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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爾什維克投入戰斗的第一個舞臺是家庭。20世紀20年代，他們堅信“資產階級家庭”對社會是有害的：它是內向和保守的，是宗教、迷信、無知、偏見的堡壘，提倡自我中心和物質占有欲，壓迫婦女和兒童。布爾什維克預計，等到蘇俄建成完全的社會主義制度，家庭將會消亡。其時，國家承担家庭的所有基本職能，在公共中心和公寓區里提供托兒、洗衣、食堂等服務。從家務勞動中解放出來的婦女，可自由加入與男子平等的勞動大軍；激進派相信，以男性為主的婚姻和相應的性道德都會消亡，將被“愛情的自由結合”所取代。

以布爾什維克的眼光看，家庭是兒童社會化的最大障礙。蘇維埃教育思想家西耶塔•莉莉娜寫道：“家庭喜愛孩子，使他變得任性，鼓勵他視自己為宇宙的中心。”

布爾什維克理論家同意要以“社會主義大家庭”的“理性之愛”，來取代這種“自我中心的愛”。《共產主義ABC》（The ABC of Communism，1919年）所設想的未來社會中，父母講到自己孩子時，將不再使用“我的”字眼，將會關心社區內所有的孩子。這種變化需要多久方能實現，布爾什維克內部有不同見解。激進派認為，黨應采取直接行動，馬上著手破壞家庭。但多數人接受布哈林和新經濟政策理論家的論點：在蘇俄這樣的農業國家，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家庭仍是生產和消費的主要單位，慢慢隨著國家向都市社會主義社會的過渡，再逐漸變弱。

同時，布爾什維克又采納各式策略——如家庭空間的改造——以加速家庭的解體。為了解決擁擠城市的住房短缺，布爾什維克迫使富裕家庭與城市貧民分享自己居住的公寓—稱為“摻沙子”政策（uplotnenie）。在20世紀20年代，最常見的共用公寓由原業主占據主房，讓其他家庭搬進偏房。當時，只要符合“衛生標準”（即人均生活空間，它從1926年的13.5平方米降至1931年的9平方米），原業主仍可自由選擇合住的房客。很多家庭招入傭人或熟人，以防陌生人搶占。該項政策在意識形態上具有強大吸引力，不僅是新政權宣傳的反特權斗爭（“反宮殿的斗爭！”），更是一次創建集體生活方式的運動。布爾什維克認為，迫使人們住入共用公寓，可讓他們在基本思想和行為上更趨向于共產主義。私人空間和財產將會消失，個人家庭（“資產階級”）將被共產主義的友愛和組織所取代，個人生活將融入社區。自20世紀20年代中期開始，新型住房設計就以這種改造作為出發點。最激進的蘇維埃建筑師，例如當代建筑師聯盟中的建構派（Constructivists），建議修造廢除一切私人領域的“公社房屋”。其中，包括內衣的所有財產由居民共同使用，烹飪和育兒的家務由各團隊輪流負責，大家按性別分睡在不同的大型宿舍，另有專為性生活而設的包房。但這類房子實際上造得很少，僅在烏托邦想象和未來小說中廣為流傳，如尤金•扎米亞金的《我們》（We，1920年）。大多數確實落成的建筑，如建構派莫伊謝•金茲伯格在莫斯科設計的財政部公寓大樓（1930年），并沒采用完全的社區形式。它們既有私人的生活空間，又有社區化的洗衣房、澡堂、餐廳、廚房、幼兒園、學校。然而，新建筑的目標仍是敦促大家，從私人家庭（“資產階級”）轉向集體生活。

布爾什維克也直接干涉家庭生活。1918年的婚姻和家庭新法定下明確的框架，以促進傳統家庭的崩潰。結婚和離婚只需向國家提出簡單的注冊，從而取消了教會的影響力。它向事實上的婚姻（男女同居）和合法婚姻，賦予同等的法律權利。離婚原是富人的奢侈品，現在變得經濟方便，大家都可一試。其結果是大幅增長的隨意婚姻，以及世界上最高的離婚率—在1926年是法國或德國的3倍、英國的26倍。由于基督教宗法秩序的崩潰和革命年代的混亂，家庭和社區的關系、性道德等，都變得松弛。

蘇維埃政權的初期，革命積極分子的家庭破裂非常普遍，幾乎構成了一種職業病。內戰時期，布爾什維克圈子中隨意的性關系已成事實上的規范，因為任何人都有可能接獲通知，立刻奔赴遙遠的前線。在整個20世紀20年代，這種輕松隨意的態度相當普遍。黨的積極分子和共青團的年輕仿效者經常接受教誨，要把自己對無產階級事業的承諾，放在愛情或家庭之上。與普通的蘇維埃青年相比，性亂交在年輕黨員中更為普遍。許多布爾什維克將性自由，視作“蘇維埃現代化”的標志，不再接受資產階級道德的約束。有人甚至主張，配偶關系只會促使戀人們脫離集體，減弱對黨的忠誠，而性亂交反而可以成為一種抗衡。

由于黨的需求，布爾什維克人不能照料家事，當不好盡職的丈夫和父親，這是眾所周知的。莫斯科的一名布爾什維克人說：“我們共產黨人甚至不了解自己家人。你早出晚歸，很少看到妻子，幾乎從不遇見自己的孩子。”整個20世紀的20年代，黨代表大會經常討論此類問題。普遍認為，與非黨員丈夫相比，布爾什維克人更容易放棄妻子和家庭，因為他們對黨的忠誠高于對愛情的忠貞。事實上，妻子和母親的缺失所帶來的麻煩，不僅存在于黨內，也存在于廣泛的蘇維埃知識界。其時，大多數知識女子都投入公共生活。

托洛茨基認為，與其他人相比，布爾什維克人更容易承受家庭破裂的影響，因為他們“在新條件面前暴露得最為徹底”。托洛茨基在1923年寫道，作為現代生活方式的先驅，“共產黨先鋒隊只是以更為激烈的方式，較早地經歷了”人民大眾無法避免的進程。許多黨員家庭肯定深切感受到開拓新型家庭的職責——父母雙方都從家務中解放出來，投身公益活動——盡管要付出與子女疏遠的代價。

安娜•卡爾皮茨卡婭和丈夫彼得•涅澤夫茨夫都是列寧格勒（列寧逝世后，彼得格勒的新名）共產黨的高級干部。他們與3個孩子住在斯莫爾尼學院附近的私人公寓，其中之一是馬克斯娜。她是安娜第一次婚姻所生的女兒，出生于1923年。馬克斯娜很少看到父母，她早晨醒來之前，父母已經離開，要工作到深夜方能回家。馬克斯娜回憶：“我覺得缺乏母親的關愛，總是嫉妒那些母親無須上班的小孩。”因為父母不在，孩子們由兩名女傭照料，都是新近來自鄉下的農婦，充任管家和廚師。根據她的回憶，作為最年長的孩子，馬克斯娜自4歲起便承担家里的“全部權責”。廚師會問她晚餐吃什么，并向她要錢，去高級干部專用店購買食物。如果女傭打破家規，或“做了我認為是不正確的事”，馬克斯娜就會向母親匯報。但更多的時候，她回憶：“如果做了我不喜歡的，我會直截了當告訴她們。”馬克斯娜感到自己肩負責任—她很清楚，母親喜歡她負起責任—并欣然接受：“母親說得很清楚，家里發生的事與她無關。對此，我從不懷疑。”

馬克斯娜從小接受新社會價值的熏陶，屬于1917年的一代，被父母視作“小同志”。她沒有玩具，也沒有小孩自由玩耍的空間。馬克斯娜回憶：“父母視我為平等人，交談起來把我當做成年人，教我從小學會獨立，一切事情都要自力更生。”她7歲上小學的第一天早上，母親帶她去學校，讓她記住路程——將近3公里的復雜旅途——這樣，下午放學后，她就可以自己步行回家。馬克斯娜回憶：“從那天起，我一直步行去學校。我的腦海里從沒閃過應該有人陪我的念頭。”馬克斯娜步行一小時去市中心的商店，購買了所有的書籍和文具。從8歲起，她自個兒赴劇場，因為有父母的高級干部出入證，可坐在包廂內。馬克斯娜回憶：“從來沒人告訴我該怎么辦，是我把自己帶大的。”

父母在她生活中只是很遙遠的身影。到了節日，他們自己旅行去克里米亞的高級度假村，卻把孩子們留在列寧格勒。但在思想上，父母實施僵硬的管束，在馬克斯娜的回憶中，往往成為煩惱的來源。母親責怪她鐘情于普希金和托爾斯泰的作品，卻不讀共產黨青睞的兒童教育書籍，如弗拉基米爾•奧布羅切夫的科學探險故事《薩尼科夫的大地》（Land of Sannikov，1926年），或格列高利•別雷赫和阿列克謝•潘捷列耶夫的《什基德共和國》（The Republic of Shkid，1927年）。后者講述的是無家可歸的孤兒，如何被送進列寧格勒的學校。母親將這兩本書帶回家，馬克斯娜盡職地讀完，之后放入柜子，全然遺忘。母親還禁止馬克斯娜邀請學校的朋友到家里來，她的理由是：最好不要讓他們看到黨領導過的舒適生活——盡管仍屬適度的，且帶有斯巴達風格——特別是與他人的生活相比之下。父母很少稱贊或表揚她，幾乎從沒親吻或擁抱過她，馬克斯娜感情上的唯一慰藉是她生病時前來照料她的祖母。馬克斯娜回憶：“我喜歡去她家，能享受大量的關愛。她教我如何縫紉，如何穿珠成項鏈，為我準備玩具，甚至還給我買了一套木制玩具小廚房，放在她房間的一角，我喜歡待在那里盡情玩耍。”

《耳語者：斯大林時代蘇聯的私人生活》/[英] 奧蘭多•費吉斯/廣西師大理想國/2014-09

鳳凰讀書 2015-08-23 08:40: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