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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文化”界說和時代悖論
　　文化是人創造的。關于“文化”的定義，有不同的說法。這是一個比較模糊、十分寬泛的概念。近代第一個在人類文化學中引用“文化”這一句詞的泰勒，在其1871年出版的《初民文化》一書中說：“文化乃是當個人為社會一分子時所獲得的包括知識、信仰、藝術、道德、法律、風俗及其他才能習慣等復雜的整體。”杜威在《自由與文化》一書中說：“人類日常生活上的聯系和共同生活的條件，這一種錯綜復雜的關系，我們總稱之為‘文化’。”我國現代哲學家馮友蘭說，文化“是一個包羅一切的總名，其中魚龍混雜，什么都有”（注：馮友蘭：《三松堂學術文集》，第1版，第44頁，北京大學出版社，1984年3月出版。）。梁漱溟則認為文化是“生活的樣法”（注：梁漱溟：《東西文化及其哲學》，見《梁漱溟學術論著自選集》，第1版，第33頁，北京師范學院出版社，1992年5月出版。）。“文化就是吾人生活所依靠的一切”。“文化之本義，應在經濟、政治，乃至一切無所不包”（注：梁漱溟：《中國文化要義》，第1版，第1頁，學林出版社，1987年6月出版。）。毛澤東說：“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會的政治和經濟在觀念形態上的反映。”（注：《毛澤東著作選讀》，第1版，上冊，第384頁，1986年8月出版。）綜上來看，文化是一個有機整體，它包括人類生活的一切方面。在我看來，文化是人類相對于自然的一種存在形態，一個民族的文化就是這個民族的存在形態，即一種“活法”。
　　人是生命有機體，存在、活著是人與其他動物的共同性，但活的方式不同，文化就是人不同于動物的一種活法。人以外的其他動物只是活著（存在），而不是生活。生活是人的一種自覺或自我意識，活著（存在）是人作為動物的問題；如何存在（生活）是人作為人的問題。正是在如何存在（生活）的不斷追求和探索中，人類才創造出了多姿多彩的文化。馬克思說：“有意識的生命活動把人和動物的生命活動直接區別開來。”“人類的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有意識的活動。”“動物只是按照它所屬的那個種的尺度和需要來建造，而人卻懂得按照任何一個種的尺度來進行生產，并懂得怎樣處處都把內在尺度運用到對象上去。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規律來建造。”（注：馬克思：《188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第1版，第53頁，人民出版社，1985年4月出版。）與動物相比，人類的一切自覺有意識的創造都屬于文化范疇。“文化”這一概念只有在相互比較中才能被認識。以吃為例，人和動物都需要以吃來維持生命，但不同的是，人不僅吃，而且知道什么時候該吃，什么時候不該吃，這就是人的文化。
　　文化是一個整體，它包括人類生活的各個方面，但其根本在哲學，在于人們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態度。人類的命運都是相同的，生生滅滅，如此而已。但在生的過程中，對于如何生，形成了不同的觀念體系（思維方式、價值觀念和生活態度）。不同的民族文化體現了各個民族不同的活法。中國傳統文化是指上古三代到19世紀的中國文化。綜合生活的各個方面，中國傳統關于如何生活，形成了一套獨特的思維方式、價值觀念和生活態度。幾千年來，按照這些思想觀念和生活方式，中國人就這樣走了過來，而且還能夠融合夷狄，自得其樂。但到了近代，由于西方文化和堅船利炮的入侵，危及了中國人的生存。西方近代文化（以近代科技文明為標志）是一種不同于中國傳統文化的新文明或文化形態。面對西方文化的入侵，中國人再不能按過去的那一套生存了（非不愿，是不能）。19世紀以來，中國人從提出“師夷之長技以制夷”到“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直到今天全面改革開放，集中精力進行現代化建設，開始一步步走向現代化。
　　回顧一百多年的中國歷史，我很慶幸今天的中國人清醒而理智地走到了現代化建設的轉道上來，因為這是解決民族生存危機的惟一出路，舍此別無他途，只有現代化能夠救中國。因此，我對中國現代化建設的前途充滿信心。然而，令中國人深感困惑的是，正當中國人堅定不移、滿懷信心、勇往直前朝著現代化大步前進的時候，代表人類最新文明的現代化卻出了問題（實際上中國人一接觸現代化就開始對它的問題有所認識，如梁啟超、蔡元培、梁漱溟、張君勱等）。西方發達國家（完成了現代化，進入后現代的國家）因現代化陷入了困境，這些問題隨著我們一步一步接近現代化，不僅看得越來越清楚，而且，我們自己也越來越有所體會。在西方現代哲人的提醒下，我們分明意識到西方現代化是一個陷阱。這樣，中國人就進入了一種進退兩難的境地，即本文所說的時代悖論：當初我們沒有也不愿現代化，結果危及了中國人的生存，造成中國人不能生存；而西方如今實現了現代化，也同樣危及了生存。那么，我們該作出如何選擇呢？
　　　　　　二、前面是陷阱——西方后現代主義給我們的啟示
　　作為現代化的后來者，我們搞現代化建設不能不以西方的現代化為學習和思考的對象。現代化是一種文化形態。西方現代化最早產生于18世紀的工業革命。工業革命之所以發生，根源于西方哲學的科學理性的指導。科學理性是對世界的一種認識態度和思維方式，它相信人的理性可以把握事物的本質。科學理性是西方現代主義的主要思想特征，正是在這種思想的指導下，才產生了西方近代自然科學，并由此引發了整個社會生活的巨大變革。
　　后現代主義思潮是相對于現代主義而言的，是后現代社會（又叫后工業社會、信息社會）的產物，產生于本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美國，70年代和80年代在西方社會風靡一時，近年來在我國有較大影響，代表人物有伽達默爾、德里達、貝尼爾·貝爾、利奧塔德、哈桑等。這種思潮最先出現在文學藝術領域。其基本特征，學術界說法不一，人們至今對什么是“后現代”還沒有一致的看法。在我看來，理解后現代主義，必須首先理解現代主義，因為它是現代主義發展的結果和產物。現代主義（表現為現代化）的主要特征是依靠科學技術發家致富。這一特征表現在對宇宙自然的認識方式上，主客觀對立、營造科學的理論體系，目的是求得真理；表現在人生態度、生活觀念上，以人為中心，以自然為對象（我為刀俎，自然為魚肉），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目的是滿足物欲。按照這種思想觀念，西方現代化發展的結果是，社會生產力大大提高，物質財富大大增加。但西方現代社會富則富矣，卻出現了嚴重的社會問題。表現在人與自然的關系上，人為了追求物質財富，無休止地開發自然，亂砍濫伐，自然的生態平衡遭到破壞，從而導致大氣污染、資源枯竭、環境惡化。表現在人與自我的關系上，人一心追求物質財富，為物所累，身為物役，心為形役，商品拜物教、金錢拜物教導致人的自身異化，人失去了自我，造成人的極端痛苦、無聊、無寄托、無依歸，不知道人生有什么意義，于是自殺成為一種普遍的社會問題。這樣，現代化從兩方面危及到了人的生存，一方面是自然界不給人生存的條件了，另一方面是人自己不想活了。我們說人生在世，首先是能夠活著，然后才是如何活得更好。現代化的發展使社會富則富了，然而危及了人的生存，人不想活了或不能活了，那么，財富對人還有什么用呢？因此，現代主義（現代化）的發展陷入了絕境。正像西方一些學者對現代化所反思的那樣：
　　“科學技術成就已把我們和這個星球帶入前途暗淡、危機四伏的境地。而許多危機威脅地球文明的繼續存在，也許還威脅地球自身的生命。其中，人口迅猛增長，自然資源急速耗盡，核戰爭對我們的明顯危害，以及我們重醫藥社會的遺傳退化將不可避免地導致人類自我毀滅，如果我們未能解決這些問題；或由于解決這些問題所需要的自由日益受到控制而衰竭，將導致一種心智活動停滯的狀態。現代人對自身所處的危急形勢進行嚴肅反省，將使我們得出結論：謀求新的精神境界（引者按：即換一種活法）是當代一切有責任感的人首要的任務。”（注：孫志文：《現代人的焦慮和希望》，第1版，第4頁，三聯書店，1994年9月出版。）
　　走到了絕路，當然就要尋找生存的出路。后現代主義文化思潮就是在現代化走到絕路時，西方思想家為尋找生存出路而產生的一種思想流派，“是作為一場使西方文化瀕臨滅頂之災的危機提出來的”（注：《錯誤的類比與借代：后現代主義理論的中國市場》見星座學術文叢編委會編《再叩永恒之門》，第1版，第132頁，上海三聯書店，1994年12月出版。）。雖然，他們在各自的語境下，對后現代主義的特征概括得不盡一致，如反表象主義、反本位主義、反基礎主義、反邏各斯中心主義、反西方文化中的浮士德傳統，等等。“他們得出的結論看似各異，但在實質上卻是一致的：要使西方擺脫困境，惟一的出路就是恢復精神向度和歷史意識。”（注：《錯誤的類比與借代：后現代主義理論的中國市場》見星座學術文叢編委會編《再叩永恒之門》，第1版，第132頁，上海三聯書店，1994年12月出版。）在我看來，用一句通俗的話講，后現代主義是在回答：人富了，吃飽喝足以后怎么辦？人應當怎樣生活才更有意義？因為人畢竟不是動物，物質的豐富還不等于幸福，人還有一種更高的精神追求——幸福和自由。后現代主義標明西方現代社會已由物質的不滿足轉向精神的不安寧時代。
　　應該承認，由于我國經濟發展的不平衡，有些地區的有些人富了以后不知道如何生活，表現出生活的無所謂狀態，如“跟著感覺走”、“瀟灑走一回”、“玩的就是心跳”、“愛得死去活來”，等等，實質上是一種后現代主義的表現。因此，對后現代主義思潮在我國的表現不能視而不見。后現代主義是對現代主義的一種反叛，它啟示我們：西方現代化不是我們追求的目標，我們決不能搞全盤西化。
　　　　　　三、“成也蕭何，敗也蕭何”——正確認識中國傳統文化
　　面對西方現代文化的困境，我們有必要重新認識中國傳統文化。與西方現代文化相比，中國傳統文化有其獨特的存在價值。中國傳統文化博大精深，但從根本上說是一種生活態度（一種活法）。如果說西方現代化是以科學的、競爭的、功利的生活態度為特征的，那么中國傳統文化則是審美的、倫理的、非功利的。表現在人與物的關系上，認為人之外的自然外物是不可認識的，“道可道，非常道”（注：《老子·1章》。）。人對宇宙萬物的本體是不可把握、不可言說的。在老莊道學的基礎上，佛教禪宗主張“不立文字，以心傳心”，“明心見性，頓悟成佛”，從而形成了重直覺頓悟輕邏輯分析的思維方式。孔孟儒學則沒有認識論，只有倫理學。在人與社會的關系上，特別注重用倫理調節各種人際關系，使社會內部保持一種自然和諧的穩定狀態。在人與自然的關系上，特別關注人此生當下的存在，人生前死后的事對人來說是不重要的。孔子說：“未知生，焉知死！”“未及事人，焉及事天。”（注：《論語·先進篇》。）人的存在是物的一種暫時狀態，“人之生也，氣之聚也。聚則為生，散則為死”（注：《莊子·知北游》。）。人生的根本任務在于求得精神上的愉快，從而形成了安貧樂道、知足常樂、隨遇而安的生活態度，重義輕利，重精神輕物質。儒釋道三家互補，構成了中國人較穩定的文化心理結構（根本上是一種生活態度）。中國傳統文化對解決后現代社會的問題有重要作用。這一點一些西方思想家和中國近現代思想家早已有所認識。西方自尼采、羅素、海德格爾、伽達默爾到馬爾庫賽，都已注意從中國傳統的儒釋道思想中去尋找解決問題的辦法。中國現代新儒學的代表人物，無論是第一代的梁漱溟、馮友蘭、熊十力，第二代的唐君毅、方東美、牟宗三、錢穆、徐復觀，還是第三代的杜維明、成中英、余英時等人，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復興始終充滿信心。這種信心來源于他們對西方文化的分析和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深刻體認。
　　梁漱溟先生說：“除非過去數千年的中國人都白活了，如其還有他的貢獻，那就是認識了人類之所以為人。”（注：梁漱溟：《中國文化要義》，第1版，第132頁，學林出版社，1987年6月出版。）“中國就是以其人生態度貢獻給世界，而為世界和平奠定其基礎。”（注：梁漱溟：《中國以什么貢獻給世界呢？》，見《梁漱溟全集》，第1版，第6卷，第458頁，山東人民出版社，1992年8月出版。）這是中國文化的長處。
　　梁漱溟先生認為，中西文化的不同根源在于人生路向的不同。西方文化“以向外追求為根本精神”，產生了發達科學和民主制度，正是這種“向外追求的精神”給西方人帶來了物質財富的豐足和社會日趨進步。然而這種“向外追求的精神”給西方人造了福的同時，也給他們帶來了巨大的傷害。生機盎然的自然界本來是人類生活和生存的源泉，此時反成了人類無情的對立物，或任人傷殘的一片死寂的天地。人類與自然之間的那種“融合游樂”的原始情感被扼殺一空。人與人之間溫存舒暢的倫理情誼也被隔膜。科學日精，機械日巧，日益把人變成機器的附屬物。這樣，在自然田園中歌兮舞兮游樂其中的勞動的快慰，在工業文明中完全喪失了它昔日的美感。加之周期性的經濟危機和毀滅性的世界大戰，更使人懷疑這一味“奮斗向前”的文化路向的合理性。20世紀的西方文化發生了根本危機，到處充滿競爭和你爭我斗的西方社會，人們感到生活嚴酷無情，索然無味，人人都感到生活的不自然、機械、枯燥、乏味。梁漱溟認為，西方文化應走孔家的路，只有孔家的路，才可以引導窮途末路的西洋人進入新的境界。中西文化不同，不是西方比中國先進，而是人生路向不同。“西洋人風馳電掣地向前追求，以致精神淪喪苦悶，所得雖多，實未曾從容享受。”（注：梁漱溟：《東西文化及其哲學》，見《梁漱溟學術論著自選集》，第1版，第47頁，北京師范學院出版社，1992年5月出版。）對比起來，“雖然中國人的一切起居享用都不如西洋人（引者按：并不絕對如此），而中國人在物質上所享受的幸福，實在倒比西洋人多。蓋我們的幸福樂趣，在我們享受的一面。而不在享受的東西上——穿錦緞的未必便愉快，穿破布的或許很快樂”（注：梁漱溟：《東西文化及其哲學》，見《梁漱溟學術論著自選集》，第1版，第47頁，北京師范學院出版社，1992年5月出版。）。所以建筑在人際情感關系基礎上的東方精神文明勝過建筑在個人主義競爭基礎上的“西方物質文明”。正如世界諾貝爾獎金獲得者在巴黎集會時的宣言所預言：人類要在21世紀生存下去，必須從2500年前孔子那里去尋找智慧。前不久在中國召開的紀念孔子誕辰2545周年國際學術討論會，則是這一預言的初步驗證。現在人們認識到孔子的“仁義”思想對人類生存的重要性，隨著21世紀的來臨，人們需要建立新的精神秩序，儒家文化以人倫為中心，重義輕利，正是21世紀人們所需要的。中國傳統文化又是儒釋道互補的有機整體。21世紀，人們還將對老莊思想、禪宗思想同樣重視。因為這些思想是人類極高的生存智慧，是人類安身立命的棲息地。當然，中國文化的復興，并不意味著簡單的回歸，它只意味著中國傳統文化是有價值的，并不排斥其他民族文化的價值。這是我們在認識傳統文化和建設現代新文化時值得注意的。
　　然而，值得中國人清醒的是，中國文化千好萬好，到了近代救不了中國是最大的不好。西方文化問題不少，但科學可以解救中國以倒懸（從文化而非政治角度而言）。面對西方文化的入侵，近百年來，我們的民族，遭遇了一種不幸的命運，幾乎把中國送到滅亡的邊緣。如果一如既往地生活下去，就不能抵御來自現代化國家的侵略。
　　近代中國的失敗根源于文化的失敗。“向內不向外，勤于作人而淡于逐物，人對物的問題進展之機于是以歇……雖數千年中國之所為，忽于物理，明于人事，而人事之變卒所不能盡；而由物理之忽，科學及科學方法不能產生，學術發達上乃有缺憾與局限。”（注：梁漱溟：《中國民主自救運動之最后覺悟》，見《梁漱溟全集》，第1版，第5卷，第101頁。山東人民出版社，1992年8月出版。）“歐洲的人生是以競爭(strife)、侵略(exploitation)、變更不已(restless change)、不知足(discontent)與破壞(destruction)為要道；而中國人則反是。”（注：羅素［英］：《中國之問題》，中譯本，第11頁。轉引自同（１１），第104頁。）因此，“我們承認中國人是有許多短處的，我們相信短處是從長處來的，中國今天的失敗，都是從他過去的成功而來的，中國人的短處正是由他的長處而來的”（注：梁漱溟：《中國人的長處和短處》，見《梁漱溟全集》，第1版，第5卷，第973頁，山東人民出版社，1992年8月出版。）。鑒于此，我認為，對傳統文化在我國現代化建設中的作用，不能估計過高，更不能否定“五四”新文化運動對中國走向現代化的啟蒙作用。我們不能因為西方現代化出現了許多社會問題，而動搖我們走向現代化的信心。我們必須牢記，中國之所以走向現代化是為了生存，不實現現代化，就沒有資格在這個世界上生存下去。中國近代的危機實質是一種文化危機。中國文化的失調，是由于西方侵略造成的。（作者按：從人類生存發展的角度，近代中國危機，是中國之人道屈服于西方獸道的結果。人本身是人道和獸道的統一，中國傳統更多的是人之為人的道理即人道，西方現代以生物進化論為指導，弱肉強食，是獸道的表現，如兩次世界大戰的產生即是如此）中國人要想擺脫危機，必須采納西方文化之要旨，發展科學，走向富強。西方后現代主義證明我國傳統文化還是很有用的，我們不能拋棄傳統。現在擺在中國人面前的問題是盡快實現現代化。我國屬于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相比，仍然比較貧窮落后，雖然改革開放以來經濟有了很大發展，綜合國力大為增強，大多數人擺脫貧困走向了小康。但中國人口多，人均國民生產總值還比較低，人們還不富裕，還有不少人生活在貧困線以下，所以中國必須堅定不移地沿著現代化的道路走下去。只要發展現代化，就需要依靠科學技術（這是現代化的不二法門），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是促使中國走向現代化的關鍵因素。這一點必須明確，不能含糊。
　　應該說，以梁漱溟為代表的現代新儒家，在中西文化的對比中，對人類的生存前景提出了很多精辟而富于遠見的思想，至今對我們的文化建設仍具有很大的啟發意義。然而，我們提出的這些思想在中國走向現代化的社會現實中，始終未能深入到國人的行動中去，不能為當時的人所理解和接受。因為20世紀中國歷史的邏輯（時代的主題）是救亡，救亡壓倒一切，能夠生存是首要問題，如何生存是次要問題。個體得謙遜地犧牲自己，從屬于集體，國家富強（民族生存）畢竟是更重要的事情。梁漱溟等人預言到了西方后現代社會出現的問題，表現出他們作為思想家的超前性，但不符合中國解決生存危機的實際，不合時宜。對近代中國而言，對傳統文化的批判和對西方文化的學習更符合中國的現實。至于在告別傳統、走向現代化的進程中出現新的社會問題，又需要中國傳統文化的補救，這與當初固定傳統、不走向現代化之路是根本不同的兩回事。現代化使國家富強了，但個人生命又出現了危機（精神頹廢、崩潰、尋找不到個人生命的安頓），也同樣危及國家和社會。這時候我們才可能考慮國學大師們說得還是有道理的。
　　人類發展到今天，經過“熱”戰、冷戰，雖然至今還存在誰吃掉誰的問題，但已不是主要問題（即救亡圖存已退其次），而個人生命的安頓，即如何更好地活著，已是擺在人類面前的一個共同話題。是工于心計（科學）搞星球大戰、軍備競賽、互相暗算？還是想想我們的地球，我們如何面對環境惡化、大氣污染、人口膨脹？人類應該共同坐下來想想過去，想想未來，我們人類應該怎么辦？展望未來，“我們應該超越已持續百年的‘古與今’、‘中與西’二元對立的討論，換一個角度，想想人類共同的未來，考慮人類將如何開發各種文化資料來解決人類共同面臨的問題。如人類如何面對大自然給予的環境”（注：樂黛云：《中國學術文化發展的回顧與前瞻》，載《中國文化報》1995年3月8日。）。
　　　　　　四、明天會更美好——關于21世紀的中國現代文化建設
　　當前，對中國人來講，已不是要不要現代化的問題，而是要什么樣的現代化。經過長期的被迫現代化到現在自覺現代化的過程，對現代化所帶來的工業文明，大多數中國人已經接受，但對現代化帶來的社會問題則深為不滿。這就是當前部分人“端起碗吃肉，放下碗罵娘”的深層原因。現代中國人更向往的是既有西方現代的高科技文明，又有中國傳統的精神充盈和人情味。因此，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是一項前無古人的事業，是一種全新的社會文化形態。解決這個問題要求我們正確處理好傳統、現代、后現代的關系。
　　首先，必須承認現代化是人類文明的一種形式，是人類的一大進步。現代化促進社會生產力的極大提高，給人帶來生活上的很大方便，從哲學上講，人從自然界獲得了更多的自由，因此走向現代化是人類的發展趨向。現代化又不可避免地帶來一些嚴重的社會問題，與之相比，中國傳統文化有其獨特的價值，但這種價值必須隨著現代化的逐步實現而表現出來。在現代化還沒有實現的時候，傳統文化表現為一種惰性。在中國走向現代化的過程中，應該認識到：科學救國，但惟科學則誤國。傳統誤國，但棄傳統則同樣誤國。科學是達到強國富民的手段，不是人生的終極目的，科學解決不了人生的根據問題，因為人不是物質豐裕了就沒有問題了。解決溫飽是人作為動物的問題，尋求心靈的寧靜才是人作為人的問題。人的溫飽問題沒有解決，國家沒有足夠的經濟實力，時刻有被毀滅的危險，是談不上心靈的寧靜的。但在吃飽喝足以后，繼續以追求物質、金錢為第一目的，則是人的異化，是生命的誤區。對西方后現代社會存在的問題我們不能不引以為戒。正是在這種意義上，我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才反復強調要兩手抓，兩手都要硬，一手抓物質文明建設，一手抓精神文明建設。
　　文化從來就是一個動態的概念。中國傳統文化本來就是在不斷吸收融合外來文化的基礎上形成的。文化是關于人如何生存的學說。21世紀，我們中華民族不僅要在地球上生存下去，而且還要更好地生存。我們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現代新文化應以“活著，活得更好”的生存原則為出發點，在此原則下選擇，合乎此的就吸收，違背此原則的就放棄，不管它是中國傳統的還是西方現代的。我們活著是為了“此在”地活得更好，不是為了祖先活著，也不是為了趕時髦（追求全盤西化）。中國傳統男子梳辮子，女人纏小腳，過年放鞭炮，穿衣服是長袍馬褂，讀書是《四書》《五經》，現在我們改變了，并不影響我們是中國人。在文化選擇和建設上，我們需要多元開放的文化胸襟，對任何事物無論是物質還是精神，不問社與資，不管西與東，不論新與舊，只看利與弊。有利的就拿來，就繼承；有弊的就懸擱，就拒斥，以“中西互為體用論”（傅偉勛語）來獲得現代化的豐富內容。
　　在我看來，中國現代文化的特征從生活態度上說應該是“樂道而不安貧”，“物物而不物于物”；從思維方式上說是從邏輯分析到直覺頓悟。活著，存在，就需要物質，就需要利用科學技術提高社會生產力，爭取更多的物質財富。但科學的發展必須以不損害人類的生存利益為原則。生命有限，而物欲無窮。我們在利用科學向自然界索取物質財富的同時，還應該設想，人究竟應該怎樣更好地活著。僅靠科學的人生觀生活，人活得太累，因為科學不能解決宇宙自然的終極本質和人生意義之類的問題。所以在進行科學活動的同時，還需要哲學（包括宗教和藝術）——關于人生幸福、自由之類的學問，用審美的眼光對待人生。審美可以拯救人的靈魂，使人在能夠活著的前提下，更好地活著。體育和藝術是人更好地活著的行為方式，其特征是不為了什么，無功利無目的（就其本質而言），就因為它是人之為人的一種活動，是康德所說的“自然向人生成”。這是人有目的的無目的行為，有功利的無功利行為。科學和哲學并重體現了當今世界和平與發展的兩大主題，是全人類共同努力和奮斗的方向。
　　展望21世紀，我們堅信中國文化一定會發揚光大。中國傳統文化與西方現代文化在中國現代新文化建設中是互補而非替代。它恰如魯迅所說：“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內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脈，取今復古，別立新宗。”（注：魯迅：《文化偏至論》，見《魯迅全集》，第1版，第1卷，第56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出版。）人類在不斷的文化選擇中，將擁有更加美好的明天。
河南社會科學鄭州10～15G0文化研究王德軍19981998中國現在正集中精力進行現代化建設，因為不搞現代化，中國人就不能生存。但現在西方社會卻因為現代化出了問題，同樣危及了人的生存。往前走，西方現代化是陷阱，回歸中國傳統，則是懸崖，我們該怎樣選擇呢？面對這一時代悖論，本文認為以“活著、活得更好”選擇中去創造一種人類新文化——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傳統/現代/現代文化建設王德軍　作者單位：河南大學 作者：河南社會科學鄭州10～15G0文化研究王德軍19981998中國現在正集中精力進行現代化建設，因為不搞現代化，中國人就不能生存。但現在西方社會卻因為現代化出了問題，同樣危及了人的生存。往前走，西方現代化是陷阱，回歸中國傳統，則是懸崖，我們該怎樣選擇呢？面對這一時代悖論，本文認為以“活著、活得更好”選擇中去創造一種人類新文化——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傳統/現代/現代文化建設

網載 2013-09-10 21:5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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