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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農業是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基礎，是民族自立的保證。然而，我國農業是一個弱質產業，它的社會效益大而自身效益差。農業的弱質性有其固有的原因，也有歷史的和現實的原因。從1993年國務院發布《九十年代中國農業發展綱要》和中央召開農村工作會議起，到1995年十四屆五中全會，黨和政府為保護、加強農業和農村經濟，作出了一系列戰略布署。當前，我國加快了經濟體制由傳統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轉變和生產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的步伐，結合這兩個轉變來重新認識我國農業和農村經濟，調整對農業、農村和農民的態度，改變工作方式、方法，是非常必要的。在此，我們談幾點初步認識。
　　　　　　一、歷史地、現實地看待農業、農村和農民的問題
　　農業是國民經濟的基礎產業，但又是特別容易被忽視的產業。人們衣食住行，樣樣都與農業直接或間接相關，以至于人們對農業的依賴習之為常而不以為然，只要不出現農產品嚴重短缺，就不會去認真考慮農業問題。而我國廣大農民則因傳統的戶籍制度被禁固在農村，自然而然地形成了與生俱來就是農民的觀念，以其辛勤勞動，用其超出勞動者個人需要的農業勞動生產率供養著社會，并使一切其他勞動得以獨立存在。這是我國農業、農村和農民在改革開放以前的一般寫照。
　　解放初期，我國在一片廢墟上建設新中國，廣大農民繼續發揚革命戰爭時期的無私奉獻精神支持國家建設，農業以其初步積累保證了國民經濟建設的起步和社會穩定。“一五”期間，國家出于發展工業特別是重工業的需要，國民經濟計劃安排開始向工業傾斜，國家有意設計了一定程度的工農業產品剪刀差。這在當時是十分必要的，但后來這竟成了多年一貫制的做法。經過土地改革獲得土地的廣大農民，積極性空前高漲，農業生產力得到極大解放，這就保證了即便在農產品價格偏離價值的情況下，工農業和整個國民經濟還能得到高速增長。5年中，工業、建筑業、運輸業和商業的國民收入年均遞增分別達到19.6％、19.4％、12.0％和8.0％；農業則達到3.7％。從1958年開始的“大躍進”，不尊重科學，違背經濟規律和自然規律，大搞群眾大煉鋼鐵，嚴重破壞了農業生態，破壞了已經形成的農業生產秩序；人民公社“一大二公”，吃“大鍋飯”，極大地挫傷了農民的積極性。結果，很快就遭到了自然的報復，當年農業增長等于零，1959年和1960年連續出現負增長。據統計，“二五”計劃5年中，按可比價農業貢獻的國民收入年均遞減5.9％，整個國民經濟年均遞減3.1％， 我國出現了解放以來的第一次經濟大蕭條，綜合國力跌落到了谷底。經過3年調整， 國家的經濟建設才又回到“以農業為基礎、以工業為主導”的方針上，國民經濟好不容易反彈上升，然而從1966年開始的“十年動亂”，再一次嚴重破壞了國民經濟發展秩序。 由于“文革”首先在城市發動， 工業首當其沖受其影響，　1967和1968年連續出現負增長。農業也沒能幸免，一年持平、一年減產。按可比價國民收入計算，在1967—1977年的11年中，農業就有4 年負增長，3年持平。“四五”和“五五”計劃期間， 全國國民收入的增長也大大低于解放初期的水平，年均遞增速度只分別達到5.5％和6.1％。如果說這個時期農業生產還有值得肯定的地方，那就是兩點，一是出于“備戰備荒”的需要保證了糧食生產，二是發動群眾大興水利，這對后來的農業生產是有積極作用的。
　　十一屆三中全會后，我國經濟體制改革首先在農村拉開帷幕，農村推行了以家庭聯產承包為主的責任制和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破除了人民公社制度，出現了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經濟成份、多種經營方式并存的生動局面。農村生產關系改革邁出了革命性的一步，農民生產力得到空前解放，農業生產連續6年獲得豐收，糧食穩定快速地增長，1984年糧食產量第一次登上了8000億斤的臺階。農民收入明顯增長，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縮小，城鄉居民人均收入比例由1978年的2.37:1到1984年下降為1.7:1。按可比價國民收入計算，“六五”期間農業年均遞增8.5％，整個國民經濟年均遞增10％。工農業發展協調，農業對工業的增長比例達到1:1.2，是解放以來的最好水平。
　　1985年，經濟體制改革進入了第二個階段，改革重點轉向了城市，以增強企業活力為中心內容，配套推行了“雙軌制”價格改革，并對宏觀調控體制改革作了初步探索。在農村，則主要改掉了農產品統購派購制度，改革了農產品流通體制，使農業生產的管理由主要依靠行政命令轉變到計劃與市場調節相結合的方向，農民更多通過市場引導生產經營，農業結構得到初步改善，農村多種經營更加活躍。但是，與改革前一階段相比，農業發展速度明顯減慢，城鄉收入差距重又拉大，原因主要是價格體系改革沒能給農民帶來實惠。
　　由于價格改革無法一步到位，國家雖然在一定程度上調高了農副產品收購價格，但因總的物價指數和農業生產資料價格指數的相繼上漲，輪番漲價導致工農業產品比價復歸，使農民從農產品收購價上調所獲得的一點點利益，在生產和生活消費上消耗殆盡。例如，在“七五”期間，雖然主要農產品價格指數5年內年均上浮9.97％， 但社會零售物價指數和農業生產資料價格指數也大體處于這個水平，分別達到10％和9. 9％。與此同時，工農業商品綜合比價指數由1986年的97.0（相對于上一年，下同），到1990年上升為107.4。更為嚴重的是， 為了壓低通貨膨脹率，政府又錯誤地拿農產品開刀，造成農副產品收購價總指數在1990年相對于1989年降低了2.6個百分點。 這顯然是對計劃價格體制的一次回歸。甚至，部分產品調價的周期還短于農業的生產周期，農民很難從市場獲得可靠的價格信號，屢挫信心。這樣一來，無論是價格的計劃調節，還是市場的經濟調節，一時都還難以使農民確立起市場主體的地位。由于這些原因，農民收入增長緩慢，農民人均收入由農村改革的第一個階段年均遞增15.1％，到1985—1988年間下降為5％，到1990— 1993年間進一步下降到3.8％。其間，在1989 年扣除物價因素后比上年下降了1.8％，出現了改革后的第一次負增長。1993年， 我國糧食產量第一次突破9000億斤大關，而農民人均純收入扣除物價因素也僅相對上年增長了3.2％。城鄉人均收入的比例，也由1984年的1.7:1到1990年上升為2.2:1，到1994年進一步上升為2.6:1，差距比1978年還大。
　　綜上分析，大體可以形成這樣幾個認識：第一，農業是關系到全局的產業部門，凡農業發展較快的年份，國民經濟都能得到較快地增長，如“一五”期間和農村經濟體制改革的第一階段（1979—1984年）就是這樣；國民經濟波動的周期性也與農業狀況有很大關系。因此，我國經濟要得到持續、快速、健康發展，首先要解決農業的問題。第二，農業搞得好不好，關鍵在于我們在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時給農業放了多大的法碼。其中，最重要的一點是要調整好工農業增長的比例，調整好第一、二、三產業之間發展速度的比例。《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九五”計劃和2010年遠景目標的建議》（以下簡稱《建議》），把加強農業放在發展國民經濟的首位作為第四條方針，放在國有企業改革之前提出，這是完全正確的。第三，農業和農村經濟發展的快慢，建設得好壞，主要取決于廣大農民的積極性。增加農民收入，保護農民的切身利益，必須與穩定黨在農村的基本政策，與深化改革長期有效地結合起來，作為一項戰略性工作來抓緊抓好。據測算，農民要達到小康水平，農民人均收入年均增長至少要達到6.9％， 而“八五”期間農民收入增長最好的1995年，實際增長只達到了5％。 鄧小平同志早在1984年就指出，“中國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住在農村，中國穩定不穩定首先要看這百分之八十穩定不穩定”〔1〕，“ 中國社會是不是安定，中國經濟能不能發展，首先要看農村能不能發展，農民生活是不是好起來。”〔2〕鄧小平同志把農民的生活、農民的收入問題放在改革、發展與穩定的高度，頗具戰略眼光，我們應當以鄧小平同志這一思想為指針，下決心解決好有關農業、農村和農民的一系列問題。
　　　　　　二、關于農業和農村經濟實現兩個轉變的問題
　　十四屆五中全會《建議》提出，“實現‘九五’和2010年的奮斗目標，關鍵是實行兩個具有全局意義的根本性轉變，一是經濟體制從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轉變，二是經濟增長方式從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促進國民經濟持續、快速、健康發展和社會全面進步”。農業是事關全局的產業，如何實現這兩個根本性轉變，是十分重要的課題。
　　我國農業目前仍然是弱質產業。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市場對資源的配置會使資源由比較效益低的部門轉移到比較效益高的部門，政府如不加強對農業的宏觀調控，如不在國民經濟計劃安排、政策和資金投入等方面向農業作出更大的傾斜，如不營造全社會都關心農業的氛圍，那么農業的弱質性就會更加加深。因此，越是加快改革，越要重視農業、加強農業、保護農業。
　　推動農業實現兩個轉變，需要我們把握當前農村經濟的基本制度的內涵和農業生產的現實狀況。當前我國農村經濟的基本制度，就是十三屆八中全會再次肯定過的以家庭聯產承包為主的責任制和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這一制度不僅適合當前我國廣大農村的生產力狀況和廣大農民的思想覺悟水平，能夠調動農民的生產積極性，而且將能在一個較長的時間內鞏固和發展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經濟成份共同發展的格局，具有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特色。但是我們也應當清醒地看到，要想在較短時間內改變農戶或聯戶小規模分散經營的局面是不可能的。這樣一來，我們就面對著小規模生產與大市場的矛盾，這就給農業如何實現兩個轉變提出了一個十分棘手的問題。解決這一問題，最重要的是應發揮實事求是的精神，堅持理論聯系實際。既然家庭聯產承包最早是由農戶發明的，那么我們有足夠的理由相信，在效益驅動和價值規律的雙重作用下，農民也會在生產經營實踐中不斷探索農業生產走向專業化、商品化和現代化的路子的。事實上，我國農村現在已經出現貿工農一體化、產加銷一條龍的經營形式，這類企業＋基地＋農戶的聯合生產經營，是家庭聯產承包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進一步發展，它既能在一定程度上解決分散生產經營與大市場的矛盾，又能推動農業走向大農業體系的方向，能夠優化農業的內部結構和外部結構，使農村一、二、三次產業成為一個以效益為中心、以資源優化配置為基礎的整體。
　　針對這種形勢，政府加強對農業的宏觀調控和指導，不失時機地解決、處理好當前農村的一些主要問題，引導農業實現兩個轉變是非常必要的。
　　在體制轉變方面，要解決和處理的主要問題有：一是要充分注意中國國情，繼續堅持以家庭聯產承包為主的責任制和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圍繞農村經濟這一基本制度，要搞好以農村土地使用制度改革為主要內容的農村產權制度改革。黨中央已經明確規定，在土地承包期滿后允許再延長承包期30年，這是必要的，但如果能以法律的形式進一步明確農民對土地的長期使用權，則更能消除農民的心理預期，效果會更好。二是加強國家對農業的宏觀調控，進一步克服從1984年實行糧棉合同定購政策及90年代初放開糧油市場以來還遺留的種種計劃經濟和行政命令的行為，其中主要是繼續調整好糧食等主要農產品的定購政策，建立完善的專項糧儲備調控體系。還要處理好農產品流通領域出現的新問題，如國有糧食部門政企合一、官商不分的行為。三是要盡快建立和完善全國統一的農產品市場、農業資金市場、農村勞務和技術市場，加強對市場的宏觀調控，避免市場配置的盲目性、自發性，擴大市場對農業資源配置的力度。其中，形成以中央糧食批發市場為中樞，以省區糧食批發市場為依托的全國統一的主要農產品市場體系，是重中之重、急中之急的任務。與此同時，還要建立農產品市場風險基金，以實現對農業的長期有效的保護。四要認真分析財政、稅收、金融、計劃體制改革對農業和農村經濟產生的各種影響，以便進一步作出調整。如調整好農業發展銀行、農業銀行和農村金融合作組織的關系；處理好財政對農業的補貼環節。我們認為，除農產品外貿外，財政補貼應主要放在生產和消費環節，而不應再投向流通環節，即使全國統一的糧食儲備調控體系形成后，也應如此。此外，還要調整好農業稅收和農村稅收，稅率該上調的就應上調（農業稅率上調應配之以實行“減量放價”的糧食定購政策），稅率該下調的就應下調（如大部分鄉鎮工業產業和農資企業）。
　　在經濟增長方式轉變方面，要解決和處理好的問題主要有：一是國家應加強對農業的投入，特別要加大對農業基礎設施建設和農業生產資料的投入。農村改革第一階段我國農業的成就，主要是靠政策和原來的基礎設施而取得的，進入城市改革階段后農業基礎設施老化的問題已經突出，但國家投入卻仍然傾向于工業。實行市場經濟以來，政府已注意到問題的嚴重性，開始加大投資農業的力度（如1994年國家用于農業的投資占財政支出的9.63％，比上年增長15％），但與加快農業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要求還有一定距離，而且資金到位率低仍是一個困繞農業的大問題。二要通過農業綜合開發調整農業的內部結構，建立大農業體系；以加工企業和流通企業為龍頭，以農村基本戶為依托，實現農村集團經營、集約化生產，以逐步克服農業的弱質性。三是要以糧食基地縣建設為突破口，探索農業規模化生產經營的路子，成功一個，推廣一個。四是要大力發展鄉鎮企業，吸收農村剩余勞動力，為第一產業實現企業化、規模化創造條件。《九十年代中國農業發展綱要》要求，到2000年要再將5000萬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到鄉鎮企業。我國現在農業剩余勞動力已有1.2億人，而且人口自然增長每年都在1300萬人以上， 即使實現這一目標，到世紀末農業剩余勞動力仍會有增無減。顯然，將農村勞動力的過剩部分盡可能多地轉移到非農產業，將是一個長期的戰略任務、要探索更多的途徑。與此同時，要將鄉鎮企業的重心逐步從自然村、農戶轉移到城鎮，加快小城鎮建設，加速農村城市化進程。據統計，目前我國鄉鎮企業有80％是由農戶個體戶和聯戶在本鄉本土興辦的，如不使鄉鎮企業相對集中，其容納勞動力的能力有限。五是要形成二、三產業“反哺農業”的機制，從資金、技術、服務、社會保障等方面支援農業；其中，當前既現實又重要的一環，是將城市中部分生產加工農副產品的企業轉移到靠近農村的小城鎮。六要研究如何發揮財政投資農業的引導作用，吸引社會各方投資農業。財政引導農業的作用，不僅要用財政支農資金占財政支出比例來衡量，還要看其支農結構，看其是否用得恰到好處，看其最終能否使農民逐步成為農業的投資主體。
　　　　　　三、從糧食生產與供應再談農業的兩個轉變
　　糧食是一種特殊的戰略物資，是經濟發展、社會穩定、民族自立的重要物質基礎，我國能否用、怎樣用占世界7％的耕地養活占世界22 ％的人口，是要認真研究的。
　　按照《九十年代中國農業發展綱要》，到2000年全國糧食產量爭取達到10000億斤，即相對于1993年要增加1000億斤， 年均遞增要達到1.52％，快于1984—1993年間的年均增長速度（1.32％）， 慢于農村改革第一階段的年均增長速度（4.15％），但由于基數很大，年均增長額將是有史以來最大的。為實現這一目標，必須改革糧食生產經營和流通體制，實現糧食經濟的兩個轉變。總的政策是，在未來15年要繼續理順農村的生產關系，調動農民積極性，保證糧食穩產高產：按照“加快改革、擴大開放、促進發展、保持穩定”的方針，處理好糧食生產和流通領域的各種問題。
　　從糧食生產方面看，當前要解決的問題主要有：提高農業的比較效益和農民的比較收入，增加農業和農民的積累，為促進農民成為農業的投資主體奠定一個初步基礎；以國家投資為主、配之以社會融資，發揮財政投資農業特別是農業基礎設施建設的主導作用，引導二、三產業“反哺農業”；調整糧食生產與多種經營的關系，通過農業綜合開發調整農業內部結構及相關的農村經濟結構，形成具有特色的大農業體系；加大科技對農業的投入，發展科學種田，爭取世紀末科技對農業的貢獻再增加10個百分點，達到50％；貫徹好糧食生產“省長負責制”，農業比較發達的地區要建設農業強省；因地制宜，建設商品糧生產基地，有條件的糧食銷區要與糧食產區聯合建立糧食生產、儲備基地，解決好各省“自求平衡”與區域協調的關系。建設商品糧基地，意義不只在于多產糧，而且還在于推動糧食生產向集約化、規模化、專業化的方向發展，在于探索現代化農業的路子。解決好糧食生產領域的這些問題，就基本上為糧食經濟的增長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奠定了基礎，如果再將農業剩余勞動力大力轉移到非農產業，為企業化農業疏通道路，那么糧食生產走上大規模集約的方向是大有希望的。
　　從糧食流通領域看，當前要解決的問題主要有：建立以中央糧食批發市場為龍頭，以省區糧食批發市場為依托的全國統一的糧食市場體系；建立和完善糧食儲備調控體系，建立糧食等主要農產品市場風險基金和專項糧儲備基金：繼續改革定購糧制度，調整糧食定購政策，在保證必要的儲備糧收購的基礎上更大可能地放開糧食市場；改革國有糧食企業，將其代為履行的行政職能分離，還權于財政；根據國情，并充分遵循價值規律，引導糧食市場價格和農業生產資料價格朝著健康的方向發展，既要避免糧食價格的波動造成物價總指數的上漲，又要防止經濟過熱→物價指數上漲→主要農產品價格上漲→物價指數上漲這樣一種惡性循環。解決好糧食流通領域這些問題，基本上就為糧食產業實現體制轉變奠定了基礎。如果能做到行政命令或計劃強制手段少一些，而又不破壞社會的穩定，減少市場配置的盲目性，那么糧食產業的體制“轉變”就是健康的、成功的
　　糧食生產向集約型的轉變需要經過一個較長過程，宜分階段穩步推進。我們想將這個問題展開到整個農業上來談一些認識。我們設想，整個農業在未來20—30年的集約化進程，可能會經過三個階段。第一階段，從現在到世紀之交，是農村剩余勞動力由自發到自覺轉移到非農產業的階段。這一階段的政策保障主要有以農村土地使用制度改革為主要內容的產權制度改革。國家允許農民以土地使用權作股，參加各類經濟合作組織。農民手持土地股本，能獲得可靠的股息投入，解除了后顧之憂，可以就地就業，也可以離鄉離土，進入城鎮從事其他職業，從而可以根本改變目前鄉鎮企業從業農民“離鄉不離土”、“亦工亦農”的雙重身份，完全破除他們的鄉土觀念。這有利于農村剩余勞動力自覺轉移到非農領域。與此同時，留在農村務農的勞動力就有可能獲得更多土地承包和轉包，從而使個體勞動力所經營的土地規模擴大，為農業集約經營打下了第一個基礎。第二階段，大約從2000年到2010年的10年，是科技對農業產生重大影響和農民開始自主投資農業的階段。到世紀末，科技對農業的貢獻率將達50％，以往的農業科技成果將在這一階段產生實質效果，農民會以更大的激情來推動農業科技進步。假若在“九五”期間我國農民的人均純收入能按6.9％的速度遞增，到2000 年基本達到小康水平，假若到世紀之交我國城鄉居民人均收入的差距縮小了，達到1984年的1.7:1的理想水平，那么農民的積累就會明顯增加， 農民自主投資農業就有了資金基礎。如果這一設想能夠實現，那么在未來第十個五年計劃和第十一個五年計劃期間，我國農業將會出現主要依靠科技和農民自主投資的新局面，農業就會在集約化道路上登上又一個新臺階。第三個階段，從2010年開始，需要經過10年或更長的時間，是我國農業企業化或企業集團化的高級階段。如果前兩個階段農村城市化進程取得實質進展，使我國城市化水平超過低收入國家的平均水平（即城市人口占總人口的39％），并接近于發達國家的平均水平（51％），假若我國能以法律形式確定農民對土地的長期使用權，那么家庭聯產承包土地將會邁向企業化和企業集團化的道路。屆時，就能實現土地集結的農業大規模集約，我國農業就能突破弱質階段，成為強質產業。
　　注釋
　　〔1〕〔2〕《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版， 第65、77頁。
　　　　 ［作者單位　廣西社會科學院數量經濟所廣西財政廳
　　　　　　　　　　　　　　　　　　　　　　　責任編輯　軒放］＊
　　
　　
　　
學術論壇南寧8-13F2農業經濟宋佰謙/佘國信19961996 作者：學術論壇南寧8-13F2農業經濟宋佰謙/佘國信19961996

網載 2013-09-10 21:56: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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