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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說，在文藝學領域沒有什么貢獻的吾輩，是沒有資格來談論“創新”這樣一個題目的，我這兒所談的，只能是個人多年來從事文藝學專業的體悟與感受，以及自我反思的有關問題。擬講三點意思：第一，文藝學創新是難的；第二，在中國，文藝學創新尤難；第三，文藝學畢竟還在發展，文藝學也不可能終結，所以，我們還是要盡力在某些方面有所創新。
　　一、文藝學的創新之難
　　一門學科，是由基本理論范疇與相關“元問題”構成的，在其發展過程中，對某些理論范疇及“元問題”的思考與探究必會越來越豐富，況且，在人文學科方面，古人及前人的智慧并不在今人之下。因此，從人類文化發展的歷程來看，越是傳統的人文學科，發展往往越是艱難。我們所從事的文藝學，作為一門現代意義的學科，雖然時間不長（據趙憲章先生在《中國文藝學的現在和未來》一篇文章中論及，“文藝學”一詞最早見之于1843年麥登寫的《現代文學史》一書的緒論中），但從起源以及實際內容來看，卻是有著久遠傳統與深厚積累的。早在西方的古希臘時代，柏拉圖、亞里士多德就曾有過關于文藝學的比較深入系統的論述。在中國歷史上，相關成果更是紛涌迭現，難以盡數。在這樣一門學科中，由于許多重要問題已經有前人反復研討，后人要在前人的基礎上有所突破，要有什么原創性，實在是越來越不易了。
　　舉個例子來看，在中外文論史、美學史上，不知有多少人探討過生活與藝術之間的關系問題，如康德提出了“審美表象說”，歌德認為作家應該“既是自然的主人，又是自然的奴隸”，朱光潛認為美是“主客觀的統一”，胡風強調“主觀擁抱客觀”等。這些見解，雖然均有其自身的獨立影響與理論開拓價值，但就其實質性理論內涵來看，我認為基本沒有超出中國唐代畫家張璪早就僅用8個字做出的概括，這就是“外師造化，中得心源”（張彥遠《歷代名畫記》）。另如后人的現實主義論說，其主旨也基本上沒有超出亞里士多德《詩學》中的見解。
　　這種狀況，其實不只見之于文藝學，在人文探索領域是具有某種共通性的。理智的歌德，曾經這樣告誡愛克曼：“人們老是在談獨創性，但是什么才是獨創性！我們一生下來，世界就開始對我們發生影響，而這種影響一直要發生下去，直到我們過完了這一生。除掉精力、氣力和意志以外，還有什么可以叫做我們自己的呢？如果我能算一算我應歸功于一切偉大的前輩和同輩的東西，此外剩下來的東西也就不多了。”“事實上我們全都是些集體性人物，不管我們愿意把自己擺在什么地位。”① 英國現代著名哲學家懷特海說得更為徹底：整部西方哲學史只不過是柏拉圖的注腳。
　　由于積累深厚而創新之難的狀況，其實又不只見于人文學科，也見于某些傳統性的自然基礎學科。如，據有關信息可知，在數學領域，近30年來，世界上“已難以尋到眾所矚目通曉全局的大數學家”。② 中國科學院院長路甬祥曾經這樣論及物理學領域的情況：“在20世紀近代物理學革命以后，在約為3／4世紀的時間內，物理學并沒有發生新的基礎性的革命性的重大變革，物理學的進展主要還表現為對于相對論量子論的完善及推廣應用上”。③ 也許正是與創新之難不無關系，據有關報道，目前英國大學的數學、物理、化學等一些科學課程出現了危機，由于報考人數急劇下降，越來越多的大學將陸續不再開設某些科學方面的課程，從1997年起，已有將近1／3的物理課程已被注銷。④ 在法國、德國， 也有不少人認為物理的時代已經過去，“大學物理一年級學生1998年的注冊人數僅為1991年注冊人數的一半”。⑤ 可見，在發展危機方面，文藝學與上述某些自然學科之間，似乎也是具有一定相似性的。
　　二、中國的文藝學創新尤難
　　與西方相比，我們的文藝學創新尤為艱難，主要有以下幾方面原因。
　　一是現實與文化的滯后。在全球化時代，世界上許多國家的生產和生活方式，以及發展過程，越來越具共通性。后進國家，追逐發達國家，幾乎已成為一種必然。與之相關，后進國家的某些文化觀念，當然也包括文學藝術觀念，也就勢必呈現出滯后性。以我們國家的情況來看，例如近些年來成為熱點的文化工業、大眾文化、文化傳播之類問題，大約早在半個世紀之前，就已納入了歐美學者的視野，并曾形成了法蘭克福與伯明翰這樣聲名顯赫的學派。由于現實本身的滯后，近些年來，相關問題才為我們所重視。又因現實問題的相通，我們在這方面的某些見解，也就基本上沒有超出上述兩個學派，給人的感覺，甚至很像是在炒西方人三四十年以前的冷飯。另如近幾年來越來越受中國學者重視的生態文學批評問題，至少早在上世紀70年代，就已萌生于美國，由于西方人在這方面的研究已有相當的積累，中國學者要另外拿出什么原創性的成果，也同樣是很難的了。
　　二是僵死的學術體制。學術體制，大約應包括學位授予體制、職稱晉升體制、學術成果評審體制、學術資源管理體制等。學術體制，本應是尊重學術活動規律的產物，應以創造并保障良好的學術生態，為學者的獨立思考、成果發表、學術活動等提供充分的自由空間為宗旨。經由多年的改革開放，我國目前的學術生態，當然已大為改觀，學術自由的程度也大有提高，但與市場經濟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我們現有的學術體制，基本上還是計劃經濟時代的產物，呈現出的仍是指令性、規劃性與計劃性格局。例如出版社、報紙刊物等學術資源，仍是按國家規劃布設的，屬指令性和壟斷性的，這樣一類本身就是不自由的學術載體，要體現真正的學術自由顯然是不大可能的。另如許多研究課題、經費、獎項、職稱數額、學科設置，乃至大學的課程開設、教材編寫等，亦往往是由政府主管機構統轄規劃的。這樣的學術體制，顯然是不符合學術規律的。僅以課題而言，有些重大科研項目，特別是自然科學、技術工程等方面的重大項目，由國家統籌規劃，重點扶持，當然是必要的，但不加區別地將一切都掌控在計劃、規劃之中，則是有害于學術發展的。從中外歷史上來看，許多偉大的科學成就，如達爾文的“進化論”、愛因斯坦的“相對論”，是誰規劃出來的？在人文領域，問題就更為明顯了，如中國的孔孟學說、老莊哲學、劉勰的《文心雕龍》，西人康德的“三大批判”，黑格爾的《美學》等，是誰計劃出來的？事實證明，真正有價值的學術成就，往往是在無所顧忌的學術生態中，學者的個人才智得以自由馳騁的結晶。如果由于某些方面的原因，破壞了學術生態，限制了個人才智自由馳騁的空間，學術危機也就是必然的了。僅從這方面看，我們目前的文藝學危機，在一定程度上，不能不說是與深層次的體制性危機、生態性危機有關。而這方面的危機，制約的其實又不止是文藝學。長期以來，我們的哲學、政治學、法學、教育學、心理學等諸多人文學科的落后，乃至其中的某些弊端禍患，亦均是與之有關的。例如，目前有愈演愈烈之勢的學術腐敗問題，亦正與“官場腐敗”相同，不論“反腐”呼聲多高，如果不從體制入手，是不可能徹底解決的。另如建國以來，在我們的思想文化及其他領域發生的諸多悲劇，許多人至今仍習慣于將其歸之于“極左”思潮，事實上，不論“極左”還是“極右”，在健全的體制中，都可能只不過是一種文化形態的“思潮”，而只有在其不受體制制約，或者與某種體制合謀時，才會在歷史上留下罪惡。
　　三是學術心態的自卑、局促與浮躁。其自卑性的突出表現是：以仰視性的目光，以“重復說”、“捧著說”的思維方式面對西方現代文論，結果，某些原本并不高明甚至存在嚴重問題的見解，在我們這兒也可以大行其道。例如，在我國當代學術界，詹姆遜的理論有著廣泛的影響，為許多人所推崇，卻沒有人能夠像美籍印裔學者艾賈茲·阿赫默德那樣敏銳地意識到，在這位“西方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的“后殖民主義”理論中，恰恰潛存著的“后殖民主義”的陰影。阿赫默德尖銳地指出：“幾乎每一位現代的亞、非國家知識分子都至少懂一種歐洲語言；另一方面，幾乎沒有一位重要的歐美文論家曾經不怕麻煩學過任何一種亞非國家的語言；宏大的翻譯工程使文本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之間廣為流通，但當這些文本譯自亞非國家的語言時，這種流通就會拖延得出奇地緩慢。”。⑥ 正是由于交流的不對等， 西方白人學者實際上并不真正了解第三世界的文學實際，故而詹姆遜所提出的“第三世界文學是民族寓言”之類見解，其實不過是根據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的體驗而得出的定義。其局促性的主要表現是：第一，褊狹的文藝學功能定位，即過分看重的仍是文藝學的實踐價值，缺乏康德、黑格爾意義上的真正的理性探索精神，固守的仍是他們所不滿的“知性”（其實是經驗主義）的思維方式。第二，向往一統化、完成化，放之四海而皆準，可以一勞永逸地解決所有文學藝術問題的理論體系的建構，缺乏對文藝學的開放性、未定性、過程性特征的認識。第三，謹小慎微，步趨他人，缺乏學術敏感。例如，原本沒有任何政治風險，以反對“文化霸權”為主旨的“后殖民批評”文論，也許更應該產生在我們這樣一個曾經長期淪為半殖民地狀態，至今仍不得不忍受發達國家某些方面的文化霸權屈辱，且堅定信仰馬克思主義的國度，而我們卻缺乏這方面的學術敏感。另如接受美學理論，也許更應產生在我們這樣一個有著深厚的相應理論資源的國家，而我們卻無人有此意識。其浮躁心態主要表現在：我們總是熱衷于制造或追逐所謂的學術熱點，急于搶占所謂的某種話語權，喜歡參與原本意義并不大的學術論爭，而缺乏甘于寂寞、扎扎實實、潛心以求的學術精神。
　　三、我們還是要設法創新
　　一門學科的發展之難，當然并不意味著最后終結。目前，在世界范圍內，數學、物理、化學等一些傳統自然學科，畢竟也還在許多方面不斷有新的進展。文藝學同樣如此，據芝加哥大學教授、《批評探索》主編米切爾2004年6 月在中國人民大學召開的“多元對話語境中的文學理論建構國際研討會”的發言中介紹，在美國，文學理論除了在電視、電影、廣告、大眾文化、日常生活等領域展現新的生機之外，以哈拉維（Donald Haraway）等為代表的后人文主義文學批評理論正在興起，與研究計算機時代出現的新生命體以及人的主體性的相關理論也有可能出現新的模式。⑦ 另如最近幾年在英美國家聲勢日高， 旨在探討文學與自然環境之關系的生態批評，以及由此而衍生的生態詩學、女性生態主義文學批評等，也已展示了文藝學研究的新天地。
　　中國的文藝學研究，雖然存在更多的局限，但亦并非注定了沒有創新之可能。我們的現實及相關文化，雖在某些方面滯后于西方，但在民族傳統、文化觀念、審美心理、生活方式以及面臨的相關現實問題等方面，畢竟又不同于西方。只要我們調整學術心態，增強學術敏感，注重從自己的現實與文化出發，將同樣大有開拓與創新的空間。至于學術體制，亦并非不可逾越，如曾處于極為險惡的政治環境中的前蘇聯的學者巴赫金，不也照樣創造了“復調”理論，成為具有重大國際影響的文藝理論家了嗎？可見，文藝學的創新，除了相應的外在條件之外，我們自身的人格素質、學術視野、思維方式等也至關重要。具體說來，至少有以下幾點，需要我們進一步致力以求。
　　第一，要打破褊狹的文藝學功能定位，即應該認識到，文藝學研究，除了與文學藝術實踐相關之外，還是對人類心靈秘密的揭示，是對真善美的終極性價值追求，是一種自足性的思想創造。借用西方學者福山等人的見解，在更高的價值層次上，文藝學成果，實際上是一種文化價值觀念形態的社會資本。在中外文論史上，許多文藝理論家、美學家的成就正是如此，如黑格爾“美是理念的感性顯現”，尼采的“酒神精神”、“日神精神”，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文藝觀，弗萊的“原型批評”等，很難說是對人類文藝創作實踐的總結，其價值也并不僅僅在于實用性地指導創作或評價作品，而更在于開創了一個個閃射著人類智慧之光的精神空間，可以啟迪人類更為豐富地把握世界，更為深刻地認識人生，更為有效地提升精神品位。
　　第二，要拓展襟懷，擴大視野，加強作為人文知識分子的歷史使命感與現實責任感。以事實來看，世界上許多卓有成就的美學家、文藝理論家，其成功正是與此有關的。康德注重的是永恒性的人類的道德完善，黑格爾的出發點是人類的精神解放，馬爾庫塞等人力圖拯救的是為技術文明異化的現代人類社會，巴赫金的“對話”理論中隱含的是對專制社會體制的抗爭，薩義德的“東方主義”則本身就是一種國際政治理論。而在心態自卑、局促與浮躁的中國當代文藝學領域，要出現這樣的理論家，恐怕是不大可能的。也正是據此，可以更為清楚地看出中國文藝學成就的低下及我們自身應該承担的責任。
　　第三，要從更深層次上解放思想，切實破除“非此即彼”、“二元對立”之類思維方式。對此，我們雖然早已不乏清醒的理性認識，但在實際思維過程中，卻又極易陷入其中而難以自拔。例如當我們奉行合乎馬克思主義的從現象到本質的抽象概括方式時，卻忽視了康德、黑格爾式的大膽假設，小心求證，預設先驗本質的合理性；當我們信奉存在決定意識時，不敢相信有時意識也會決定意識；當我們為“非本質化”、反對“宏大敘事”之類的后現代主義學術立場所吸引時，往往忽視了“本質主義”的思維方式并非一無是處，往往忘記了在后現代背景下出現的“后殖民主義”、“女性主義”等，仍是“宏大敘事”的產物。
　　面對中國當代文藝學的創新之難，過分地怨天尤人，空談危機，顯然是沒什么意義的，只能徒增文壇悲涼而已。根據現實，拓展個人襟懷，調整自我心態，解放思維方式，潛心以求，我們的文藝學，也許才有某些方面的創新之可能。
　　注釋：
　　① 《歌德談話錄》，88、250頁，朱光潛譯，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8。
　　② 黃力民：《后現代文化思潮在數學中的影響》，《社會科學戰線》，2000(5)。
　　③ 路甬祥：《百年物理學的啟示》，見中國科學院網站：http://www. cas. ac. cn/html/Dir/2005/05/31/9199. htm
　　④ 《英國大學科學課程遭遇危機》，胡樂樂摘譯，《社會科學報》2005年7月28日。
　　⑤ 新華社6月14日：《法國物理學家對物理學發展前景担憂》，http://www. people. com. cn/GB/channel2/570/20000614/102651. html
　　⑥ 羅鋼、劉象愚主編：《后殖民主義文化理論》，335頁，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
　　⑦ W．J．T．米切爾：《理論死了之后？——在中國中外文藝理論多元對話語境中的文學理論建構國際研討會上的演講》，李平譯，《文化研究》第五輯。

東方叢刊桂林115～123J1文藝理論楊守森20062006
楊守森，山東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郵編　250014）
作者：東方叢刊桂林115～123J1文藝理論楊守森20062006

網載 2013-09-10 21:47: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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