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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體     傳統

風格——思維的外在裝飾

關于丑的特征和規律，語言能夠帶給我們很多深入的見解和發現。

在有著權威影響力的《純正英語》（The King’s English，1906）中，弗勒（Fowler）闡明了“省略語”的意義。這樣的一種修辭表達是很有用的簡明縮略手法，由此可以避免“啰嗦丑陋的一大串詞”。所以這里包含的一個理念就是，美在一定程度上還跟簡明扼要有關。在《英語用法辭典》（Dictionary of English Usage，1926）中，弗勒還提到了“丑陋地”（uglily）這個不常見的概念，說“在所有以-lily結尾的副詞中”，僅僅只有這個詞——其本身就是一個丑詞——“比其他大多數同結構副詞出現得更為頻繁”。的確是這樣。

在語言中，丑是風格的對立面。“恰當的詞用在恰當的地方，這就是風格的確切定義。”很久以前，《格列佛游記》的作者斯威夫特（Swift）在為功能主義觀念辯護的一篇文章中這樣說過。因此，一個丑陋的句子，其中就充滿了不相干的隱喻指涉和對典故的庸俗引用與改造。有一句諺語說道：“風格是箭上的羽毛，是為了讓箭射得更直，而不是用來裝飾帽子。”讓我們的思緒像這支箭一樣繼續飛行，那么，丑肯定就不是箭上那必要的羽毛，而可能是讓你的言辭顯得粗陋笨拙或者容易冒犯人的那種特質。正因如此，在美國南方，有人會說“不要跟我顯丑”，那意思就是“別這么粗魯無禮”。在美國北方，“丑”有時被用來形容難以馴服的牛或者馬。“丑的”情緒、“丑的”流言、“丑的”脾氣和“丑的”烏云，這些表達法都擴展了“丑”的意義，指可怕的、危險的和不祥的。

但生理形態的丑及其暗含的厭惡排斥感，又該如何理解？美無聊而又乏味，這種理念也會反復出現，這也許是建基于這樣一種看法，即簡約和適度節制對美來說至關重要。美不能過分，極端了便不再美。斯科特•菲茨杰拉德（Scott Fitzgerald）有言：“除了一定程度的美之外，一個青春美少女跟其他小姑娘并沒什么兩樣。”這句話透露了一個復雜的、令人好奇的人性真相：我們在探索丑的同時所渴望的是丑能得到糾正，或者說冀望他人的丑給自己帶來心理上的安慰。丑是有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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矮子沒理由活著

對于外貌難看的人，我們有時表現出明顯抵觸的負面回應，或許可以對此做出達爾文式的解釋。達爾文進化論意義上的解釋經常會包含性的因素，所以我們這里要做的也不免如此。長相漂亮的孩子從小表現出較好的外貌遺傳基因，如果他們長成了很有魅力的成人，可能會發現自己更容易與他人建立良好的人際關系，因為他們所面對的人更傾向于對其做出贊同的、有利的回饋。

如果說某一種美只是淺薄的、關于皮膚表征呈現狀態的問題，那也沒錯，但個人之美的影響力卻會帶來深廣的社交（而且確實也作用于職場），而這種關聯效應就不是膚淺的了。蘭迪•紐曼（Randy Newman）的歌中有過一句有趣的歌詞：“矮子沒理由活著。”按照那個美貌占盡優勢的職場理論，矮子找到好工作的機率當然就很低。物種進化的力量會偏愛選擇某種特定的生理樣式或體態，這是達爾文的論點，或許可以在就業市場上得到印證。

性選擇也許會推進普及我們認為漂亮的那種生理形態。如果這是正確的方向，那么，面目可憎之人的持續存在就是一種挑戰，是一種擾動不安的威脅，影響到人類進化的歷程。

丑是在對抗進化的強制性邏輯，確實如此嗎？而進化論那微妙的潛在論辯理據就是人類一直在向著完美逐漸演化邁進？不過，聽聽那些超現實主義者怎么說的，他們聲稱能夠進入本能的下意識領域，掌握人類原始行為動機的來源，但他們卻經常發現性行為是丑陋惡心的。這種說法讓我們困擾，而這種困擾向我們透露了很多啟示，不是嗎？薩爾瓦多•達利（Salvador Dalí）對他的傳記作者芙樂•考爾斯（Fleur Cowles）說過：“性和色情肯定一直是丑陋的。”（達利也許還不明白，淫穢色情與本能性愛之間的差異就在于燈光照明的不同。）1957年，法國人喬治•巴塔耶（Georges Bataille）寫道：“沒人能否認性行為的丑……那種器官交合的丑讓我們陷入深深的不安之中。”怎么說呢，人最大限度地壓制了性行為。

長相平平、美丑參半、丑不堪言

美和丑也無法說得太絕對，法國人——他們因各種哲學化的復雜深刻理念而聞名——曾經嘗試提出了一個精彩的妥協包容的概念，那就是jolie-laide，指的是同一個女人，她同時可說是漂亮的又可說是難看的。這個簡單的同時又是引人入勝的悖論，表明了我們在審美感知和情緒方面的微妙平衡。就像淫穢色情與本能性愛之間的區分僅僅體現于細微的燈光照明差異，所以丑與美的界線也未必很清晰，丑也可以很誘人。英語當中，描繪一個丑女傾向于用plain（平常、一般）這個詞。這一用詞的選擇透露出清教徒的文化傳承，同時還有一種禮貌友好的不情愿與回避意愿，不想用其他難聽的詞來引起冒犯和傷害。但這個概念顯然遠不如法語中的jolie-laide那樣微妙。對于一個相貌平平的英國婦女（plain Jane）來說，沒有什么可能或余地來求得審美上的補償或救贖。而相比之下，法語中的“美丑參半、既丑又美”，則表示還有機會，因為這個法國女人是存在于一個由系列價值判斷構成的大尺度之內，在此范圍內，引人喜愛或反感厭惡都還是一個模糊的概念。

戴安•阿勃絲（Diane Arbus）和理查德•阿維頓（Richard Avedon）的黑白攝影作品呈現出一個極為引人矚目的灰度漸變色卡，讓我們看到人類在苦難與歡樂、丑與美，以及其他任何我們希望提及的表象存在形式和情緒狀態方面的兩極對比、巨大差異的可能性。這兩人都是在1923年生于紐約。一生以美好人群為對象拍攝了無數優雅的照片之后，阿維頓于2004年在紐約辭世。而阿勃絲更多地聚焦于那些丑陋的、面目可憎的攝影對象。1971年，她自殺身亡（服藥、割腕）。

《審丑：萬物美學》/[英國]史蒂芬·貝利/金城出版社/2014-09

鳳凰讀書 2015-08-23 08:41: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