龍應臺辭職，請勿大驚小怪，飲水思源，星星點點的燈

簡體傳統

據臺灣聯合新聞網報道，兩年十個月后，2014年12月1日14點，担任了一千天臺灣“文化部長”職務的龍應臺終于正式發表辭職聲明，重新回到文人安靜的書桌。

龍應臺在任職期間就感嘆這部長做得太辛苦，辭意也常浮上心頭，卻一直舉棋不定。兩年多前，她帶著滿腹理想入閣、想為臺灣再做點事，卻漸漸發現社會對政府的不信任感日增，新政策動輒遭到負面解讀，加上“立法院”及媒體生態始終讓她難以適應。想一走了之卻又不忍讓內閣團隊雪上加霜，理想與現實間的掙扎，令她分外痛苦。

另一個辭職原因是為了她罹患失智癥的老媽媽。不論公務再怎么繁忙，也即使媽媽早已不認得她，龍應臺每兩周都會南下屏東潮州探望媽媽，為了不抱憾，她希望往后能多留一些時間給媽媽。以下為龍應臺辭職聲明。

第一里路

“文化部”一千天，是一個披荊斬棘的拓荒工作。在這一千天中，糾結長達三年的公視僵局解決；藝術銀行正式推出；“國家表演藝術中心”、“國家電影中心”、臺灣戲曲中心、臺灣攝影中心逐一底定；“博物館法”、“水下文化資產保存法”、“電影法”、“公廣法”等等新立或翻修；“文化外交”網絡規模初建；影視音及出版政策成熟，蓄勢待發。“文化部”的“第一里路”雖然萬分艱辛，但已氣魄跨出。

能為自己的人民低頭流汗服務，是人生最光榮的付出。我向馬英九先生、江宜樺先生深深鞠躬，感謝他們給了我“俯首甘為牛”的機會。雖然“在水泥地里種花”備極艱辛，但仍是看得見許多青翠嫩苗從地底鉆出，迎向燦爛陽光。

我們處在一個被“不信任”緊緊籠罩的時代氛圍中。支撐著我逆風邁進的，是許許多多文化界、企業界、小區界的朋友。他們放下手邊的工作，為每月百場的各種政策咨詢奔走，為文化做超級志工。企業家在聽完我的理念陳述后，為文學、為電影、為藝術、為臺灣的“文化外交”，以捐款作為行動。小區工作者挽起袖子帶我走遍部落和城鄉的角落。

與我并肩工作的453個同仁，加上從臺灣頭到臺灣尾在小區、在博物館、在各種工地里埋頭干活、服務“國民”的總共是兩千位公務員。對所有勤勤懇懇、任怨任謗的公務員伙伴，我想垂眉低聲說：親愛的，你辛苦了。對所有過去兩年嚴厲批評的，我想說，謝謝你，畢竟批評也讓我們成長。但是對那深知實務艱難而從不吝嗇給我們一個溫暖的簡訊、幾句公開鼓舞的，我想說：感恩，請給我們公務員更大的鼓勵吧，他們會因而更有力量，為臺灣的進步更加努力，真的，因為善念吸引善念，陽光輻射陽光。

即使是人在香港的九年期間，我隔周必飛臺灣，“跋涉”到屏東鄉下探視母親。母親明年初將跨入90歲，我決定以更多時間陪伴她走人生的“最后一里路”。

“文化部”的“第一里路”只有一次，母親的“最后一里路”，也只有一次，同屬人生中不可錯失的飲水思源報答時機。

接受任命之初衷已達，我滿懷感恩之深情，回到文人安靜的書桌。

龍應臺

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一日

這一千天，她唯一的“武器”是誠懇

文 | 蘇潔

本文來源于中國新聞網（有刪節）

1999年12月的一個凌晨，臺北冬夜的雨仍在下。

龍應臺坐在臺北市議會的大廳一隅，看著細細的雨打在窗玻璃上，嘀嗒作響，感到全身徹骨的寒意。

“局長，你說吧，什么叫做文化？”凌晨三點鐘，龍應臺站上了質詢臺，為臺北市的文化預算辯護。對面站著的議員剛從外面進來，似乎喝了點酒，滿臉通紅，大聲問道。

對著空蕩蕩的議事大廳，龍應臺一下子變得很感性。拋開預算、項目、艱深的學術定義，在連著數月的質詢期末尾，她好像忽然找到了情緒的宣泄口。

“文化？它是隨便一個人迎面走來，他的舉手投足，他的一顰一笑，他的整體氣質。他走過一棵樹，樹枝低垂，他是隨手把枝折斷丟棄，還是彎身而過？一只滿身是癬的流浪狗走近他，他是憐憫地避開，還是一腳踢過去？電梯門打開，他是謙抑地讓人，還是霸道地把別人擠開？一個盲人和他并肩路口，綠燈亮了，他會攙那盲者一把嗎？他與別人如何擦身而過？他如何低頭系上自己松了的鞋帶？他怎么從賣菜的小販手里接過找來的零錢？

如果他在會議、教室、電視屏幕的公領域里大談民主人權和勞工權益，在自己家的私領域里，他尊重自己的妻子和孩子嗎？他對家里的保姆和工人以禮相待嗎？獨處時，他，如何與自己相處？所有的教養、原則、規范，在沒人看見的地方，他怎么樣？

文化其實體現在一個人如何對待他人、對待自己、如何對待自己所處的自然環境。在一個文化厚實深沉的社會里，人懂得尊重自己——他不茍且，因為不茍且所以有品位；人懂得尊重別人——他不霸道，因為不霸道所以有道德；人懂得尊重自然——他不掠奪，因為不掠奪所以有永續的智能。”

講這番話時，龍應臺的腦袋仍是半暈眩狀態。當天接連十幾小時的質詢，議員發言多半用怒吼咆哮的聲音，透過麥克風擴大音量，震得她耳朵嗡嗡作響。

走下質詢臺，她抬眼看著窗外，臺北的雨仍在下。

很多年后，再回憶時，龍應臺坦言，那是她做臺北文化局長時最難忘的場景之一。那時的她，一天花15個小時處理政務，被外界形容是“掙扎在臺灣官場”。一度被議員質疑“不是臺灣人”時，龍應臺曾憤怒地高舉著右手大喊“我抗議！”在極度的壓抑和挫折感下，她也曾半夜打電話給時任臺北市長的馬英九求救。但無論受到怎樣的捶打，龍應臺還是學不會打躬作揖的規則。“如果是作家龍應臺，早就拂袖而去了！”說到激動，她握著拳頭。

2003年，卸任臺北文化局長后，龍應臺去大學教書，像逃一樣地回到了學術的樂土。后來她搬去了香港，在香港大學任教期間，除了寫字和教書，偶爾會和兒子坐在家里的陽臺上，端杯酒，看著傍晚的大海，說說話。另一個海島上曾經歷的那幾年恍如隔世。

2009年，龍應臺出版了《大江大海1949》，繼《野火集》后再掀兩岸閱讀風潮。

五年后，這本書仍擺在臺灣各大書店暢銷書榜的前列時，龍應臺卻在為即將參加的“立法院”質詢胃痛，仿佛多年前臺北市議會經歷的那一幕又回來了。她要去做臺灣“文化部長”任職兩周年的施政報告。2012年，回臺灣接掌“文化部”，任臺灣首位“文化部長”時，龍應臺沒和任何人商量。

第一天上班，龍應臺一個人在辦公室打掃，慢慢有人走進來，她一個一個地認識，“剛開始會覺得，好像面對一群可愛的‘烏合之眾’。他們都是來自完全不同部門的人，自己都不知道‘文化部’要干什么，既沒有共同的目標，也沒有共同的工作方法，彼此間也沒有默契。”

臺灣“文化部”，是2012年5月從“文建會”“新聞局”“研考會”“教育部”等四大塊業務部門正式合并而成的。不僅業務變成原先的四倍，內部人員彼此也不太熟悉。對于剛上任的龍應臺來說，如何整合“老樹與雜草”，讓“文化部”的地下管線接起來，并非易事。

“頭一年，我的感覺是，每天晚上精疲力竭回到家的時候，會問自己‘天哪，我來這里干什么？’這感覺蠻黑暗的。直到第二年的時候，每天晚上也是精疲力盡回到家，我開始會覺得‘嗯，今天又做到了一點事情’。”龍應臺對《中國新聞周刊》表示，當“部長”最初的感覺，好像是自己站在沙灘上，腳還沒站穩，一個浪頭就打下來，還沒準備好，第二個浪頭接著打下來了。

于不信任，龍應臺有些無奈。“如今媒體的生態已經變成，它拿著弓箭對著你，不管你每天做什么，它是要找地方可以去放箭，而且是四面包圍的狀況。也就是說，它是帶著不信任去看你的，所以這個讓我整整有一年時間，覺得蠻沮喪的。”

龍應臺坦言，她不習慣在一個不被信任的環境里工作。“我以為我沒有什么私利的考慮，只是做一個公仆，你為什么不信任我？這是整整頭一年半，我每天都在掙扎的狀況。一直到慢慢被迫接受，這就是現實。并且接受以這個為前提來工作。大概是兩年來，我覺得這是最艱難的一件事情。”

工作時的龍應臺一絲不茍，甚至有些咄咄逼人。她會有一連串的追問，似乎一定要把對方掌握的所有有效信息都“榨干”。而一旦工作結束，她會馬上用燦爛的笑臉迎接你，“怎么樣，還好吧？”

身邊的人透露，“跟‘龍部長’一起工作很不容易，因為很累。但也因此可以做到別人做不到的事情。”臺灣公共電視董事會選舉，就是龍應臺無數次想放棄，但最終還是做成了的其中一樁事。

“我唯一擁有的‘武器’，就是我的誠懇。由“立法院”推舉的公視董事會評審會成員充滿了政治猜忌。所以我只能找所謂社會公正人士，有身份有地位、有社會信任的人，來做我的候選人，結果還是被一個充滿猜忌的評審團羞辱。因此是，一批又一批的社會清流，同意被我請進來做‘炮灰團’，一次一次被否定掉。但我還是堅持。”龍應臺回憶，那段推進董事會選舉的日子，她不是沒想過放棄。“有時候想說，就算了吧。”甚至一度說出“廢除公視”的氣話的龍應臺，幾個月后還是重頭來過。

最終，在董事會“難產”的第934天，2013年6月26日，歷經5度審查的臺灣公視第五屆董事會終于誕生。“我想，誠懇還是有用的，我沒有私心。因為沒有私心，所以最后那個充滿猜忌的評審團也不好意思了，在社會壓力下，經過了四五十個‘炮灰團’，最后董事會成功選出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