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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世紀人類的選擇：民主社會主義
1836 年至1852 年，德國有一個密謀起義的工人團體—共產主義者同盟。其思想領袖、
裁縫魏特林“口袋里裝有一個能在地上建成天堂的現成藥方”。（恩格斯：《關于共產主義
者同盟的歷史》，《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 卷第249 頁）這是共產主義的星星之火。因
理論不完備，同盟會求助于知識分子馬克思和恩格斯，于是就有了《共產黨宣言》。
1848 年《共產黨宣言》發表后，雖然震撼了歐洲各國的統治者，卻沒有為人民群眾
所廣泛接受。恩格斯后來回顧當時的情況時說：《宣言》“雖曾被譯成法文、英文、法蘭
德斯文、丹麥文和其他文字，但是它對其他民族卻沒有發生任何影響。”（梅林著：《馬克
思傳》人民出版社1972 年第二版396 頁）“從1852 年科倫共產黨人被判決時起，便結束
了德國獨立工人運動的第一個時期。”（《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一卷第241 頁）以共
產主義為旗幟的德國工人運動第一階段從此畫上了句號。
1849 年歐州革命失敗后，德國的社會主義只能秘密地存在。只是在1862 年馬克思的
學生拉薩爾才重新舉起社會主義的旗幟。。。。。。正如我們看到的，拉薩爾的社會主義是非
常溫和的，但是，它在舞臺上的出現卻標志著德國社會主義發展第二階段的起點。
（恩格斯：《德國社會主義》，《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 卷第288 頁）
馬克思、恩格斯為了改變曲高和寡的狀況，1852 年11 月17 日解散了共產主義同盟，
他們沒有建立共產黨，轉而支持拉薩爾領導的溫和的社會主義運動，這是馬克思、恩格
斯政治上的重大轉變，由共產主義者向民主社會主義者的重大轉變。在他們指導下，1869
年8 月，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政黨--德國社會民主黨誕生。這個德國工人運動第二階段
就是民主社會主義階段。
為什么叫民主社會主義呢？德國社會民主黨的創始人李卜克內西解釋說：沒有民主
的社會主義是臆想的社會主義，正如沒有社會主義的民主是虛偽的民主一樣。民主的國
家，是按照社會主義原則組成的社會唯一可能形式。正因為我們弄清了社會主義同民主
之間不可分割的聯系，我們才稱自己為社會民主黨人。這個稱呼，包含著我們的綱領。（《不
要任何妥協》三聯書店1964 年版第七、八頁）
此后，歐洲國家新建的工人政黨都叫做社會民主黨（個別的叫工黨），而不叫共產黨。
恩格斯在 1894 年1 月26 日致意大利勞動社會黨領導人屠拉梯的信中引用《共產黨
宣言》中的文字，將《共產黨宣言》作了重要修改。
原文是：
在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斗爭所經歷的各個發展階段上，共產黨人始終代表著整個
運動的利益。。。。。。共產黨人為著工人階級的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奮斗，但是他們在當前
的運動中同時還堅持著運動的未來。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479、502 頁）
修改后的文字是：
在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斗爭所經歷的各個發展階段上，社會主義者始終代表著整

個運動的利益。。。。他們為著工人階級的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斗爭，但是他們在當前的運
動中同時代表運動的未來。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 卷515 頁）
這一重要改動表明，恩格斯認為“社會主義者”才是無產階級眼前利益和長期利益
的真正代表，“共產黨人”沒有被歐洲工人運動所接受，應該退出歷史舞臺。
自從 1864 年成立國際工人協會以后，在馬克思起草的各種文件中，“共產主義”這
個概念便被“社會主義”一詞所取代。馬克思不再拘泥于暴力革命，提出改造資本主義
社會有兩條道路：
在新堡和巴塞羅那，在倫敦和柏林，工人的組織不可能在一切細枝末節上都是完全
一樣的。例如，在英國，工人階級面前就敞開著表現自己的政治力量的道路。凡是利用
和平宣傳能更快更可靠的達到這一目的的地方，舉行起義就是不明智的。在法國，層出
不窮的迫害法令以及階級之間你死我活的對抗，看來將使社會戰爭這種不良結局成為不
可避免，但是用什么方式來達到結局，應當由這個國家的工人階級自己選擇。國際不會
就這個問題下達什么命令，甚至未必提出什么建議。
（1871 年7 月3 日《馬克思同“世界報”記者談話的記錄》，《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十七卷638 頁）
1871 年巴黎公社與法國資產階級政府血戰后，歐洲大陸資產階級對工人階級普遍采
取了讓步政策，這使馬克思和恩格斯進一步看到了和平過渡到社會主義的可能性。于是
他們多次發表關于和平過渡的意見，使他們的學說更全面、更能反映歐洲國家的實際生
活。1872 年9 月8 日馬克思在阿姆斯特丹群眾大會上發表演說，告訴國際工人協會荷蘭
支部的追隨者和工人們：
我們知道，必須考慮到各國的制度、風俗和傳統；我們也不否認，有些國家，像美
國、英國—如果我對你們的制度有更好的了解，也許還可以加上荷蘭，--工人可能用和
平手段達到自己的目的。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八卷179 頁）
1866 年爆發世界經濟危機。危機過后，資本集中有了驚人的發展。大規模投資銀行
和股份公司的出現改變了資本主義社會的社會結構。隨著一個新的銀行制度的出現，資
本積累不再依靠企業家個人的節儉、儲蓄來自我籌集資金了，而是依靠全社會的儲蓄。
吸收社會的資金辦企業，股份公司就應運而生了。在歐洲大陸，首先是鋼鐵工業，接著
是化學工業、機器制造業和紡織工業，一個部門接著一個部門變成了股份企業。馬克思
非常看重這一變化，認為股份公司“在資本主義體系本身的基礎上把資本主義的私有產
業實行揚棄”。“這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本身以內的揚棄，因而是一
個會自行揚棄的矛盾，那顯然只是作為一個過渡點，以便進入到一個新的生產形式中去”
（《資本論》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66 年第二版，第504 頁）資本家不再擁有私人企業，
而只是擁有私人財產，這份私人財產是用貨幣量化的企業資產的一部分；他們不再是企
業主，而只是企業的股東，公司利潤中一定部分的合法債權人。股份公司造就了組織和
指揮生產的經理、廠長階層，使企業的所有權和管理權相分離。管理者階層掌握著企業
的經營權，使資產階級的統治虛幻化。這一項分離是一場和平“革命”，使和平過渡到一

種新制度成為可能。
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中說：
“資本的壟斷成了與這種壟斷一起并在這種壟斷之下繁盛起來的生產方式的桎捁。
生產資料的集中和勞動的社會化，達到了同它們資本主義外殼不能相容的地步，這個外
殼就要炸毀了。資本主義私有制的喪鐘就要響了，剝削者就要被剝奪了。”
（《資本論》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 年版第831 頁）
這就是在教科書中我們常講的“生產的社會化與生產資料私人占有制之間的矛盾”。
在股份公司出現之前這個論斷是正確的。因為除了無產階級起來革命，推翻資本主義制
度，剝奪剝奪者之外，社會生活還沒有提供解決這個矛盾的別的方法。
這是馬克思寫《資本論》第一卷時的歷史局限性。股份公司打破了壟斷，創造了與
“生產資料的集中和勞動社會化”相匹配的生產資料社會化的占有形式。馬克思不是抱
殘守缺、維護過時論斷的“權威”學者，而是對歷史負責任的革命家。在研究了股份公
司之后，他馬上作出了新的結論：
在股份公司內，職能已經和資本所有權相分離，勞動也已經完全和生產資料的所有
權和剩余勞動的所有權相分離。資本主義生產極度發展的這個結果，是一個必然的過渡
點，以便資本再轉化為生產者的所有，不過這時它已經不是當作一個分立的生產者的私
有財產，而是當作共同生產者共有的財產，直接的社會財產。
（《資本論》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66 年中文版第502 頁）
股份公司的出現，使馬克思不僅找到了把生產資料“當作共同生產者共有的財產，
直接的社會財產”的形式，而且找到了“資本再轉化為生產者的所有”，即“重新建立個
人所有制”的過渡點，這就是股票。馬克思寫作《資本論》第三卷時所設想的實現生產
資料公有制的新形式，是讓每個人都能占有一定的企業股份，具體地講，這種公有制是
以職工持股和小股民持股與大股東共同占有生產資料為特征的股份私有制來實現的，是
以全民持股制為實現形式的生產資料所有權的社會化。股份公司的出現使資本主義的經
濟發展出現了社會主義的因素。恩格斯認為：“由股份公司經營的資本主義生產，已不再
是私人生產，而是為許多結合在一起的人謀利益的生產。如果我們從股份公司進而來看
那支配著和壟斷著整個工業部門的托拉斯，那么，那里不僅私人生產停止了，而且無計
劃性也沒有了。”（《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二卷第270 頁。）
政治上，英國、美國、德國等逐步實行了政黨政治，工人階級政黨在議會中有了一
定的席位。例如，德國社會民主黨所得的選票逐年增多。1893 年恩格斯說：“如果選舉到
1895 年才舉行，那么我們將會得到三百五十萬張選票。全德國的選民是一千萬，其中參
加投票的人數平均是七百萬。如果在總數七百萬選民當中有三百五十萬選民擁護我們，
德意志帝國就不能再像現在這個樣子存在下去。”（《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二卷第629
頁）工人階級利用合法手段掌握政權成為可能。恩格斯甚至預言德國社會民主黨到19 世
紀末就可能担負起管理國家的使命。資本主義就這樣完成了向社會主義的和平過渡。《資
本論》第三卷是馬克思皓首窮經研究資本主義幾十年的最終結論，經過恩格斯十年的編
輯和修訂，于恩格斯逝世的前一年—1894 年六月出版。

經濟上的股份公司—馬克思認定：這是“生產者共有的財產，直接的社會財產”，但
它不是消滅私有制，而是用股權分散的個人所有制代替寡頭私有制，作為公有制的實現
形式；政治上的議會道路—不是打碎舊的國家機關，而是通過選舉進去掌握它，這就是
馬克思、恩格斯晚年雖沒有明確寫成文字，但已勾畫的輪廓分明的民主社會主義道路。
馬克思1883 年逝世后，恩格斯繼續領導國際工人運動達十二年之久，并于1889 年成立
第二國際。恩格斯具體指導德國社會民主黨進行合法斗爭，強調德國社會民主黨在選舉
中獲得成功對整個國際工人運動將會有很大的意義：
可以設想，在人民代議機關把一切權力集中在自己手里，只要取得大多數人民的支
持就能夠按憲法隨意辦事的國家里，舊社會可能和平地長入新社會，比如在法國和美國
那樣的民主共和國，在英國那樣的君主國。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二卷第273 頁）
1895 年3 月6 日，恩格斯在（《法蘭西階級斗爭》導言）中對馬克思主義的整個理論
體系進行了最后的反思和修正：
歷史表明我們也曾經錯了，我們當時所持的觀點只是一個幻想。歷史要做的還要更
多：它不僅消除了我們當時的迷誤，并且還完全改變了無產階級進行斗爭的條件。1848
年的斗爭方法（引者注：指《共產黨宣言》中說的暴力革命），今天在一切方面都已經陳
舊了，這一點是值得在這里較仔細地加以研究的。
歷史清楚地表明，當時歐洲大陸的狀況還遠沒有成熟到可以鏟除資本主義生產方式
的程度。。。。。。在1848 年要以一次簡單的突襲來達到社會改造，是多么不可能的事情。
舊式的起義，在1848 年以前到處都起決定作用的筑壘的巷戰，現在大都陳舊了。
如果說在國家之間進行戰爭的條件已經起了變化，那么階級斗爭的條件也同樣起了
變化，實行突然襲擊的年代，由自覺的少數人帶領著不自覺的群眾實現革命的時代，已
經過去了。
無產階級的一種嶄新的斗爭方式就開始被采用，并且迅速獲得進一步的發展。原來，
在資產階級籍以組織其統治的國家機構中，也有許多東西是工人階級利用來對這些結構
本身作斗爭的。工人開始參加各邦議會、市鎮委員會以及工商業仲裁法庭的選舉；他們
開始同資產階級爭奪每一個由選舉產生的職位，只要在該職位換人時有足夠的工人票數
參加表決。結果，資產階級和政府害怕工人政黨的合法活動更甚于害怕它的不合法活動，
害怕選舉成就更甚于害怕起義成就。
在羅曼語國家里，人們也開始愈益了解到對舊策略必須加以修改了。德國所作出的
利用選舉權奪取我們所能奪得的一切陣地的榜樣，到處都有人模仿；無準備的攻擊，到
處都退到次要地位上去了。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二卷第595，603，607 頁）
說完這些話還不到五個月，1895 年8 月5 日他就去世了。如果蓋棺論定，這是恩格
斯對歐洲各國革命策略問題的最后意見。他期待的是通過工人階級的合法斗爭取得政權，

保留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平過渡到社會主義。應該說，這是恩格斯對歐洲各國社會主
義運動的最后遺言，是對《共產黨宣言》“舊策略”的重要修改。這樣，在馬克思恩格斯
著作中就有了兩條社會主義道路：暴力社會主義道路和民主社會主義道路。《共產黨宣言》
和《資本論》第一卷是暴力社會主義的理論根據；《資本論》第三卷和《“法蘭西階級斗
爭”導言》則是民主社會主義的理論基礎。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晚年是摒棄了暴力革命道
路主張和平進入社會主義的。把暴力革命說成是馬克思主義正統是違背馬克思和恩格斯
本意的。
恩格斯逝世前，指定他的忠實學生倍倍爾、伯恩斯坦為他的著作的遺囑執行者。伯
恩斯坦發揮了恩格斯關于和平長入社會主義的思想，進一步提出了社會主義的實現途徑
在于“民主”，而不是“專政”，是“和平長入”社會主義，而不是靠“暴力革命”進入
社會主義。1898 年和1899 年，以伯恩斯坦發表著名的《社會主義問題》和《社會主義的
前提和社會革命黨的任務》為標志，第二國際社會主義政黨內部開始反思以往的社會主
義運動和理論。
第一次世界大戰造成了社會主義運動的分裂。十月革命在特殊的歷史條件下的勝利
大大加強了暴力革命派的地位，列寧另樹旗幟，1918 年1 月18 日，將俄國社會民主工黨
布爾什維克派改名為共產黨，并成立了共產國際（第三國際）。暴力革命派攻擊“和平過
渡是修正主義道路”，批判伯恩斯坦說資本主義可“和平長入社會主義”是對馬克思主義
的背叛。其實伯恩斯坦只是重復了恩格斯說過的話。
歐洲各國社會民主黨人忠實地執行了馬克思主義和恩格斯的遺教，以民主社會主義
道路為正宗，保護私有制，團結資產階級，實行以職工持股、小股民持股與大股東共同
占有生產資料的辦法，體現生產資料的社會化。這是他們成功的關鍵。社會民主黨人尊
重馬克思主義，但不拘泥于馬克思主義，沒有意識形態的枷鎖，一切從實際出發，廣泛
吸收歷史上和現實生活中改良社會的先進思想，創造性地豐富和發展了民主社會主義理
論。
1951 年6 月20 日在西德法蘭克福召開了國家社會黨第一次代表大會，正式宣告了社
會黨國際的成立，通過了基本綱領：《民主社會主義的目標和任務》（通稱《法蘭克福宣
言》）。這個綱領系統地總結了社會黨的理論和實踐，第一次以“民主社會主義”的形式
表述了社會黨國際的思想理論體系。《法蘭克福宣言》認為：在許多西方國家“社會主義
社會的基礎已經奠定。在這些國家中，資本主義的弊端正在消失，社會產生了新的活力。
社會主義原則的價值正在行動中得到證實。”即是說這些國家已經基本上不是資本主義國
家了，而是民主社會主義國家了。民主社會主義事實上是社會民主黨領導工人階級和其
他勞動階級團結資產階級推動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轉變的運動。代表們把這個新成立的
國際組織看作是“1864 年在卡爾·馬克思參加下成立于倫敦的那個國際組織在歷史上的
新階段”。
列寧主義是布朗基主義的繼承和發展。布朗基（1805-1881）是19 世紀法國秘密社
團領導人。第一國際內的暴力革命派，巴黎公社的軍事領袖。布朗基主義的要義是堅信：
不管生產力發展處于什么水平，只憑革命暴力就可以創造出一個沒有剝削、沒有壓迫的
新世界。恩格斯在晚年是厭棄布朗基主義的，他說：

由于布朗基把一切革命想像成由革命家所實現的突然變革，自然也就產生了起義成
功以后實行專政的必要性，當然，這種專政不是整個革命階級即無產階級的專政，而是
那些實現了變革的少數人的專政，而這些人又事先服從于一個人或幾個人的專政。
（《流亡者文獻》，《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八卷，第580-581 頁）
列寧及其繼承者斯大林發展了布朗基主義，把對一個國家的領導變成了無產階級專
政，把無產階級專政變成了共產黨專政，把共產黨專政變成了黨的領袖集團的專政，把
領袖集團的專政變成了最高領袖一個人的獨裁（見《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
奠定了暴力社會主義國家的領導體制。這種極權體制窒息了社會的生機，也窒息了執政
黨的生機，導致經濟、政治和科學文化的全面衰退。前蘇共黨員、現俄共領導人久加諾
夫一語中的地指出：“蘇聯和蘇共垮臺的基本原因是對財產、權力和真理的壟斷。”（1995
年8 月10 日答記者問）
列寧、斯大林毛澤東從“左”面修正了馬克思主義。在社會主義革命取得成功后，
忽視或有意不執行馬克思關于在“生產資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礎上，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
（《資本論》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 年版第832 頁）這句最重要的話，是社會主義經
濟建設失敗的理論根源。后來社會主義國家形成定制的那種政府壟斷生產資料，名義上
屬于全民實際上人民沒份的占有方式，是對《資本論》的誤解或曲解。取消“重新建立
個人所有制”這一條，就割斷了人民群眾與國家資產的血肉聯系，所謂“全民所有”就
成了欺騙民眾的空話。共產黨不僅“代表人民”在政治上當家作主，而且在經濟上“代
表人民”握有全部財富。人民中原來有財產的被剝奪了，沒有財產的依舊沒有財產。無
論怎樣進行宣傳鼓動，人民就是提不起建設社會主義的熱情來，國家陷入停滯衰退的困
境。中國的改革開放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功，就是因為執行了“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這
一馬克思主義的大政策。然而鄧小平等改革開放的領路人卻背著沉重的十字架，被“左
派”指責搞了修正主義，犯了“走資本主義道路”的錯誤。我們要繞開那些并非馬克思
主義傳人的二三流的神殿，直接向馬克思請教，向卓有成效地重建個人所有制、實現了
共同富裕、消滅了三大差別民主社會主義國家學習，理直氣壯地、光明正大地走民主社
會主義道路。
兩條社會主義道路經過一個世紀人類的選擇，當暴力社會主義由于固有的理論闕失
以及在傳播中扭曲變形，在蘇聯社會主義陣營各國造成國家權力異化，專制獨裁，官員
腐敗，公有制和計劃經濟徹底失敗，經濟衰退，民不聊生，導致蘇聯解體，東歐巨變，
十月革命的燈塔熄滅，主流社會主義運動的大潮消退之后，原是社會主義運動一個支流
的歐洲民主社會主義以新的面貌、新的成就、新的實踐和新的理論走上了歷史的前臺。
歐洲社會民主黨人把他們開創的民主社會主義道路，不卑不亢地展示在世人面前。這條
道路不是宏篇巨著的經典文獻，不是虛無縹緲的未來理想，是活生生的、現實的市民社
會。他們憑藉議會民主政治、混合所有制經濟、社會市場機制和福利保障制度這四大法
寶，成功地實現了資本主義制度與社會主義制度的對接，在西歐和北歐建設起了民主社
會主義的和諧社會。民主社會主義的先驅考茨基說：
社會主義也只能從資本主義中發展起來，資本主義的職能發揮得愈好（資本主義是
構成社會主義的基礎，是構成社會主義的出發點），社會主義就愈容易建立。
那種認為為了建立完全新的社會大廈，必須把一切現有的東西都消滅掉的說法是再

荒謬不過的了。這種消滅舊東西的做法只意味著消滅新東西所必不可少的前提，它不是
為新東西創造條件，而是強迫我們再一次重新建立舊東西。它不是使我們前進，而是使
我們后退。
（考茨基：《唯物史觀》第一卷，1927 年德文版）
這就推翻了《共產黨宣言》中關于打碎舊世界，同一切傳統的東西決裂、在“空地”
上建設社會主義的極左理論。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關系，是繼承和發展的關系，而不
是推翻和消滅的關系。這個真理已經為西歐民主社會主義的閃亮崛起和前蘇聯暴力社會
主義的黯然消失所充分證明。
二十世紀末，社會主義以在大多數歐洲國家競選執政、使歐洲和平進入民主社會主
義的歷史性成就告慰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天之靈。歐盟15 國中英國、法國、德國、瑞典、
芬蘭、奧地利、葡萄牙、荷蘭、意大利、丹麥、希臘、比利時、盧森堡等13 個國家是社
會民主黨或工黨執政。社會黨國際以紅玫瑰為徽記，世人驚呼歐洲紅潮涌動。2003 年4
月16 日，歐洲各國首腦云集希臘雅典。在衛城遺址的見證下，歐洲聯盟成員國以及十個
新成員國的國家首腦共同簽署了一項入盟條約。從此，捷克、愛沙尼亞、塞浦路斯、拉
脫維亞、立陶宛、匈牙利、馬耳他、波蘭、斯洛文尼亞和斯洛伐克等東歐國家加入了歐
盟大家庭，宣告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東西歐分裂的局面的終結。歐盟的魅力來自入盟國
人民對歐洲民主社會主義的認同。一個經濟繁榮、政治穩定和社會和諧的新歐洲的出現，
給紛擾的世界平添了幾分亮色。全世界那些企圖保留他們國家的社會主義前途的改革者
們，都把目標轉移到民主社會主義運動上來。
社會民主黨人對人類歷史貢獻是：代表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化解了工人階級與
資產階級不共戴天的仇恨，化解了社會主義制度與資本主義制度不共戴天的仇恨，使社
會主義運動成為和平地、理性地進化過程。社會民主黨人成功地創造了在發達資本主義
國家的民主框架內和平過渡到社會主義的道路。過去我們局限于暴力革命的狹隘經驗，
指責人家是“修正主義”，現在看來應該給修正主義恢復名譽，因為社會民主黨人不是對
資產階級沒有斗爭，不是單方面的讓步，不僅“修正”了社會主義，而且修正了資本主
義。1965 年，資本主義國家為了學習社會主義國家的長處，克服自身發展的困難，曾聚
集美國費城召開過一次震撼全球的“世界資本主義大會”，并發表《資本家宣言》提出：
借鑒社會主義人民當家作主的經驗，實行從生到死包下來的福利資本主義；借鑒社
會主義計劃經濟的經驗，實行國家干預的計劃資本主義。
（卞洪登：《資本營運方略》，改革出版社1997 年版，第227 頁）
我們習慣稱之為發達資本主義的西方國家，都已成為新資本主義，不同程度地民主
社會主義化了。二十世紀二十年代以后，英、德、法、瑞典、挪威和美國紛紛出現全國
性的勞資協調，以階級妥協取代原先勢不兩立的勞資對立，有識之士開始提倡用公共建
設來解決失業問題，也就是說以國家的積極介入來解決市場經濟失靈的危機。領導美國
走出1929 年世界經濟危機的羅斯福總統就大膽引進了民主社會主義政策。民主社會主義
又稱第三條道路。第三條道路既是美歐社會經濟發展的內在要求，也是美歐鞏固同盟國
關系的要求。以英國工黨首相布萊爾和美國前總統克林頓為代表提出的第三條道路是修
訂版的民主社會主義，2000 年6 月3 日，克林頓參加了在柏林召開的第三條道路（第三
次）首腦會議。他在會上說，“我們要經濟增長又要社會公正。”把效率和公平作為第三

條道路的旗幟。
會議公報強調：
我們相信市場經濟必須同社會責任相結合，從而創造長期的經濟增長，穩定和全面
就業，而國家必須在宏觀經濟政策方面維持穩定，支持健全的公共財務措施，堅決制止
通貨膨脹；國家也應促進金融市場穩定，提高透明度和提倡公平競爭。
（阮宗澤著：《第三條道路與新英國》，東方出版社2001 年12 月，第一版，第290-291
頁）
最近點算結果，美國參眾兩院有61 名民主黨議員是“美國民主社會主義者”【美國
民主社會主義者（Democratic Socialists of America, DSA）簡稱DSA,雖然目前還不是一個
政黨，但結合了許多左翼組織。DSA 是社會黨國際（Socialists International）及其附屬青
年部（Young Democratic Scocialists）的成員】。美國民主黨的經濟理念，植根于馬克思和
凱恩斯的經濟思想，主張政府引導市場經濟，適度的國有化，實行全民醫療保險，政府
辦學校，減免窮人稅收，提高福利，提高最低工資，更多地關懷弱勢群體。共和黨上臺
后也不改變民主黨的社會政策。這是因為社會福利制度具有能增不能減、能上不能下的
剛性特點，誰削減社會福利誰丟掉選票。工人和普通老百姓是能夠通過投票阻止不利于
自己的政黨上臺的。民主社會主義把美國“赤化”了。2000 年冬，布什、戈爾競選總統
的時候，記者訪問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里根時代的主要經濟顧問弗里德曼，這位88 歲
的自由市場經濟學大師出語驚人：無論布什還是戈爾入主白宮，“美國都會溜向社會主
義”，區別只不過是，如果布什掌權，可能溜得慢一點，戈爾掌權，可能溜得快一點。（《南
方周末》2001 年11 月8 日第十五版）
民主社會主義最偉大的成就，就是在老資本主義國家通過生產力的大發展和調節分
配，基本上消滅了城鄉差別、工農差別和體腦力勞動的差別，鑄就了民主社會主義的輝
煌。這一成就使蘇聯模式的暴力社會主義黯然失色。這是促成蘇聯和東歐國家“和平演
變”的根本原因。
社會革命黨人用團結資產階級發展先進生產力的辦法，實現了差別日益縮小的共同
富裕。在民主社會主義國家已經沒有農村和農民了。據2003 年9 月一位旅行者隨機采訪
的資料，在法國小城波爾多市，百分之七十以上的普通市民月收入為1500 歐元（歐元與
人民幣的比價為1：9），在郊區和鄉間工作的人（原來的農民）月收入為1000-1200 歐元，
白領階層月薪為1800-2000 歐元，醫生、律師、教授收入更高些，有的月薪達8000 歐元，
大企業的股東、上層管理人員、葡萄莊園主的收入則遠遠高于這個水平。隨著知識經濟
和科學技術的發展，產業結構不斷升級，產業隊伍的構成也在改變，主要表現在以體力
勞動為主的藍領階層急劇縮小，以腦力勞動為主的白領階層迅速擴大。二十一世紀初，
德國藍領工人只占工薪階層的百分之六。被《共產黨宣言》當作革命主力軍與資產階級
對峙的工人階級變成少數了，這少數人的生活水平也超過了羅馬尼亞總統。工人階級用
不著起來革命，隨著先進生產力的發展就這樣“解放”了。三大差別的縮小，不是寄托
在資本主義的徹底滅亡上，而是寄托在資本主義的高度發展上。
當過德國社會民主黨顧問的民主社會主義理論家 J.A.熊彼特在《資本主義、社會主
義和民主主義》一書中認為資本主義在本質上是經濟變動的一種形式，永遠不可能是靜

止的，它不斷地從內部使這個經濟結構革命化，不斷毀滅老的，又不斷創造新的，資本
主義將向社會主義進化。他的關于科學技術的發展引起勞資關系的變化將導致資本主義
滅亡的論點、經理階層作用的突顯將導致資本家退出生產經營舞臺的論點，都得到社會
民主黨人的引用和闡發。他的創新理論和進化社會主義的完整表述，被戰后社會民主黨
人奉為和平長入社會主義的理論基礎。
社會民主黨人認為，19 世紀30 年代到20 世紀20 年代英國曼徹斯特那樣壓迫工人階
級的老資本主義社會是“野蠻的資本主義”。從20 世紀30 年代以后，經過社民黨的能力，
不斷改良的資本主義使“社會主義綱領的重要部分都付諸實施了”。這種已經變化的社會，
在社民黨執政事情是民主社會主義社會，在其他黨執政時期是新資本主義時候。這里舉
一些數據說明這一點：2004 年，政府財政總支出中用于教育、衛生、社會保險等公共開
支的比例，美國政府是42%，英國政府是49%，加拿大政府最好，是52%，中國政府財
政總收入中用于教育、衛生、社會保險等公共開支的比例是多少呢？7.4%。就教育而言，
中國一年用于義務教育的經費才1500 億元，而官員公車消費、公款吃喝、公費出國年花
費達9000 億元。2005 年12 月7 日《報刊文摘》報道：公車一年花銷3000 億元，“遠遠
超過我國的軍費開支，超過全國教育經費和醫療經費之和”。在《2000 年世界衛生報告》
中，中國醫療財政分配的公平性在191 個國家中排名188 位。唯獨行政管理費開支，中
國“趕超英美”：從1978 年至2003 年的25 年間，我國行政管理費用已增長87 倍。行政
管理費占財政總支出的比重，在1978 年為4.71%，到2003 年上升到19.03%，而英國占
4.19%，美國占9.9%，加拿大占7.1%。我們還好意思講帝國主義、資本主義本質永不變，
只有我們中國才是社會主義嗎？還好意思講資產階級政府都是壓迫、剝削人民的，只要
中國政府才是“為人民服務”的嗎？還好意思講我國那些更多統治色彩、更少服務色彩
的官員特權是由于學了美國、走了資本主義道路造成的嗎？應該有勇氣承認，美國政府、
英國政府和加拿大政府，在為百姓謀福利方面，比中國政府做得好！這些國家的政府官
員在清正廉潔方面比中國官員做得好！中國離民主社會主義差得遠！中國的執政黨一個
向英國、美國和加拿大的執政黨學習，民主執政、廉潔執政，扎扎實實地為全體國民謀
福利，從善如流地完成向民主社會主義的和平演變。這種和平演變將使百姓得到了越來
越多的福利，使官員喪失了越來越多的特權。以“保衛革命成果”的名義抗拒和反對這
種演變，所“保衛”的不是百姓的福利，而是官員的特權。這種和平演變不是輸給了杜
勒斯，而是輸給了恩格斯；不是輸給了帝國主義，而是輸給了民主社會主義。
民主社會主義超越了意識形態上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孰優孰劣的百年爭論，把社會
主義和資本主義的優點捏合在一起并消除了各自的弊端，兼顧了公平和效率，是被實際
生活證明行得通的辦法、政策和道路，是積極的中性化。民主社會主義道路，和平、理
性、建設、不輸出革命，不強加于人，沒有批判的鋒芒，只有示范點魅力，不損害任何
階級、階層的利益，不威脅任何國家和地區的安全，所以它贏得了全世界的青睞。美國
歷史學家威爾·杜蘭說：
資本主義的恐懼迫使社會主義放寬自由，而社會主義的恐懼也使資本主義增加平
等，東方是西方而西方也是東方，不久兩者就要碰頭。
（《世界文明史》，東方出版社1999 年版第11 卷【下】第1180 頁）
歷史正在這樣發展。這個碰頭的交匯點就是民主社會主義（新資本主義）。民主社會
主義道路正在成為人類共同認可的道路，將人類帶入一個和平發展的新世紀。

走瑞典人的道路
中國改革開放初期，為了打破由于極左理論長期灌輸造成的干部隊伍中坐井觀天、
夜郎自大、唯我獨左、唯我獨革的精神狀態，鄧小平派出許多高級干部出國考察，考察
的地方主要是歐洲和美國。他非常重視民主社會主義的成就和經驗。許多到過西北歐的
高級干部不由擊節三嘆：“人家這才叫社會主義！”
英國是個什么國家？我們定型的認識是老牌資本主義、帝國主義。1945 年第二次世
界大戰結束后舉行的大選中，工黨大獲全勝，工黨領袖艾德禮成為英國首相，他領導了
一場民主社會主義改革。主要措施是：礦山、銀行、交通運輸、鋼鐵生產及社會服務性
企業實行國有化，使經濟領域中國有成分達到20%；通過級差明顯的累進所得稅，使總
收入的五分之二由國家實行再分配；采取“全民福利”的方法，對所有人實行疾病、事
故、老年、傷殘、失業、生育、死亡等廣泛的保險，并對所有的人提供免費醫療；中小
學生享受免費教育。艾德禮說：工黨政府正在英國建立一種優于資本主義和蘇聯社會主
義的最好的制度。這種制度叫做“民主社會主義”。如果我們尊重英國工黨領袖的自我陳
述，從上世紀五十年代，英國就是民主社會主義國家了。工黨政府在五十年代建立起來
的國家福利體制，對英國和歐洲的發展有深遠的影響，后來保守黨執政并不改變工黨的
社會福利政策。
上世紀七十年代末，中國副總理王震訪問英國。他帶著“訪貧問苦”的明確意向要
求訪問一位失業工人。中國駐英大使柯華陪同王震來到一個失業工人的家。王老有點眩
暈，這是失業工人嗎？他看到了什么呢？
這個失業工人住著一棟一百多平方米的兩層樓房，有餐廳、客廳，有沙發、電視機，
裝飾柜子里有珍藏的銀器，房后還有一個約50 平方米的小花園。由于失業，他可以不納
稅，享受免費醫療，子女免費接受義務教育。
（柯華：《在馬克思的墓前》）
王震看后感慨良多。原來想當然地以為處于水深火熱之中的英國工人，生活水平竟
然比中國隊副總理都高。柯華大使告訴他：“我曾經問過一個清潔工人，他每周的收入約
一百英鎊；一個開電梯的工人，每周收入為一百五十英鎊。”按照當時英鎊對人民幣匯率
1：5.91 概算，清潔工的周工資相當于人民幣591 元，電梯工周工資相當于人民幣886 元。
王震那時的每月工資不到400 元，周工資不到100 元，相當于英國一個清潔工周工資的
六分之一，電梯工周工資的八分之一。中國的貧窮社會主義太相形見拙了。如果不是拿
中國高官與英國工人相對比，而是兩國百姓作對比，那差距就更大了。據專家計算，1978
年中英兩國人均國民收入的比例是：1:42.3。（參見劉國平：《中國與世界經濟發展的比較》，
湖南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175-176 頁）就是說，英國普通百姓的收入比中國普通百姓的
收入高42 倍。
據我國駐英國大使館經濟商務參贊于日說：“上個世紀七十年代末，已是十一屆三中
全會之后，當時主管工業的王震副總理訪問英國，對英國的經濟和社會生活進行了較全
面考察，我參加了部分接待工作。訪問后期有人問王副總理對英國有什么觀感，王出人
意料地說了這么一段話：‘我看英國搞得不錯，物質極大豐富，三大差別基本消滅，社會

公正，社會福利也受重視，如果加上共產黨執政，英國就是我們理想中的共產主義社會。’
王震對英國的評論在駐英使館引起了震動，也促使大家更加關注英國的政治經濟體制和
社會生活狀況。”
王震訪英歸來，成為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政策的堅定支持者。
一位市委書記訪問了瑞典，回來說：“我們搞社會主義，是消滅有產者，讓大家都變
成無產者；人家搞資本主義，是消滅無產者，讓大家都變成有產者。”這位市委書記對“人
家”搞的那一套，有些羨慕，又有些迷茫，為了與修正主義劃清界限，不敢承認“人家”
搞的是社會主義。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瑞典正在推行《雇員投資基金法案》，試圖讓工
人占有企業的股份，成為有產者，從所有制方面解決公平問題。《法案》規定：每年從資
方超出五十萬克朗利潤之外的超額利潤中，提取20%交給本企業職工設立的基金會，再
將資方為職工代繳的養老金增加1%，就能將企業利潤的一部分從資本家手中轉移到工人
手中，進行生產投資，讓職工成為股東，成為有產者。據《法案》的設計者麥德內爾計
算，只要企業的利潤率為百分之十至十五，轉移到職工名下的“雇員投資基金”可在25-30
年內占有企業股份的一半。隨著“雇員投資基金”在企業中的比重日益增大，可以從經
濟制度上改變占統治地位的私人資本構成，實現社會民主黨生產資料社會化的理想。通
過“無聲的革命”，工人階級就掌握了企業的部分所有權。這并不是為爭取選票糊弄工人
階級的甜言蜜語。1982 年社民黨競選勝利，社民黨主席帕爾梅正是在臺上執政的首相，
而社民黨在議會又是第一大黨。所以，盡管資本家反對，1983 年10 月4 日以六票的微弱
多數通過了《雇員投資基金法案》，于1984 年1 月1 日起開始實行。第一年提取十五億
二千四百萬克朗，1985 年提取了十二億三千一百萬克朗，1986 年提取二十七億一千萬克
朗，三年累計工人股份基金五十四億六千五百萬克朗。瑞典民主社會民主黨實行“讓大
家都變成有產者”的政策是真的，他們把這一政策叫做“基金社會主義”。1991 年保守黨
等四黨聯合政府上臺后取消了雇員投資基金，這反映了資產階級與工人階級的嚴重斗爭；
但這時候工人階級已普遍成為本企業的股票持有人，盡管是小股東，在1994 年的大選中
瑞典民主社會黨以百分之四十五的得票率奪回執政地位。社民黨上臺后，沒有再恢復雇
員投資基金，推出科技福利社會主義。他們認為，在全球化背景下，知識和教育對于經
濟增長、勞動就業以及社會公平來說至關重要。為了糾正現存的社會不公平，公平的分
配受教育的機會比事后再分配社會財富更有效。瑞典社民黨不屈不撓地為工人階級和絕
大多數人民的利益而斗爭。
在瑞典社會民主黨的黨史展覽館中，懸掛三位國際領袖照片：馬克思、恩格斯、拉
薩爾，尊重他們為民主社會主義的導師。第四位才是瑞典社會民主黨的創始人布蘭亭。
瑞典社會民主黨認為：“馬克思恩格斯的發展模式是科學理論。同所有其他科學理論一樣，
其能否成立必須接受實踐的檢驗。”（2001 年11 月6 日威斯特羅斯代表大會通過的瑞典社
會民主黨黨綱）
1920 年，瑞典社民黨和人民黨聯合執政，建立一批國有企業，因效率低下，引發經
濟困難，1924 年下臺。由于政治上存在優勝劣汰的民主選舉機制，所以，生產資料公有
制由于自身“效率低下，引發經濟困難”的內在弊病而被自然“劣汰”了。民主政治機
制能夠保證及時糾正錯誤。
瑞典社民黨從失敗中總結經驗教訓，認為在生產效率低下，社會財富遞減的情況下，

社會主義是建設不起來的。社會主義的關鍵，不是所有制，而是分配方式。他們得出的
結論是生產資料必須私有化，這種私有化是以職工持股和小股民持股與大股東共同占有
生產資料為特征的生產資料私有制，以鼓勵私人企業創造更多的財富；財富分配必須社
會化，由政府和工會來掌管，就是說由政府（在工會監管下）通過稅收把一部分企業利
潤分配給弱勢群體，縮小貧富差別，建設福利型國家。這樣一種認識成為他們的新的施
政綱領，1932 年再次上臺時，大得人心，既得到了工人和其他勞動人民的擁護，又得到
了資本家的擁護，竟連續執政44 年！
瑞典社會民主黨以創新方式來解決企業的勞資矛盾問題。摒棄了生產資料公有制或
國有化政策后，致力于勞資妥協。1936 年，工會聯合會（LO）和雇主聯合會（SAF）開
始進行談判，到1938 年雙方簽訂了《薩爾茨耶巴登協議》。這個協議規定了解決勞資糾
紛的程序、機構等等，對企業主的管理特權作了一些限制。協議規定雙方代表進行談判，
最后達成為期一至三年的協議，共同遵守。如果協議到期以前兩個月內，雙方中任何一
方沒有提出異議的話，就繼續有效；如果一方提出異議，爭執不下，達不成協議，就由
政府指派一名調停人介入談判，促成問題的解決。這個協議被認為是瑞典勞資關系史上
的轉折點，開辟了勞資協調合作的新時代，對以后瑞典社會關系的穩定和經濟的發展起
了重要作用。1976 年又通過了《勞動生活共決法》，廢除雇主聯合會章程的第32 款，就
是原來由雇主單獨決定問題，改由勞資雙方共同決定、工會有權參與決定投資、生產戰
略等過去由資方單獨決定的問題。其要點是：（1）企業主在決定對企業經營作出重大改
變之前和決定雇員勞動條件以前，要和工會進行談判，工會可以要求對任何其它問題，
舉行地方一級的談判或中央一級的談判，這種要求一經提出，企業主就應推遲作出決定
或推遲決定的實施，直到談判結束為止。（2）要求企業主將經濟技術情報以及人事政策
的指導原則，經常向工會通報。（3）工會有權查詢帳目和企業經營管理的有關文件。《勞
動生活共決法》大大提高了工人在企業中的地位。
瑞典工人階級隊伍共有四百二十萬二人，占總人口的一半。產業工人有三百萬，體
力勞動者百分之九十都參加了瑞典工會聯合會；白領人員另外組織“中央職員組織”，有
七十萬人。瑞典的中央工會聯合會是最大工會組織，有二十五個分會，二百五十萬會員。
三十多年來，每次大選，百分之七十的產業工人投社會民主黨人的票，它是社會民主黨
的階級基礎和堅強后盾。多數的社會民主黨領導人是在工人運動當中涌現出來的，二分
之一的社會民主黨議員出身產業工人家庭，三分之一的議員本身過去就是產業工人，這
個比例比西歐各國社會民主黨的比例都大。
瑞典的工業生產在世界工業生產中的比重，比它在世界人口中的比重多四倍，瑞典
的機械設備甚至高出十四倍，它的出口占國民生產總值的35%。瑞典的工業企業92%都
是私營的。國營企業的比重并不影響民主社會主義的性質。全部交通、能源、衛生、教
育等公用事業，大部分采礦、煉鋼、造船業，一個最大的銀行，共同組成一個由每個部
門行業參加的全國企業委員會，職工達一百四十萬。社會民主黨在教育、衛生、環保和
社會福利等方面不采用市場經濟的辦法來管理，而是由公共部門來管理。瑞典的學校全
部是國立的，沒有私營的，醫院也沒有私營的，教育衛生部門沒有盈利任務。
瑞典的農業基礎是十一萬戶家庭農場，所雇傭的農業工人只有一萬二千人，主要的
重担落在農場主機器家庭成員身上。瑞典從事農業生產的人口只占總人口的3.8%，而從
事農業加工、儲存和食品生產的人員則比從事農業生產的人員多三倍。瑞典農產品自給

綽綽有余。糧食、肉類、油類等有30-50%的剩余，出口給波羅的海國家。瑞典也有合作
社組織，是為家庭農場服務的。每個農場主可以同時參加幾個合作社，比如種子合作社、
奶業合作社、林業合作社等等，社員自己推選領導機構。農民有自己的組織—瑞典農場
主聯合會。國家向農場主聯合會協商農產品的價格、補貼、信貸和稅收等方面的重要問
題。在國家和合作社之間簽訂經濟合同。國家在必須提高農業生產的利潤或降低消費者
的支出的時候，才對價格的形成進行干預。這時國家往往要從國家預算當中拿出數十億
克朗用來補貼。國家通過經濟政策，扶持小農場主，“管束”大農場主。
2002 年瑞典人均GDP 為25400 美元。建立了“從搖籃到墳墓”的全民社會福利制
度。一個瑞典公民，從出生到16 歲，一直享受政府給予的未成年補貼，生病享受醫療保
險，上學從九年制的義務教育到高校都不用交學費，成年人就業后又納入了社會保險體
系，直到耄耋之年進入養老院，走完人生的最后旅程。
瑞典是個貧富差距最小的國家。收入最高的 10%國民與收入最低的60%國民，稅前
收入差距有的高達144 倍，政府這個平衡杠桿竟做到了稅收后人的絕對平均差距是三倍。
目前產業工人的月工資是2000 美元。，教授的月工資是四千美元以上，人均住房面積四
十平方米，四分之三的家庭有汽車。瑞典實行的是超額累進稅制，也就是收入越高，賦
稅越重；收入越低，賦稅越輕，遠遠低于窮人所享受到的福利。瑞典的高賦稅是一種有
利于勞動人民的制度，它保證了社會全體成員都能過上體面而有尊嚴的生活，有效避免
了社會貧富差距過大導致的種種不公正現象，有效地避免了社會矛盾的激化，實現了社
會全體成員的共同富裕和社會和諧。
瑞典是個最廉政的國家。據一位瑞典檢察官說，三十二年沒有一起官員貪污受賄案
件。“透明國際”每年都按各國政府的廉潔程度進行一次大排行。在2002 年排行榜上，
瑞典排在第五位，滿分為十分，它得了九點三分。瑞典特別強調社會公正，其官員乃至
首相絕不允許搞特權。首相住居民區，平時沒有保鏢，出入不帶隨從，家中沒有國家配
備的公務員和廚師，上下班乘公共汽車或開私家車，平時除非履行國務不允許使用公車。
整個社會和諧安寧，是犯罪率最低的國家之一。
瑞典以市場經濟為主的混合經濟、社會福利制度以及階級合作政策是獨特而成功的。
英國學者庫爾特·薩繆爾森曾這樣評價瑞典：“人們常把瑞典看成異乎尋常的國度。因為
她有很高的生活水平，發達的福利政策，勞動市場的安穩與和諧，和平政策，一致與妥
協。這是一個田園詩般的國家。”（《瑞典社會發展300 年》，第225-226 頁）瑞典模式包
括以下要點：
A. 瑞典社會民主黨恪守民主憲政，但依靠自己的政策正確和人民擁護，連選連
任長期執政，主導社會進步，實現自己的綱領。瑞典社會民主黨成立于1889 年，1917
年大選后參加聯合政府，1920 年單獨執政。社會民主黨上臺執政以來，通過競選，一
次一次地得到選民的認可，從1932 年到1976 年，曾連續執政44 年，短暫在野后又
重新執政，把瑞典從一個貧窮落后的農業國建設成為世界上最富裕、最公正、最廉潔、
最穩定的國家。
B. 解決公平和效率這一對矛盾的瑞典經驗是：生產資料必須私有化（這種私有
化是以職工持股和全民持股與大股東共同占有生產資料為特征的生產資料私有制），
以鼓勵私人企業創造更多的財富；財富分配必須社會化，由政府和工會來掌管。把消

滅生產資料私有制作為建設社會主義的前提是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最大誤區。在生產效
率低下，社會財富遞減的情況下，社會主義是建設不起來的。由于政府推行充分就業、
公平分配和社會福利三大政策，以消除資本主義社會的失業、貧困、不平等，建立勞
資雙贏的和諧社會。
C. 瑞典社會民主黨的理論基礎是多元的，但主要是馬克思主義；階級基礎是廣
泛的，但主要是工人階級。“社會民主黨致力于建立一個以民主理想和人人平等為基
礎的社會。自由、平等的人們生活在一個團結的社會里，是民主社會主義的目標。在
資本與勞動的沖突中，社會民主黨始終代表勞動的利益。社會民主黨現在是、而且永
遠是反對資本主義的政黨，始終是資本對經濟和社會進行統治的反對者。”（2001 年
11 月6 日威斯特羅斯代表大會通過的瑞典社會民主黨黨綱）
瑞典社會民主黨的執政經驗集中到一點就是對資產階級采取了又團結又斗爭的正確
政策：講團結時不忘為工人和全社會謀福利，不允許資本家對社會進行統治；講斗爭時
又不損害私有制，保護資本家的正當權益，保護先進生產力的發展。前者保證相對公平，
社會和諧；后者保證絕對效率，經濟發展。從一個企業到一個國家，經濟的每一步發展
都是雙贏的結局。
這就是“瑞典模式”民主社會主義道路。
“山不在高，有仙則名。水不在深，有龍則靈”（唐劉禹錫：《陋室銘》）瑞典雖是小
國，瑞典社會民主黨雖是小黨，但它是民主社會主義的典范，它的經驗具有普世價值，
是對人類文明的偉大貢獻。在民主憲政框架內，瑞典社民黨依靠自己政策的正確，代表
了廣大人民的利益，得以連選連任、長期執政的經驗；在經濟建設中把效率和公平統一
起來，實現同向分化、共同富裕的經驗，正確處理勞資關系，調動工人和企業家兩個積
極性，實現勞資雙贏的經驗；有效地防止特權階層出現，杜絕官員以權謀私，貪污受賄，
長期保持廉政的經驗，為中國在改革開放中堅持社會主義方向，走民主社會主義道路，
提供了成功的范例。
民主社會主義在中國是有歷史淵源的。中國共產黨建立的新民主主義社會就是民主
社會主義的雛形。毛澤東于1940 年1 月發表《新民主主義論》，政治上主張聯合政府，
反對一黨專政，經濟上保護私有制，多種經濟成分并存，公私兼顧，勞資兩利，對資產
階級采取又團結又斗爭的政策。毛澤東這時已經有了新資本主義和老資本主義的概念。
他認為新民主主義就是新資本主義，他說：
現在我們建立新民主主義社會，性質是資本主義的，但又是人民大眾的，不是社會
主義，也不是老資本主義，而是新資本主義，或者說是新民主主義。
（1944 年3 月22 日《關于陜甘寧邊區的文化教育問題》，《毛澤東文集》第三卷）
據當時駐延安的美軍觀察組成員謝偉思回憶：“1944 年8 月，毛澤東就不止一次地向
來訪的美國記者許諾說：‘中國共產黨的政策只是自由主義的政策’，‘即使最保守的美國
商人，也不會再我們的綱領中發現可持異議的東西’。為了與美國的合作，共產黨人還考
慮過要不要改變自己的名稱的問題。所有這些，說到底都是為了‘中國必須工業化’中
國目的。因為他們這時相信：‘在中國，這只有通過自由企業和外資援助才能做到’。
（謝偉思：《在失掉的機會》，國際文化出版社1989 年版，第260 頁）

到“七大”時，毛澤東提出“建立獨立、自由、民主、統一和富強的新中國”。路透
社記者問，“自由民主黨新中國”如何解說？毛澤東回答：
“自由民主的新中國”將是這樣一個國家，它的各級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由普遍、
平等、無記名的選舉所產生，并向選舉它的人民負責。它將實現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
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則與羅斯福的四大自由。它將保證國家的獨立、團結、統
一及與各民主強國的合作。
（《毛澤東文集》第四卷，第27 頁）
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帶有很嚴重的自由主義色彩，一下子就把以民族資產階級為主
體的廣大中間勢力吸引過來了，這是中國革命迅速取得勝利的重要原因。新民主主義建
國理論是毛澤東思想的精華。鄧小平繼承了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理論，借鑒歐洲民主社
會主義的成功經驗，形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和改革開放路線，開辟了中國的民主
社會主義道路。
2004 年三月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將“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保護私
有制的重要條文載入憲法，這是中國改革開放以來最重要的政治改革，私財產有制是民
主政體的基礎，標志著中國從此走上民主社會主義道路。由消滅資產階級建設社會主義
到團結資產階級建設社會主義，是因為經過反復和對比，以工農聯盟為基礎，團結資產
階級共同建設社會主義，給工人農民和整個社會帶來了比消滅資產階級大得多的物質利
益。團結資產階級，不是支持它“剝削”，而是把它作為經濟管理層使用，以提高生產效
率，為增加社會財富總量作出貢獻。二十世紀末，蘇聯和東歐各社會主義國家出現整體
性失敗、制度性失敗，其根本原因是沒有代表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對資產階級采取
了錯誤的政策。中國改革開放后出現的民營企業家，憲法中不稱之為“資本家”或“資
產階級”，而稱之為“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者”，就是給民營企業家摘掉“剝削”的帽子。
對資產階級政策的根本改變，對他們的社會屬性的重新定位，是中共第三代領導人和第
四代領導人對國際共產主義一定失敗的經驗教訓的最深刻的總結，是對鄧小平理論的重
大發展。從今以后，中國共產黨對對資產階級采取又團結又斗爭的政策。講團結時不忘
調節分配，為工人農民和整個社會謀利益；講斗爭時不忘保護私有制，以促進先進生產
力的發展。怎樣中共在新時期處理資產階級與工人階級的關系，企業家與整個社會的關
系問題上就找到了一個正確的立足點，一切過“左”過右的政策均不能達到既發展生產
又實現社會公平、既繁榮經濟又改善人民生活這樣兩項目的。要把社會各階層團結起來，
使社會主義建設成為和諧地、理性地進化過程，在先進生產力的發展中，在社會財富總
量不斷增加中，調節分配，實現同向分化，共同富裕。共同富裕不是剝奪有產者，而是
讓工人、農民富起來，保證人民群眾共享改革發展的成果。工人農民的社會福利保障是
民主社會主義的最高原則。這是政治長期穩定的關鍵，也是經濟持續增長的關鍵。像中
國這樣的大國不能走依附于國際市場而不是民族市場的經濟發展道路。中國的出口總額
在GDP 中只占20%，而GDP 中80%要由“內需”來消化。如果沒有本國廣大農村對工
業產品的需求，中國的工業民族市場就是一句空話。歷史上沒有哪一個大國能夠在本國
農民大量破產、生活持續惡化中崛起。所以中國對“三農”（農民、農業和農村）問題給
予了特殊的關注。堅持以人為本，轉變發展觀念，創新發展模式，構建和諧社會，實現
和平崛起，這是中國共產黨人建設社會主義的新思路。

這次修憲與《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相銜接，意義重大。過去糾“左”，
每次都是在承認“左”的基礎上修修補補，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只有這次修憲，從
根本上糾正了暴力社會主義的錯誤，回到了建國時的政治基礎—和資產階級合作。1950
年6 月毛澤東在七屆三中全會上說：
和資產階級合作是肯定了的，不然《共同綱領》就成了一紙空文，政治上不利，經
濟上也吃虧。“不看僧面看佛面“，維持私營工商業，第一維持了生產；第二維持了工人，
第三工人還可以得些福利。當然中間也給資本家一定利潤。但比較而言，目前發展私營
工商業，與其說對資本家有利，不如說對工人有利，對人民有利。
十屆人大二次會議根據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修改憲法，是對《共同
綱領》的繼承和發展。這個繼承和發展表現在：
（1） 恢復我們建國的政治基礎，承認和保護私有制，恢復和資產階級合作
的政策。
（2） 承認民營企業家（資產階級）是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者，而不是暫時
允許存在，若干年后就要被消滅的剝削階級。
（3） 承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所造成的生產力是先進的生產力，民營企業代
表新建的生產關系，對他們不再是利用、限制、改造，而是鼓勵、支持、引導。
（4）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馬克思、恩格斯民主社會主義思想與中國改革開
放的具體實踐相結合的產物，它將像今日歐洲那樣把中國建設成為一個富裕文明、
公正和諧的民主社會主義國家。中國共產黨向民主社會主義轉變，是服膺馬克思
恩格斯晚年遺教，繼承新民主主義革命傳統，徹底脫離蘇聯模式，回歸與時俱進
的馬克思主義，這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歷史定位。
重新評毛，此其時矣！
建國以后，毛澤東最大的失誤是拋棄了新民主主義建國理論，急于實現建立大同社
會的夢想。他自稱是馬克思+秦始皇，以宣傳加暴力實施社會改造。《共產黨宣言》的空
想社會主義理論與中國的封建主義傳統相結合，形成了毛澤東的“以階級斗爭為綱“的
暴力社會主義模式。從1956 年完成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起，
到1976 年毛澤東去世、文化大革命結束，這二十年是民主社會主義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
突飛猛進的二十年，也是毛澤東的暴力社會主義草率形成、惡性發展和徹底崩潰的二十
年。
1981 年6 月鄧小平主持制定的《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對糾正毛澤東建國以后
的錯誤，扭轉中國的歷史方向，使中國走上改革開放的道路，是有偉大功績，起了歷史
作用的；但又有它的歷史局限性，即由于斗爭策略的需要所遺留的“糾左“不徹底性。
1993 年1 月15 日，在上海西郊賓館召開了一次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參加會議的除
中共第十四屆中央政治局全體常委江澤民、李鵬、喬石、李瑞環、朱镕基、劉華清、胡
錦濤外，還有鄧小平、陳云、彭真、萬里、薄一波、楊尚昆、王瑞林。鄧小平在會上作
了關于若干年后對毛澤東歷史地位和一生功過，要作出科學、全面評價的講話。當時江
澤民在會上提出，對小平同志這一談話紀要及其他同志的發言紀要，作為一次政治局常

委擴大會議通過的議題存案。會上舉手表決，一致通過。
鄧小平坦誠地說：
十一屆六中全會上對毛澤東在中國革命中的歷史地位及功過的評價，是受到當時黨
內、社會上形勢的局限的，部分歷史是不實的。不少同志是違心地接受的。歷史是我們
走過來的，不能顛倒，不能改變。對毛澤東一生功過評價，一直是有爭議的。我對彭（真）
老、（譚）震林、（陸）定一說了：你們的意見是對的，但要放一放，多考慮下局面，可
以放到下世紀初，讓下一代作出全面的評價嘛！毛澤東的功過是擺著的，搬不掉，改不
了。有人担心對毛澤東全面評價會導致中國共產黨歷史功績被否定，會損害共產黨的領
導地位。我看，不必担心。我建議，對毛澤東一生的評價，可以在我這一代走后，做全
面評價。到那時，政治環境會更有利，執著意見會少些。共產黨人是唯物主義者，對過
去的錯誤、過失和違心、不完整的決議作出糾正，是共產黨自信、有力量的表現，要相
信絕大多數黨員，相信人民會理解、會支持的。
這件事過去了十三年，黨內外都有強烈的呼聲，重新評毛的時機成熟了。
《決議》最大的后遺癥是肯定了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所謂“社會主
義改造”，給了它一個歷史正統地位，從而使改革開放從一開始就背上了“復辟資本主義”
的原罪。從實施“包產到戶”到把保護私有制寫入憲法，改革開放的歷史就是突破“三
大改造”的框框進而完全否定它的歷史。為了和《決議》保持一致，改革開放每前進一
步，都要“打左燈，向右拐”，步履蹣跚，鄧小平和他的繼承者們在“復辟資本主義”的
攻擊聲中戰戰兢兢地領導著這個國家。
以《決議》為根據寫出的《毛澤東傳》，仍然肯定“中國共產黨對資本主義工商業和
資本家的社會主義改造，在人類歷史上是一個空前的創舉。”（《毛澤東傳》（1949-1976）
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 年12 月版上卷第461 頁）給回歸“左”傾路線、推行第二次“社
會主義改造”提供了理論依據。在“左派”看來只要你承認這個“空前的創舉”，改革開
放就是“背叛了毛主席開辟的社會主義道路，復辟資本主義。”大大鼓舞和增強了他們推
翻改革開放新政的信心。這像一把利劍懸在民營企業家頭上。許多做大的民營企業家把
總部移往香港或境外，表明他們的惶恐和疑慮，這對中國的經濟發展是非常不利的。近
些年國內眾多民企借道英屬維爾京等國際避稅地紛紛“外資化”，搖身變為境外企業后轉
而收購境內企業。整個面積僅154 平方公里的西印度群島，已連續數年成為僅次于香港
的中國內地第二大外資來源地，超過了美歐發達國家。
2005 年4 月16 日李成瑞等七十三名“左派”上書中央總書記，提出所謂《關于加強
黨的思想建設的建議》，采用拉胡捧毛貶鄧批江的策略，分裂黨，企圖全面恢復毛澤東的
極左理論和極左路線。配合這種要求，“左派”網站發表大量文章，顛倒黑白，歪曲歷史，
把那個餓死幾千萬人的悲慘年代描繪成世外桃源。說改革開放把事情搞壞了，鼓吹回到
毛時代去。
毛澤東的暴力社會主義，在五十歲以上的中國人的心目中早已聲名狼藉，徹底破產；
現在最重要的要把毛澤東時代的真相告訴青年。

改革開放是對“三大改造”、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這一條極左路線的否定而不是對它
的繼承。劃清這個界限改革開放路線才有撥亂反正、開辟新道路的歷史正統地位。維護
毛澤東的錯誤既不能加強共產黨的執政地位又不能給改革開放帶來合法性。
從“三大改造”完成到撥亂反正前夕，消滅私有制的結果是整個國家、全國人民的
絕對貧困化。這期間中國搞了20 年運動“抓革命，促生產”，每次運動都說是解放和發
展生產力，中國的生產力發展道路哪步田地呢？人民的生活改善了多少呢？從吃的方面
看，1956 年人均消費糧食408 斤（市斤，每市斤合半公斤），1976 年為380 斤，減少28
斤；食用植物油1956 年人均消費5.13 斤，1976 年為3.19 斤，減少1.94 斤。從穿的方面
看，1956 年各種布的人均消費量是29.17 尺(市尺，每市尺折合三分之一米)，1976 年為
23.55 尺，減少5.62 尺。其中1968 年每人只發了9 尺布票。（《中國統計年鑒》，（1984 年）
第477 頁）從1957 年到1978 年二十年間全民所有制企業職工工資非但沒有提高，反而
實際下降5.7%。職工的年平均工作從1957 年的582 元下降到1978 年的549 元。（《奠基》，
劉仲藜主編，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99 年版，第176 頁）據國家農林部1973 年統計，
有72 個縣的糧食產量還停留在解放初期的水平；近一百萬個生產隊（約占全國生產隊總
數的百分之二十）每人年平均分配在40 元以下。這些隊基本上沒有現金分配。有的隊甚
至連維持簡單再生產也很困難。
曾任安徽省委書記的萬里是這樣說的：“1977 年6 月，黨中央派我到安徽當第一書記。
安徽是個農業大省，又是“左”傾錯誤的重災區。“四人幫”在安徽的代理人推行學大寨
的那一套“左”的東西特別積極，農村問題特別嚴重，農民生活特別困難。。。。。。吃不飽，
穿不暖，住的房子不像個房子樣子，門窗都是泥土坯的，找不到一件木器家具，真是家
徒四壁呀!我真沒料到，解放幾十年了，不少農村還這么窮! 我不能不問自己，這是什么
原因？這還能算是社會主義嗎？人民公社到底有什么問題？為什么農民的積極性沒有
了？”“我剛到安徽那一年，全省28 萬多個生產隊，只有百分之十的生產隊能維持溫飽，
百分之六十七的生產隊人均收入低于60 元，40 元以下的約占25%，我這個第一書記怎
么能不犯愁啊？”“人民公社化后發生的三年困難時期，到處浮腫病，餓死人。據了解，
光安徽省的所謂非正常死亡人口就三四百萬。”（見1998 年4 月30 日《中國經濟時報》）
據比較準確的統計，三年大躍進安徽73 個縣餓死633 萬人，是全國餓死人比例最高的省
份。
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是毛澤東暴力社會主義的惡性發展。大躍進三年，全國有 3755
萬人被活活餓死。損失約一千二百億元。文革十年，照葉劍英1978 年12 月13 日在中共
中央工作會議閉幕式上的說法，整了一億人，死了兩千萬人，浪費了八千億人民幣。如
果再加上李先念（1977 年12 月20 日在全國計劃工作會議上）說的國民收入損失五千億，
浪費和減收共計一萬三千億人民幣。從新中國成立到1976 年毛澤東去世，沒有內戰，沒
有重大自然災害，非正常死亡在5755 萬人以上，經濟損失一萬四千二百億元。近三十年
國家基本建設投資總額為六千五百億元，兩次大折騰的損失，是我國前三十年基本建設
投資總額的兩倍多。就是說，本來可以用于建設國家和改善人民生活的寶貴資金，有三
分之二以上被毛澤東折騰掉了。這就是毛澤東以階級斗爭為綱建設國家的總成績單。
有人瞎起哄，羅列一些計劃經濟時代虛夸的國民經濟發展數字為毛澤東時代粉飾。
判別制度優劣，政策好壞，一看人民生活的改善，二看發展速度。當年毛澤東發動大躍
進正是要在速度上超英趕美。趕超的結果是：1955 年中國國民生產總值占世界的4.7%，

到 1980 年跌落到2.5%。1955 年中國國民生產總值是日本的2 倍，1960 年與日本相當，
到1980 年只相當于日本的四分之一。195 年中國人均總產值是日本的二分之一，1980 年
不到二十分之一。1960 年美國國民生產總值超出中國四千六百億美元，到1980 年這個數
字變成了三萬六千八百億美元。誇下海口趕英超美，落后的卻越來越遠。大躍進變成了
大躍退。歷史宣告了“三面紅旗”（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為代表的毛澤東的空想
社會主義建設路線的徹底破產。
毛澤東想讓國家和人民富起來，在經濟上趕上和超過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經常提出
“解放生產力”的口號，急切地想把生產搞上去，辦法卻是批判“自發的資本主義傾向”、
“防止資本主義復辟”和“抓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在具體政策上跟一切有利
于發展生產的辦法過不去，如反對“三自一包”（三自是自由市場、自留地、自負盈虧，
一包是包產到戶），割資本主義“尾巴”。連給工人發獎金，八級工資制他都反對。在經
濟領域中，自發資本主義傾向（即人們追求多勞多得的發財致富的努力）是先進生產力
的活的靈魂，滅了這個靈魂永遠不會有先進生產力。要想富必須給這個批了多少年的“自
發資本主義傾向”正名。“掐尖滅富”（即不許有人先富起來）是暴力社會主義的死穴，
是毛澤東領導經濟失敗的根源。他認為這是馬克思主義的“正道”，決不改弦更張。可為
什么按他的一套理論去發展生產，生產就是上不去呢？按《共產黨宣言》去改造國家，
越改造國家越窮，人民越苦呢？他至死也沒有弄明白。這是一個想為人類做好事的空想
社會主義者的悲劇。
奧地利學者哈耶克 1944 年在他的成名之作《通往奴役之路》一書中，善意地提醒全
世界的社會主義者：“當我們有意識地按照高尚的理想塑造我們的未來的時候，是不是存
在著一個更大的悲劇，我們很可能不知不覺中走向了我們所欲追求追求目標的反面。”毛
澤東就是這樣一位理想主義者，他想把人民帶入天堂，卻“不知不覺中”把人民送入了
地獄。
當這位“大救星”死去，解散了人民公社，農民能夠自己主宰自己的命運，小農經
濟的“自發資本主義傾向”充分發揮的時候，農民才真正得救。擺脫了公社的桎捁，單
干的農民實現了毛澤東費盡移山心力也沒有達到的產量九千億斤的夢想。1996 年糧食產
量超過一萬億斤，棉花產量超過八千四百萬担，至此中國的糧食和其他主要農產品的供
給已經由長期短缺，轉變為總量基本平衡而豐年有余，中國用占世界近10%的耕地，供
養了占世界21%的人口，并自1997 年以后，每年農產品出口達50 億美元。河南上蔡縣
在大躍進中餓死了四萬人。在2006 年除夕之夜，這個縣的楊集鎮李橋村，一個只有七百
多人口的普通村莊，村口竟然停放了四十多輛豪華轎車，而這些轎車的車主，全是富起
來的外出務工村民。（據2006 年2 月5 日《中國青年報》報道）中共和政府必須擺脫“替
農民作主”、“為農民指路”的思維定勢，不要總覺得比農民高明。只要把應有的權利和
自由還給農民，他們自己會現在自己的發展道路，自己會創造自己的燦爛未來。
應該實事求是地作出結論：毛澤東所主導的對農業、手工業好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
會主義改造”，以及公社化、大躍進、文化大革命，是空想社會主義，是暴力社會主義給
中國人民的生命財產造成了極為痛心的損失，遲滯了社會的發展，延緩了現代化的進程，
是子孫萬代應該牢牢記取得慘痛教訓。
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領導的改革開放取得了舉世公認的巨大成就，這是足以統

一全黨和全國人民思想的“硬道理”。2004 年5 月26 日溫家寶在世界銀行全球扶貧大會
上宣布，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國民經濟持續快速發展，從1979 年到2003 年，國民生
產總值有3624 億元，增加到116900 億元，扣除價格因素，增長了8.4 倍；同期，全國居
民消費水平年均增長7%；按現行匯率計算，2003 年人均國民生產總值達到1090 美元，
人民生活總體上達到小康水平。”【所謂“小康水平”，中國的標準是（1）人均國內生產
總值2500 元（按1980 年的價格和匯率計算，2500 元相當于900 美元）；（2）城鎮人均可
支配收入達到2400 元；（3）農民人均純收入1200 元；（4）城鎮住房人均使用面積12 平
方米；（5）農村鋼木結構住房人均使用面積15 平方米；（6）人均蛋白質日攝入量75 克；
（7）城市每人擁有鋪路面積8 平方米；（8）農村通公路行政村比重85%；（9）恩格爾系
數（食品類支出占總消費支出的比重）50%；（10）成人識字率85%；（11）人均預期壽
命70 歲；（12）嬰兒死亡率3.1%；（13）教育娛樂支出比重11%；（14）電視普及率100%；
（15）森林覆蓋率15%；（16）農村初級衛生保健基本合格縣比重100%；（見2002 年11
月18 日《人民日報》：《全面小康什么樣？--訪國家統計局副局長賀鏗》）】1979 年至 2003
年，中國城鎮居民平均收入從1979 年的400 元上升到一萬余元，增加了25 倍；中國農
村人均收入由1979 年的150 元提高到2003 年的2800 元，增長近20 倍。1999 年，世界
銀行根據人均收入的增長而將中國的級別從“低收入”國家提升到了“中低收入”國家。
這種魔幻似的生產力來自哪里？來自混合經濟共同發展，主要來自民營經濟，也就是改
革開放前我們要想趕盡殺絕的那個資本主義經濟。有人說今日之成就全賴毛澤東時代打
下的基礎。我們看一個簡單的事實：1958 年大躍進發動9000 萬人砍樹煉鋼，浪費23 億
人民幣，煉了600 萬噸海綿鐵，湊足1070 萬噸，圓了毛澤東的面子。到毛去世的1976
年全國鋼鐵產量不超過2600 萬噸，而2003 年全國鋼產量已經達到2.2 億噸，連續8 年世
界第一，到底偉大的工業革命什么時候完成的還需要論證嗎？！蘇鋼（蘇南某國營鋼廠）
是一家大型國營鋼廠，職工12000 人，總資產53 億，永鋼（全國十大民營企業之一江蘇
永鋼集團）有職工2000 人，總資產15 億。蘇鋼對國家貢獻的利稅不到永鋼的一半。據
調查，民營企業的生產率至少是國營企業的四倍以上。中國城鄉人民1993 年告別票證經
濟時代。國內市場物價穩定，商品豐富，出現了前所未有的繁榮景象。我們走進百姓家
庭看一看，彩電、冰箱、空調、洗衣機、電話、手機、電腦，哪一件是毛澤東時代完成
的？毛的暴力社會主義阻礙了、阻滯了、滯緩了中國的工業化和經濟發展是不爭的事實。
改革開放造就了一大批民營企業家，推動了生產力的大發展。2005 年6 月30 日，第一部
《中國民營企業發展報告》藍皮書問世。根據全國工商聯對上規模民營企業的調研結果，
從三次產業劃分的角度看，上規模的民營企業，主要集中在第二產業（79%）和第三產
業（20%），第一產業企業僅占1%。在第二產業中。民營企業主要集中在制造業（74%）
和建筑業（3%）；在第三產業中，主要集中在商業、餐飲業、綜合類和房地產業。藍皮
書預測，在我國宏觀經濟環境不斷改善的前提下，未來5-10 年我國民營經濟將會保持年
均10 以上的增長速度，對我國整個國民經濟增長貢獻率也將保持在60%以上；二是民營
經濟領域的工業增加值也將保持15%左右的增長速度；三是民營經濟每年將吸納1000 萬
左右的新增從業人員；四是民營經濟的出口將保持30%的增長速度。民營經濟已經取代
傳統國有經濟成為出口的主力。
對農民最大的德政是減免農業稅。農業稅在歷史上一直是國家財政收入的主要來源，
建國初期農民繳納的稅費支撐了中國工業化的初期積累。近年來，隨著工業和服務業的
快速發展，特別是民營企業的快速發展，農業稅在國家財政中的比重逐漸變小。全國財
政收入中來自農業稅的收入從1950 年代41%下降到2004 年的不到1%。據新華社報道，
截至2005 年1 月17 日，已有22 個省市自治區全面停征農業稅，預料明年全國將實現全

面停征農業稅。這種德政在歷朝歷代都是不可能做到的。安徽省來安縣邵集鄉松呈村 67
歲農民葛美和2005 年春節寫的春聯是：“自從盤古開天地，不收皇糧第一回。”25 年來，
世界主要農產品增長量20%以上來自中國。農業部部長杜青林說，目前中國糧食、棉花、
油料、蔬菜、水果、肉類、禽蛋、水產品產量均居世界首位。中國的糧食年產量從三億
噸增長至五億噸，實現了主要農產品由長期短缺到總量大體平衡、豐年有余的歷史性轉
變。
據國家財政部提供的資料，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扶貧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就，農村的
極端貧困人口已從1978 年的2.5 億（只是繼承毛澤東的公社化“遺產”）減少到2003 年
的2900 萬，25 年里農村貧困人口減少了88.4%，貧困發生率從30%下降到3%左右，貧
困人口的溫飽問題基本解決。2005 年聯合國和世界銀行公布人類發展報告和世界發展指
標說，中國成為全球消除貧困的成功范例。從2005 年春季開學開始，592 個國家扶貧開
發工作重點縣對貧困家庭的中小學生免除了雜費和課本費，并對寄宿生補助生活費，因
貧困輟學的孩子又回到了課堂；同時，在中央和地方財政的共同支持下，新型農村合作
醫療的試點工作進展順利，到2005 年6 月底，在開展新型農村合作醫療試點的641 個縣
（市、區）的2.25 億農村人口中，已有76%的人自愿參加了這項制度，讓更多的農民嘗
到了看病報銷的甜頭。中國特色社會保障體系框架已基本建立起來。能有這樣的財力物
力，實事求是地說，就是實行了民主社會主義政策，團結資產階級，建設社會主義，生
產上了一個大臺階的結果。
據美國專家預測：“到了2030 年，中國的經濟總量將大體達到美國和歐洲的水平。
每個中國人的收入也許只有美國人收入的五分之一，但中國居民的生活水平會比現在有
顯著提高，上億的中國人會在旅游、教育、文化和住房等方面感受到中國的變化。”（美
國《財富》雜志2001 年5 月號《變化的中國》）
在什么是社會主義和如何建設社會主義的問題上，走蘇聯式道路，實行暴力社會主
義，消滅私有制，消滅資產階級，越搞越窮，失敗了；走瑞典式的道路，實行民主社會
主義，團結資產階級，取得了巨大成功。這個成功表現在2003 年創造了高于1978 年33
倍的勞動生產率（據國家統計局計算，1978 年一年的勞動生產率相當于2003 年11 天的
勞動生產率）。勞動生產率歸根結底是新制度戰勝舊制度，正確路線戰勝錯誤路線，民主
社會主義戰勝暴力社會主義最重要、最主要的東西。
改革開放是從經濟領域做起的。在一定時期內對“左”的意識形態的挑戰采取“不
爭論”的對策是正確的。發展是硬道理。許多事情是經濟發展以后才能說清楚的。經過
20 多年的發展現在已經具備了說清楚的“硬道理”。胡錦濤及時地提出在意識形態上正本
清源，實施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的歷史性任務。從馬克思主義遺產中，揚棄
暴力社會主義（即空想社會主義和封建社會主義）糟粕，提取民主社會主義精華，清理
毛澤東思想，讓新民主主義理論發揚光大，應成為這一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的核心部分。
廢止了暴力社會主義路線和政策，不觸動產生和維護這些路線和政策的極左理論是不行
的，要進行一場深刻的意識形態變革。明確地、大張旗鼓地向全黨和全國人民宣布：拋
棄誤導中國幾十年，給國家帶來貧窮、動亂和專制，至今仍否定改革開放的理論—從馬
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到毛澤東的“左”的教條。2005 年6 月胡錦濤在省部級主
要領導干部提高構建和諧社會能力專題研討班上的講話，提出了堅持以人為本的科學發
展觀，構建和諧社會。他說：
以人為本，就是堅持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始終把
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為黨和國家的根本出發點和落腳點，著力解決群眾最關心、最
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
在促進發展的同時，把維護社會公平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綜合運用多種手段，依
法逐步建立以權力公平、機會公平、規則公平、分配公平為主要內容的社會公平保障體
系，使全體人民共享改革發展的成果，使全體人民朝著共同富裕的方向穩步前進。
以人為本是民主社會主義的精髓。在意識形態的改革中，要以胡錦濤以人為本的科
學發展觀為總綱，以馬克思、恩格斯晚年的民主社會主義、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以及
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基礎，吸收社會民主黨民主執政、廉潔執政和縮
小三大差別（城鄉差別、工農差別、腦體勞動差別）的治國經驗，構建與世界民主潮流
相和諧的意識形態，形成一套完整的、適宜國情的執政理論。這一理論體系應命名為民
主社會主義理論，載入黨章和憲法；從今以后，不再把任何人都名字列入黨和國家的指
導思想，以消除個人崇拜的遺風和影響，建立改革派的話語權。中國共產黨改名為中國
社會民主黨，參加社會黨國際，以承續馬克思、恩格斯所建立的社會民主黨的歷史源流，
確立廣告怕的歷史正統地位，讓國人耳目一新，讓世界耳目一新。走了這一步，對于統
一中華，對于改進中國與歐盟、美國、俄羅斯和一切民主國家的關系，將產生重大影響，
為中國騰飛創造最好的國家環境。

網載 2015-06-02 23:34: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