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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圖分類號：I206. 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7-8444(2006)01-0119-05
　　一、生的可能性質詢
　　最初為劉恒贏得全國性聲譽的是他的短篇小說《狗日的糧食》。劉恒讓我們觸目驚心地記住了一個叫曹杏花的女人。這個女人緣何而生我們不甚了了，但她卻真真是為了口糧食而活著的，而且，她本人就曾經被作價成二百斤谷子。在曹杏花眼里，除了糧食，不存在鄉約禮俗和親情王法。為了糧食她可以六親不認，可以撒潑耍滑，可以明偷暗搶，還可以恬不知恥。《狗日的糧食》寫盡了一個惡俗女人的一切丑陋，給人感覺這樣的女人簡直就不配活在世上；然而，曹杏花卻活了，她不但自己活了，而且還養活了一大家子人。“那年頭天寬家墳場沒有新土，一靠萬幸，二靠這臟嘴兇心的女人。”劉恒在一個特殊的條件下，把人的基本生存欲求與文化傳統做了具體的較量，結果，我們被迫相信，在某些時候，食物仍然是人生最大的存在哲學，其他一切都是狗屁。這不免讓人有些沮喪。
　　“寫完《狗日的糧食》之后，腦子里始終埋伏著一條感覺，順著這條感覺的繩子往混沌的遠處爬，想尋找農民賴以生存的幾根柱子。糧食算一根，再找找到了‘力氣’。”[1] 洪水峪的楊天臣出生時就顯示了其與生俱來的巨大無比的力氣——“他差一點要了他娘的命”。依靠這股子力氣，楊天臣出類拔萃地成長，并且為鄉親們所尊重，成為他們生活中的一個楷模和標高。如果說《狗日的糧食》是以糧食的始終匱乏來強調生存的基本要素的話，那么中篇小說《力氣》則是通過記錄這種非物質又有物質價值的東西漸漸遠離個體生命的過程強化了它的意義。但是，或許力氣不像糧食那樣直觀和有切膚之痛，或許它與本體的無間隔性使人們不易從中提煉出形而上的結晶，總之，這篇小說反映平平。對此劉恒有想法，他說：“(《力氣》)以為要叫好卻遭了奚落。文體可以檢討，但意境是不錯的，大家奚落是大家沒看進去。賭了氣繼續攀著腦袋里那條繩子往前挪，眼前豁然亮了一下，發現了司空見慣而又非同一般的‘性’。”[1]
　　中篇小說《伏羲伏羲》在一個復雜的社會背景和一個長時間跨度內結構了一個曲折不已的亂倫故事，“欲望”像原上草一樣野火春風不斷不絕，并最終支配了人們的生活。劉恒在《伏羲伏羲》中不厭其煩、不厭其精地敘述了這樁丑事的始末和所有細枝末節。作者志不在此，他試圖辨析“文化”的衣被究竟能夠在多大程度上對本能的、原生的、蠕動不止的欲望構成約束；而蘊藏有無限生機的人欲的內核在破土而出的過程中，又將遭遇哪些勢不可擋的阻礙和圍剿。個體的毀滅勢在必行，而欲望永生。
　　關于生存的支柱，劉恒發現在“食”、“色”之后，還有一個就是“夢想”：“對于農民來說，如果沒有夢想，沒有那些所謂的迷信和虛妄的美好生活幻想支撐的話，現實的痛苦會讓他們無法忍受。”[2] 作為一部長篇，《蒼河白日夢》涵蓋了一個王朝交替時代里所有人的彼此各異的生活——只有夢想是他們唯一的共通。曹如器曹老爺終日守護著屋里那口嘟嘟冒泡的小藥鍋，如同守護著自己不絕如縷的命脈，他拼命地往藥鍋里面添加種種令人惡心的東西，只為了能夠延口殘喘。曹夫人并不貪生，卻熱衷于參禪禮佛，她以為自己已經是半個神仙了。曹大少爺光滿看上去是一個積極樂觀的入世者，雖然一無子嗣，但是他毫不氣餒，他堅信他的一妻一妾遲早會給自己侍弄出一個兒子來。與大少爺完全不同，從海外留學回來、終日憂郁得“像剛從地獄里爬出來”的二少爺曹光漢滿腦子都是違背傳統卻又不切實際的想法，他覺得自己是一個廢物，“活在世上丟人現眼”。生在名門貌美賢淑的二奶奶鄭玉楠對生活原本是寄予了希望的，所以初到曹家時府中上下總能聽到她的歡快笑聲。但是丈夫怪異的秉性和曹家陰霾的氛圍漸漸奪走了她的快樂而給她以化不開的愁苦。很難說鄭玉楠與洋鼻子大路跨越雷池的交合是出于對封建宗法制度的反抗，那實在不過是一次情欲的渴求和失控。但是，人們可以允許沒有夢想的生活死水一般延續，卻不允許對夢想成真的努力。舊有性文化的森森桎梏就這樣窒息了一個新鮮美麗的女性，使她成為污濁滯緩的蒼河下的一捧泥沙。
　　包括《九月感應》、《天知地知》在內的“洪水峪”系列在理念層面上表達了劉恒對人的基本生存狀態的理解和關注；《虛證》、《黑的雪》、《教育詩》以及《貧嘴張大民的幸福生活》等作品則是劉恒對現代社會中人類生存需求和生存境遇的盤點。在一般人看來，李慧泉(《黑的雪》)們、郭普云(《虛證》)們和劉星(《教育詩》)們的日子比曹杏花要好得多，他們的生活似應該興高采烈，然而他們還是令人費解地煩惱不已。劉恒告訴我們，從本質上講，這些人的困境和問題都是一樣的，它們難以啟齒，又無可訴說。他們作為“人”的生活像一座生了白蟻的房子，每一件小事看來都微不足道，但是它們銳利的小牙齒都在咔哧哧地咬噬著房柱子，讓這座生命大廈岌岌可危、搖搖欲墜。除了溫飽，這些房柱子另有一些奢侈的名字，諸如尊重、理解、信任、友誼，還有，愛情。
　　二、死亡動力的推演
　　劉恒的小說中有太多的死亡。然而，劉恒確乎又不是一個醉心于死亡體驗的作家，與死亡的結局相比，他更注重尋找人物命運中蘊藏著的死亡動力。對死亡動力的推演參與構成了劉恒小說的內驅力。
　　劉恒的不少作品中都涉及了自殺主題。作為對生命的主動否定，自殺行為似乎充滿了理性和絕決，然而這一過程的積累卻是那樣的殘酷和漫長。怕挨餓的曹杏花一輩子為糧食耗盡了心機，卻在關鍵的時候丟了要命的口糧證。窩囊了一輩子的楊天寬終于出手打了老婆，憤懣、羞辱之下曹杏花吞了苦杏仁。曹杏花對于生的追求是太用力了，以至于作為物的存在的糧食，其價值遠遠超過了作為精神和尊嚴而存在的人的價值，并將后者嚴重扭曲和異化。她為糧食而生，又終為糧食而死，這確實是對人性的一個深刻而辛辣的寓言。當楊天臣賴以生存的力氣隨日月從他身上逃逸而去時，他被迫選擇了死亡。曾以力大無比而聞名而得意的天臣到最后連一根上吊的繩子都打不緊，天臣忍不住悲號：“狗日的！力氣哩……我的力氣哩！”力氣是楊天臣的宗教，如同尊嚴或愛情是其他一些人的宗教一樣，每一個人都會依賴自己的宗教而生活，也都會為了自己的宗教而獻身。死亡與死亡無關，卻與生存有關。
　　天青(《伏羲伏羲》)在遇到菊豆的時候還是一個孩子，但他在第一眼就愛上了他的嬸子。然而，天青是知道的，這種愛無論如何不被允許，是罪惡的；所以自始至終，天青與菊豆的愛情中間就一直糾纏著他社會性的負疚和原欲被壓抑的煎熬，天青因此懦弱和猶豫不定，以至于天長日久，他和菊豆難得的愛情也在這種懦弱和猶豫中失掉了動人的快慰，最后，天青的人本性終于在他對社會性的敬畏之下徹底地垮掉了。最終，他選擇了自殺。郭普云是一個看似優越的知識分子，人們不解的是，他“臉俊人好家貴，有官兒當有學上，能寫詩會畫畫，他可不順個什么？缺老婆還是眼高心不凡，老嘆氣便宜得的不多，好處不完滿”；然而，就是這樣一個人卻自殺了，活生生的人一下子就沒了。作者借用“我”的視角在追述、推導郭普云死因的過程中，重溫了一個人曾經經歷過的種種生活片斷：少年時光籠罩在同學的暴力陰影下；被女教師誘惑的被動且失敗的初戀；差之毫厘的高考使理想失之交臂；與同伴相比事業上的挫敗感；家庭成員間的漠不關心；令人尷尬的性功能障礙；意外受傷的后遺癥以及治療的再次意外失敗……以上任意一件我們生活中都可能遇到的挫折似乎并不足以致一個人于死地，但是，它們堆積起來，卻擋住了一個生命期盼曙光的希望和繼續行走的勇氣。從這一點上講，生命何其脆弱。
　　在劉恒的筆下，個體和他人及社會總是不和諧的、沖突的；而沖突的結果，又總是以個體的失敗告終。盡管他們的社會背景、生活經歷和性格構成各不相同，但他們的生命中都有一個相似的內核：個體的生存本能或遲或早地、必然地遭到強大的否定力量的阻礙、圍剿和毀滅。這種否定力量是超驗性的、與生俱來的，是個體無法控制和躲避的。“宿命的力量，讓人不寒而栗”[3]，浸透在文字中強烈而綿長的宿命意識構成了劉恒小說醒目的美學風格和深層意義。
　　生活原本像一塊柔軟細膩的泥巴，生活中一些看似偶然的事情像手，在不經意中把泥巴捏弄出了各種各樣的形狀。日子久了，那泥巴就有了屬于自己的叫做“命運”的東西。從這種意義上說，李慧泉和李來昆(《天知地知》)的死對我們更有普遍的意義。李慧泉雖然年少失足，但周圍不乏關心他幫助他的人，出獄以后他非常想重新做人，為此他忍辱負重、茍且偷生，但還是命運多舛，而且，最要命的，他越是拼命掙扎，生活的鐐銬就越是往死里卡他。他看見生命在流血，卻找不到傷口在哪里，他承受著長久的鈍痛，卻不知從何說起。李慧泉找薛教導員未遇，那一刻起他就死定了，“一只看不見的大手把他和別人隔開，很冷酷地將他推來搡去”，這只大手就叫做“命運”。從表面上看，李慧泉死于一場流氓間的尋釁斗毆，其實，他的死是源于他作為個體生命的生的動力已經消耗殆盡，死亡的門扉早已洞開。
　　李來昆是一個寓言式的人物，是蓬勃生命的象征，他“曾經是一位公認的死不了的人”，“是一個幸運的人，一個逢兇化吉的人”，然而，這樣的人卻死了。小說的進展正是在這種逆向性矛盾交織而成的動力下完成的。李來昆意外降生在玉米地里，并被狗群追逐被雞群刨食，弄得遍體鱗傷。那些刺目而丑陋的疤癩既是李來昆頑強生命力的明證，又是冥冥中無法躲避的災難的生發點。無盡歲月的流淌，使生命的敗相愈顯愈烈。“他跌倒了爬起來，再跌倒再爬起來，又他娘跌倒了，再爬就有點兒費勁了，有點兒懶得爬的意思了。”李來昆說：“下坡路走起來沒個完，沒意思了。”——“這就是死不了的李來昆走向末日的預兆了。”直到此時，劉恒仍然找不到導致李來昆死亡的必然因素，他仍然不肯屈就于命運。可是，除了難違的宿命，還有什么是值得信賴的呢？
　　三、男性立場與母性期待
　　劉恒寫《白渦》時34歲。劉恒在34歲的時候就解剖了一個44歲男人不為人知的一段婚外情，叫人驚訝于他精準的心理分析和深刻的思辨能力。劉恒選擇了一個成功的知識男性置于他的無影燈下，在36歲的美少婦華乃倩行動以前，周兆路的生活堪稱完滿：事業有成，家庭和美，謙謙君子，受人稱道。這樣一個“好男人”，卻神使鬼差地陷入一場婚外戀的漩渦而不能自拔。
　　中國的知識男性歷來羞于體察和表達自己的性意識，性被看作是淫穢下流、不可告人的秘事。在一夫多妻制作為封建文化的殘渣余孽被從律法條文中剔除掉了之后，男人獲得性體驗的唯一合法途徑只能限定在婚姻以內。道德觀念加上法律制度經緯成的緊身衣使男人的性欲很難勃起。因此，當周兆路不只是遵從于情欲的誘惑而是帶著諸多非生理性考慮投入到華乃倩懷抱中時，他作為淳真男體的性覺醒必然是猶豫不決的和稍縱即逝的。不能說周兆路沒有欲望或是沒有反思。在周兆路身上明顯地存在著健全人格的兩種基本需要：一是社會性自我的確證，一是自然性自我的確證——即自我生命力的審美追求。周兆路的痛苦恰恰由此產生。深夜偷情回到家里，妻子渾然不知的噓寒問暖成了他最殘酷的審判，妻子的拖鞋“啪啪地打著水泥地，就像在扇他的嘴巴”。善于思考和自省的中國知識分子的煩惱往往源于他們自身矛盾的不可調和。在婚外性行為中他們既無法體驗投入又無法實現超脫，所以在體驗性快感的同時周兆路又感到“異常孤獨”甚至“絕望”。這種“孤獨”正是個體的性意識覺醒于社會法則和群體行為模式的茫茫曠野中的無以訴說和回應的孤獨；這種“絕望”，也正是人本性與社會性做勢單力孤的激烈交鋒之后必敗無疑的絕望。
　　《白渦》的成功使它成為經典，它的問題也顯而易見。《白渦》完成于作家男性話語的操作框架內，其天然的男性立場無法不失之偏頗。當作者讓華乃倩帶著性苦悶和性渴望出現在這出多重的兩性關系中時，便使這個女人從一開始就處于了道德的劣勢。華乃倩成了主動的進攻者，而她的蠱惑手段不過是在尋找生理上的滿足和心理上的依托，這使華乃倩的行為看上去就顯得不那么純粹和遠離骯臟。當作者借華乃倩丈夫之口披露了她的性混亂以后，作者顯然已經在有意無意地為周兆路的脫身尋找合適的理由了——還有什么比離開一個生活放蕩的女人更無辜和更道德的呢？劉恒最終把華乃倩冠以“妓女”的屬類使這篇原本可能成為最優秀的探討現代人最本質的性心理/性文化的小說功虧一簣地失去了在最松弛狀態下揭示人生的包容力。這是非常可惜的事。
　　在這一點上，《伏羲伏羲》要比《白渦》優雅得多。《伏羲伏羲》原本曾叫“本兒本兒”，即男根。小說貫穿始終的線索就是性的渴望和慰藉，以及性力中蘊含著的社會習俗與文化積淀。每一個生活在具體的文化背景下的人，都會遇到來自社會、文化、道德習俗等各方面的規定和限制。這種規定和限制往往與個體的人本性相矛盾和沖突，這正是文化存在的依據和價值。實際上，這種矛盾和沖突構成了每一個人生活的軌跡。小地主楊金山是歷史性的傳統文化和道德體系的一個象征。楊金山狠心賣了20畝山地換回來一個雙十年紀的俊俏媳婦王菊豆，他的行為基本上是符合當時的社會性和人本性的。他在努力完成傳宗接代的使命，生理上的要求還在其次。然而隨著事態的發展，他為了維護社會性竟然到了以嚴重損害與他人的和諧性為手段的地步。到了這時候，他本性中的惡也在制造后代這項事業的屢屢失敗中被極大地激發了出來。楊金山親手拉開了這出亂倫悲劇的序幕，并且在其中扮演了一個蒙恥的角色。楊金山到死都不明白，實際上他的問題是出在他自己。這是他個人的悲劇，也是舊有性文化的悲劇。
　　在《伏羲伏羲》中，天青和菊豆的私生子天白是一個奇特的人物。他是一個文化符號，一個道德代碼，一個宿命的概念。如果說天白對楊金山的認同諭示了社會性的根深蒂固和難以動搖的話，那么他對天青的仇視則更深刻地表明生命個體在巨大的道德規范面前是何等的軟弱無力。從某種意義上講，是天白殺死了天青，天命難違，個體戰勝不了命運。相對于楊金山和楊天青，菊豆就要自然和單純得多，代表了人的本性和自然性。菊豆善良、溫順，但在性格的深處，不乏剛強、熱烈、敢愛敢恨的因素。她是活生生的欲望的化身，在她的身上沒有太多的社會性的束縛，這符合通常女性對自身不太苛刻的社會角色的要求。所以，菊豆的生命在經受了太多的苦難和歡娛之后，顯示出驚人的長度和韌性。
　　菊豆可說是劉恒小說中最為動人的女性，而對于女性的塑造在劉恒則遠不如他處理男性人物那么精彩紛呈。技術不能成為理由，問題出在作者擁有的男性立場和他固執的母性期待。這種母性期待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處于感情饑渴的男性總是試圖向比他們年長的女性尋求慰藉。劉恒的小說中有許多類似的照應：《伏羲伏羲》中的菊豆之于天白、《蒼河白日夢》中的玉楠之于耳朵、《虛癥》中的女教師之于郭普云、《冬之門》中的世英之于谷世財、《九月感應》中的燒飯女人之于小男孩，等等。在中國傳統性文化的圖景中，溫柔體貼、兼具母親與情人身份的女人往往是男人步向成熟的最原始觸媒，她們對男人的愛被期待以博大、無私、純情而性感。再者，女性永遠會回饋男人以無條件的忠貞和愛意。也許《狗日的糧食》除外，但是實際上，曹杏花對天寬的粗暴恰是那種殘酷的生存狀態下她對自己男人的深愛。像曹杏花那樣潑野的女人實屬個別，其他的卻是男人越不濟女人越賢惠，她們賢惠得幾乎面目不清、令人生疑，最為突出的是《天知地知》中李來昆的女人和《貧嘴張大民的幸福生活》中的云芳。之所以如此，與其說劉恒無視男女之間中復雜和多層次的矛盾關系，不如說是他在對整個人生抱以悲觀的同時，仍然為人們此生的泅渡苦海留下了最溫馨的一葉方舟。并且，他把希望之槳交給了女性。
　　四、由道德而人道的他往
　　在《狗日的糧食》之后，在《白渦》之后，在《伏羲伏羲》之后，在《蒼河白日夢》以及在《貧嘴張大民的幸福生活》之后，劉恒仍然認為《虛證》是他最好的作品，這是很耐人尋味的事情。
　　單純從小說敘述來講，《虛證》并不最能體現劉恒的寫作特點。劉恒的長處在于“鉆研”，他的筆像一枚深刻的水蛭，咬住一口便往深處鉆，鉆到人物的心里、鉆到故事的內核里，然后在那兒反反復復地攪動，攪得人寢食不安、心緒不寧、難以自處。與此相比，《虛證》過于注重現象、依賴主觀努力，以期完成一個道德層面上的命題。所以偏愛《虛證》，作家自言：“因為它解決的是一個現實問題。”所謂“現實問題”，是指我們涉身其中的問題，與審美、甚至與文化都有不同，而更近乎“道德”和“責任”這類概念。這一點，既是我們閱讀這篇作品的門徑，也是解讀劉恒其他小說的關鍵。
　　煤窯是劉恒偏愛的一個意象，《狼窩》、《殺》、《蘿卜套》、《連環套》都是。潮濕、陰冷、狹窄的幾乎永無盡頭的隧道里兇險無數、殺機四伏，這些兇險和殺機不僅來自外在，還深藏于人的內心。《殺》中的立秋在關鍵時刻從煤窯上撤走了股資跑到城里，結果血本無歸。走投無路的他回來給窯主關大保下了跪，他想吃回頭草。關大保不肯原諒立秋的背信棄義，還令他當眾蒙羞。生的欲望和尊嚴被無情地粉碎和嘲弄，別人無意中提到了死，立秋卻以為醍醐灌頂，“心里那層窗戶紙一下子就破了”，他認定是別人不讓他活，他就先以殺人造就了自己的毀滅。《連環套》也是一宗煤窯的故事。窯主陳金標生意紅火的時候，沾親帶故的人都想來分一杯羹，為此他們施展一切伎倆，暴露出種種令人厭惡的嘴臉。而當煤窯出了事故，又是這些“親人”最先席卷殘局棄窯主而去，并將他置于萬劫不復的死地……人性之惡令人觸目驚心。
　　在劉恒看來，人的本質是丑陋的和易碎的。但是，他的小說傳遞給我們的又不是一味的晦暗和絕望，原因在于：一方面，作家站在人性的角度追問著生活的權力，因此他在揭示丑陋的同時更表達出對個體生命悲憫的關照；另一方面，劉恒是一位有著很強人類道德感和社會責任感的作家，他在不停地追問著誰應該對我們的生活負責任的同時，從來沒有放過自己。關于這一點，《虛證》是最好的例證。《虛證》沒有以全知的視角敘述一個死亡故事，而是將“我”融入其中，成為一個角色，一個事件的參與者。對于一個生活在我們周圍的人的死亡，人們的反應原本應該激烈一些，但是沒有。郭普云的死沒有得到人們的同情和深思，反成笑柄；而包括“我”在內的所有的人都直接或間接地參與形成了郭普云的“經歷”，所以也都部分地充當了兇手。小說的題目證明了對這起看似荒謬的自殺案件原因的推演的失敗，然而，通過這個帶有哲學意味的思考過程，作家剖析了所有活著的人的冷漠的內心，對我們有意義的生活提出了超出自我的更高的道德標準和情感要求。
　　然而，結果并不美妙，劉恒的寫作非但沒有找到解決人類本質問題的法門，反倒使自己陷入更大的苦悶中而難以自拔[4]。劉恒由此開始了他的“中年變法”，于是，我們便看到了現在這個樣子的《天知地知》。盡管運用在《天知地知》中的語言風格早在劉恒的長篇小說《逍遙頌》中就已出現，但是李來昆的放浪形骸仍然對作家既有的價值體系構成了反動。天地精靈的李來昆成年以后頻繁地交狗屎運，他承包果園，第一年遭雹災，第二年遇蟲災，第三年等來了人禍。李來昆在黑夜里隨便一槍就擊中了一個率眾兒女來偷蘋果的老太太的屁股，賊們卻不干了，“他們包圍了李來昆。他們每人都扛著半麻袋蘋果，像扛著真理，一點兒也不感到羞恥。他們問他為什么開槍？為什么朝偉大母親開槍？為什么朝偉大母親的屁股上開槍？不就是吃了你幾個蘋果嗎？又沒有啃你的蛋！”——黑色，戲謔，憤懣，無奈，讓人想笑，又不由得欲哭。劉恒用井噴式的語言覆蓋了人物和情節，以至于人的軟弱、卑下和躲閃不及的命運都因此而顯得有些滑稽和可笑。與其說這是一種語言風格的變化，倒不如認作作家對自我的一次“勝利大逃亡”。“《天知地知》在我的小說中是一個變數，不是大變，卻是不小的變。以往在稿紙上用力寫字，就像登了臺比賽健美，乍著胳膊，呲著門牙，生怕哪塊肉沒有好好地鼓起來。日久便生了異念……只想胡來，哪怕像瘋子，像流氓，痛快就行。”[4]
　　劉恒以為自己找到了一條出路，可以就此長出一口氣了，因此《拳圣》更加放濫。雖然對人性的批判精神仍然不減，但小說看上去更像一出深刻的鬧劇而無從皈依。直到《貧嘴張大民的幸福生活》，劉恒的“變法”才告完成。關于《貧嘴》，一直有著不同的閱讀，說其喜劇者有之，讀出悲涼者亦有之。雖然劉恒堅持聲稱自己創作《貧嘴》的時候心態最為輕松，最不對周遭報有幻想，但他仍然“在構思筆記上記了一句話：‘反映生活的艱辛和對人際關系的破壞’”[5]。這將是劉恒永遠無法釋懷的主題，不管他如何逶迤掩飾。張大民的糊涂是清醒的，故而他與阿Q絕非同道；他的樂觀是含淚的，因為我們都深知苦海的無邊。劉恒的道義感在于他從未回避過個體生存的困境，并一直試圖為他們鑿通獲救的隧道。從信賴理想主義到堅守人道立場，從憤世嫉俗的慷慨到悲觀主義情懷，從激烈的社會批判到嚴格的自我審視，從呼喚道德與良知到勸慰妥協與自救，劉恒的創作代表了一個激變時代對人性的思考和探索軌跡。它的來路清晰可辨，而它的去處呢？
淮陰師范學院學報：哲社版119～123，138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唐韻20062006
劉恒/小說/生/死/敘述動力
劉恒的作品中一貫充滿了生命的緊張感，膠著著生的欲求與死亡的角力和絕望，而這恰恰成為了小說敘述的內在動力，呈現出深刻的悲觀與宿命意識。整體來說，劉恒作品中的女性形象不如男性人物那么精彩紛呈，尤其在處理男女兩性關系問題上。問題出在作者擁有的男性立場和他固執的母性期待。縱觀劉恒的創作過程，可以明晰地看到一條從信賴理想主義到堅守人道立場，從憤世嫉俗的慷慨到悲觀主義情懷，從激烈的社會批判到嚴格的自我審視，從呼喚道德與良知到勸慰妥協與自救的軌跡，這構成了劉恒小說的本質內核。
作者：淮陰師范學院學報：哲社版119～123，138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唐韻20062006
劉恒/小說/生/死/敘述動力

網載 2013-09-10 21:4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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