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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蒙是獨特的，他的獨特的言行常常令人拍案叫絕；王蒙又是深刻的，他的深刻的闡述往往給人較深層次的啟迪。最近，讀了王蒙先生為《文體學叢書》寫的序言，此感益加深焉。如同他以往的文章、談話一樣，這篇序言依然是筆下生輝、妙語連珠：“謝天謝地，現在終于可以研究文體了。”“文體是個性的外化，文體是藝術魅力的沖擊，文體是審美愉悅的最初的源泉，文體使文學成為文學。”“但是長期以來我們不談文學之所以是文學的道理。……我想，研究文體的人一定是愛文學的，老是拿著文學當匯報材料工作總結整頓方向的同志，最終是會因了文學作品之屢屢不合格而討厭文學討厭作家直到痛恨起作家來的。而如果他們也讀讀文體方面的書，能不能使事情變得好辦一些呢？作家需要知音，首先是文體方面的知音。一個讀者評論者承認世界上有文體一說，已經讓人感到溫暖了；如果他注意到一個作家的作品的文體的特點，那就簡直叫人熱淚盈眶了。”〔1〕之所以如此大段地引用， 是因為這些話有很強的針對性。我想王蒙先生起碼點明了兩層意思：一、對文體的研究是文學研究領域的一大進步；二，文體研究為文學研究開拓了一個嶄新的重要的天地。對此，我深以為然。本文試圖結合著這個話題，談一談劉震云小說的文體形態。
　　劉震云的小說無疑給我們帶來了一些新鮮、有味、活潑潑的東西，很長時間以來我總想為它說點什么。近讀已故青年學人胡河清遺留的文集《胡河清文存》，感傷之余，頗受啟發。胡河清把劉震云、王朔稱為京城兩利嘴。說：北京人最厲害的是嘴皮子功夫，而王朔、劉震云呢，在北京人中間又是冒尖的。又說：古人云，大隱隱于朝。劉震云可以說是當代的一代大隱了。表面上看，他做人是俗到了家，那種機關小說的格調活象是一個使勁吃公家分的爛梨的人的味道。仔細捉摸，他是話中套話，嘴厲害著哩。劉震云的眼睛雪亮，有一種穿透歷史迷霧的鋒利。劉震云的小說是史，有從司馬光、太史公那里傳下來的底子。〔2 〕象胡河清的其它文章一樣，他的這番話別有風味，頗帶禪機。但對照他所評論的作品，仔細想想，卻也入木三分，意味深長。劉震云確實是一個頗有深度的人，一個很會講故事的人，一個很會用小說表達清晰、強烈、極具震撼力的思想內容的人。下面，就劉震云的小說創作，從文體學的角度，從敘述特色、結構特色、語言特色三個方面，筆者談談自己粗淺的看法。
　　 一、敘事的力量
　　布斯在他的《小說修辭學》中根據作者與作品的關系把小說的敘述方式分為人格化的敘述與非人格化的敘述兩種。人格化的敘述是指作者或敘述人經常介入故事，在故事敘述中直接現身說法的敘述方法，而非人格化的敘述者則一般不介入故事，而是隱藏在幕后。一般認為：傳統的現實主義小說敘述是充分介入、充分人格化的，傳統小說中敘述人或作者露面的目的，根本不是為了暴露故事敘述的虛構性，而是為了增強所述故事的真實性。他們反復強調故事的真實，讓你相信他們，更主要的是為了教育你。因此，傳統小說的介入性話語常常就是道德教育性的，這在中國古典小說中比比皆是，隨處可見。現代小說家反對介入的原因也在于此。二十世紀以后，許多現代小說則是非人格化的，現代作家“作者退出小說”的口號可視為其非人格化文體追求的經典表述。一個有趣的現象是：五十年代以后，西方的后現代派作家似乎又回到了作者或敘述人充分介入故事的敘事方式，中國當代的先鋒小說家就直言不諱地宣稱自己“無法還原現實”，甚至告訴讀者“我就是那個叫馬原的漢人，我寫小說。”并承認自己的故事是“天馬行空杜撰出來的。”但必須特別指出的是：傳統現實主義小說的介入與先鋒小說的介入無論在技巧層面上還是在文化層面上都不可同日而語，切不可將后者簡單地視為返祖現象。劉震云小說的敘述方式無疑是非人格化的，它與先鋒作家的作品截然不同，在他的小說中聽不到作者本人的聲音，作者是竭力隱退的，想方設法掩藏敘述行為的。劉震云的小說就象一本流水帳一樣，一天一天，一件事一件事，記載著主人公日常的生活足跡，表面上看它們游離重大事件，疏遠社會關注的中心，只是指涉私人生活領域：吃喝穿戴，家長里短，吵架斗嘴，雞毛蒜皮。但奇怪的是，人們讀這些作品時，不但不感到瑣碎、厭煩，反而覺得親切自然，并能在內心深處引起較為強烈的反響和共鳴。造成這種效果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的有以下幾點。
　　首先，劉震云的小說離現實生活近，離平民百姓近，離普通人的情感世界近。人們讀著劉震云的小說，就象進入一個自己非常熟悉、非常親切的生活天地。那些一言難盡的酸楚、苦澀、感傷，質樸自然地裸露，能夠引起有著相同或相似經歷的人們的生活實感，與作家的經驗世界和弦共鳴。小林上班了，小林下班了，小林在單位上與同事領導鬧矛盾，小林回家后又與妻子保姆不痛快。這種表面看來似乎是信手寫來的日常生活即景，使讀者在感情上有了一種天然的親近感。人們在讀小說時，并不覺得自己是在聽虛構的故事，反而倒像在看真實的新聞報道或生活記實文學。這種融于生活、融于讀者的敘述方式是劉震云小說受到廣泛歡迎的重要原因。
　　其次，劉震云的小說情節無疑是有巧妙構思和精心安排的，其事件的選擇、內容的取舍、細節的運用、材料的處理都是獨到、高超、頗見功力的。眾所周知，小說敘述不僅是一種創作方法，也不僅僅是一種文學現象，而且更是人類體驗、理解、解釋世界的一種方式。法國新小說家布托爾認為：敘述是一種整理經驗、把握世界的方式，現實被敘述形式加以整理和簡化，按一定的原則固定下來，因而敘述的方式總是與呈現在我們面前的現實相適應的。〔3〕這就是說， 選擇了什么樣的敘述方式，現實就按什么樣的方式向我們呈現。正如布斯所說，嚴格地說，絕對不介入的敘述是不存在的。一個訓練有素，知道如何去尋找的讀者在即使是最非人格化的敘述文本中也能找到敘述人的聲音。〔4 〕而劉震云的高明之處就在于極其巧妙地淡化、掩飾敘述人的聲音，隱藏作者的傾向性，將價值判斷寓于敘述過程中，讓再現的生活本身表現出價值和意義、這樣，一般讀者就很難覺察出他敘述中的煞費苦心。古人云：“不著一字，盡得風流。語不涉己，若不堪憂。”〔5 〕這種不顯山、不露水、不著痕跡、意味深長的敘述方式具有極強的生命力和極大的感染力。一旦在讀者心中掀起波瀾，往往十分濃郁、強烈，很長時間難以散去。
　　第三，劉震云的小說中蘊含著十分深刻的思想含義。正如胡河清所說：劉震云有中國歷史學家的慧眼，（他）把中國社會中人與人之間的關系看得透徹得了不得，這是他的優長。〔6〕劉震云把他的思考、 觀點、結論融化在《單位》、《一地雞毛》、《官人》、《官場》等小說故事中，他從不長篇大論地論述什么，也沒有著意強調什么，更沒有濃彩重墨地渲染什么，他只是平靜地敘述，流水帳式的記錄。外行看熱鬧，內行看門道。但無論外行內行，從劉震云生動有趣的故事中似乎都能悟出點什么；無論能否講出來，能否講清楚，都能或深或淺地感受到劉震云小說的沖擊力和影響作用。讀劉震云的小說，我們能從字里行間讀出自己，從小林們的生存狀況中讀出自己的生存狀況，從小林們的喜怒哀樂中讀出一種強烈的社會責任。日常生活表象成了具有深刻批判意義的載體，這也許就是劉震云式非人格化敘述的真正力量所在。劉震云的小說以冷峻的筆調揭示出現實生活中兩重嚴酷的現實：一方面，在世界經濟飛速發展，各種競爭日趨激烈的今天，我們相當一部分人卻深陷于雞毛蒜皮的事情中，耗費著時間、青春，耗費著寶貴的人力、才力、物力。有價值的生命在無聊、無意義、無價值的事務中消磨著。更可怕的是有人還熱衷于這種消磨，并把它搞得花里胡梢、煞有介事的樣子，從而繼續欺騙、麻醉著一些人，甚至包括他們自己。劉震云用他的小說無情地撕開了籠罩在一些貌似神圣的東西身上的虛假面紗，使人們清楚地看到了它的內部——不過是裝腔作勢，勾心斗角，烏煙瘴氣，一地雞毛而已！另一方面，現實生活又具有令人難以置信的強大力量，它在安排著一切，也在改變著一切。在它面前，個體的人往往顯得那樣蒼白無力。就象小林埋怨他的妻子一樣：“沒結婚以前，是一個文靜的、眉清目秀的姑娘。與她在一起，讓人感到輕松、安靜，甚至還有一點淡淡的詩意。哪里想到幾年之后，這位安靜的富有詩意的姑娘會變成一個愛嘮叨、不梳頭，還會夜里滴水偷水的家庭婦女呢？”〔7〕其實， 又何止是妻子，小林本人不也是如此嗎？隨著年齡增長，小林不是也從頗有氣節變得俗氣十足了嗎？！從憤世嫉俗到收了別人的微波爐一家人快樂無比，這段路并不漫長，但小林跨過這一步卻再一次印證了灰色生活的奇特力量。更讓人感慨無比的是小林們還從現實生活的風風雨雨、成敗得失中總結出一系列經驗教訓，諸如：“過去你有過宏偉理想，可以原諒，但那是幼稚不成熟，不懂得事物的發展規律。”〔7 〕又如“在單位就要真真假假，真亦假來假亦真，說假話者升官發財，說真話者倒霉受罚”〔8〕等等，并用以指導自己今后的行動。 灰色的生活又完成了對一個人的塑造過程，對此，人們又能說些什么？
　　現實的力量是巨大的，這一點沒有誰會否定。在強大的現實面前，如何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觀點。但無論如何，有一點是十分肯定的，那就是正視現實，正視人生總是一種積極向上的人生態度。魯迅先生曾一再呼吁：“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慘淡的人生，敢于直視淋漓的鮮血。”〔9〕我以為，劉震云的小說以其出色的敘事， 冷靜地把握現實，深刻地反映生活，這本身就是一種信心的表現，力量的表現。
　　 二、結構的意義
　　一般說來，結構是指物質系統內各組成要素之間的相互聯系，相互組合的方式，文學作品的結構，是文學作品各部分之間的組織和安排，它是構成文學作品形式的因素之一。文學的結構工作是用文學語言把滲透著作家思想感情和審美理想的意念按一定的目的組合成文學形象體系的過程。也就是說，文學結構就是作家的創作主旨和審美觀念的外化形式。作為話語體式與結構方式，文體的變化往往表現為結構與結構之間以及結構內部的轉換、交替等關系，表現為解構——建構的雙向動態過程，這是文體演變所采取的基本形式。新時期以來，小說結構的實踐與創新有了長足的進步。為了適應抒發感情、表現內容的需要，作家對各種已有的結構進行了大膽的錘煉和發展，對各種新興和外來的結構形式進行了充分的學習和實踐，從而使新時期文壇呈現出一派“百花齊放，各領風騷”的可喜局面。其中戲劇化結構、散文化結構、心理結構、塊式結構、生活流結構、家族史結構等形成了一定規模，出現了一批頗具代表性的作家。劉震云可以算得上是生活流結構的代表人物之一。
　　作家采用什么樣的結構形式與他想要表達的思想內容有著重要聯系。新寫實作家之所以選定生活流結構，是因為這種結構能較好地表達他們的創作意圖。在新寫實作家看來，現實生活就象一條持續不斷向前奔騰的河流。按照現實生活的本來面目，不加粉飾地反映出來，這樣才能顯示出生活的鮮活狀態，揭示出生活的原生美。我們知道，文學作品一般具有雙重結構。表層結構是對文本各部分的組織安排，它給作品物化形象層次提供了組織規則和系統秩序。劉震云小說的生活流結構在表層結構上有兩大特點：其一，努力再現真實的生活，努力寫出生活的本來面目——所謂生活的“原生態”。劉震云以其系列小說給世人展現出這樣一片藝術天地；粗糙素樸的不明顯包含文化蘊含的生存狀態，不含異質性的和特別富有想象力的生活之流；簡明扼要的沒有多余描寫成份的敘事，純粹的語言狀態與純粹的生活狀態達到統一。特別注重寫出那些艱辛困苦的；或者無所適從而尷尬的生活情境。這方面，《塔鋪》是一個突出的例子。這部小說以尤為冷靜的筆觸，寫出了農家子弟的實在生活，寫出了他們參加高考輔導，試圖跳出農門時的一段光陰。在小說中，作者并沒有著力刻劃所謂“底層人”的生活艱辛，而是寫出了生活的方方面面。“艱辛”與“不易”被推到背景，偶而才在那勾心斗角的間隙，在那些想入非非的瞬間流露。敘述人沒有任何悲天憫人的流露，他始終保持了一種超然的眼光，筆力所及不過盡可能地給出一種生活狀態或心態，一種“艱辛而尷尬”的狀態。生活流結構把生活的定義全部交付給人物本身。生存的意義是有限的，因為它只局限于自身的那些微不足道的事實，那些恩恩怨怨、那些悲歡離合、那些沮喪和憧憬都不過是轉瞬即逝的生活之流，這就是生存的本身，一種狀態中的生活或生活的一種狀態。其二，努力強化細節。注重細節描寫是劉震云生活流結構的另一特點，劉震云小說人物刻劃，形象塑造的成功很大程度得益于出色的細節描寫。在劉震云筆下，無論是高考競爭，新兵生涯；或是家庭糾紛，夫妻吵架；以及官人爭斗，相互傾軋都寫得詳盡細致，入木三分，活靈活現，情趣盎然。一個個令人難忘的細節組成一股頗有色彩的生活之流，散發著生活的原汁原味，閃爍著生活的本色光澤，反射出普通人的生存本象。
　　深層結構是為作品主觀意象層次向物化意象層次的轉化提供秩序和規則的，其結果是給飄乎無形的內在意蘊賦予完整的物化形象。塑造一個物態化的形象體系，并不是藝術創造的全部目的，通過物化形象表現內蘊于形象之中的深邃內涵和情感運動過程才是作家的最終目標。如果說，表層結構是將有形的東西秩序化，那么深層結構就是將無形的東西形體化。在劉震云的小說創作中，在其作品的物化形象層次上，把一系列形形色色的小人物和長長短短的日常瑣事聯綴起來，描繪出一幅平民百姓現實生活的全景圖，而上述形象的連綴正是小說深層思想內涵的形象化，它傳達出作者對人生的一種理解，對現實的一種闡釋，以及對未來之路的一種思想探索和文化選擇。它告訴人們，我們這個時代的生活已徹底喪失了烏托邦式的沖動，人們為日常生活所左右，為眼前利害所支配，生活本身進入了一個散文化時代，它告訴人們真實生活的另一面，許多嚴肅的話語在它這兒全都變了味。這種現象從表面上看是一種并無多少惡意的玩笑，但從深層次上卻可以看到許多主流話語的嚴重失重。劉震云以其頗具特色的小說結構表達出極為深刻的思想內涵，在其中不僅包含了作者對現實生活的理解、把握，而且反映出平民百姓內心深處的層層波瀾，反映出社會生活平靜而巨大的變化，這也是劉震云小說以平實的手筆寫平實的生活卻有令人震驚的力量的重要原因所在。可謂：一本流水帳，滿紙含笑淚。都云故事淺，此中有真味。
　　 三、語言的魅力
　　語言風格作為作品語言構成上的總體特性，是作者“語感”外化的產物。這里所說的語感，實際上是指作家某種獨特的語言能力，它不僅包含語言感受能力，還包括運用語言綜合表達能力。這種語言能力表現在創作過程中，就是作家為塑造具體形象而對語言材料的獨創性運用。F·S·司各特說：“一個作家的風格可以通過他的選詞特點體現出來，也可以通過他所偏愛的語法子句和語法結構體現出來。”〔10〕以劉震云的創作為代表之一的新寫實小說有許多出“新”之處，其中十分重要的一條是它的載體——語言文字的“新”，而語言文字的創新，正是新寫實小說家近幾年來所刻意探求的。他們正為此進行著一場“語言實驗”，以促進文學語言的“變異”。幾年來，經過新寫實小說作者們的大膽實踐，不懈努力，“語言實驗”可以說獲得了一定的成功。為表現新內容而進行的“語言變異”，給小說創作帶來了新氣象，給讀者帶來了新享受。我們在閱讀劉震云小說時，在語言方面，的確感到了新鮮、有力，感到了一種與眾不同的味道。究竟是什么打動著讀者，吸引著我們，造成這種引人入勝的藝術效果呢？
　　其一，高密度、大容量的語言。
　　進了信息時代，人們的生活節奏大大地加快了。讀者對小說的語言，形式上要求快節奏，內容上要求新穎感，內涵上要求大容量。劉震云的小說在這幾個方面無疑都滿足了讀者的要求，無論是寫鄉村生活，還是寫城市人生；無論是寫小人物的奔波，還是寫官員們的鉆營。劉震云的小說語言都是簡潔明快，內容緊湊，從不拖泥帶水，令人讀來十分爽快。而在這簡明扼要的語言中，卻包含了較大的信息量。《官人》中有一段對辦公廳副主任老曲的描寫：“這個老曲表面和善，但這和善后面，也似乎藏著很大的干練和機謀，因為他滴水不露，從不向任何人透一句調查結果的話。這工作方法，就讓人感到恐懼。和善與恐懼并存，老袁在政界這么多年，深知這號人的厲害。”這段話夾敘夾議，明曉易懂。但這簡單的話語中，卻包含了十分豐富的社會內容，滲透了濃郁的官場體味。為什么和善反而令人恐懼，何以這號人就特別的厲害？這里面的層層奧妙、人生況味濃縮在這幾句話中，讓人讀來觸目驚心，意味無窮。正因為如此，劉震云的小說常常在平民百姓心中引起強烈共鳴、激起綿綿的聯想。
　　其二，強有力的反諷語言。
　　反諷語言的出色運用是劉震云小說語言的另一重要特色。反諷手法——對某一事件的陳述和描繪，卻原來包含著與人感知的表面意思正好相反的含義——來刻劃人們所處的“類喜劇式”的生活狀態。它不僅拆解了那些虛假性的價值使它顯得尷尬，而且也使得那些普通尋常的事物變得非同凡響而妙趣橫生，甚至使那些平淡無奇的小人物也擁有一些特殊魅力。
　　“反諷”作為一種修辭方法，在文學史上由來已久，魯迅先生就是一位熟練運用反諷語言的高手。不過，劉震云的“反諷”手法在繼承魯迅傳統以及中國古典筆記小說傳統的同時，更多地借鑒了西方“黑色幽默”等流派的風格。劉震云把“反諷”的觸角伸向生活方方面面，深刻地揭示了日常瑣事中令人震驚的事實。通過把“權力”與“反諷語言”捆綁在一起，劉震云多少解開了人類本性與制度化存在結合一體的秘密。那些習以為常的生活小事，那些憑借本能下意識作出的反應行為，因為他們與權力構成的暖昧關系而顯得滑稽可笑。《新兵連》之所以能把軍營生活寫的如此真實而親切，在很大程度上要歸功于劉震云的反諷語言剔除了生活的虛假面具。年輕的兵們為了求“上進”，爭“骨干”陷入窘境而妙趣橫生。《一地雞毛》則在寫出瑣碎生活侵蝕個人的意志和熱情的同時，刻劃了主人公如何在世俗權力運作中被任意擺布的狀況，然而一有機會就會自覺使用權力。因為把反諷語言和權力結合為一體，劉震云的小說往往輕松幽默卻具有特殊力度。他的那些主角，不論是苦苦掙扎的小人物，還是掌握部分權力的“官人”，總是自覺地把權力庸俗化，最精彩的反諷效果正是在他們自覺確認被權力歪曲的社會角色時產生。劉震云常常巧妙地運用人物自己的語言給出人物的社會位置——這些位置被角色自己看成是天經地義的、合理的、甚至是理想化的，然而正是這些自以為是的“位置”，把人物置放在一個失重的和尷尬的戲劇性邊緣。
　　其三，潑辣強悍，入木三分的語言。
　　劉震云小說追求細節描寫的逼真感，描寫不避諱，不凈化，不掩飾，把生活的原生態端給讀者。用詞選語潑辣強悍，追求穿透力，使人讀后感受強烈。以《官場》為例，小說開頭：“縣委書記到省城開會，就象生產小隊長進了縣城，沒人管沒人問。四個人住一間房子，吃飯到大食堂排隊買菜。三天下來，個個嘴里淡出鳥來。”短短幾句，把世態人情、等級關系、官員心理等等，描繪得生動形象、淋淳盡致。“三天下來，個個嘴里淡出鳥來”這尖銳潑辣的語言極具穿透力，一下子刺破了罩在官員們身上的種種裝飾，讓人們看到一群真實的人，感受到一種真實的生活。還是這篇小說，當了副專員的金全禮遇到一件棘手的事，有人狀告幾位縣委書記。他想把難題推給地委書記陸洪武。然而，當天下午，信便被退了回來，陸在上面批道：“建議全禮同志親自帶人下去查一下。”下面，小說寫道：“金全禮看了這批示，全身冰涼。這是他上任以來，受的第一次打擊。接著就怪自己太蠢，不該與陸洪武玩心眼，不該將球踢給陸洪武，現在陸洪武又踢了回來，自己就陷入困境。真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聰明反被聰明誤。”這一段無論是形象描繪還是心理描寫都有極強的表現力，“全身冰涼”、“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寥寥數句，入木三分，使我們對這位身處夾縫，上下為難，但又想明哲保身的官員的尷尬處境感受極深。讀者手捧此書，如臨其境，如見其人。個中滋味，豈三言兩語可以說得。
　　關于劉震云小說的語言特色，我們還可以舉出許多，比如出色的心理描寫語言、造形具象語言等等，這種種特點融匯在一起形成劉震云小說獨具特色的語言風格。這種風格貫穿于他的一系列重要作品中，吸引、影響、感染著讀者的閱讀情緒，讓我們時時感到了一種語言的魅力。
　　從文體學角度研究文學作品，從敘述、結構、語言等方面分析文學創作，在我國畢竟還是一門較新的學科。韋勒克·沃倫的《文學理論》翻譯過來也只有十余年的時間，而布斯的《小說修辭學》和華萊士·馬丁的《當代敘事學》介紹過來則更晚。我們對這門學問的研究尚處在起步階段。許多概念、問題、原理尚未搞清，許多理論有待深入研究。因此，本文的分析只能是皮毛的和膚淺的，有些地方甚至有生搬硬套的痕跡，這是筆者想特別指出的。但是，正如本文開頭所強調的：從文體角度研究文學作品畢竟是一種進步，是一個新的角度，貝森特的下述觀點是頗有道理的：“我的論點是：一首詩中的時代特征不應去詩人那里去尋找。我相信，真正的詩歌史是語言的變化史，詩歌正是從這種不斷變化的語言中產生的。”〔11〕這倒并不是說到詩人以及社會文化背景等地方去尋找時代特征本身有什么不對，而是說我們還應當或首先應當在詩的語言中尋找，擴而言之，還應當在文學作品的文體形態的種種方面尋找。正如沃思勒所說的：“一個時期的文學史通過對當時語言背景所做的分析至少可以象通過政治的、社會的和宗教的傾向或者國家環境、氣候狀況一樣獲得同樣多的結論。”〔12〕這話是極為深刻和富有啟發性的。
　　行文至此，讀到《中國青年報》的一則消息。題目《嚴肅文學在南京升溫》，講的是五、六十元一套的《劉震云文集》在南京極為暢銷。由此可見，劉震云的創新和努力正越來越受到讀者的注意、認可和歡迎。劉震云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說了這樣一段話：“原以為文學是一條流動的河，現在才知道它是一個不動的海；原以為它是一種職業，現在才知道它是一種人生修煉的方式。”我愿用作者的這段話作為本文種種分析的一個注腳。＊
　　注釋：
　　〔1〕王蒙《〈文體學叢書〉序言》。
　　〔2〕〔5〕胡河清《王朔、劉震云京城兩利嘴》。
　　〔3〕布托爾：《作為探索的小說》見柳鳴九主編《新派研究》。
　　〔4〕布斯：《小說修辭學》。
　　〔6〕〔7〕〔8〕劉震云《一地雞毛》。
　　〔9〕魯迅《紀念劉和珍君》。
　　〔10〕轉引自雷蒙德·查普曼《語言學與文學》春風文藝出版社1988年版。
　　〔11〕〔12〕轉引自韋勒克、沃倫《文學理論》。
　　〔13〕司空圖《詩品》。
　　 主要參考書目
　　韋勒克·沃倫《文學理論》。
　　W·C·布斯《小說修辭學》。
　　劉震云：《官場》（短篇小說集），文中所引作品大多出自此書。
　　 （作者單位：山東大學文學院）
　　
　　
　　
山東大學學報：哲社版濟南73-78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鄭春19971997 作者：山東大學學報：哲社版濟南73-78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鄭春19971997

網載 2013-09-10 21:4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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