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憶四位老人——季羨林王元化謝希德黃裳

簡體傳統

上世紀90年代末，工作關系，或采訪、或拜訪了幾位老人，季羨林、王元化、謝希德、黃裳。如今三位已過逝，一位已九十多歲。此番上海出版集團要編本集子談談出版，便想起這四位老人來。他們在中國當代的文化、思想、教育、文學領域，都是赫赫有名。回想與他們的短暫接觸，無論后人對他們評價如何，我記住的，都是些微小細節，以及在這些微小細節里，閃現著的感性而恒永、智慧而溫暖的氣息。當我寫下他們的名字，和他們在一起的那些短暫時光，連同他們的語調、聲息、眼神，就重新返回、流動而復活了。我似乎昨天才和他們說過話。

·季羨林·

90年代末，我和幾位同事一起辦一本雜志，《辭海新知》。《辭海》中收入的詞條，具有穩定性、權威性、嚴肅性、工具性等特征。而這本雜志，是以另一種形式，豐富詞匯，主張以文章方式、生動活潑地對一些“關鍵詞”進行思想性、時代性的解讀，或闡發文化思想歷史文學等領域一些主題詞在中國當下的意義。我就是為了這本雜志的創刊號，去拜訪季羨林先生，請他為雜志題個“寄語”。
拜訪季羨林先生那天是，1998年11月5日。北京已是初冬，風卷黃葉，有人甚至穿了軍大衣。我住在北京大學芍園。先一天與負責季先生日常事務的一位女士約時間，約定早上10點到季先生在北大的家里見。我和先生一起，不敢遲到，9點左右就到達季先生住的小樓附近，當然不敢提前打擾，樓前有一排樹木，有長凳，我們就坐著等時間到。落葉紛墜，陽光透過枝葉，光斑搖動，很是陰翳。準時10點去敲門。那女士含笑得體地開門，說季先生已在會客室等候多時了，我們就后悔，蠻好提前一點來，不叫老人等。那女士又輕聲吩咐，為老人身體考慮，不要拍照，不要談話過長時間。
那是個小型會客室，光線充足，并無多少陳設，墻上掛著季先生一張放大照片，一張三人沙發，兩張單人沙發，花布藝，蒙著白紗。季先生坐在一只單人沙發，含笑看我們進來。他穿一身中山裝，整整齊齊扣到脖頸，白發剃得很短，雙腿自然微張，雙手交握。他一定原本就不是一個善談的人，是個內向、專注的學者，看上去謙和、整潔、一絲不茍，安靜姿態，如同一片葉子。話不多，但對我的提問，他總認真思索一下，以平實的聲調、簡約的語言回答，聲音低而清楚，思路相當清晰。因為第一期做的專題是“五四八十周年”，關于五四運動，談了不少話。顯然五四運動對他們那一代人影響很大，讓他很有觸動。但這些嚴肅話題，老人似乎并不很感興趣。當我們提出拍照，老人倒高興地咧嘴笑起來，很樂意對著相機、調整著姿勢，我們就瞞著那個女士（談話時她退到別的房間），偷偷給老先生拍了幾張照，又和他合影了幾張。拍攝結束，我一屁股坐在沙發，坐在一堆軟軟的東西上，只聽“喵”一聲尖叫，一只白貓從沙發上跳起來，躥到地上。季先生略略俯身，伸出雙手，向貓咪咪叫，那貓很自然就跳到老人懷里。季先生抱著它，撫摩著看它，如同看孩子，而他自己，也如孩子一般，皺著核桃臉，仰面向我們笑起來。后來我們就談了許多關于貓的事情，老人家談著貓，興致很濃，津津有味。
他為雜志題的寄語，是錄音整理的他的話：“本世紀以來，中國一直有兩個文化中心，一個是北京，一個是上海。30年代我讀大學時，全國刊物最多的是上海，北京居第二，其中，《東方雜志》時間最長，影響最大。現在，上海應該有一份內容充實、有影響力的刊物，我祝愿《辭海新知》成為這樣一份刊物。當年，蔡元培主張學術觀點要兼容并包，也主張學科之間要相互交融。學問的道路是越走越寬的，而不是越走越窄。我希望你們持守這樣的信念。”

·王元化·

和王元化先生的接觸多一些。一來他是《辭海》分科主編，當時正進行99版《辭海》修訂工作，為稿件事來來往往；二來為《辭海新知》“五四八十周年”專題約他做個專訪，后來我根據他的談話錄音，整理成《思考“五四”》一文，又送給他去審定、校改。
第一次是李偉國社長帶我去拜見他。他在衡山賓館住著，思考問題，寫作。我們去時，他還很懵懂，思路不知陷落在哪個地方，與我們說話，就有點心不在焉。漸漸談到五四，關于啟蒙運動，以及他自己九十年代以來學術思想的反思，就激動起來，聲音越來越高揚，思路運轉迅速如同年輕人，一邊說，一邊不停地在房間里走來走去。說自1996年以來，他在幾所著名大學演講，每次都近三個小時，題目是《對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再認識再估價》。那次訪問，談的幾乎是那些演講的精縮版，王元化先生的觀點要旨如下：一是，不應因襲過去陳說，將“五四”時期的文化簡單看作是“文白之爭”或“新舊之爭”，“獨立的思想和自由的精神”，才是“五四”文化思想的一個重要特征。二是，真正可以作為“五四”文化思潮主流的，是不是民主與科學（德賽二先生）還值得探討，關于民主學說的源流，在西方的不同流派，以及我們接受外來民主學說的歷程和存在的問題，都缺乏切實的研究。三是，“五四”時期的思想成就主要在個性解放方面，是一個“人的覺醒”的時代。四是，要注意“五四”時期流行的四種觀念：庸俗進化論（如嚴復《天演論》演變為僵硬地斷言凡是新的必定勝過舊的；激進主義；功利主義；意圖倫理（即在認識上先確立擁護什么和反對什么的立場，這就形成了學術問題上往往不是實事求是地把考慮真理是非放在首位）。五是，“五四”是反傳統的，但不是全盤反傳統，在國學研究方面的兩門顯學值得重視，那就是清代畢沅重新整理的《墨辯》，還有是佛學唯識論和《因明入正理論疏》。
后來去給王元化先生送錄音整理稿。他接了稿子，走到靠窗位置，就著光，摘了眼鏡，湊近紙面看，嘆口氣，說眼睛越來越不行，看字小的就很吃力，我就后悔應該將字號放得再大一點。他赤著腳走來走去，雖說衡山賓館有地毯有空調，究竟是近八十歲的老人，我就叫起來，“怎么不穿襪子，會著涼的”，他說習慣了，沒關系。他那時候的神情像爺爺，慈祥、安寧地看著二十多歲的我，如同看自己孫女，問我學的專業，喜歡不喜歡編輯工作，習慣不習慣上海生活，又和我說起文革中經歷的一些事情，諸如此類閑話著。
最后一次見王先生，是送稿子到他家里。他坐在客廳，神情依舊是既學者氣，又有點官氣、霸氣的。那一次，印象最深的卻是他的夫人。他的夫人，端坐在客廳正中的扶手靠背椅子上，始終含笑著，雪白頭發一絲不茍向后梳、抿得干干凈凈。見陌生而年輕的我進來，就略略欠身一下，表示歡迎。一直專注地看著我和王先生說話，自始至終沒說過話，只是微微含笑。她那個姿態，極其優雅，安靜，賢淑，歲月可能改變她的容顏，卻改變不了她的寧靜的芬芳，老去的時光只增添了因歲月沉淀而具有的美好內容。我再沒見過比她更優雅寧靜的老婆婆了。

·謝希德·

1999年歲末，因為做“大學教育”專題，我去采訪謝希德先生。1987年，我剛入復旦大學學習，謝先生時為校長，在相輝堂講臺上，為新生致詞，殷切希望，諄諄教誨。那也是復旦思想開放自由風氣強盛時期。十二年后，再見到她，已是近八十歲的老人。
原與她約好下午三點在她家里見面。我從復旦打出租車去。不想值暴雨，白花花從空中倒水下來，馬路上水漲到腳踝，人車擁堵，出租車就在淮海路附近排起了長龍。眼看要遲到了，我是心急如焚，打電話給老先生，她倒是語氣溫和地寬慰我，讓我不要著急。
還是遲到了半個小時，我一頭雨水，一身汗，爬上木樓梯，敲門。謝先生站立在門口，含笑接我進來。我感到非常抱歉，心里懊悔為什么不提早一個小時出來。后來知道那時老人已身患絕癥，站立和待客的時間都不能太長，而我還讓她等待，真是不應該。
老先生沒有絲毫嗔怪的意思、神色，只是說趕緊開始做訪談，因為本來可以給我一小時時間，我遲到了半小時，只能在半小時內將訪談做掉。她是嚴格地遵守著時間。我就開了錄音機，一邊提問，一邊錄音，一邊筆錄。談及的都是當時大學教育的熱點話題：
關于大學擴招。謝先生認為不是所有學校都按照一個原則擴招。大學類型要區分，研究型的，本科生為主的，或者專科院校。類型不同，教師和學生的比例就應不同。
關于高校合并。謝先生認為也不是合并越大越好。一些單科性的學校，本身效率不高，合并后有助于提高效率。至于已經是綜合性大學了，是不是還要合并在一起，那要特別慎重。
關于高考改革。當時有謠傳，說是2000年要取消高考。謝先生以為，我們國家這么大，又有復雜的社會因素，完全拋棄考試，光靠推薦來錄取大學人才，也會有很大問題。目前大多數中學還是以能否考上好的大學作為好學生的標準，這也是有一定道理的，否則，標準太亂了。至于素質教育，學校整體的素質上去了，學生的素質就提升得快。
關于大學產業化。謝先生認為，產業和產業化是兩個概念。大學是培養人的地方，不是營利的地方。如果只想著營利，勢必急功近利，有些不容易產生效果的學科或科研項目就沒人愿意投放資金，如文史哲、物理數學等基礎學科就會后繼無人，而這是國家發展的基礎，是教育的根本，這樣，問題就很大了。
我將錄音訪談整理出來后，待送先生審定，不想先生已重病住院。總希望她能康復，再指點。而她終于沒能度過80歲生日，在2000年3月4日，溘然長逝。我的錄音機里留下了她的聲音，小小的微縮型磁帶，記錄下她最后一次對教育的想法，這個磁帶我至今保存，不知道還放得出來么。曾讀孫犁一篇文章，《我留下了聲音》。這位著名的物理學家，早年燕京大學的女才子，思想開放，教養極好，學問踏實。我至今回想，是她那年老和良好教養的風度，她已重病在身，且已近八十，走路一瘸一瘸，謙遜有禮地堅持將我這粗心慌張的丫頭送到門口，那種不亢不卑的風度，她的臉上有平寧、柔和的光芒，眼睛有深邃思慮，她的模樣與那陰翳的房間，木色樓梯桌椅，都非常協調，散發著緩慢的、古老的、凝重的氣味。

·黃裳·

一個秋天下午，陳子善到我辦公室，小坐了會，談及的無外乎是書。他是個書蟲，談書，摸書，買書，讀書，藏書，只要是與書相關的，他都愛。當時我們正出版一套有關老上海的書系，他就歡喜。然后說要去拜訪黃裳，問我要不要一起去。
剛剛下了點秋雨，寒浸浸的感覺。我們從陜西北路朝南直走，穿過北京路、南京路、延安路，黃裳的家在陜西南路的陜南村。一路是梧桐樹葉，裹著雨氣，粘在地面，并不時在飄，闊大的葉面，打在頭上臉上。這種天氣我原本是最討厭的，陰陰的，總讓我心情郁郁。但有陳子善在，卻容不得我多愁善感，他一路上絮絮地和我說什么書的什么版本好，哪家餐館春天應該吃哪個菜、秋天吃哪個菜，多倫路哪個咖啡館的什么牌子咖啡最好。他身上有專注的呆氣，有時你可以不管他的存在，有時候他在那里說著，真的很溫暖。
黃裳住在二樓。陳子善顯然是熟門熟路，并且他和老人約好了。這種老式木樓梯，陰暗，得扶著欄桿小心一節節爬，并且踩上去聲音咔咔響。進了房間，卻豁然開朗。迎面是敞開的兩個大間，深色木地板、墻木板、桌椅、廚柜子……全部是木頭感覺。木窗戶敞開，依舊光線暗弱，房間陰翳。老人并不在書房等我們，看上去是間小小的會客廳。他坐在靠窗位置的圈椅上，側對著光，所以我先就看見他被光線勾勒出半邊的剪影。我們就在他對面的矮木椅子坐下來。
陳子善和他談了一會書，給他帶的書，準備的書，以及書的版本。我讀黃裳《筆禍史談叢》，封底引黃宗江話：“黃裳最擅舊書新讀、舊戲新談、舊史新論；這是因為他最善于掌握這舊與新的關系，也就是歷史與現實的關系，亦千古至今做學問的契機。”讀他文字，于書籍版本、資料知識、觀點論注，極為詳實，又信手拈來，絕不生硬滯氣，是寫文章高手，且有自己的獨立智識。
老人當時已八十多。印象中他的腦袋大而沉，說話緩慢，略含笑，笑容天真如孩童。大概人老了，身上就多了純凈氣。大概又說起一些選家或出版社，選了他的文章，不要說稿費沒有，就是連書也不寄一本，有一次去討，好容易才寄來，他也只當個事說說，聲調里似乎也沒多少煙火氣、不平氣。我最近讀到一本攝影集，起名《肖像》，拍攝者花費了很多時間，拍攝了從1990后出生的到1910年出生的各個時期的人物肖像，行業跨度也很大。我翻讀那些肖像，年輕的人，很光滑、很青春的臉面，你也覺得單調，缺乏內容，行業跨度再大，他們的面孔似乎也差異不多。而我更喜歡老人的臉，就像落日黃昏，層次很多，陰影很多，光線沉穩，其中蘊涵的內容有很多可聯想，并且老人肖像差異很大，因為氣質及蘊涵的內容很不同。黃裳當時的面容，就讓我喜歡老人身上的美，那是一種被時間洗刷、沉淀，而有了內容的歷史的美感，奇怪的是，越是智慧的老人，在晚年越接近于孩童，因為他們剔去了生活雜質，返回到一顆“赤子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