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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效”的成立與終結

文/范達人

一、工字廳會議

“梁效”是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大批判組的筆名。它的建立最早可以追溯到1973年10月。我記得，有一天，北大歷史系黨總支書記徐華民通知我：“明天，你到清華大學工字廳去開一個會。這個會很重要。會議內容，你不要對別人講，回來也不需要向我匯報。”這一番話使我感到奇怪，特別是無須向他報告會議情況。因為按照常規，他作為基層黨組織的書記，我作為一名普通黨員，應該把參與的一切活動如實地向他匯報，而且把匯報視為黨性的表現。可是，這次卻如此地反常，足以顯示這個會議的重要性和神秘性。

第二天，我去清華工字廳參加會議。參加這次會議的約十二人，北大、清華各一半。北大這邊，有中文系的魏建功先生，歷史系的周一良先生，哲學系的湯一介先生，研究馬列主義的徐琳，北大政工組干部龍協濤，他最年輕，只有二十七八歲，我當時在北大歷史系算青年教師，其實也已38歲。在清華那邊，到會的有王世敏、王朝文、孫中原和清華大學圖書館館長史國衡等六個人。

人到齊后，清華大學黨委書記遲群、黨委副書記謝靜宜走了進來，并講了話。遲群說，把你們清華、北大的同志找來，是為了編一份材料，前一段，我們去林彪住處發現他有尊孔的思想，我們向上（指毛主席）匯報了，上頭要我們組織老、中、青三結合的班子，繼續收集和整理林彪尊孔的材料。遲群特別強調此事要保密，不得向外人泄密。謝的講話內容與遲群相仿。

文革中，毛澤東親自抓“六廠二校”作為文革試點，其中的二校就是北大和清華。毛澤東派他的八三四一警衛部隊干部，抓兩校的試點工作，具體由遲群、謝靜宜二人了解情況，傳達指示，貫徹政策。遲群年約40歲上下，原為八三四一部隊宣傳科副科長。謝靜宜，女，1935年生，1953年軍委機要學校畢業，1959年起任毛主席的機要員。

收集整理林彪尊孔材料一事，遲、謝指定王世敏負責。王世敏，女，40歲左右，原中國人民大學哲學教員，后轉到清華大學政治理論教研室。遲、謝在毛家灣收集林彪尊孔材料時，先在清華范圍內組織了一個小班子，其中有王世敏。一次江青提了幾個有關歷史和社會科學的問題，當時在場的王世敏反應敏捷，口齒清晰，對答如流，江青非常賞識，稱她為“女狀元”。

二、批林批孔材料小組

我們這次參加會議的人組成了北大、清華批林批孔材料小組。會后不幾日，王世敏將我們召集到北大俄文樓的一間教室內，展示他們已經找到的幾條林彪尊孔材料。數日后，大家覺得現有內容太單薄，難以做文章，提出再去毛家灣（林彪住地）找一找，看看能否進一步發現一些林彪尊孔的素材。遲群、謝靜宜向上面請示后，同意我們小組再去毛家灣查找。之后，我們一行十余人前往毛家灣，查找林彪尊孔的材料。

10月中旬，我們第二次去林宅查找，發現了大瓷缸里林彪寫的條幅“悠悠萬事，唯此為大：克己復禮”。我們認為林彪尊孔的思想在此暴露無遺。其中關鍵的一句是“克己復禮”，要害就是“復禮”。根據楊榮國的說法，孔子的“復禮”就是恢復周禮，就是復辟西周腐朽的奴隸制，也就是復辟。因此，這句話便成為我們日后編寫《林彪與孔孟之道》的中心。此外，我們還看到林彪的筆記本上記有孔子的“小不忍則亂大謀”的警句。

大約在1973年12月，我們第三次到林家大院，查找葉群書上的批語，發現有問題的，即抄錄在卡片上。我主要查閱《史記》，摘抄了一些她尊儒反法的批語。最后，我們發現葉群的筆記本上記著林彪口授的“韜晦”二字。

根據在毛家灣收集到的材料，我們開始編寫《林彪與孔孟之道》。經過一個多月日夜苦戰，材料編妥。它以對照格式編就，即將孔、孟和林彪的言論進行對照，然后加上標題和一段按語。具體寫作方法是大家先討論，然后一人執筆寫成。當時我年輕氣盛，在前輩面前不知謙遜，往往由我概括而成。例如材料的第一個標題：“效法孔子克己復禮，妄圖復辟資本主義”和按語“克己復禮是孔子復辟奴隸制的反動綱領，林彪和葉群從一九六九年十月到一九七○年一月，在不到三個月的時間內，連續寫下了以上四條。這充分暴露了他們迫不及待地顛覆無產階級專政的野心，把復辟資本主義作為萬事中的大事。”

1974年1月，我們又到林彪住處核對《林彪與孔孟之道》（材料之一）所引用的原文。

材料編出后的一天，江青要謝靜宜去看她的女兒李訥。謝說，我最近很忙，在整理《林彪與孔孟之道》，江青得知后，當即索取了一份。接著，王洪文、江青將此材料上呈毛澤東并附信說：“主席：我們看了北大、清華匯編的《林彪與孔孟之道》材料，覺得它對當前繼續深入批林批孔會有很大幫助。各地也迫切需要這樣簡明扼要的材料。我們建議是否可以把這份材料轉發全國各省市、各大軍區、軍委各總部、國務院各部，供批林批孔時參考。現把材料呈上，妥否請主席批示。”毛在信上批示：“同意轉發”。從此，開始了全國范圍的批林批孔運動。

1974年1月24日，江青主持召開中央軍委機關、駐京部隊干部會議，由遲群、謝靜宜宣講這份材料。次日，又在首都體育館召開中共中央直屬機關、國家機關干部萬人大會，周恩來總理主持，參加大會的有江青、張春橋、姚文元、陳錫聯、紀登奎等黨政領導人及國務院各部委主要負責人。大會還是宣講《林彪與孔孟之道》這份材料，動員開展批林批孔運動。

在遲群、謝靜宜宣講材料之后，江青在主席臺上問編寫材料的班子來了沒有。我們這些匯編材料者均非機關干部，全是北大、清華的教員。因此，當時無一人在場。遲、謝立即通知北大、清華黨委，要他們迅即將編寫材料的人送到首都體育館。周總理表示沒有將我們請來開會是他的疏忽。小汽車立即將我們中間能夠找到的人送到了體育館會場。周總理說這個材料受到了毛主席的稱贊，編得很好。大會結束后，中央領導人在休息室與編材料者一一握手，集體接見。

三、“梁效”的內部架構

《林彪與孔孟之道》（材料之一）發表后，我們開始寫批判文章。自此，批林批孔材料小組正式改名為“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大批判組”。該組后來常用筆名“梁效”。

“梁效”有三個頭頭，即李家寬（原八三四一部隊文書科科長，當時是北大黨委常委、軍宣隊代表）任大批判組黨支部書記，實際負責人；宋柏年（原為北大政工組宣傳組副組長）、王世敏分任大批判組黨支部副書記。名義上，“梁效”還有一個黨支部委員會，除李、宋、王三人外，周一良、湯一介、范達人、楊克明、王朝文和盧振義均為黨支部委員會委員。清華大學電影放映員盧振義作為工人代表參加支委會，含有“摻沙子”的意思。支委會不常開會，大批判組支部的領導工作均由李、宋、王三人負責。他們三人的直接領導是遲群、謝靜宜。謝直接向毛澤東匯報工作，接受指示。

三位頭頭下面，又分成兩個大組：材料組和寫作組。材料組組長湯一介，負責編《林彪與孔孟之道》（材料之二），供進一步深入批林批孔用。材料組當時有十余人，其成員主要是原先參加編寫批林批孔材料的人，除周一良、湯一介二位先生外，還有清華大學圖書館館長史國衡等人。我是寫作組組長，負責撰寫批判文章。為了加強寫作組力量，又從北大、清華增調了一批筆桿子。他們是：楊克明（哲學系教師）、葉朗（哲學系教師）、孫慶升（中文系“文軍”寫作組長）、胡經之（中文系教師）、朱耀庭（歷史系教師）和清華大學李潤海、張德等人。另外，抽調了一些剛留校的工農兵學員，如中文系的盧永麟、哲學系的穆少安和歷史系的馬朝軍。寫作組約有十五六人。

由于形勢發展，后來寫作組又分成幾個小組。歷史組由我負責，主要寫史學方面的文章，如評介秦始皇、孔丘、農民起義等；哲學組由楊克明負責；《紅樓夢》組由胡經之負責。材料組后來分出一個注釋組，由北大中文系古典文學、中國文學史教員孫靜負責，其任務是注釋詩詞，供毛澤東身邊的工作人員參考。注釋組有時還要將詩詞譯成白話，以便工作人員先理解詩詞含義，然后給毛澤東誦讀。為了加強力量，高質量地完成任務，后來又從中文系調來林庚教授和吳同寶先生。

“梁效”后期，據說中央為了批判資產階級法權，需要查閱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原著，由于他們不可能去閱讀全文，因此專門從北大經濟系調來王俊宜，要她在《資本論》等書的重要段落下面劃紅線，標重點。此時，除少數人作注釋和劃線外，其他人全并到寫作組，主要任務轉向寫文章。當時寫作組發展到30多人，比較龐大，為便于工作，分成九個寫作小組，直屬李、宋、王領導。每個小組各有側重，詳見下圖：

　　各寫作小組：

　　范達人小組側重史學

　　鐘哲民小組側重政治

　　葉朗小組側重哲學

　　胡經之小組側重《紅樓夢》研究

　　徐琳小組側重馬列主義理論

　　孫慶升小組側重文學

　　梁英明小組側重政論與國際問題

　　湯一介小組側重哲學史

　　孫靜小組側重文學史

九個寫作小組長均是些“筆桿子”，大多數是教師，唯鐘哲民例外，他原是北大黨委宣傳部副部長，政工干部，具有驚人的記憶力。粉碎“四人幫”后，“梁效”有兩個小組被稱為“尖刀班”，我和鐘哲民均擁有“尖刀班長”的頭銜。可能由于我們兩個小組出手的文章比較多些，加上“態度不好”，因而挨了更多批斗，吃了較大的苦頭。九個小組，每組三至四人。我們這個“尖刀班”最后僅三人：陳先達、何芳川和我。

“梁效”后來還做了些與大批判無關的工作。例如，全國各地有不少人給中央寫信，其中一部分群眾來信就轉到了“梁效”，由我們摘其要點，綜合上報。這超出了“梁效”作為大批判組的職責范圍。粉碎“四人幫”后，有人說“梁效”不僅是一個寫作班子，也是一個秘書班子，此話不無一定的道理。

另外，江青還曾要“梁效”做過一件與大批判毫不相干的事。一次，江青到新華印刷廠，不知怎么疑神疑鬼，認為新華印刷廠有特務，有人收集她的情報，她將此事告訴了遲群、謝靜宜。他們便派宋柏年兩次去新華印刷廠調查。最后宋柏年否定了江青的疑惑。

    “梁效”最后的成員有：

　　李家寬北大黨委常委

　　宋柏年北大政工組宣傳組副組長

　　王世敏（女）清華大學哲學教員

　　馬栩泉清華大學電子計算機教員

　　王朝文清華大學國際共運史教員

　　龍協濤北京大學政工組工作人員

　　盧永麟北京大學中文系教員

　　田余慶北京大學歷史系中國古代史教員

　　史國衡清華大學圖書館館長

　　葉朗北京大學哲學系教員

　　盧振義清華大學電影放映員

　　孫中原清華大學政治理論教員

　　孫慶升北京大學中文系中國現代文學史教員

　　孫靜北京大學中文系中國文學史教員

　　湯一介北京大學哲學系中國哲學史教員

　　陳先達北京大學馬列主義哲學研究所教員

　　吳同寶北京大學中文系古典文學教員

　　何芳川北京大學歷史系教員

　　李潤海清華大學國際共運史教員

　　陳熙中北京大學留學生漢語教研室教員周一良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

　　郁龍余北京大學東語系教員

　　張正釗北京大學蘇聯東歐研究所教員

　　范達人北京大學歷史系教員

　　洪兆龍北京大學國際政治系教員

　　張世英北京大學哲學系副教授

　　楊克明北京大學哲學系教員

　　林庚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

　　楊根清華大學化學系教員

　　羅祥文北京大學法律系國際法教員

　　張德清華大學教員

　　趙齊平北京大學中文系教員

　　鐘成勛清華大學政治經濟學教員

　　胡經之北京大學中文系教員

　　鐘哲民北京大學黨委宣傳部原副部長

　　常文保北京大學政工組工作人員

　　梁英明北京大學國際政治系教員

　　穆少安北京大學哲學系教員

　　魏建功北京大學中文系古典文獻教授、北大副校長

在上述成員中，知名度高的有魏建功、周一良、張世英、史國衡。馮友蘭是“梁效”顧問。他年事已高，行動不便，“梁效”若有事，便到馮府請教，例如，《孔丘其人》寫成后，就曾派人登門征求馮老的意見。

“梁效”成員均由黨組織選調而來，個人無任何選擇權，不像“文革”初期加入群眾組織完全取決于個人的意愿。

這一組織最初名為“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大批判組”，后來用了許多筆名，如梁效、柏青、高路、景華、安杰、秦懷文、施鈞、郭平、金戈、萬山紅、祝小章、梁小章等，其中最主要的一個筆名是“梁效”。為什么取“梁效”這一筆名呢？記得在1974年初，我們發表了一系列批判林彪、孔孟之道的文章，大部分都用“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大批判組”的名義。當時姚文元提出能不能用筆名。他說如果報刊上經常用“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大批判組”的署名文章，有點不大好。姚將其意見通過《紅旗》編輯告訴了李家寬，李向遲、謝作了匯報。遲、謝同意用些筆名并說這樣可以使人感到有很多人參加大批判，而不僅僅是兩校。于是，后來一些分量不太重的文章便用筆名。用什么筆名呢？在一次會上遲群提出了這個問題。我當時建議用“梁效”，因為一則北大、清華是兩個學校，“梁效”與兩校諧音，再則“梁效”兩字從語音聽亦不錯，表示良好效果的意思。梁又是百家姓的一姓。當時，遲群對我的建議未置可否，李家寬等人倒同意用這一筆名。后來，“梁效”竟成了我們的主要筆名，人們對“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大批判組”這一名稱漸漸淡忘。國內外索性將這一組織稱為“梁效”。如社會上廣泛流傳“小報抄大報，大報抄‘梁效’”。有人還用“寫梁效式文章”的語句，諷刺他人。

“梁效”在組織紀律性方面，要求甚為嚴格。大批判組內編寫什么材料、撰寫什么文章都是保密的，在沒有公開發表前，不能向外人透露，甚至也不能向組內與此事無關人員談及。基本上是各干各的，互不通氣。除非需要，才在較大的范圍內討論。

《林彪與孔孟之道》（材料之一）作為1974年中共中央第一號文件向全國下達以后，我們搬進了北大朗潤園北招待所。從此，這里便成了兩校大批判組的辦公地點。此樓原為專家招待所，專供國內外著名學者、教授、專家到北大講學和學術交流時下榻，樓內裝飾較為高雅。大批判組的中、青年成員均在此食宿。每人一室，寫作組占用了一層樓。二樓除李家寬和宋柏年外，多數為材料組占用。三樓住著王世敏等少數女同志，偶爾遲群、謝靜宜也在三樓小住。二層與其他樓層相比，戒備更為森嚴，因為擱置了許多材料。閑人不能隨便入內，會客只能在一樓客廳。大樓門邊設有傳達室，晝夜有人值班，這座灰色的大樓的確籠罩著一層神秘的云霧。

中青年成員每日上、下午和晚上三段時間工作，非常緊張。唯星期六晚可以回家，星期日晚則必須返回駐地。有時為了趕寫一篇文章或準備一份材料，甚至連星期日也要加班。當時我們的伙食費每人每月自交10元，公家每日補助4角錢。兩者相加每月約22元。就當時的生活水平而言，我們的伙食相當不錯。早餐有稀粥、豆漿、油餅、雞蛋等，中、晚餐均為一葷、一素、一湯，夜間加班則有餛飩、包子等夜宵。逢年過節另有豐盛的會餐。

……

五、評《水滸》

1975年春，“梁效”來了位中年女性。她與我們一起用餐，但不與人接觸、交談，偶爾只與謝靜宜說上幾句話。此人是誰呢？她就是北大中文系古典文學教研室的盧荻。她是1931年生于東北遼陽，解放前曾在北大中文系攻讀，后到解放區；1954年起執教于中國人民大學；文革后，轉到北大中文系。

當時，毛主席已年邁體衰，行動不便，走路需人攙扶，昔日暢游長江的風采已成歷史。眼疾更使他備受困擾。他備有兩副眼鏡，一副只有左腿，另一副只有右腿，供其側臥時使用。這樣看書，時間一長，十分疲倦，對一位耄耋之年的病人尤甚。因此，需要一位熟悉古典文學的人為他侍讀。經過篩選，最后選中了盧荻。

盧荻先到“梁效”呆了一段日子，由謝靜宜向她介紹毛主席的有關情況并交待注意事項。1975年5月26日，盧荻進入中南海，開始在毛澤東身邊工作。據盧荻回憶，1975年8月13日，她就如何評價《水滸》問題，請教毛主席。她之所以就此發問，是因為1974年《北京日報》約北大中文系寫一篇評論《水滸》的文章時，希望點出《水滸》只反貪官、不反皇帝這一實質。當時，學術界對此反應不一，分歧很大。毛主席說那兩句話是他在一次政治局擴大會上講的。接著，他談了對《水滸》的看法：

《水滸》這部書，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水滸》只反貪官，不反皇帝，摒晁蓋于一百零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義，把晁的聚義廳改為忠義堂，讓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爭，是地主階級內部這一派反對那一派的斗爭。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臘。

這支農民起義隊伍的領袖不好，投降。李逵、吳用、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是好的，不愿意投降。

魯迅評《水滸》評得好，他說：“一部《水滸》說得很分明：因為不反天子，所以大軍一到，便受招安，替國家打別的強盜——不替天行道的強盜去了。終于是奴才。”（《三閑集·流氓的變遷》）

金圣嘆把《水滸》砍掉了廿多回。砍掉了，不真實。魯迅非常不滿意金圣嘆，專寫了一篇評論金圣嘆的文章《談金圣嘆》（《南腔北調集》）。

《水滸》百回本、百二十回本和七十一回本，三種都要出，把魯迅的評語印在前面。

上述評論，姚文元當日獲悉。他立即致函毛澤東，內稱主席所提的評論《水滸》這個問題很重要，對于中國共產黨人、中國無產階級、貧下中農和一切革命群眾，在現在和將來，在本世紀和下世紀，堅持馬克思主義，反對修正主義，把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堅持下去，都有重大的、深刻的意義。應該充分發揮這部反面教材的作用。他建議將毛澤東的這些談話和他的信，印發政治局在京同志，增發出版局、《人民日報》、《紅旗》、《光明日報》以及北京大批判組謝靜宜同志和上海市委寫作組，組織評論《水滸》的文章。毛澤東收到姚文元的信后，當天批示同意。

江青于8月下旬，召集會議。她說：“主席對《水滸》的批示有現實意義。評論《水滸》的要害是架空晁蓋，現在政治局有些人要架空主席。”9月17日，江青在大寨對一百多人講話時又說：“評《水滸》就是有所指的。宋江架空晁蓋。現在有沒有人架空主席呀？我看是有的。”

江青要求在大寨召開的“全國農業學大寨”印發她的講話，播放她的講話錄音。謝靜宜將此情況向毛主席作了匯報。毛澤東斥責江青的講話是“放屁，文不對題”，并囑咐“稿子不要發，錄音不要放，講話不要印”。當時，上述情況未向我們透露。

在此期間，《紅旗》第9期發表了《重視對〈水滸〉的評論》。9月4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題為《開展對〈水滸〉的評論》。社論稱：評論《水滸》“是我國政治思想戰線上的又一次重大斗爭，是貫徹執行毛主席關于學習理論、反修防修重要指示的組成部分。”

鄧小平當時作了反擊。9、10月間，他在部分省委書記會上反駁道：“評論《水滸》是怎么一回事？主席把七十一回讀了三個月，讀了以后，主席發表了這一通言論。有人借這做文章，想搞陰謀。”

我認為毛主席與盧荻關于《水滸》的談話可能屬于文學領域之事，但他圈批姚文元擬在全國范圍內評論《水滸》的建議就具有現實政治意義，具有針對性，其矛頭指向當時在中央主持工作的鄧小平。

在毛澤東同意印發姚文元的信后，沉寂了一段時日的“梁效”重又活躍起來。“梁效”寫了不少評論《水滸》的文章。我們小組撰寫并發表了兩篇文章。一篇題為《投降主義的贊歌——評〈水滸〉對農民起義的歪曲》，另一題為《林彪與〈水滸〉》。在撰寫上述文章期間，“梁效”又從北大中文系調來幾位對《水滸》比較有研究的人。我記得其中有吳同寶先生，他有時參與文章的起草，有時參加文章的討論，向我們提些中肯意見。他用吳小如的筆名寫過不少文章，是文學史方面的一位專家。我在北大讀書時，曾聽過他作的題為“怎樣欣賞京劇”的講座。他邊講邊放梅蘭芳、程硯秋等人的唱片，講得有聲有色。粉碎“四人幫”后，他與我們一起接受審查，其實他到“梁效”的時間很短，且又主要做注釋工作。

毛主席關于《水滸》的評論傳達后不久，“梁效”成員均赴大寨參觀去了。這次活動是應大家的一再要求安排的。在半山腰處，我們見到了郭鳳蓮。她梳著兩條辮子，穿一雙布底鞋，挑著一副籮筐，準備去田間干活。郭與我們一一握手后簡單寒暄了幾句。我們興致正濃時，遲群、謝靜宜給李家寬打來了電話，通知“梁效”班子立即返回，說有任務。我們只得怏怏地打道回府。

……

七、“梁效”終結

1976年10月6日，“四人幫”覆滅。但我對政治形勢的變化一無所知。到10月10日我還不知道這些情況。當日正好星期天，晚上我從家里返回“梁效”的途中，走到北大哲學系的路口，天已經黑了，組織組的一個副組長劉隆亨，碰見我，說你還去上班？我說是啊。他說你沒有聽到什么消息啊？我說沒有啊，你聽到什么消息？他說遲群、謝靜宜篡黨奪權，搞陰謀，被抓起來了。我心里一震，說怎么就這樣抓起來了？這兩個是我們直接的領導啊！

我將遲、謝被捕的消息告訴了自己寫作組的成員，但是當時大家都沒有想到事情會有多嚴重。

半夜12點，我們都睡覺了，燈光很亮，很多吉普車、摩托車，軍隊把“梁效”住地包圍起來了。進來一批人，有北京市委的，還有軍隊的，還有好像北大的一個頭頭。一個為首的就說：“四人幫”已經隔離審查了，遲群也隔離審查了，中央下令查封“梁效”，你們馬上離開，只能帶洗漱用品，不能帶任何資料、文件。我們灰溜溜地走出了“梁效”住地。

從這時開始，“梁效”成員受到嚴厲審查，寫材料，交代問題，接受各種形式的批判和審訊。我是《永遠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針辦》等重要文章的執筆者，成為重點審查對象。

八、從嚴發落

1976年10月中旬，正當我們在寫揭發、交代材料之際，歷史系一些教員和學生，一邊喊口號，一邊敲著鑼，在北大未名湖畔的紅二樓下游斗李家寬、王世敏和魏銀秋。李家寬的脖項上掛著“梁效”頭子的木牌，王世敏則掛有“江青的女狀元”字樣的牌子。魏銀秋因為來自八三四一部隊，因此，胸前牌子寫的是“通天人員”。

由于文革初期我有挨批斗的經歷，因此，當時的心情并不緊張。這一天似乎還講政策，并未把我揪出來，盡管我在“梁效”的位置比較突出，罪名不可謂不大。

可是，好景不長，之后，我被批斗過多次，曾被北大理科的學生和年輕教員揪斗過，也被歷史系揪回系斗過幾次，既有大會，也有小會。

后來，清查組的火力，集中到了我的身上，斗爭逐步升級，從此，人身自由受到了限制。原先，除開會學習和寫交代材料外，其余時間無人看管。此時則不然，平時我不得隨意離開紅二樓。我的妻子受到牽連，突然從駐外使館被調回。雖然對我不斷施壓，但過了一段日子，清查組大失所望，認為我并未交代出什么要害問題，而態度甚至比以前更壞。1977年3月，在全校批斗大會上，北大革委會副主任黃辛白宣布對我和楊克明實行隔離審查。隨即，清查組派來兩個人進駐我的房間，實行24小時的監視。外出打開水，有人跟著；去食堂用餐，有人盯著。不許我與任何人交談，當然更不準回家。隔離審查一段時間后，我認為該交代的問題均已和盤托出，再也寫不出什么新內容，于是，便索性不再考慮此事，自學起英語來。

后來，為我建立了一個專案組。盡管特地為我的專案組調進新人，增強兵力，軟硬兼施不斷地審問我，但對我這個“堡壘”仍難以攻克，無甚收獲。此時，北大歷史系某些人特地在“梁效”受審樓內，貼出一墻大字報，洋洋數千言，對我進行全面系統的“揭發和剖析”，與專案組內外呼應。

1977年12月29日，北京大學在首都體育館召開全校揭批“四人幫”及其篡黨奪權急先鋒“梁效”罪行大會。參加這個大會的除北大師生員工外，還有國務院機關、中國人民解放軍、北京市和兄弟院校等32個單位的代表。整個體育館座無虛席，少說也在萬人以上。首都體育館的主要設計者和建筑師是周一良教授的九弟周治良，因此，周先生在其自傳中戲稱其弟為兄建造了“恥辱柱”與“審判臺”。

中午“，梁效”全體成員先被拉到北大圖書館前的廣場上，然后，大會組織者下令，從中挑出15名左右“梁效”骨干，等候批斗。鄙人榮占首席，第二名是鐘哲民，后邊如何排列，難道其詳，因為禁止我們東張西望。樂黛云在其自傳中說，發現她的丈夫湯一介站在第四位上。這15名骨干基本上是“梁效”組長以上成員，外加我們寫作小組的兩名成員何芳川和陳先達。進入體育館會場后，我們15名“梁效”骨干低著頭，排成一字形站在體育館中央示眾。據說，臺上還站著遲群、謝靜宜、王連龍、魏銀秋、郭宗林、李家寬、宋柏年、王世敏。

這次大會的重點之一，是對我——“梁效”骨干分子，作為從嚴發落的典型，進行批斗。1977年12月31日《新北大》校報報道：“×××同志嚴厲批判了范達人賣身投靠‘四人幫’，炮制大量反黨黑文，矛頭直接指向我們敬愛的周總理、英明領袖華主席和鄧副主席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罪惡行徑，并鑒于范達人態度惡劣，拒不認罪的實際情況，強烈要求從嚴處理。這一要求得到了全校師生員工的堅決支持。”

隨后，黨委副書記韋明代表校黨委宣布決定：“范達人在隔離審查期間，堅持反動立場，拒不老實交代反黨陰謀活動，經北京市委批準，決定范達人由公安機關監護審查。”

此次大會還宣布對一名“梁效”成員從寬處理，他就是林庚教授。林先生是著名的研究古典文學的老教授，到“梁效”沒有幾天，專做詩詞注釋，沒有任何問題，將他作為從寬對象，實在是荒唐可笑。

這樣，這次萬人大會，又稱之為體現黨的政策的寬嚴大會。

寬嚴決定宣布后，就在萬人大會上，在全校師生員工面前，在許多學校和各界代表面前，我被公安人員押解出會場，上了一輛囚車。此時，車內已有一人等著我，他就是我的專案組長。由于好奇心驅使，我抬頭向車窗外張望，公安人員厲聲喝道：“你不要看，坐下去，坐下去。”我被迫坐在車內地板上。約半小時后，囚車在一座舊式建筑物前停了下來，大門傳達室值班人員首先收繳了我的手表、鑰匙、人民幣和糧票等隨身物品。然后，由一名牢卒領著我往里走。他打開一扇又一扇鐵門，陰森迫人，令人毛骨悚然。后來進入一個過道，牢卒令我站住等候，他去詢問值班人員，究竟將關在哪個號子。此時，一名剃著光頭的犯人把我招呼到他的小號子前，我問他，這是什么地方。“半步橋監獄北京市公安局拘留所”，他低聲回答。我不由地噢了一聲，弄清了自己到了何處。

在獄中，一次，我看到了文革期間北京大學的文革主任、大名鼎鼎的聶元梓。此時的她頭發花白，行動遲緩，昔日“光采”蕩然無存。我從牢門的小孔中，還看見過北京市中學紅衛兵的頭頭李冬民，小伙子剃光了頭，時不時與牢卒爭吵。看到獄中有這么許多形形色色的人物，懊喪情緒稍稍減緩，我的心情也逐漸平靜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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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炎黃春秋》

鳳凰讀書 2015-08-23 08:4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