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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認為，說真話不只是科學家的社會責任，而是每個公民的責任。

　　人物簡介

　　吳軍，生于北京，畢業于清華大學和美國約翰·霍普斯大學，著名語言處理和搜索專家，硅谷風險投資人，暢銷書作家。

　　吳軍一開口說話，你就能看出他的性格特點：自信、聰明、邏輯性強。說到喜歡的人文書，他列舉的作家跨度非常之大，而且相互之間看似沒有太多的聯系，從茨威格、羅曼·羅蘭的人物傳記到尼采、盧梭、伏爾泰的哲學書籍，從莎士比亞戲劇到亞當·斯密《國富論》，再到普利策獎得主韋塞爾的《我們為什么相信美聯儲》，等等。每談到一個問題，他也總會條分縷析地“第一......第二......第三......”。

　　當然，吳軍還有一個特點是跨界。他在美國谷歌工作，曾担任騰訊副總裁，做過風險投資人，寫過好幾本暢銷書。如果說之前出版的《浪潮之巔》 《數學之美》和理工科還有點關系，那《文明之光》的跨度著實大了點。這本講述人類文明的書，完全打破了科技與人文的界限。前人講埃及金字塔多是講它的歷史，但吳軍會分析數噸重的石頭是如何開采、運輸的。講工業革命這個話題時，吳軍講述了“火車之父”史蒂芬森的個人奮斗經歷：18 歲還不識字，最后娶了個比他大 12 歲的女傭，但他堅持不懈，每周 3 天去上夜校，工友喝酒時他就在研究機械。

　　這樣一個編得了程序、做了得投資、寫得了暢銷書的人，最純粹的底色又是什么？那應該是科學精神吧。不論是談及自己的作品、專業、抑或是對教育、科技發展以及一些熱門話題進行討論，他從不會做情緒化的表達。“否則，你最后做判斷時就會摻雜很多個人主觀的東西，這和科學的東西是不相容的。”

　　我們的經驗可能沒有想象中那么值錢

　　“一個杯子從上往下是個圓，側面看是方的。”采訪中，吳軍對環球人物雜志記者說，“同樣一個人，從不同角度看也有不同。有時候從傳統角度看，這個人似乎不是能有所作為的人；但從個人發展看，他走了一條很正確的路。”

　　吳軍的成長經歷也正應了他這句話。他的父母都是清華大學的老師，對他的管束可以用四個字來形容：抓大放小。“高中老師是個大學剛畢業的老三屆，脾氣又好，除了教課，也不太管我們。”一個年級 5 個班，一個月評分下來，別人都是 90 多分，他們班卻總是負分。不過在吳軍看來，“這其實對我們的成長來說都是正數，讓我們自由發展。”

　　雖然沒人管，父母卻潛移默化地影響著他。“幼年時被告知學習的重要性，一直影響了我一生。那時候，吃完晚飯，家里沒人看電視或者找鄰居聊天，就是坐在桌邊讀書。我父母一輩子都在學習，現在母親快 80 歲了，還在學英語呢。”這種影響不僅體現在吳軍身上，也體現在他弟弟身上，后者是斯坦福的博士、世界知名芯片供應商美滿科技集團的首席技術官。

　　說到自己為什么能成功，吳軍還總結了一點。“我做事情比較快，在這點上占了便宜。用我太太的話講，別人可能要做兩三個小時的事情我半小時就做完了。再有，我比較善于利用碎片時間。從前，高考復習政治，背 GRE 單詞，我都是騎車時做的；我的前兩本書基本上是在飛機上修改完成的。”

　　無為而治的教育理念，現在又被吳軍用在了自己的兩個女兒身上。“十幾歲的孩子有些逆反都很正常，管得寬松，矛盾就會少。”兩個女孩都喜歡畫畫，在《文明之光》一書中，不少插畫都出自她們之手。“大女兒是美國亞裔繪畫比賽的第二名，小女兒是谷歌徽標設計比賽她那個年齡組的第一名。”

　　“世界發展這么快，30 年后，你會發現那時和現在是兩回事。如果你按照現在的觀念塑造一個好孩子，他適應的是現在的社會，而不是 30 年后。所以，必須讓孩子有獨立思考的能力。”吳軍說：“我們的經驗可能沒有想象中那么值錢，30 年后可能是個負担。”

　　職業和謀生手段可以分開

　　1989 年從清華大學畢業后，吳軍保留了兩年研究生學籍，去電子工業部直屬的一個公司搞軟件漢化，“也就是盜版。”上世紀 90 年代，中關村剛剛發展起來，他又幫著公司裝電腦、賣電腦，后來代理起了進出口生意。這種工作，和他總希望有些什么發明創造的想法相去甚遠，“如果在公司一直干下去，我現在應該是個不錯的銷售。”吳軍笑道。1991 年，他考回了清華讀研究生。

　　兩年碩士華業后，吳軍又在清華當了老師，從事語音識別研究，1996 年到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讀博士。2002 年畢業時，互聯網興起，他去了谷歌。“他們要處理文字，一定用得著。”果不其然，到谷歌不久，他就和 3 個同事們開創了網絡搜索反作弊研究；一年后，他又和兩個同事共同成立了中日韓文搜索部門；他還領導研發了許多與中文相關的產品和自然語言處理的項目，還得到了谷歌 CEO 埃里克的贊賞。

　　2010 年 4 月，吳軍加盟了騰訊，可家還在美國，只好兩邊跑。“每年來回飛個七八次，時間長就受不了了。”最終，他又回到谷歌，“因為谷歌總有新項目可以做。”他現在負責的產品是谷歌問答。“比如說，你提個問題，天為什么是藍的，然后，你會看到搜索結果上有一段答案。在過去，這是人工智能的問題，而現在，這是大數據的問題。”

　　每每談到工作上的新發現，吳軍總是興致盎然。“很多人把感興趣的事和掙錢的事搞成一回事，其實這是兩回事。就像富蘭克林是個商人，那是他養家糊口的手段，但他一輩子大部分精力用在科學研究和社區公職上。”“那對你來說，這是一回事還是兩回事？”面對記者的提問，吳軍倒是很坦誠：“我靠基金投資掙錢，在公司打工是我的興趣。”

　　就像喜歡工作一樣，吳軍還喜歡旅游、音樂、羽毛球、歌劇、攝影、紅酒，甚至做點園藝活。和硅谷創業的人聊天，也是他的愛好之一。后來有風投找他做咨詢，從此他又多了個愛好——投資創業的小公司。“通過這個，你可以了解科技發展動態，還可以認識很多年輕人，蠻有意思的事。”

　　放棄語音識別專業，選擇谷歌；放棄騰訊，選擇回歸家庭——在吳軍看來，是事業和人生的兩次重大抉擇。對于前者，他的回答不離“科技”二字，“科技發展有個大趨勢，順應這個趨勢，你就能做很多大事，有時候你必須放棄很熟悉的東西。”而對于后者，他仍不離“科技”二字，“科技進步是為了讓生活更好，不是了為進步而進步的。沒有與家人的朝夕相處，還談什么好生活呢。”

　　浮躁，是因為紅利得來太容易

　　2007 年，吳軍開始在谷歌黑板報連載文章，引得數百萬人追捧。此后，這些內容匯集成了兩本書，《浪潮之巔》和《數學之美》。前者梳理了 IT 產業發展的歷史脈絡，敘述了美國硅谷明星公司的興衰沉浮；后者則把高深的原理講得更加通俗易懂，讓非專業讀者也能領略數學的魅力。而在新書《文明之光》中，他更是來了個科技與人文的大跨界。

　　在吳軍看來，科技和人文是一回事。“它們不是排斥的關系，只是看問題的不同側面。從歷史上講，科學與人文都是在早期反對宗教、反對神學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科技是唯一一個后人可以做得比前人好的東西，這是大家公認的。可以說，人類之所以能不斷進步，動力就源于一些基本的發明創造、科技進步。但另一方面，科學只是工具，不是目的，它不能解決所有的問題。而人文則在文明中起到決定性作用，它決定了文明發展的方向。”

　　而人文精神與科學精神又是現代中國社會欠缺的。在吳軍看來，這種缺失首先表現在國家層面，“現在國家拿出很多錢來資助科學家，舉個例子吧，為了在《自然》 《科學》發篇文章，可能要投進去數千萬的成本。現在科技更新這么快，這樣做是否真的有意義？”

　　對于“海外高層次人才引進計劃”(簡稱“千人計劃”，主要是圍繞國家發展戰略目標，從 2008 年開始，國家重點創新項目、學科、實驗室以及央企和國有商業金融機構等，引進數千人來華創新創業)，吳軍也有不同的看法。“我贊成引進高水平的一流學者，比如張首晟、施一公、饒毅等。其實，全世界各個領域做得最好的人加起來不超過 1000 個人，所以千人計劃肯定有非常大的水分。引進人才要少而精，一個一流的人才貢獻是二流人才的 10 倍，把一堆二三流的人塞到千人計劃中，其實是對真正一流人才的不尊重。還有就是需要，如果引進一堆不需要的，只是為了湊數量，就有點濫竽充數了。”

　　對于普通民眾來講，“科學精神就是反對盲信盲從，反對迷信權威。不是掛上一個專家頭銜，他說的就是對的。科學精神在于，人要多思考，提出可能的疑問，再按照科學的方法來論證。其實，科學的思維方法、論證過程，遠比結論重要。但是大多數人比較相信結論，而懶得思考。”

　　吳軍認為，科學和人文精神的缺失，原因就在于社會風氣的浮躁。“中國過去的 30 年，是生產力大解放的過程，不用太費力就能拿到紅利。但隨著紅利減少，投入要更講求效率，要去做那些比較精深的研究，人要沉得住氣。”

　　公民意識是文明的體現

　　2014 年，電動汽車特斯拉進入中國，很多人為此鼓掌。吳軍卻有很深的考慮，“按照美國的電價和油價換算，電動車消耗能源從價錢上講便宜一半。但美國發電 30% 靠煤，特斯拉平均碳排放量是 122g/km；但在中國，發電 70% 靠煤，要知道同樣產生 1 焦耳的能量，煤產生的二氧化碳是石油的兩倍。算下來，特斯拉在中國的碳排放相當于 175g/km，甚至高于傳統汽油車。那么，電動車是否仍舊是好的選擇？不知道。還有電池的生產也是高能耗高污染的，美國從中國進口電池，報廢后運到其他國家；而在中國，電池不管是生產過程中還是報廢后，都會產生極大的污染。”

　　在和環保部座談時，他也一再提及電動車可能帶來的環境污染。“任何一件事，如果你說它百分之百好，那這事暫時不要做。因為我們對它的認識還不全面。如果我們已經認識到足夠壞的一方面，在這樣的前提下依然認為它可以做，那就能做。所有人都在唱好，沒人說它不好的時候，那這件事一定是有問題的。”

　　光伏太陽能現在也備受追捧，但吳軍覺得，其負面影響的東西沒有被認清。“如果沒有補貼，太陽能發電肯定是沒人要的，因為貴得要死。生產太陽能電池板所需要的硅本來就很耗能，十多年以后也就沒法用了。科學的決策，不能只看好的一面。”

　　“說真話，這是不是一個科學家的社會責任？”對這個問題，吳軍果斷地回答：“這不只是科學家的責任，而是每個公民的社會責任。公民意識是自己把自己當主人，把國家和城市當成自己的家。就像別人把你家弄得都是污水、涂鴉，你肯定是要出來管一管的。”

　　類似的事情，吳軍沒少碰到。乘飛機時，總有人在飛機即將起飛時不按照規定關閉電話，依舊講個不停，空乘和周圍的人未必會管，而吳軍會把空乘叫來一起制止那些人，“你的命可以不要，但不要傷害其他人的命。”

　　吳軍倡導的懷疑主義、公民意識，和他在寫《文明之光》時表達出的反英雄史觀是聯系在一起的，“每個人多多少少都在為文明貢獻自己的力量，但在中國，很多人覺得要想做改變世界的事情，先要爬到一個高位，然后才能夠開始，于是一輩子大部分時間都花在了往上爬。其實，改變世界不需要從大事開始，每個人把自己身邊的小事做好就可以了。”

www.dooland.com 2015-05-19 00:31: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