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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存在了70多年的超級大國為何在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期的改革中瓦解和解體了呢？

中國學者從政治、經濟、外交、民族關系、思想理論、文化、宗教等各個領域和各個角度考察和研究了這個問題，提出了許許多多的原因論。概括起來有：戈爾巴喬夫錯誤的政治改革及其路線；蘇共黨的思想理論和黨的建設方面的錯誤；蘇聯高度集中的政治經濟體制和經濟發展模式的矛盾和弊端；民族關系緊張和民族矛盾的尖銳；對外政策的錯誤與軍備競賽的負担，等等。

西方學者對蘇聯解體原因的探討主要集中在蘇聯制度、戈爾巴喬夫改革、民族問題和對外政策方面。例如，萊文認為，“在它（蘇聯制度）的發展過程中，它開始停滯不前了，喪失了改革的能力，從而對所有領域包括其它民族失去了控制。歸根到底，是因為政權的官僚本質，它才失足并崩潰了。”

林登認為，戈爾巴喬夫開始時進行有限的改革，“但是后來非常強烈地想要使自己和自己的統治由共產黨君主轉變為尚未成熟的民主共和國的總統。他改變政權的試圖產生了破壞蘇聯帝國本身的危機。”

有些學者把蘇聯的解體歸因于民族關系的緊張。他們認為，一旦公開性允許自由，分離主義的聲音就愈益強烈。分離主義分子把莫斯科滿足他們的要求看作是莫斯科軟弱的表現，并且他們利用這種軟弱而要求獨立。

還有一些學者論述了蘇聯對外關系因素與蘇聯解體的關系。他們指出了蘇聯對外關系方面的巨大包袱和消耗：蘇聯帝國擴展得太大、用來維持帝國的巨大軍事力量、補貼東歐的經濟負担、抑制東歐動亂所付出的代價、對第三世界的財政援助，等等。

此外，也有一些學者把阿富汗戰爭與蘇聯的解體聯系起來。例如，魯維尼和普拉卡什強調了阿富汗戰爭在蘇聯解體中的關鍵作用。

可以理解的是，俄羅斯國內對蘇聯解體原因的探討和論述則更為熱烈。它們的特點是，其一，不僅是學者而且還有許多親歷改革過程的政治家(如利加喬夫、雷日科夫、盧基揚諾夫等)參與了討論。其二，左、中、右各派的看法和觀點涇渭分明。

博爾金認為，“蘇聯是被人從內部攻破的，是被一小撮有影響的黨和國家領導人葬送的，是被反對派搞垮的。”雷日科夫指責戈爾巴喬夫的改革出賣了現行社會主義制度。

而蓋列爾和涅克里奇卻認為，戈爾巴喬夫試圖在社會主義內部、在社會主義的基礎上進行改革，挖掘社會主義潛力。他改革的基礎是不現實的，失敗是必然的。他的改革和公開性，是表面上的自由主義，實質上是共產主義。蘇聯體制的滅亡，是戈爾巴喬夫時代的“主要結果，——但是一個無意識的結果”。

亞庫寧認為，戈爾巴喬夫的改革，“目的不負于手段”。可以完全寬恕戈爾巴喬夫的所作所為。

從中外學者的論述中可以看出，對于蘇聯解體的原因，論者們的觀點既有相同和接近的，更有大相徑庭的。筆者以為，蘇聯解體僅僅過去十年，從歷史的宏觀角度看，解體事件未必已經完全塵埃落定。如果把它比作一杯水，那它仍是混沌不清的。許多史實尚未澄清，眾多謎團有待解開。而要客觀公正地評價這一事件，論者們的視野不僅應當更為開闊，而且必須不宥于論者本身對解體事件所持的立場——不論是對解體感到悲哀的還是對解體感到喜悅的。在探討和論述蘇聯解體原因方面，感情因素往往是妨礙人們對事件進行客觀公正分析的大敵。

筆者以為，蘇聯解體“原因論”是一個世界性的大題和難題。我們這一代學者因為離它太近，而且夾雜著過濃的感情因素而難免使自己的觀點失之偏頗。恐怕得假以幾代人的時間，對解體原因的闡述才會更臻于客觀和科學。

因此，筆者絲毫不敢有在拙文中透徹地說盡蘇聯解體原因的非份之念，只是試圖在中外學者已有論述的基礎上，對蘇聯解體問題談談自己的一些粗略的思考。

本文想從四個方面來考察蘇聯解體的原因。它們是：制度性因素；領導人因素；民族問題因素；阿富汗戰爭因素。

一、制度性因素：蘇聯解體的根本原因

制度性因素是蘇聯解體的根本原因。它指的是，以斯大林體制或模式為特征的蘇聯社會制度在它的演變過程中已經失去了活力和凝聚力，到80年代初期，它已陷入全面危機，從而使整個社會進入了停頓和停滯時期。這種制度使得不管什么樣的修補都無濟于事，而對它進行根本性改革便使它喪命，也就是說，轉變成了一場更替制度的革命。

在蘇聯成立到解體的69年歷史上（如果從十月革命后的蘇俄算起則為74年），除了短暫的列寧時期外，基本上是斯大林體制或者說斯大林模式的社會主義制度的一統天下。盡管斯大林體制在蘇聯工業化、都市化和文化教育方面取得了較大的成就，但是。由于它壓制社會和壓抑人性的本質，它無法完成把俄國建設為現代化民主國家的歷史性任務。歷史已經證明，斯大林體制不能與時俱進地順應歷史發展的潮流，它無法解決蘇聯社會所面臨的問題和困難，并且隨著時間的推移，它耗盡了所有的潛力而走到了盡頭。

斯大林體制是20年代末至30年代中期由斯大林建立的蘇聯經濟、政治和文化等方面的制度。它是在急風暴雨般的階級斗爭中產生和發育的，又是在連綿不斷的政治清洗和思想批判運動中得到強化和鞏固的。20年代后期至30年代的國家工業化、農業集體化和“大清洗”運動是斯大林體制形成的推動力和催化劑。

1926年開始的工業化運動是在外部資本主義包圍的條件下進行的，其目的是通過把落后的農業國變成先進的工業國來建立和維持強大的軍事體系。這也是為何重工業和軍工產業構成工業化以及工業化后國民經濟重心的原因。差不多只用了兩個五年計劃多一點的時間就走完了資本主義國家需要上百年時間的工業化道路。但這一令人驕傲的成就并不能掩蓋工業化過程中違背經濟規律的主觀行為和消極現象，即，工業化并沒有使國民經濟有計劃按比例地發展，而是片面強調重工業，犧牲農業和排擠輕工業，無視人民的物質利益和消費需要。工業化的結果是造就了排斥市場的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計劃體制和與統一的世界市場相脫離的狹窄的孤島經濟。暫時的高速發展是以后來的緩慢低速為代價的。

1929年展開的全盤農業集體化是以激烈的階級斗爭形式進行的。運動中，普遍采用行政命令甚至暴力手段強迫農民加入集體農莊。在此過程中，富農被視為蘇維埃政權的死敵，被無情地悉數消滅。集體化運動以極端的方式人為地激化了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造成了農村社會的大動蕩和生產力的大破壞，以此完成了斯大林對農村個體經濟的社會主義改造。

與此同時，聯共（布）黨內就農業發展和工業化速度等問題的爭論，又演變成反右傾運動，結果揪出了“布哈林集團”。而在這之前，斯大林已經先后打倒了托洛茨基反對派、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反對派和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反對派。但是斯大林似乎興猶未盡，他的著名的論斷是：“隨著我們的進展，資本主義的反抗將加強起來，階級斗爭將更加尖銳……”。 到30年代中后期，以審訊前反對派首領為先導，又掀起了大規模的鎮壓“人民敵人”的“大清洗”運動。“大清洗”給蘇聯社會各方面造成了難以治愈的創傷。

在國家工業化、農業集體化和“大清洗”的三大運動中，通過強力手段建立起來的斯大林體制，成了蘇聯人民不容置疑的必須接受的惟一選擇。斯大林體制有三個鮮明的特征，即，經濟方面，實行高度集權的中央管理體系，否定商品經濟和價值規律的作用，用行政手段管理經濟。它與世界經濟是無法相通和相容的，因而它必然孤立于統一的世界經濟市場之外。政治方面，把階級斗爭作為社會發展的惟一動力，使階級斗爭擴大化和常態化，不斷地在國內掀起各種政治運動和清洗運動，因而始終無法在國內給人民營造出真正安居樂業的和平穩定的環境。思想文化方面，實行書報檢查和輿論統制，基本否定和排斥一切外來文化，將其視作資產階級的東西加以批判，使民族文化不斷地萎縮和衰弱。具有這些特征的斯大林體制是一種脫離整個人類文明發展進程的封閉式的半軍事化體制，它與外部世界本能上是對立的。

建立在斯大林體制基礎上的蘇聯社會，從物到人的所有東西都成了國家的管轄和治理對象：不僅生產資料和勞動者本身被國有化，而且連人的思想也被國有化了。從經濟基礎到上層建筑，社會的所有領域都被國家所控制。

1953年，赫魯曉夫担任蘇共中央第一書記后，對斯大林時期的政治經濟體制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改革。但在斯大林時代成長起來的赫魯曉夫，最終未能擺脫斯大林體制的束縛。他的改革具有很大的應急性、隨意性、矛盾性和局限性。最后，黨內高層集團因不能容忍赫魯曉夫改革而將其廢黜。

斯大林模式的社會主義在勃列日涅夫18年執政期間除了個人獨裁和專制演變為上層官僚集團統治外并未發生本質的變化。到80年代中期蘇聯社會已經陷入困境：政治上保守趨勢增強，黨、國家和軍隊部門的所謂精英集團成了新的權貴集團，他們完全脫離了普通的工人和農民，控制著蘇聯社會的各個領域；經濟增長下降；玩世不恭和離心傾向增長；腐敗和賄賂成風；民族運動難以控制；持不同政見現象無法根除。總之，在勃列日涅夫時期穩定已經變成了停滯，整個社會處于僵化狀態。與西方的經濟鴻溝和技術差距愈益加深和擴大。

戈爾巴喬夫在概述蘇聯社會由發展到停滯的歷史時寫道：“在個人崇拜和極權主義條件下的幾十年生活不能不導致冷漠、萎靡不振和喪失主動性，不能不導致社會干勁的消退。”他指出：“在革命干勁成為歷史后，在戰爭所產生的愛國熱情消退后，在蘇共二十大所引起的歡快被倡議者自己消滅后，社會似乎僵化了。有效率的勞動、人們有意識地參與公共事務、除了犯罪以外的不論什么樣的進取精神的推動因素消失了。平均主義的心理和政治上的協調一致已經根深蒂固。社會的停滯使得社會遇到了產生嚴重后果的威脅，這些后果在各方面都已經暴露出來。在停滯和停頓年代，國家已經滑入懸崖。”

戈爾巴喬夫在1985年担任蘇共中央總書記后，在面臨困難和危機的條件下，決意要對斯大林體制進行改革。開始時他深信由斯大林體制所產生的蘇聯社會的一切畸形狀態和不正常現象，經過治理是能夠得到糾正和克服的。

他先是提出加速戰略，并進行經濟改革。在經濟改革沒有取得成效后，又發起了迅猛的政治改革。而正是政治改革給這個重病纏身的制度帶來了致命的危險，使開始時對制度的改善到最后變成了對制度本身的否定和改變。

政治改革的結果是：廢除了長期實行的書報檢查制和輿論統制，瓦解了傳統的意識形態，促進了非官方組織的產生，結束了蘇共對權力的壟斷，從而動搖和摧毀了制度本身，造成了聯盟無法生存的條件。

二、領導人因素：改革瓦解了現存制度并開啟了蘇聯解體的閘門

有許多人在分析蘇聯解體時指出是蘇聯共產黨本身出了問題。這當然是正確的。但是，為何蘇共出了問題呢？追根溯源，實際上是蘇共領導人特別是最高領導人戈爾巴喬夫出了問題。正是他發起的政治改革使蘇共由削弱而至瓦解。不管他的主觀愿望是什么，他所倡導的公開性和民主化，損壞了蘇共的形象，削弱了蘇共的力量；他同意取消憲法中有關蘇共領導作用的條款，結束了蘇共對權力的壟斷，他在八一九事件后辭去總書記職務，使黨處于群龍無首的癱瘓狀態，實際上使蘇共走向了滅亡。

但是，戈爾巴喬夫為何會出問題呢？或者說，戈爾巴喬夫為什么要進行改革呢？他改革的目的是什么呢？從改革的過程和戈爾巴喬夫后來自己的總結來看，主要的問題就是他對蘇聯的過去、現狀和未來、蘇聯的意識形態和現存制度、黨的作用、民族關系等關鍵問題的觀念和看法發生了與他所有前任有著本質不同的重大變化。

我們不妨了解一下戈爾巴喬夫在他所著的《對過去和未來的思考》一書中對上述問題的看法。

關于十月革命與社會主義。他說，“……完全可以確信：在當時俄國國內外的具體形勢下十月革命是一種歷史的必然。”“一個主要的結論是，十月革命無疑反映了人民和它的最廣大階層實行根本的社會變革的最迫切的要求。這場革命的口號不是某個人所杜撰出來的，而是產生于下層，自由、普遍的和平、工廠歸工人、土地歸農民、給饑餓者面包——鮮明地反映了這些要求。”

“十月革命被稱為社會主義革命。蘇聯被宣布為社會主義國家，甚至是典范的社會主義國家。后來又證明，我們已經是‘發達社會主義’。問題是，1917年10月真的發生了社會主義革命了嗎？而所建立的制度是社會主義制度嗎？”

“我的觀點是：在蘇聯取得勝利的是嚴厲的甚至是殘酷的極權主義制度。當然，它是在進化的，在斯大林死后，它的殘酷性有點削弱和緩和。但是，本質沒有變化。”

關于社會主義思想。“蘇聯的極權主義當然不能成為任何人的典范。這是沒有疑義的。但是，這種制度在蘇聯的勝利無論如何都不能成為反對社會主義思想的理由。”

“我的觀點是確定的：社會主義思想并沒有失去自己的意義和自己的歷史現實性。不僅是因為這種包含著諸如公正、平等、自由和民主概念的思想任何時候都不會消失，而且還因為人類社會的整個發展每天都有力地證實：對公正、平等、自由和民主的要求，對團結的要求并沒有消失，相反在增長。”

關于蘇聯的一黨制和極權主義制度。“革命勝利后取締非共政黨和取消言論自由，是同民主絕裂的鮮明標記。在非常形勢下，可以采取作為臨時性的類似措施。而在社會生活中把一黨制和‘觀點一致’作為原則來實行則不可避免地導致事物正常進程的顛倒和專橫行為，并產生嚴重后果。

我認為，不管以什么樣的理由證明1917年以后鎮壓和粉碎俄國的其他政黨是必要的，一黨制的最終確立或許是最嚴重的錯誤之一，它使十月革命未能成為有力的民主發展和國家真正繁榮的基礎。

到20年代末，蘇聯社會已完全被黨以及它的意識形態所壟斷。國內確立了鎮壓性的實際上是極權主義的制度。”“……這種制度的特征是：否定政治多元論，‘黨-國’（一體），在國家壟斷所有制基礎上的對國家進行包羅萬象的、嚴厲的和過度的中央集中管理。”

關于蘇聯的意識形態。“意識形態框架，斯大林意識形態的理論給社會發展帶來了極大的損害。”“提出建立一個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完全占優勢、絕對都是社會主義特征、社會主義力量占絕對統治地位的社會的問題未必是合理的和有前途的。”

關于改革時期的蘇聯共產黨。“在改革時期采取了對黨的活動進行實質性改組的方針和黨內民主化的方針，最后實行改變它在社會中作用的方針。但是，蘇共的結構、工作方法，它的名人統治集團浸透著舊的習慣、傳統和規則，以至于要對它進行改革和要把它轉變為一個正常的政治組織都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歸根到底，蘇共中央贊成民主化、政治多元化、自由選舉、建立混合的市場經濟、改革聯盟的聯邦等。后來，在1990年蘇共28大上，這都得到了批準。但是蘇共最終未能經受住成為改革黨的考驗。它實際上支持——中央委員會的多數人以及許多州和地區黨委支持——1991年八月叛亂，從而對自己作出了判決。”

關于民族問題。“……如同在社會生活的其他領域里一樣，在民族進程中也出現了非常矛盾的東西。隨著國內確立了極權主義，各民族的文化特征開始被強行納入外來的意識形態框架內。由莫斯科強加的革命性變革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與多數居民的傳統和已經形成的精神相異的人為的產物。”

關于蘇聯年代的總結。“無論怎樣，革命都以它的所有代價給俄國帶來了歷史的革新，把俄國從封建專制主義過去的遺產中解放出來，使得國家開始了現代化。這樣做的時候依靠的是人民的智慧、勞動和英勇行為。忘記這一切并簡單地把蘇聯政權的幾十年描繪成幾乎是憂愁的年代是不誠實的。……

是的，付出的代價是極其昂貴的。這是對的。而這首先是極權主義制度統治的結果，是斯大林主義及其后果的衍生物。過去年代最重要的教訓之一就是要無條件地譴責和拋棄極權主義。……

事情的另一方面是，蘇聯歷史再次證明，表面上如此穩定和強大的極權主義最終使國家注定要變得軟弱。同時，極權主義使人同國家、所有制、政治、文化相分離，試圖壓制社會中最微小的多樣性，使社會失去了自我發展的刺激，從而使自己注定要遭到失敗。

還有一個從反面得出的結論是：只有民主能夠成為社會健康的和蓬勃發展的基礎，成為揭示和利用社會所有機會的基礎。”

由此可見，戈爾巴喬夫認為：第一，十月革命后在蘇聯建立的不是社會主義制度而是斯大林的極權主義主義制度，而這種制度是必然要失敗的；第二，一黨制和“觀點一致”給社會帶來了嚴重后果。第三，蘇聯存在民族問題。各加盟共和國處于無權地位。第四，蘇聯年代有消極的東西也有積極的東西，不能簡單地否定一切。在蘇聯失敗的是極權主義主義制度，而不是社會主義思想。社會主義思想仍然是生命力的。

當然，很難準確地判斷戈爾巴喬夫上述觀點中哪些是改革前就有的，哪些是改革過程中產生的，哪些又是在蘇聯解體后總結出來的。

但是，不管怎樣，可以肯定的是，戈爾巴喬夫上臺時雖然知道蘇聯社會存在著嚴重的困難甚至危機，但他并沒有一套明確的完整的改革計劃。戈爾巴喬夫后來在坦率地予以承認后作了如下的辯解：“在社會發展基礎發生深刻的實質性變化的時期，提出某種先前制定好的“模式”或者改革的明確圖表不僅是沒有意義的，而且是不可能的。”

但是，缺乏明確完整的改革計劃并不意味著戈爾巴喬夫改革是雜亂無章的。從后來改革的進程和戈爾巴喬夫的自述來看，他的改革是有榜樣的；他的改革設想和計劃是有著深刻根源和基礎的；他的改革決心和信心是極其強烈的。

他把赫魯曉夫看作改革的先驅。他說：“主要的是赫魯曉夫留下的東西——使斯大林主義名譽掃地。勃列日涅夫時期翻本的試圖破產了。已經無法恢復斯大林主義的秩序。這是開始改革的前提和條件。所以，我承認改革同尼基塔·謝爾蓋耶維奇（·赫魯曉夫）所做的事情有一定的聯系。總之，我高度評價他的歷史作用。”因此，他實際上把他在80年代中期發起的改革看作是50年代赫魯曉夫改革的繼續。

他把持不同政見運動當作他改革的精神方面的基礎。他說：“改革成熟的明顯標記是持不同政見者的活動。他們受到了鎮壓，被驅逐出國家，但他們的道德立場和他們所提出的建議（例如薩哈羅夫的思想）在為改革準備精神前提方面發揮了不小的作用。”

他還從一些外部事件和外部因素中吸取了一些有利于形成他改革思想的東西。他對此是這樣說的：“應該說，對外因素也有自己的意義。譬如，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在我們社會里引起了深入的思考。……我要指出諸如勃蘭特的“東方政策”或以“歐洲共產主義”探索社會進步的新途徑等現象的作用。所有這些都有助于在我們國家的深入思考——思考有關民主、自由與和平的價值以及它們的實現途徑。”

正是在總結蘇聯以往改革的歷史和吸取國外他認為有益東西的基礎上，戈爾巴喬夫形成了他自己有關改革的觀念和思想。

他初期改革的重點是在經濟領域。但是當經濟改革陷入困境時，他把視角轉向了政治領域。他認為，“那些年代，我們發展的辯證法就是，沒有社會的政治解放，沒有保障自由，也就是摧毀極權主義的政治結構，要在經濟領域進行重大改革是不可能的。”

政治改革的內容就是他所倡導的公開性和民主化。他要求“全面發展社會主義制度的民主性”，“徹底恢復列寧的公開性原則、社會監督、批評與自我批評”。他主張“……致力于在當前條件下恢復新制度的列寧主義面貌，清除它的積垢和變形，擺脫一切制約社會前進和妨礙它充分發揮社會主義潛力的東西。”這就是說，要在現存制度的范圍內，去除他所說的變形東西，恢復列寧主義原貌。

但是，隨著改革進程的發展，戈爾巴喬夫的思想和立場發生了極其重要的變化。他對現存制度產生了懷疑，認為改善現存制度是一種幻想。他在后來的總結中說：“幻想在于，我那時就象我們中的大多數人一樣認為：通過完善現存的制度是能夠達到這一點的。但是，隨著經驗的積累，很清楚的是：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使國家受到損害的危機不是局部性的而是系統性的。發展的邏輯導致得出這樣的結論：不是必須去完善制度，而是要深入到它的基礎中去并改變這些基礎。這里指的是逐漸地向社會市場經濟過渡，向建立在法律和充分保障人權基礎上的民主政治制度過渡。”

由此看來，他在1989年提出要對經濟基礎到上層建筑進行全面改造，其含義實際上已經不是改善而變更現存制度。其標志就是實行差額選舉制、接受多元政治論和修改保障黨的領導地位和作用的憲法第六條款。

這樣，戈爾巴喬夫改革的目的就由初期的改善現存制度轉變為后期的變更現存制度但同時保留經過革新的聯盟。用他的話說是：“改革的目的是要使社會有質的更新，在民主的道路上戰勝極權主義制度。”同時，他堅持認為聯盟是可以保留的。

但問題是，蘇聯這樣的多民族單一制的聯盟恰恰是建立在現存制度基礎上的。動搖和瓦解了制度本身，也就等于開啟了蘇聯解體的閘門。

三、民族問題因素：毀滅聯盟的火藥桶

民族糾紛和民族矛盾在公開性條件下猶如一股巨大壓力得到釋放，導致聯盟中央和各加盟共和國關系緊張并最后成為毀滅聯盟的火藥桶。

早期的布爾什維克領導人的思想深處沒有真正根除大俄羅斯國家的意識和觀念，他們在奪取政權的革命過程中提出了民族自決權口號，其目的無非是要贏得非俄羅斯民族的支持。但在奪取政權后他們卻試圖通過對民族地區的蘇維埃化，讓這些民族強行接受選擇蘇維埃的自決和走向社會主義的自決。隨后，布爾什維克黨又在違背各民族意愿的情況下，按照斯大林的“自治化”計劃，強行把其他共和國拉進了一個名為聯邦實為單一制的多民族國家里。

俄國的居民有半數是非俄羅斯的其他民族。布爾什維克在奪取政權后，充分認識到民族問題對于蘇維埃政權的生存和鞏固的重要性。他們在武裝起義的同時就明確宣布承認民族自決權原則。

根據民族自決權原則，蘇俄承認了波蘭、芬蘭和烏克蘭的獨立。但是，正是這些原沙俄境內的非俄羅斯民族的獨立和自決，使布爾什維克黨內一些具有濃厚的大俄羅斯國家意識和傳統的領導人感到惶恐不安。他們開始以階級立場來審視民族問題，修改和背離了原先承認的民族自決原則。

在1918年1月的全俄蘇維埃第三次代表大會上，民族事務人民委員斯大林所作的關于民族問題的報告可以被視為修改民族自決權原則的預兆。斯大林在報告中把蘇維埃中央同前沙俄境內民族邊疆地區政府的矛盾歸結為政權問題的沖突，似乎當地的資產階級把這個問題涂上“民族色彩”只是為了有利于他們同勞動群眾政權的斗爭。由此，斯大林認為，“必須把自決原則解釋為不是該民族資產階級的而是勞動群眾的自決權”。他說，“自決原則應當是為社會主義而斗爭的工具，應當服從社會主義原則。”這里，斯大林實際上否定了民族問題的獨立意義。

斯大林的觀點并不是孤立的，它反映了俄共（布）黨內的一些重要人物在蘇維埃政權建立后在民族自決權問題上立場的變化。在1919年3月的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會上，布哈林對斯大林的觀點表示了堅決的支持。他說，在奉行無產階級專政的條件下，“我們不應當提出民族自決權原則的口號”，因為這可能會導致承認包括資產階級的虛假的“民族意愿”。他提出實行“每個民族的勞動者的自決。”

列寧批評了斯大林和布哈林的立場，他認為，用“勞動者自決”的措辭代替“民族自決”的概念為時過早，這是一種“革命急躁癥”的表現。

俄共（布）八大通過的黨綱雖然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列寧的觀點，但也明顯地向斯大林和布哈林的觀點作了讓步。黨綱提出了各民族無產階級和半無產階級接近“以便進行共同推翻地主和資產階級的革命斗爭”的階級任務。黨綱沒有提自決權，而是提出“為了克服被壓迫國家勞動群眾的不信任”，“承認各殖民地和受不平等待遇的民族有國家分立權”。在有關“民族分立意志”代表者問題上，黨綱要求“堅持歷史的和階級的觀點”和注意該民族所處的歷史發展水平。

1921年3月俄共（布）十大通過的《關于黨在民族問題方面當前任務的決議》重申了黨在民族問題上的階級立場：“……蘇維埃的勝利和無產階級專政的確立是消滅民族壓迫、確立民族平等、保證少數民族權力的基本條件。”決議認為，“蘇維埃制度在俄國的確立和各民族國家有國家分離權的宣布根本改變了俄國各民族勞動群眾之間的關系，消除了過去的民族仇視，摧毀了民族壓迫的基礎……”

民族自決權不僅消失了，而且還被斯大林說成是“模糊的”、“空洞的”、“便于帝國主義利用”的口號，甚至成了“馴服民族”的“反動的”工具和“使各民族服從于帝國主義的工具”。

1922年12月，通過了《關于建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的決議》，宣告了蘇聯的成立。根據聯盟成立宣言，聯盟被說成是“既能保證外部的安全和內部的經濟繁榮，又能保證各族人民的民族發展的自由”的國家。“聯盟是個平等民族的自愿聯合，保證每個共和國有自由退出聯盟的權力”。

但是，正如俄羅斯學者希什金指出的：“形式上，這種統一是按照列寧的建議作為聯邦制的共和國聯盟建立的。實際上，新建立的多民族國家的一些最高政權機關和管理機關的幾乎不受限制的權力（后來又由1923-1924年法律文件的加強）、對加入聯盟的各民族共和國政治主權的實際損害、在解決許多經濟和社會發展問題時它們受到限制的和不平等的地位，從一開始就讓這個實際上‘自上而下’建立的聯盟快速轉變為集中制的官僚的單一集團，帶有強大的垂直管理體系的鮮明特征。”

鮑里索夫等人認為，“在蘇聯政權期間，列寧在20年代提出的解決民族問題綱領的許多原則實際上沒有實現。各共和國沒有實際的主權，它們的權力和全權掌握在中央部門手里。”“民族自治的綱領沒有實行……沒有能夠保障民族文化和語言發展的正常條件，一些民族處于喪失民族特性的境地。”

但是，蘇聯官方卻一直拒不承認蘇聯存在所謂的民族問題。到了戈爾巴喬夫改革時，這個長期不予承認和得不到解決的頑癥終于以激烈的形式爆發了出來。公開性和民主化所創造的寬松的條件和環境，揭露和激化了積壓已久的民族糾紛和民族矛盾，復活了民族分離主義的勢力，他們對聯盟的統一形成了強大的挑戰。

開始時戈爾巴喬夫和聯盟中央領導都對民族問題的嚴重性認識不夠。在1987年蘇共中央一月全會上，戈爾巴喬夫首先贊揚“正是社會主義消滅了民族壓迫和民族不平等……我們黨的民族政策所取得的成就是毫無疑義的”，然后他才承認，“在民族關系方面所犯的錯誤及其各種表現被忽視了”。也就是說，僅僅是在肯定不存在民族不平等的范圍內承認民族問題上犯有錯誤。

但是，正是這一年，在一些民族共和國開始出現了民族騷亂。1月，在波羅的海沿岸的拉脫維亞首都里加發生了反俄羅斯人的示威。8月23日，在蘇德1939年互不侵犯條約紀念日時，立陶宛、拉脫維亞和愛沙尼亞三國舉行了抗議游行，要求恢復歷史的真相。而正是這一步以后又引出了三國要求恢復吞并前現狀（也就是獨立）的要求。

除了波羅的海三國外，其他的民族地區也發生了民族騷亂。從1987年10月起，阿塞拜疆境內的納戈爾諾—卡拉巴赫爆發了要求同亞美尼亞合并的運動。阿塞拜疆和亞美尼亞由此產生了流血的種族和宗教爭端。

新的形勢迫使得戈爾巴喬夫不得不更加關注民族問題的嚴重性。1988年11月，他在最高蘇維埃發言時指出，“……我們生活在一個多民族的國家里，蘇聯是我們的共同家園。在制定和實施革命性的改革計劃時，如果改造社會的工作不考慮到居住在我們這個巨大國家的所有民族的利益，我們是不會取得成功的。”

但是，如何解決尖銳的民族問題呢？戈爾巴喬夫的設想是：“一方面要尊重各共和國人民和各民族的權力并最大限度地滿足它們，另一方面，要通過對聯盟的深刻改革、通過把聯盟轉變為真正的聯邦來加強聯盟。”

他多次表示要用政治方法來解決民族問題，不能使用武力。1989年3月11日，在討論波羅的海各共和國局勢的政治局會議上，戈爾巴喬夫說，“……總之，要考慮考慮如何實際上建立我們的聯邦。否則一切真正就要崩潰了……不許使用武力。在對外政策中已經排除使用武力，而對自己的人民更完全不容許……”

同年9月，蘇共中央全會通過了《黨在當前條件下的民族政策》的綱領。綱領提出了改革聯盟的基本任務：改革蘇聯聯邦，使其具有實際的政治和經濟內容；擴大所有形式和種類的民族自治的權力和條件；保障每個人的平等權力；為民族文化和語言的自由發展創造條件；加強保障，以確保消除對各民族公民權力的妨礙。

戈爾巴喬夫說，“這樣我們就制定了有關民族問題的原則性政治綱領，雖然遲延了。這個綱領為解決已經積累的問題提供了可能性。”

但是，實際上已經不存在實現戈爾巴喬夫所說的可能性的形勢和條件。因為改革的深入發展使蘇聯出現了一種完全不同于以前的新形勢。由于實行了差額選舉和廢除了保障蘇共領導地位的憲法第六條，作為蘇聯社會中堅力量的蘇共受到了極大的打擊，這實際上使原來控制社會的政治力量中心消失了。與此相反，另外兩支重要的政治力量卻正在崛起和發展。一支是以葉利欽為首的擁有幾百名人大代表的跨地區集團，它成為蘇聯歷史上第一支正式的反對派。另一支則是波羅的海三國和其他民族共和國的人民陣線。這兩支力量都對戈爾巴喬夫改革聯盟的計劃和努力構成了嚴重的威脅。

在社會政治力量對比發生變化和聯盟中央權力遭到削弱的情況下，民族分離主義勢力得到迅速發展。各民族共和國相繼提出了自己的經濟和政治要求。事態的發展完全脫離了聯盟中央的控制。

1990年3月立陶宛宣布獨立和同年6月俄羅斯聯邦最高蘇維埃發表俄羅斯主權宣言，實際上已經開始了聯盟瓦解的過程。首先，這兩件事情都對其他加盟共和國產生了示范效應。立陶宛宣布獨立后不久，5月，相鄰的拉脫維亞和愛沙尼亞也步其后塵，宣布成為獨立國家。俄羅斯發表主權宣言后，不僅烏克蘭、白俄羅斯等民族共和國而且還有一些自治共和國也起而效尤，宣布它們擁有主權。其次，作為蘇聯最大的加盟共和國和蘇聯脊梁的俄羅斯宣布擁有主權，使聯盟中央不僅難以彈壓其他民族共和國，而且還面臨著聯盟空殼化的危險。

也是在3月（緊接著立陶宛宣布獨立后）召開的蘇聯第三次人代會上，戈爾巴喬夫要求，“立即制定一個與當今現實相符，與我們聯邦及各民族的發展需要相符的新的聯盟條約”。

戈爾巴喬夫雖然同意放棄聯盟中央對各加盟共和國的諸多權力，但一些加盟共和國顯然不愿放棄趁聯盟中央政權衰弱時謀求獨立的機會。戈爾巴喬夫的兩難境地是：一方面，各民族共和國已經執意要脫離聯盟而獨立。而另一方面，他已經明確排除了使用武力阻止這種進程發展的可能。

這樣，盡管1991年3月的全民公決對保留聯盟投了贊成票，但是各加盟共和國走向獨立的趨勢已經不可逆轉。1991年的“八一九事件”使戈爾巴喬夫通過簽署新聯盟條約從而保留聯盟的意愿徹底破產。“八一九事件”后，包括烏克蘭和白俄羅斯在內的其他民族共和國相繼宣布獨立。12月7-8日，俄羅斯總統葉利欽同烏克蘭和白俄羅斯領導人一起在白俄羅斯首都明斯克的別洛韋日舉行會晤。他們簽署了成立獨聯體的協議并且宣布：“蘇聯作為國際法主體和地緣政治現實停止自己的存在。”

戈爾巴喬夫所采取的挽救聯盟的所有政治方法，都成了他的一廂情愿。當舊體制的瓦解已經使聯盟中央變成空殼時，聯盟國家的解體便是“無可奈何花落去”了。

四、阿富汗戰爭因素：推動了改革進程和削弱了蘇軍地位

阿富汗戰爭（1979年12月至1989年2月）通常被人們認為是使70年代初期有所緩和的美蘇冷戰再度尖銳化，嚴重惡化了當時的國際形勢。但是，就戰爭對蘇聯國內政治的影響而言，戰爭可以說是導致蘇聯解體的重要因素之一。因為，阿富汗戰爭不僅推動了公開性和改革的步伐，更重要的是它削弱了蘇軍的形象和地位，從而使軍隊在改革的環境和形勢下無法成為政治家用于達到自己目的的工具。

第一，阿富汗戰爭成為公開性的重要內容之一，對改革的進程產生了重要影響。戰爭打到第六年，蘇聯領導人已經換了三位。這最后一位就是戈爾巴喬夫。他在1985年就任蘇共中央總書記后不久，開始了蘇聯歷史上一場規模巨大的內政和外交改革。正是戈爾巴喬夫改革揭開了蘇聯官方諱莫如深的阿富汗戰爭的蓋子。反過來，也正是對阿富汗戰爭的報道和討論，豐富了戈爾巴喬夫所倡導的公開性和民主化的內容，并推動了改革的步伐。

蘇聯入侵阿富汗后，從1979-1986年初，戰爭一直被蘇聯媒體和領導人描繪成履行“國際主義義務”，是在一個“友好鄰國”進行一場演習。官方媒體一直堅持說，蘇聯是應阿富汗政府要求提供人道的和非戰斗性援助。戰爭是阿富汗軍隊打的。之后，偶爾也出現過少數幾篇有關蘇軍在阿富汗遇到困難和阿戰老兵遭遇艱難等偏離官方路線的報道。

戈爾巴喬夫上臺后，阿富汗戰爭成為他推動公開性和改革蘇聯對外政策的重要內容之一。1985年5月，戈爾巴喬夫明確表示蘇聯準備撤軍。同年11月，戈爾巴喬夫在政治局會議上說，他已經告訴喀布爾政權首腦卡爾邁勒，蘇軍將在1986年夏天前撤出。在1986年2月的蘇共27大上，戈爾巴喬夫形容阿富汗戰爭是“一個流血的傷口”。同年晚些時候，謝瓦爾德納澤稱蘇聯干涉阿富汗是一種“罪惡”。

阿富汗戰爭不再是一個禁忌的話題，它成為戈爾巴喬夫推行公開性政策的重要內容。在公開性條件下，《星火》、《真理報》等報刊開始刊登有關反對阿富汗戰爭的報道和信件。譬如，1987年夏天，《星火》雜志戰地記者博羅維科發表了三篇系列文章，描繪了蘇軍中的陰暗狀況和厭戰情緒。1987年11月，《真理報》公布了讀者來信，信中指責黨的精英的孩子們逃避服兵役。

1989年2月蘇軍從阿富汗撤退完畢后，蘇聯國內對阿富汗戰爭仍然進行了深刻的反思響。1989年12月，蘇聯人民代表大會譴責了對阿富汗的干涉和作出這一決定的領導人。人民代表大會還建立了一個委員會來調查阿富汗戰爭的起因和結果。

對阿富汗戰爭的報道、辯論和反思成為推動公開性從而也是推動改革進程的重要助推力。1990年1月，蘇聯外長謝瓦爾德納澤明確地把從阿富汗撤軍同改革的目標聯系起來。他指出，“使我們國家擺脫卷入阿富汗戰爭的沉重的道義和物質負担是改革最大的國際成就之一。”謝瓦爾德納澤在蘇聯解體以后的一次談話中還曾這么說：“（1986年11月13日作出的）從阿富汗撤退的決定是最困難的第一步……其他一切事情都源于這一步。”

此外，從戰場上回國的阿富汗戰爭老兵還建立了維護自己權益的社會組織，成為非官方組織中的一支重要力量。

第二，阿富汗戰爭使軍隊和黨、軍隊和人民、非俄羅斯共和國和聯盟中央之間產生了分裂和鴻溝。具體地說，就是：

1）蘇軍在阿富汗戰爭中的失敗使政治領導人同軍隊領導人在誰應當對出兵阿富汗負責等問題上發生了爭吵，它導致了軍隊地位的下降。

隨著對阿富汗戰爭真相的揭露，戈爾巴喬夫等政治領導人試圖把軍隊和“前政權的老年領導人”當作替罪羊。1988年1月，謝瓦爾德納澤對《真理報》說：“對于我們來說，只能接受而不能選擇遺產……”

而軍隊領導人則不同意政治領導人把罪責轉嫁于軍隊。蘇軍陸軍司令和國防部副部長瓦列尼科夫將軍和蘇聯軍事史研究所所長沃爾科戈諾夫上將聲稱，軍隊是反對干預阿富汗的。格雷耶夫將軍在為軍隊辯護時，要求“政治領導層必須有勇氣對自己的行動承担責任，而不是把責任推到別人身上。”

不管如何，不得人心的阿富汗戰爭導致軍隊地位急劇下降。一些將軍極不情愿地被當作集體犯罪的一部分。例如，1988年中，扎格羅夫將軍承認，“我們成了我們自己幻想的犧牲品。”在1989年3月最高蘇維埃代表選舉中，一些高級軍官紛紛落選。駐德國蘇軍司令在選舉中被一名激烈批評軍隊的反戰者擊敗。

2）戰爭的失敗以及蘇軍在阿富汗的暴行和丑聞使蘇軍形象在蘇聯人民心目中一落千丈，蘇軍不可戰勝的神話破滅了。

根據蘇聯領導人的原先計劃，蘇軍將在三到四周內消滅阿富汗的反政府武裝，從而結束戰斗。但是阿富汗游擊隊的頑強抵抗和國際社會對游擊隊的支持，卻使蘇軍陷入了長達9年的阿富汗戰爭的泥潭之中。阿富汗境內多為高山，這對諸如軍隊的戰術、武器的要求和使用、無線電通訊、后勤保障等都產生了不利的影響。多年來針對北約軍隊的傳統訓練方法在阿富汗戰爭中不適用。軍隊找不到對付游擊戰爭的有效戰術。

此外，蘇軍士氣低落、道德淪喪、搶劫百姓、殺害平民、吸食毒品等情況和丑聞經報刊揭露后，極大地損害了蘇軍的形象。

一名蘇軍士兵承認：“廣泛流行的腐敗以及走私武器裝備以交換毒品和商品都是允許的。搶劫阿富汗居民，殺死非戰斗人員，懲罚性地進攻村莊以及拷打戰俘都是經常存在的，并且得到軍官的鼓勵。”

另一名士兵回憶說：“我們為我們在阿富汗的殘忍行為感到震驚。我們處決無辜的農民。如果殺死或傷害我們一個人，我們就殺死婦女、兒童和老人作為報復。我們殺死一切東西，包括動物。”

3）阿富汗戰爭被非俄羅斯共和國看作是一場用與阿富汗人有著同種同族關系的蘇聯中亞共和國士兵打阿富汗人的“俄羅斯戰爭”。所以，戰爭加深了非俄羅斯共和國同聯盟中央之間的矛盾和分裂，削弱了聯盟中央及其制度在非俄羅斯民族眼中的合法性，為脫離聯盟的分離主義運動的興起起了推動作用。

阿富汗的塔吉克人和烏茲別克人在蘇聯的中亞共和國有著自己的同胞。所以，在這些加盟共和國里爆發了反對對相同種族的人民進行戰爭的騷亂。而在蘇聯歐洲領土上的加盟共和國里，也爆發了反對俄羅斯人的示威，因為“烏克蘭人、愛沙尼亞人、拉脫維亞人和立陶宛人‘被迫’執行俄羅斯軍官的殘酷命令，流下的是他們自己和阿富汗人的血。”到80年代末，這些民族共和國還提出了讓它們的兵役者在他們家鄉共和國服役而不要被派往阿富汗的要求。

第三，蘇軍在阿富汗戰爭中的失敗以及蘇軍所表現出的厭戰和反戰情緒改變了蘇聯領導人有關使用軍隊來鎮壓非俄羅斯共和國的獨立浪潮的觀念，或者說，使政治領導人不敢產生用武力來維護一個正在分崩離析的多民族國家的觀念。

從歷史上看，蘇聯原本在使用武力達到政治目的方面是不惜代價的。譬如，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和1968年的入侵捷克斯洛代克事件，當時的赫魯曉夫和勃列日涅夫都動用了武力。當然，很難想象作為改革者的戈爾巴喬夫會在改革的過程中使用武力來維護聯盟的統一，更何況他已一再表示要使用政治方法來解決民族問題，但是聯盟中央之所以沒有使用武力來鎮壓分離主義運動，歸根到底是因為軍隊在經歷了阿富汗戰爭之后已經不再是可靠的馴服工具。正是這一點使聯盟領導人不敢使用武力，使分離主義運動領導人不再懼怕武力。

1989年2月，蘇軍撤出阿富汗。幾星期后，立陶宛就宣布它的目標是完全獨立于莫斯科。這種時機上的選擇當然不是偶然的。在1991年的“八一九”事件中，士兵們拒不執行使用武力的命令，固然可以說，他們在經受了六年改革的熏陶和鍛煉后不再會盲從，但這確實與軍隊在阿富汗戰爭后的地位變化有關。

余論

筆者認為，在上面所分析的蘇聯解體的諸多原因中，制度性因素和領導人因素是兩個最重要的原因。斯大林模式的社會主義制度在它建立后就給社會帶來了嚴重的危害，并且不斷產生危機。在它存在的近70年的時間里，它已經耗盡了自己所有的生命力。這種制度對人和社會的全面壓抑和控制，使任何試圖建立經濟繁榮、政治民主和文化昌盛的現代化社會的努力都歸于空想和徒勞。

但是為何建立在這種制度基礎上的聯盟國家在80年代中后期開始瓦解并在90年代初期最終解體了呢？為何它沒有更早或者更晚解體呢？因為制度的危機并非獨獨出現于80年代中期，而且即便80年代中期的危機已經很嚴重，聯盟也未必就到了立即非亡不可的地步。筆者以為，這是同恰巧在80年代中期蘇聯出現了一批愿意改革并且對改革有著較為深刻認識的領導人（特別是黨的最高領導人戈爾巴喬夫）這樣的因素有關的。

人們會說，領導人因素在赫魯曉夫時期不也存在嗎？赫魯曉夫不也愿意并且進行了改革嗎？是的。但是赫魯曉夫和戈爾巴喬夫這兩位不同時期的改革者是存在著重大區別的。

赫魯曉夫比他同時代的其他領導人對斯大林體制的缺陷和弊端，顯然有著更為深刻的了解和認識。但他畢竟是在斯大林時期成長起來并在斯大林手下担任重要領導職務的人，斯大林時期在他身上留下了很深的時代烙印，并且他與斯大林時期的專橫和暴行也有一定的干系。在某些方面，他甚至同樣也習慣于斯大林體制的那種治理和統治方法。

戈爾巴喬夫作為受過高等教育的新一代黨的干部，年輕時就受到了赫魯曉夫時期改革精神的影響，因而他和他那一代的人被稱為“20大的孩子”。與赫魯曉夫不同的是，他同斯大林時期的遺產沒有直接的聯系。從這個角度講，他當然也就沒有赫魯曉夫那樣的沉重歷史包袱和歷史局限性。而且戈爾巴喬夫在70年代初有過到西方進行獨自訪問的經歷，他比赫魯曉夫更了解西方的文化和思想。

除了出身、性格、工作經歷和社會閱歷不同外，他們兩人更具實質性的區別，是他們對現存制度的不同看法和認識（或許我們可以把它稱作是世界觀的不同）。

赫魯曉夫從來沒有懷疑蘇聯的社會主義制度，他對斯大林罪行的揭露和批判只是為了去除這種制度的專制和獨裁的內容。

戈爾巴喬夫開始時無疑也沒有突破斯大林模式的社會主義制度。但他在改革的過程中轉變了自己的立場。正如他自己所說：“不是必須去完善制度，而是要深入到它的基礎中去并改變這些基礎。”要“向社會市場經濟過渡，向建立在法律和充分保障人權基礎上的民主政治制度過渡”。

而且他還認識到：“這種過渡顯得極其困難和復雜。比我們開始時所認識到的更為復雜。這首先是因為極權主義制度擁有巨大的慣性。構成極權主義牢固內部基礎的黨和國家機構進行了抵制。上層名人統治的抵制也加強了。而這可能是明白的：掌握著整個國家的它必須放棄自己無限的權力和特權。所以，在整個改革時期，改革的力量同那些抵制改革特別是在頭兩年過去后開始破壞改革的力量之間充滿了斗爭——開始時是隱蔽的，而后是公開的，甚至是當眾的。”

這里值得注意的是，戈爾巴喬夫把黨和國家機構已經看作是構成極權主義的牢固基礎；他認為上層統治集團必須放棄自己無限的權力和特權；他承認改革派同反改革派之間充滿斗爭（以前他曾聲稱不存在“反對改革的政治反對派”）。這就可以明白為何他從開始時維護黨的權力到后來接受多黨制并且把他的權力基礎從黨中央轉移到總統機構里。此外他還引經據典地說：“恩格斯在晚年堅信：民主共和國是建立社會主義的最好的國家形式。”

戈爾巴喬夫本人對赫魯曉夫的評價是非常值得一讀的，因為它同樣也有助于人們了解兩人的區別。戈爾巴喬夫推崇赫魯曉夫是改革的先驅。他說，赫魯曉夫的改革“是走向擺脫極權主義的第一步。”但他認為，從政治和意識形態上來說，赫魯曉夫仍是斯大林式的活動家。因此，他批評赫魯曉夫“前進一步，倒退兩步。他魯莽草率，反復無常。”

他援引了赫魯曉夫在回憶錄里所寫的如下一段話：“蘇聯領導人包括我自己在內，有意識地決定開始并走向解凍時期，但同時又有點害怕解凍：會不會似乎因為解凍而來一場席卷我們的并且難以對付的春汛？”他指出問題的關鍵是：“害怕民主，這是極權主義制度的產物，是任何重大進步的障礙。”

此外，他們所處的生活時期和社會環境也是很不相同的。赫魯曉夫時期，蘇聯的都市化過程尚未完成。到1960年，蘇聯城市人口為49%，幾乎剛過總人口的一半。而到戈爾巴喬夫執政的1985年，城市人口已占2/3。都市化同時也是一種文化進程，它造就了一個受過良好教育的階層。據統計，在蘇聯受過專門教育或技術教育者的數量從1941年的約240萬人增加到1960年的800萬人，到80年代中期達到3000萬人。同時，幾百萬普通的城市工人和少數仍在農村的蘇聯公民也接受過較高的教育。只接受過初等教育的工人和農民的比例從1959年的90%以上下降到30年以后的20%以下。

而例舉這樣的數字并非沒有意義，它表明他們兩人可以依靠的改革的社會基礎是有著很大不同的。正因為戈爾巴喬夫時期的都市化程度和受過教育的民眾這兩項指標都比赫魯曉夫時期更高，所以，支持戈爾巴喬夫的公開性和自上而下改革的社會基礎比赫魯曉夫時期更寬廣和更堅實。

在了解了上述的不同之處后，我們就能明白緣何戈爾巴喬夫會比赫魯曉夫在改革的道路上走得更遠：

赫魯曉夫宣布社會主義在蘇聯的勝利是完全的和最終的。而戈爾巴喬夫則認為，在蘇聯取得勝利的不是社會主義而是極權主義制度。

赫魯曉夫試圖通過批判斯大林來完善社會主義制度，而戈爾巴喬夫認為斯大林所建立的是極權主義制度，不能完善，只能改變。

赫魯曉夫從未對黨的權力和黨在社會中的領導作用和地位提出疑問。而戈爾巴喬夫則通過實現差額選舉、建立代議制、修改憲法有關黨的領導作用條款、建立總統制，直到最后辭去總書記職務，逐步地瓦解了黨。

赫魯曉夫提出和平共處是蘇聯對外政策的總路線（同時又認為它是階級斗爭的特殊手段），而戈爾巴喬夫則提出人類利益高于一切和相互依賴的新思維。

正如戈爾巴喬夫自己所說：“在蘇聯的條件下進行根本的改革只能由上面、由黨和國家的領導層來啟動。這是由那個制度的‘本質’——對整個的社會和國家生活的過度集權的領導——決定的。這也是因為習慣于執行‘上面’指示和決定的群眾缺乏積極性。”

正是戈爾巴喬夫改革在對這個處于待死狀態的斯大林模式的制度進行了一番挽救后，最終把它送進了墳墓。他在國內進行的政治改革瓦解了黨在社會中領導地位和官方的意識形態，使在制度內部進行的修補變成了對制度本身的變革，從而挖掉了蘇聯賴以存在的根基。他在對外方面，采取了結束冷戰的決定性步驟，剝奪了以外部緊張局勢作為維持國內制度和壓制人民的理由和借口。

當現存制度瓦解時，以這個制度為基礎而建立的多民族聯盟國家也就分崩離析了。

當然，如果制度本身是牢固的，如果制度本身不產生危機，那么，即便十個戈爾巴喬夫也無法撼動它以及建立在它基礎上的聯盟。另一方面，雖然制度本身存在缺陷并且陷入危機，但是如果沒有戈爾巴喬夫自上而下的改革，制度還不至于立即崩潰并導致蘇聯解體。

所以，制度性因素和領導人因素的結合，加上民族分離運動的高漲和阿富汗戰爭的影響，使蘇聯在80年代中后期至90年代初期走向瓦解和解體。

騰訊思享會 2015-08-23 08:39: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