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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類號］K561.4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4799（1999）03—0076—0080
　　18世紀末爆發的法國大革命是世界歷史上劃時代的事件。在空間上，其影響超越歐洲，遍及世界；在時間上，其余波穿透了二百多年的歲月，直指當代。
　　位于歐洲邊緣的英國，同法國僅一峽之隔，恰如毗鄰一場大地震震中的地區，不可避免地受到強烈的沖擊和影響。
　　對早已存在的英國激進運動來說（注：英國史學界認為，英國激進運動始于18世紀六七十年代，終于20世紀初， 見 J. O. Baylen, N. J.Gossman, 1979: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Modem　 BritishRadicals,Vol.I,Introduction,New Jersey,Sussex.），法國大革命既使它突然勃興，又使它很快失敗（注：激進運動的目標是議會改革，即普選權和年度議會；堅持合法斗爭。1789年法國革命使本已沉寂的激進運動突然復興，1795年后逐漸銷聲匿跡。）。過去認為，這是因為英國有產階級的恐慌反應和國家機器殘酷無情的鎮壓。現在看來，這種看法過于簡單。英美史學界的最新研究表明：法國大革命對英國最大的影響就是推動了保守主義思想的流行（注：H.T.Dickinson( ed. ) ,　1989:Britain and French Revolution,1789～ 1815, St. Martin's Press,New York,P103.）。 本文的目的就是說明保守主義意識形態被英國公眾接受，并形成了一種社會輿論，以及這種輿論的作用。
　　　　　　一
　　保守主義，英語叫Conservatism，它由動詞Conserve變形而來，意思是：使保持在安全、完好的狀態（注：王同億主編譯《英漢辭海》，北京：國防工業出版社，1987，第1096頁。）。保守主義“并不意味著開歷史倒車，甚至也不意味著抗拒變革；它意味著盡可能長地保持某個事物，并且在不得不進行變革時把變革的幅度限制在盡可能小的范圍內”（注：錢乘旦、陳曉律：《在傳統與變革之間——英國文化模式溯源》，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第175頁。）。可見， “保守”、“保守主義”這兩個詞在英國并無貶義，沒有漢語中“落后、反動”的意思。
　　英國保守主義的鼻祖是愛德蒙·柏克（Edmund Burke,1729 ～1797），他是輝格黨的領袖之一，學識淵博，見解敏銳。他最有名的著作是1790年11月發表的《法國革命論》（注：原文為 Reflections on　TheRevolution in France，譯法甚多，現從何兆武先生的譯法。見何兆武：《評柏克的〈法國革命論〉——兩百年后的再思考》，載于《史學理論研究》，1994.2。），此時離法國革命爆發（1789年7月14日）僅1年零4個月。他在書中預言法國革命將導致混亂狀態、 貴族教士將會被剝奪生命財產、弒君、恐怖、獨裁、革命向外蔓延等等，這些后來竟一一被證實，其準確性在世界歷史上十分罕見。
　　柏克的著作一問世，立刻激起了巨大的反響。英國輿論馬上出現兩大對立陣營：激進主義和保守主義。
　　激進主義方面的代表作是托馬斯·潘恩的《人權論》（1791年初），此書在中、下層，尤其是手工業者當中，影響極大。這里不打算詳述。
　　保守主義方面，除柏克外， 還有不少人， 如約翰·里夫斯（JohnReeves）、威廉·拍立（William Paley）、 羅伯特·賴爾斯（RobertNares）、薩繆爾·霍斯利（Samuel Horsley）等等。 他們沒有簡單重復柏克的論調，或者添油加醋、添枝加葉，而是加以發揮創造。他們不像雄辯家柏克那樣，下筆千言、文采飛揚，其立論都很具體簡明，瞄準中、下層階級。他們力圖證明：如果聽任國內外激進思想泛濫，必然會導致宗教、國家和現有社會秩序的覆滅。到時候遭殃的不僅僅是統治階級，包括中、下層階級在內的整個社會都會倒霉。
　　綜合這些保守主義者的思想，有以下幾個方面：
　　（1）法國革命建立在抽象的、理性的原則基礎上， 如：人的自然的、不可轉讓的權利，自由、平等和博愛等等。依照這些原則，現實必然是不合理的、丑惡的，不予以全盤摧毀，新社會就無從建立。因此，法國革命同以往歷次革命都不同，它可以稱作一場“意識形態的革命”。它要砸爛“舊世界”，同過去一刀兩斷。顯然，這樣的革命一旦開始，便難以結束，并且帶有巨大的破壞性。
　　（2）過去的東西，或者說傳統并不見得全是壞的。相反， 貴族、宗教、國家、君主制都是自然的、歷史的產物，是人類世世代代智慧的結晶。國家是人類的需要，體現了人類的社會功能；宗教是社會穩定的基礎；貴族制和君主制歷經幾個世紀的風風雨雨，本身就證明了自身存在的價值。
　　（3）人類的不平等是自然發生的，上帝創造出窮人、 富人是為了獎勤罚懶。窮人和富人相互依存：離開窮人的勞動，富人不復存在；窮人也可以從富人那里得到指導、雇傭和救濟。革命者或者激進分子過分追求平等，必然會鼓勵窮人劫富濟貧，引發社會動蕩，最終從中得益的是毫無財產的社會渣滓。
　　（4）英國人沒有一部激進的憲法， 但是一直享受著實際的自由，如：法治（rule of law）、正義和政治穩定。 英國憲法長期以來是文明社會羨慕的對象，它給國家權力設置了制衡機制。英國人正享受著實際的經濟利益。
　　（5）人從本質上說并非理性的動物。就像《圣經》揭示的， 人帶著天生的弱點。
　　值得指出的是，當時的英國人，包括國王喬治三世、托利黨、輝格黨成員、柏克甚至潘恩都沒有也不可能像我們今天這樣清楚地看到英法兩國的巨大差異，比如君主制、教會、貴族等等，英法兩國雖然這些名稱相同，內容卻大不一樣。僅就君主制而言，英國在1688年“光榮革命”之后，國王正在向“統而不治”的“虛君”演變；而法國的君主歷來就是專制首腦。他們往往拿英國的模式去理解法國，這樣就看不到法國革命的真正原因，而把革命的弊端一古腦算到少數革命領袖和所謂“巴黎暴民”頭上。
　　然而，保守主義言論還是抓住了法國革命“抽象”、“理性”的要害。隨著革命的步步深入，柏克的預言一個個得到驗證，保守主義的說服力越來越強了。
　　　　　　二
　　思想要掌握群眾，必須依靠輿論宣傳。潘恩的《人權論》是激進派手中銳利的思想武器，這本書的售價雖高達3先令，到1793 年已售出20萬冊，超過了柏克的著作。它在中、下層階級當中，影響很大，廣為傳誦，成了手工業者的政治啟蒙教科書。這是過去的研究者常常強調的。
　　但是，從全國范圍來看，保守陣營的宣傳規模更大。先說柏克的《法國革命論》，其銷售量確實不如《人權論》，但其選段經常刊登在地方報紙上，傳播范圍也不小。
　　再看刊物。在激進組織比較活躍的倫敦，保守派的刊物就有《星報》、《太陽報》、《真正不列顛人報》和《觀察家報》。在外省則有《約克郡報》、《利物浦鳳凰報》、《曼徹斯特信使報》、《累斯特郡日報》、《紐卡斯爾報》、《蘇格蘭人信使報》、《愛丁堡先驅報》等等（注：H. T. Dickinson(　ed.　)　,　1989: Britain　and　 FrenchRevolution,1789～1815,St. Martin's　Press,New York,P110.）。在曼徹斯特、累斯特和紐卡斯爾，激進和保守報紙并存，但是保守報紙優勢明顯。又如保守刊物《旁觀者》（1792～1793年）、 《戰斧》（1795～1796年）、《效忠派》（1803年）， 都壓倒了各自的激進刊物對手（注：H. T. Dickinson(　ed.　)　,　1989: Britain　and　 FrenchRevolution,1789～1815,St. Martin's　Press,New York,P110.）。再如《反雅各賓周刊》（1797～1798年）在受過教育的人士中非常流行，每次印2 500份，還出了合訂本，并重印四次才滿足需要。 后來它更名為《反雅各賓評論雜志》（月刊），每期賣3 250份， 一直發行到1821年（注：H.T. Dickinson(　ed.　)　,　1989: Britain　and　FrenchRevolution,1789～1815,St. Martin's　Press,New York,P110.）。
　　總之，在輿論宣傳上，保守主義占了上風。
　　　　　　三
　　激進組織比較有名的有：“倫敦通訊協會”、“憲法知識會”、“人民之友會”等，后兩者屬于中、上層階級組織，影響小。前者則是中、下層階級尤其是手工業者的組織。它每周收會費1便士， 實際上向一切勞動者敞開了大門。最盛時其分會達90個，每分會滿員是36人，同情支持者難以計數。他們的主要活動方式是開會、散發傳單和小冊子、辦刊物、各分會之間保持經常的通信聯系。各分會的聯合行動就是請愿和召開群眾大會。1793年他們向議會提交了36份要求改革選舉制的請愿書，1794年4月在倫敦和設菲爾德、1795年10 月在倫敦的哥本哈根大廈附近召開過盛大的群眾集會，都造成了巨大影響。
　　保守派很快發起了反攻，也建立了許多組織。1792年11月20日，約翰·里夫斯在倫敦“王冠和錨”酒店發起成立了“保護自由和財產反對共和派和平等派協會”。幾天之內，收到來自全國各地大量的賀信和宣傳品（小冊子），不少人請求在本地區建立該組織的分會，到1793年其分會數量將近200個。寄來小冊子的表示自愿寫作，不收稿酬。 在伯明翰和曼徹斯特，最出名的保守組織是教會和國王俱樂部（　Church andKing clubs）。成千上萬的人參加了保守派組織，其中主要是有產者階層，　但也有資料表明不少城市貧民和農民也參加了進來（注：H.　 T.Dickinson( ed. ) , 1989:Britain and French Revolution, 1789～1815,St. Martin's　Press,New York,P115.）。
　　這些組織開展了各種各樣的活動。如當1795～1796年、1800年對法戰爭陷入困境時，國王收到了成千上萬封來自各階層的表示忠誠的信；1801年10月，喬治三世登基50周年，全國各地舉辦了各種慶祝活動，并發出了大量賀信。征集簽名是另一種活動。1792年12月，為保衛現行憲法，保守派從各地征集了大量支持簽名：倫敦8 032個、利物浦11　000個、巴斯5 173個、布里斯托爾數千個，圣阿爾班1 129個……（ 注：H.T.Dickinson( ed. ) , 1989:Britain and French Revolution, 1789～1815,St. Martin's　Press,New York,P113.）。 這些活動大多數是自發自愿性質的，不過，保守組織肯定在里面發揮了積極作用。
　　保守組織的目的之一是：在國內營造保守主義氛圍，威懾激進分子，維護現有的政治秩序。1792年末到1793年春，保守組織發起了許多大規模群眾示威游行。群眾的集體活動帶有強烈的象征意義：群情激奮的游行隊伍、唱歌、呼喊口號、揮舞標語和旗幟、頭上戴著帶結作為徽章、穿過五彩繽紛的凱旋門、當眾焚燒潘恩的模擬像。入夜，人們燃放煙火、點燃堆堆篝火，在周圍飲酒、娛樂。這些對激進分子構成了巨大的心理壓力。
　　有時，保守派群眾集體活動發展成對激進分子的人身攻擊，甚至發展到嚴重的騷亂。一般情況下，激進分子的言行受到監督，如有所謂煽動性言論立即有人報告到治安法官那里。最嚴重的一場騷亂發生在伯明翰。1791年7月14日，伯明翰不贊成國教的新教徒（Dissenters ）慶祝巴士底獄被攻下二周年，有攻擊國教教會的言行，立即引來了保守派極大不滿。在群眾騷亂中，一位論信徒（Unitarian ）的聚會場所被搗毀，著名化學家、激進人士普利斯特利的住宅和實驗室被付之一炬，被迫舉家遷往美洲。在這次事件中，群眾得到當地國教牧師的公開支持，地方治安官則對這樣嚴重的事件裝聾作啞、視而不見。
　　從1792年到1795年，英格蘭西北部共發生類似騷亂至少25起，其中在索普（Thorpe）的一次（1794年4月21日），參加者達數千人。 不可否認，這里面也有有產者雇來的暴徒、惡棍和頭腦簡單的貧民。
　　實際上，在政府的鎮壓、保守組織的巨大宣傳攻勢和人身攻擊面前，激進組織很快就垮掉了。1795年以后，激進運動暫時銷聲匿跡。保守組織失去了打擊目標。
　　保守組織的目的之二是：幫助政府抵御法軍的入侵和贏得反法戰爭的勝利。各地的保守組織為解決軍屬的經濟困難而展開募捐，為軍隊購買棉衣御寒，甚至直接參軍打仗，簡直成了軍隊的征兵站和后勤補給基地。
　　1792年9月以后，法軍征服比利時，侵入意大利、奧地利， 革命政府非常希望得到英國激進組織的支持。拿破侖上臺后，揚言入侵英國，也希望得到激進組織配合。1798年法軍果真在愛爾蘭登陸。這些實際上使激進派在社會輿論中處于孤立地位。尤其是入侵，對民眾心理影響極大，因為英國在歷史上雖曾多次遭到大陸國家的入侵，但是，正如恩格斯所說：“八百年來英國在自己的海岸幾乎沒有見過一個敵人。”（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 第679頁。）保守團體馬上要求自我武裝（1792年12月最早提出）。 政府起初并不同意，可能害怕尾大不掉，后來由于人力不足，拖了一年多才答應。于是保守組織有許多演變成自愿團，各地成立的時間不一。志愿團的武器、服裝和其他開支大部分由上層有產者提供，中產階級也承担了相當大一部分。他們平時集合操練，經常發表“愛國”演說，也搞游行示威。志愿團的參加者主要是富人，甚至也有“可靠的”窮人，都可得到報酬，這筆錢與其說是補償，不如說是對他們“愛國”的獎勵（注：J. R. Westem: The　Volunteer　 Movement　 as　 an　　Anti —Revolutionary Force 1793～1801.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1956,71,P609.）。參加志愿團或保守組織與否， 已成為是否忠于國家的標志。
　　志愿團有向民主化、共和化方向發展的趨勢，如批評政府大臣，想脫離政府控制，等等。到1801年，政府認識到這個問題，建立了永久性的地方民團（紀律更嚴，投票選舉產生成員）取而代之。
　　　　　　四
　　在法國大革命時期的英國，政府，或者說國家機器扮演了什么角色？這個問題對本文來說至關重要。
　　首先它用武力，或者叫國家力量鎮壓激進運動。它逮捕過大部分激進領袖：“倫敦通訊協會”的哈迪，蘇格蘭群眾集會（1792年11月初）的主要領導人馬格洛特、杰拉爾德和斯克文，憲法知識會書記亞當斯和霍因·圖克，并把他們交付“國家審判”（State Trial）。 地方政府也審判了一些激進人士。政府還驅散群眾大會。其次，它還采用法律手段：1792年5月21日，一則國王發布的通告號召所有臣民抵制、 反對激進分子的行動；要求治安法官（JPS）、 地方法官廣泛地積極地調查進行煽動宣傳的作者、出版商和散發、發行出版物的情況。全國共召開了150次地方法官、治安法官會議，公開宣布支持國王，擁護憲法。
　　1795年10月29日，國王馬車被圍事件發生后，政府立即通過了兩項法規：凡圖謀傷害國王及王室成員者一律處死刑，發表“污辱性”文章可算犯叛國罪；禁止50人以上集會，授予地方官任意捕人的權利，無需法律手續。政府還曾兩度中止了“人身保護令”，這在英國歷史上是罕見的。1799年7月，政府還頒布了“結社法”， 指名取締了“倫敦通訊協會”。
　　政府還派了許多便衣偵探打入激進組織內部（其組織往往不嚴密），掌握大量情報材料作為定罪的依據。
　　政府還支持縱容一些保守組織的活動，資助了一些保守報刊。許多保守主義作家如約翰·里夫斯、威廉·瓊斯、約翰·鮑樂斯、漢娜·莫爾都與國教領袖有聯系。
　　然而，有一點非常明顯：政府的種種鎮壓措施，缺乏通盤規劃，只是就事論事，缺乏連貫性。
　　最后要說明的是，英國政府在鎮壓激進運動時，有時好像如臨大敵，但是沒有完全拋開“法治”（rule of law）。 許多判處結果都較輕。哈迪、亞當斯、圖克最后都無罪釋放。各郡法官還審理了一批激進人士案件，在審理時，他們必須向內政部和王室法官請示如何定罪，因此都有案可查。根據內政部的檔案，從1793年8月到1799年9月，地方法官共上交了190宗案件（絕大多數一案只涉及一人）， 其中屬煽動言論罪有133件，屬誹謗罪有34件，這兩項處罚都很輕；還有5人屬叛國罪，處理結果無罪釋放；另有4人屬陰謀推翻政府和國王， 處理結果也是無罪釋放（注：Clive Emsley:An Aspect of Pitt's "Terror":prosecutionsfor sedition during the　1790s. Social　History, 1981, Vol. 6,Appendix,P176～184.）。
　　同時，公眾對“法治”也極為重視，1792年蘇格蘭法官粗暴地審判馬格洛特等人，激起許多人的義憤。輝格黨領袖福克斯（J.Fox ）還譴責了極不公正地審判激進人物穆爾和帕爾默的布拉克斯菲爾德勛爵　（Lord Braxfield）。他說：“上帝保佑！這個國家怎么有這樣的法官！”（注：J.O.Baylen,N.J.Gossman:Op.Cit, P180.）
　　潘恩在英國的情況也可以說明這個問題。潘恩的《人權論》第一部1791年初就出版了，銷量之大讓首相皮特都吃了一驚。第二部更為激進，1792年出版，這時候，氣氛已對潘恩極為不利，到處有人在焚燒他的著作，他的模擬像全身扎滿針頭，抬到廣場上示眾。不過，一直到1792年夏天，潘恩還在出入沙龍、酒店，高談闊論。朋友們多次勸他走。他卻認為，開庭審判的結果一定是他勝利，宣布無罪后再凱旋法國不遲。當然首相皮特另有考慮，他害怕采取行動反而讓潘恩成了“殉道士”，激起公眾的同情，弄巧成拙（注：皮特政府終于下了逮捕令，潘恩在最后一刻逃到法國。見利奧·顧爾科著、彭金瑞譯《潘恩：自由的使者》，北京：商務印書館，1984，第83頁。）。潘恩對英國司法的信任（本身有些天真、迂腐），說明了政府并未完全拋開“法治”，搞“恐怖統治”。
　　　　　　五
　　看來，在法國大革命時期的英國，不僅整個上層階級向右轉，而且大多數中、下層人民也確實担心革命的“可怕景象”：無政府狀態、恐怖、獨裁……害怕這樣的革命“傳染”到英國，使他們的自由喪失、財產不保。社會上彌漫著一種保守主義的氛圍，或者說形成了保守主義的社會輿論（public opinion）。
　　我們可不能小看了這種輿論。早在1741年，英國哲學家兼歷史學家休謨就說過：“對于那些用哲學眼光思考人類事務的人而言，沒有什么比多數人如此輕易地接受少數人的統治更讓人驚奇了。當我們研究這種奇特現象通過何種方式產生時，我們就會發現：由于力量優勢總是在被統治者一邊，統治者們不能靠別的只能靠輿論來支持自己。輿論，只有輿論才是所有形式的政府的基礎，不管是專制政府，還是自由政府。”（注：Jeremy Black and　Roy　Porter( ed. ) : A　Dictionary　ofEighteenth—century World History.Basil Blackwell Ltd.Uk　1994.P614.）他還說：“盡管人們在很大的程度上受利益驅使，然而，就是利益本身，　乃至所有人類事務，　則完全為輿論所主宰。　”（注：Jeremy　Black　and　 Roy　 Porter(　ed.　)　:　A　　Dictionaryof Eighteenth—century World History.Basil　Blackwell　Ltd. Uk1994.P614.）如果說休謨在這里極言輿論之重要，那么，在當代，輿論的力量也被馬克思主義學者深深感受到。意大利著名革命家兼學者安東尼奧·葛蘭西在獄中反思西歐無產階級革命始終未能成功時，痛定思痛地認識到：統治階級的權威不僅來自暴力，而且更來自非暴力的思想意識控制。
　　這反過來揭示了這一時期英國激進運動失敗的根本原因。可惜，這一點尚未被我國史學界充分認識到。80年代出版的權威著作《英國史》（注：蔣孟引主編《英國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第459頁。）在總結該時期激進運動失敗的原因時認為：“不過， 當時的英國，其社會經濟、政治條件，還未成熟到足以爆發革命的程度，階級關系和政治力量也還沒有形成足以担負領導革命的主觀力量”（注：蔣孟引主編《英國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 第459頁。）。這種單純的階級斗爭觀點顯然難以說明為什么至今西歐的無產階級革命都沒有成功。
　　法國大革命不僅沒有激起經歷過資產階級革命的英國的同情與支持，反而引發了保守主義思潮的流行，看似不合邏輯，實則正是歷史的生動、豐富之處！
　　［收稿日期］1998—03—23
湖北大學學報：哲社版武漢76～80K5世界史何元國19991999本文引用國外新的文獻資料，通過分析英國保守主義的思想內容、輿論宣傳、組織特點以及英國政府的作用，認為在法國大革命時期的英國社會，存在一種保守主義輿論氛圍；并分析了其重要性。保守主義/激進主義/法國大革命/柏克/潘恩何元國，湖北大學　人文學院，湖北　武漢430062　　何元國（1966—），男，湖北應城人，湖北大學講師。 作者：湖北大學學報：哲社版武漢76～80K5世界史何元國19991999本文引用國外新的文獻資料，通過分析英國保守主義的思想內容、輿論宣傳、組織特點以及英國政府的作用，認為在法國大革命時期的英國社會，存在一種保守主義輿論氛圍；并分析了其重要性。保守主義/激進主義/法國大革命/柏克/潘恩

網載 2013-09-10 21:48: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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