《九章算術注》原序中清楚地表明了數的產生與八卦的神秘淵源：“昔在包犧氏始畫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作九九之術以合六爻之變。暨于黃帝神而化之，引而伸之，于是建歷紀，協律呂，用稽道原，然后兩儀四象精微之氣可得而效焉。記稱隸首作數，其詳未之聞也。按周公制禮而有九數，九數之流，則《九章》是矣。”劉徽的上述數學思想幾乎完全沿襲了《易傳》中有關數理的論點。宋代數學家秦九韶在其《數書九章》自序中表達了其數學思想的來源與數學的作用：“爰自河圖、洛書ｋǎｉ＠①發秘奧，八卦、九疇錯綜精微，極而至于大衍、皇極之用，而人事之變無不該，鬼神之情莫能隱矣。”秦九韶不僅夸大了當時數學的作用，并且有意使數學神秘化。他把大衍法同奇偶相生思想和《周易》思想有意糅合在一起。“大衍求一術”這一有關卜筮的例題被秦九韶放在全書之首，清楚地表明其濃重的數學神秘主義思想。
　　程大位是明代杰出的數學家，著有《算法統宗》（1593年）。程大位生活的年代屬中國古代數學史的末期。在接下來的17世紀，隨著耶穌會傳教士來到中國，西方數學開始傳入。所以，程大位的數學思想是中國古代數學末期的代表。程大位在《算法統宗》卷首畫有龍馬負圖、河圖圖和洛書圖。在河圖圖和洛書圖下，程大位分別解釋了河圖對伏羲畫八卦及洛書對大禹治水制九疇的作用。在《算法統宗·總說》中，程大位再次肯定了數的神秘來源：“數何肇？其肇自圖書乎？伏羲得之以畫卦，大禹得之以序疇，列圣得之以開物”。可見，即使到了明代，數學觀念與認識論始終停留在遠古神話的神秘幽谷之中，未有任何突破。綜觀整個中國古代數學史，“河洛說”與“八卦九疇”在數學家心目中一直占有神圣至尊的主導地位，的確值得深思。
　　　　　　三、對數字神秘主義的幾點認識
　　數學自誕生伊始，就成為古人認識并闡釋世界的一種強有力的語言，這一現象并非偶然。因為在自然界中充滿著各種各樣的模式，而“自然界中最簡單的模式是數字模式”[2]（P6 ）拉普拉斯堅信：“自然現象是為數不多的一些永恒法則的數學推論”。所以即使在人類文明剛剛開始的時候，一些簡單的模式與法則就已被人們所發現。這一發現對古人來說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情。在遙遠的古代，由于人們關于世界的知識和認識水平都十分有限，所以無法正確解釋許多自然與社會現象。在古人眼里，整個世界從總體來講是飄忽不定、變化無常和神秘莫測的，這就奠定了遠古時代人類的神秘主義認識論基調。而數字模式的顯現使古人在一片混沌之中看到了一線秩序之光，其驚喜興奮是可想而知的。數字模式是人類所發現的最早也最具象征意義的模式，是數字模式培育了人類最初的理性精神與邏輯思維。數字模式的出現是人類文化發展的一個重要轉折。由此形成了古人樸素的飽含神秘主義的數字化世界觀念。在古人看來，誰掌握了數字的奇偶性及運算推演規律，誰就找到了洞悉宇宙奧秘與人事變化的方法。數字及其確定性成為慰藉古人恐懼與神秘心靈的神圣的符號。
　　既然數學早已成為古人刻畫世界圖像的有力手段之一，為什么在現在看來，古人所描繪的數字化圖像遠非真實客觀而只是一幅巫術圖像呢？據我們看，主要原因有兩條。一是古人對世界的看法深受其認識能力與知識水平的制約，在對自然長期觀察所積累的比較散亂、缺乏條理的表象和經驗中，同時交織著大量的想象、幻想、虛擬和臆斷。由于相信某種超自然和超驗的神靈的存在，古人總是按照某種設定的觀念進行思考，而這種思考的主要特征就是被滲入了過多的主觀色彩，所以即使采用了數字化的方式也是無法使其世界圖像真實客觀的。其二，數字化的模式只是自然界萬千模式中簡單且容易把握的模式中的一種，對于認識世界的目的，僅僅依賴數字，尤其是自然數，是遠遠不夠的。而古人過度地使用了數字技術，以致于到了不恰當的地步。從中國古代被極度泛化的數字化現象，如象數、天數、禮數、歷數、命數、律數乃至醫數等，我們無不感受到這種濫用數字所造成的數字神秘主義文化在中國古代政治、社會和文化中所形成的巨大滲透力和影響力。然而，僅僅使用簡陋的數學知識與技術是不可能完整、精確地刻畫所有自然現象的。隨著數學理論與技術的不斷進步，對自然規律較深層的認識才能實現，并且這種認識是在數學與各門科學共同發展的前提下完成的。從近代數學的微積分、微分方程、偏微分方程、近世代數與非歐幾何，到現代數學中的計算數學、突變理論、模糊數學、混沌理論與分形理論等，人類的認識活動伴隨著數學的發展而不斷地進步。而在古代神秘化的世界語言中，過于初級的數學知識被賦予了過于沉重的認識使命。
　　這方面一個突出的例證就是在中國古代數學化的世界語言中僅僅采用算術工具而未廣泛采用幾何模型。幾何學研究與天象記錄兩相分離、幾何學沒有成為古代天文占星研究的有力工具，這一現象的原因有待探究。而由此造成的認識論與方法論上的空白只能被主觀臆斷所填充。如魏晉南北朝時提出的宇宙論，飽含主觀玄談成分，但缺少數理模型之輔助，終究只能是一幅巫術圖像。這種缺乏幾何化的宇宙圖像與古希臘學者建立的關于天體的幾何模型便有了很大的距離。
　　那么，怎樣評價中國古代數學的神秘巫術特征呢？首先，應該看到，在神秘的巫術活動中，含有古人向自然發問并意欲進行控制和操縱的強烈愿望，這同更早期人類被動地順應自然的態度相比是一種進步。應該說，巫術精神含有古人一定的主動性和進取精神，但這種弱小的與數字化世界圖像相伴而來的理性之火卻常常被自然的強大力量所湮滅。在這種情況下，自然是無法征服的，自然力量是無以倫比的，人的命運是不可改變的宿命論便占居上風。所以，古人常常深深地陷入由進取精神和對自然的無能為力感交織在一起的矛盾境地。這種主觀上主體的主動性與客觀上主體受制于客體的被動性所造成的困境對理性主義的建立是極為不利的。對超自然力和神靈的崇拜便不可避免地主宰人的精神世界。而在整個以神秘主義思想為基調的古代文化中，數字被用于世界圖像的刻畫是古人思想創造的一個閃光點。在古代，數字的神秘意義來自于對萬物數目的不完全抽象。這種物的量化思想顯示出數字在描繪自然、認識自然方面的原始意義。量的無處不在構成了世間萬物存在與普遍聯系的一個核心。在科學時代到來之前，人類文化經歷了神話、語言、巫術、宗教、藝術等階段，而這些話語通常被理解為較低級的文化形式，但數字符號的參與使我們不能再持有這種看法了。卡西爾說：“即使在人發現通向科學之路以前，人的經驗也并不僅僅只是一大堆亂七八糟的感覺印象，而是一種有組織有秩序的經驗。它具有一種明確的結構。不過，給予這種世界以綜合統一性的概念，與我們的科學概念不是同一種類型，也不是處在同一層次上的。它們是神話的或語言的概念”。[3]（P267）在我們看來，正是數字進入到神話和巫術的話語系統當中，才使這種非科學的世界圖像顯現出一定的秩序。借助于數字化，神話、巫術等文化才達到其發展的極致和頂點。
　　然而，走出由神秘文化所營造的迷宮，登上科學的殿堂，其間的道路曲折而又漫長。中國古代數學最終未能演化為近、現代數學，與中國古代數學始終無法掙脫神秘主義思想的羈絆有必然的聯系。在神秘巫術的世界觀念中，面對天地，人是被動渺小的。人的命運受到了某種超自然的神秘力量的支配。這種世界觀念雖然也含有進取的一面，但由于對事物運動變化與人的命運所進行的預測和估計是缺乏科學依據的，所以必定是不真實的和荒謬的，最終只可能以不可知論為歸宿。這種以不可知論為指歸的世界觀念表現在數學研究中，就是數學研究的對象無法定位在客觀的、真實的自然現象上，而只是一套虛幻的、意念化了的概念客體上。這樣就從根本上抑制了人對世界本質的深層發問，并否定了人對世界的能動性。中國古代數字化的世界觀念因此陷入了從一種類型的神秘走向另一種類型神秘的惡性循環中。
　　受神秘主義思想的支配，在中國古代文化中就出現了一種虛假的數字應用現象。數學只被用于對主觀認可的東西作出解釋，而不是依據客觀現象的數學規律給出判斷。貝爾蓋涅這樣評價道：“數字并不取決于被知覺或被描繪的物體的實際（經驗）的多元性，相反地，它是那樣一些物體，其多元性是根據一個事先決定的神秘數字（好象在一預制的結構中那樣）而取得的形式來確定的。”[4]（P312 ）數字神秘主義的這種僵化、固定的數字模式不僅束縛了數學家的手腳，遮蔽了數學家的視野，而且極大地妨礙了數學的應用，最終導致中國古代數學的衰敗。明代接受過西方數學洗禮的著名科學家徐光啟深刻地指出：“算數之學特廢于近世數百年間爾。廢之緣有二，其一為名理之儒，土苴天下之實事；其一為妖妄之術，謬言數有神理，能知來藏往，靡所不效。卒于神者無一效，而實者無一存”。[5]（P230）
　　在中國古代，數學有兩種截然不同的表現形式，一種是充滿神秘性質的在哲學、巫術、宗教等方面有深遠影響力的被稱為象數學和數字神秘主義的偽數學；一種是在社會生活、生產實踐、商業貿易、工程技術中應用廣泛的數學。前者把數學的科學本質掩蓋起來并把數學引入歧途，而后者才是數學的廬山真面目。只有超越圣賢們所設定的神秘數字的界圈，把數學從神秘、讖諱的陷阱中解救出來，才能使數學獲得從社會發展、科技進步和自身內部而來的真正動力和源泉。可惜后者由于囿于狹隘的實用主義，沒有經過形而上學和形式邏輯的洗禮，終于沒有產生出堪與數字神秘主義相抗衡的知識體系和思想力量，致使中國古代數學思想始終徘徊在神秘主義的幽谷之中。而那些托借神秘數字以顯示其學問神圣、高深、玄妙的圣賢們在內心里是鄙視真正的數學的。如朱熹雖把“河圖”、“洛書”繪于其《周易本義》之扉頁，但卻把九數視為最末事。科學意義上的、具有現實應用性的數學在中國古代文化中是沒有地位的。沒有任何跡象表明在神秘的數學與科學的數學之間有怎樣的聯系和轉換機制。兩者之間巨大的斷層使中國古代數學難以形成堅實的基礎，由此留下了中國古代數學思想史一段長長的空白。
　　毋庸諱言，從世界范圍內看，在人類早期的數學認識活動中，與神秘主義交織相融是一個必然經歷的階段。卡西爾看到了這一點：“在人類文明剛剛開始出現時，數學思想絕不可能以真正的邏輯形態出現。它仿佛被籠罩在神話思維的氣氛之中”。[3]（P61）與某些社會文化現象俱來的初步的科學觀念需要從混沌之初逐漸顯露出秩序，并在不斷的分化過程中走向成熟與完善，這種科學觀念才能獲得新的生機并逐步發展成一門獨立的學科。隨著人類認識水平的提高和認識過程的深化，數學有抽象化和理論化的必要。然而，中國古代數學在神話與神秘的氛圍和境地中滯留得太久了。中國古代數學始終未能揚棄自先秦時期就已形成的神秘巫術的世界觀念。直至宋、元、明時，數學家仍把數學與象數學和數字神秘主義作某種程度的混淆，在兩者之間糾纏不清。即使在沈括偉大的著作《夢溪筆談》中也充斥著占卜思想。濃重的神秘主義思想極大地消解了中國人的科學精神。濃重的神秘巫術思想對建立科學的和理性主義的世界觀構成了難以逾越的障礙。李約瑟有一個正確的判斷：“的確，科學和魔術的分化，是17世紀早期現代科學技術誕生以后的事——而事實上這一點卻是中國文化所從未達到的。”[4]（P36）
　　在某種社會形態中起支配作用的文化類型所持有的文化觀念及其對世界與知識的基本態度和價值取向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這個社會整體文化發展的道路和命運。我們把是否有利于理性主義思想的孕育和生成，是否有利于科學精神、思想和方法的萌發和發展，是否逐步摒棄對超自然力量和神ｚｈǐ＠②的崇拜和信仰，是否掙脫各種巫術、禁忌的桎梏，是否從整體上擺脫封建思想文化的束縛，是否形成了知識的創新進化機制，作為衡量某種文化是否具有最終進入科學時代的基本文化資質的重要標志。這樣看來，中國古代文化在其漫長的歷史演變中逐漸喪失其產生之初的采用數字技術探索宇宙規律的恢宏氣勢而同古代數學一同走向衰落，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其觀照世界的態度與方法始終是神秘主義的，其認識目的只是為各種巫術或宗教的思想信仰及其儀式尋找一些貌似合理實則荒誕不經的解釋，數字技術和一些實驗操作正是這種神秘主義思想的犧牲品。例如《周易》中蘊含的某些精深的數學思想（如二進制算術）在后世并未獲得進一步的提煉，而其有限固定的數字變化模式由于拒斥任何新的數學變量而逐漸退化，僅剩下了僵硬的外殼。而從創立之時富于探索自然精神和數學思辨力的道教，由于思維旨趣中占絕對主導的道、仙色彩，致使其最終蛻變為純粹的占卜術，煉丹、成仙成為唯一的追求。
　　有了上述認識，我們便不難理解，為什么正當中國人依然虔誠地圍繞著煙火燎繞的香爐叩首跪拜，醉心于卜簽、蓍草的組合以祈求神仙保佑、長命富貴時，正當中國人用自己發明的指南針測風水、找寶地時，正當中國人用自己發明的火藥制作爆竹以祛鬼除邪時，卻遭到了把指南針用于航海，把火藥用于制造炮彈的西方殖民主義者的鐵蹄踐踏。落后就要挨打，這是中國近代史所揭示的鐵的定律。“歷史的經驗值得注意”，歷史的教訓更需要記取。
　　令人費解的是，迄今仍有一些學者打著弘揚傳統文化的旗號，把中國古代占卜、數術、八卦和宗教中的各種神秘概念與現代科學理論與發現生拉硬扯到一起，對現代科學理論進行古代文化的闡釋與話語還原，以表明許多現代科學理論和成就古已有之。這種胡涂亂抹的文化研究方法是極不科學、不負責任和十分危險的，是清初“西學實源于中法”論調的翻版，骨子里透出了一股不健康的“先前闊”的狹隘民族主義情緒。假如有人發現在浩如煙海的巫術、玄學、神學的精神思辨或奇思妙想中有那么幾條恰好暗合了某個科學事實或結論，就堅持說幾千年前祖先已經創造了有關的科學理論，那么這種人不是無知便是別有用心。如果仔細對比便會發現，那些謊稱現代科學中某個概念或原理正是古代某個神秘思想甚至別無二致的說法根本經不起推敲。在那些對古代文化的現代闡釋和解說中，穿鑿附會了解釋者費盡心機的曲意逢迎、有意抑或無意的概念偷換和飽含主觀臆斷的假設。現代科學理論與古代文化無論是在世界觀和認識方法上，還是在認識目的和認識深度上都是有本質差異的。李約瑟這位把畢生獻給中國科技史研究的偉大學者曾語重心長地告誡我們：“試圖在中國人的歷史中尋找現代類型的科學理論是毫無意義的”。在中國現代化的進程中，我們必須對這股偽科學思潮保持高度警惕，因為打著科學的旗號反科學比起赤裸裸的封建迷信活動有很大的隱蔽性和欺騙性。中國古代文化中的神秘主義思想和一切非科學的文化傳統不僅是中國長期停留在封建社會并在近代陷入落后和挨打局面的重要因素之一，而且對于中國文化的現代化也是一個巨大的思想障礙，因此必須從整體上予以否定和批判。只有這樣，“科教興國”的戰略才能得到實施，中國的現代化才有希望。
　　收稿日期：1999-01-26
　　基金項目：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九五”規劃項目（96JC720003）。
陜西師范大學學報：哲社版西安52～58B2科學技術哲學黃秦安19991999中國古代數學是在中國古代文化的土壤中生長出來的，它與古人的精神創造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受中國古代各種神話、巫術思想的浸潤，中國古代數學從濫觴之時就被籠罩在神秘文化的帳幔之下。與神秘文化相互交織、相互依托，這是中國古代數學存在與演變的一種基本特征。只有深入到數學文化史的這一層面，我們才能對中國古代數學的緣起、發生、發展直至衰落有一個客觀、全面、正確的估計和認識。中國古代數學/神秘文化/神話/巫術/占卜/數字模式黃秦安（1962-），男，陜西西安市人， 陜西師范大學數學系副教授，教育學碩士。陜西師范大學　數學系，陜西　西安　710062 作者：陜西師范大學學報：哲社版西安52～58B2科學技術哲學黃秦安19991999中國古代數學是在中國古代文化的土壤中生長出來的，它與古人的精神創造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受中國古代各種神話、巫術思想的浸潤，中國古代數學從濫觴之時就被籠罩在神秘文化的帳幔之下。與神秘文化相互交織、相互依托，這是中國古代數學存在與演變的一種基本特征。只有深入到數學文化史的這一層面，我們才能對中國古代數學的緣起、發生、發展直至衰落有一個客觀、全面、正確的估計和認識。中國古代數學/神秘文化/神話/巫術/占卜/數字模式

網載 2013-09-10 21:47: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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