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第一次提出建立“中華共和國”的具體方案，他的《革命軍》翻印二十幾版印數超過百萬；臨時大總統孫中山念他“著書立說，激發人心”之功，1912年3月29日下令追贈他為陸軍大將軍；魯迅先生說：“倘說影響，則別的千言萬語，大概都抵不過淺近直截‘革命軍馬前卒’鄒容所做的《革命軍》。”

轉播到騰訊微博

壹 被取消官費留學資格

鄒容（1885年-1905年），四川巴縣（今重慶市）人，出身于商業資本家家庭。他在四川生活的16年，正是中國社會在列強侵略下發生急劇動蕩的時代，也是一個國難出英雄的時代。

鄒容自幼好學，“年十一，誦群經，《史記》、《漢書》皆上口。”當時的舊式書院教授了一首《神童詩》：“少小須勤學，文章可立身，滿朝朱紫貴，都是讀書人”，鄒容卻將此詩改為“少小休勤學，文章誤了身，貪官與污吏，都是讀書人。”

鄒容十分敬仰為維新事業獻身的譚嗣同，寫下《題譚嗣同遺像》詩：“赫赫譚君故，湖湘志氣衰。惟冀后來者，繼起志勿灰。”決心赴日求學，重新探索國家和民族的出路。

1901年7月，鄒容前往成都參加四川首次選派官費留日學生考試，順利通過考試，但官府得知他在巴縣離經叛道的言行，便取消了他的留學資格。鄒容要求父親允許他自費留學日本，又遭到舅舅等人的堅決反對。

貳 剪掉監督姚文甫的辮子

1901年秋，在一些師友的幫助下，他離別故鄉，到上海補習日語，為自費留學做準備。次年春，鄒容到達日本東京，一面勤奮地學習西方資產階級革命時期的理論和歷史，自稱“錄達人名家言印子腦中”；一方面加入中國留日學生的愛國和革命活動。

1903年1月29日（正月初一），在東京留學生會館舉行的新年團拜會上，鄒容登臺演說，“大倡排滿主義”。這次演說是鄒容公開宣布自己革命主張的起點，也是他直接加入孫中山領導的民主革命運動的標志。

鄒容反清的另一大膽行為是，1903年3月憤而將壓迫學生的監督姚文甫的辮子剪掉，懸于梁上。這件事轟動了東京留學界。清政府以犯上作亂的罪名要求日本外務省捉拿鄒容。于是，鄒容被迫離開日本回國。

在日本留學的這一年，是鄒容成長過程中關鍵的一年，他以愛國者去，以革命家歸。歸國時，行李箱已放著《革命軍》的底稿。

4月，鄒容到達上海，住入“愛國學社”，結識了章太炎、章士釗等革命志士，此時，“拒俄運動”正在上海興起，鄒容立刻投入這場反帝愛國運動。

叁 因“蘇報案”自求入獄

在上海張園舉行的集會上，鄒容“滔滔辯論，旁若無人，海內漸聞鄒容之名矣。”

鄒容還發起組織“中國學生同盟會”，目的在于使“學界成一絕大合法團體，以鏖戰于中國前途競爭逼拶之中”。對于學生們的愛國行為，清政府竟以“名為拒俄，實則革命”的罪名，橫施鎮壓，密令各地“隨時拿到，就地正法。”

鄒容深切地感到要愛國必革命，要救亡必反清，于是最后完成了《革命軍》，署名“革命軍中馬前卒”，決心“宣布革命之旨于天下”。章太炎為之作序，稱為“義師先聲”，隨即由柳亞子等籌集經費，交上海大同書局付印。

1903年5月，《革命軍》正式出版，這是最早出版宣傳革命的單行本書籍，使“舉國上下，無不震動”。清政府極度恐慌，驚呼：“此書逆亂，從古所無。”通過上海租界工部局，當年6月30日制造了震驚中外的“蘇報案”，將章太炎逮捕。

鄒容憤然獨自行至租界監獄，自報其名，要求入獄。英巡捕見其年少，以為精神病者，喝令走開。鄒容怒斥巡捕：“我著書未刻者尚千百卷，非獨此小冊也。兆爾不信，取《革命軍》來，吾為之講說之。”遂被關進了租界監獄。

肆 慘死于獄中，年僅二十歲

法庭上，鄒容大義凜然，慷慨陳詞，“自比法國盧梭”；在監獄中，他與章太炎賦詩言志，視死如歸。章太炎《獄中贈鄒容》詩：“鄒容吾小弟，被發下瀛洲。快剪刀除辮，干牛肉作糇。英雄一入獄，天地亦悲秋。臨命須摻手，乾坤只兩頭。”

鄒容答詩：“我兄章枚叔，憂國心如焚。并世無知己，吾生苦不文。一朝淪地獄，何舊掃妖氛。昨夜夢和爾，同興革命軍。”

1905年4月3日，在中外反動派的殘酷迫害下，鄒容慘死于獄中，年僅20歲。上海義士劉三收其遺體安葬于上海華涇鄉野。

柳亞子先生曾寫下《哭鄒威丹烈士》一詩曰：“自由死矣公不死，三百年來第一流。”

這位年青的革命家留下的《革命軍》，近兩萬字，共7章。通篇以犀利明快的語言、石破天驚的氣勢，宣傳“反清革命”這個主題。《革命軍》將革命看成是歷史發展過程中必然環節，是社會進步的根本動力，是拯救中國的唯一途徑。

伍 提出具體的共和國方案

《革命軍》開宗明義就宣布要“掃除數千年之專制政體，脫去數千年種種之奴隸性質”，他從政治壓迫、經濟掠奪和文化奴役等方面對清王朝的專制統治進行了深刻批判。

鄒容自稱“模擬美國革命獨立之義”，把革命后建立的國家，定名為“中華共和國”，并規劃了“中華共和國”的二十五條建國綱領。主要內容有：

推翻清王朝，誅殺滿洲皇帝，在中國永遠結束君主專制制度；全國男女皆國民，一律平等，人人享有人身、言論、思想、出版的自由權利；國民有納稅、服兵役和忠于國家的義務。

政府的權力由人民授予，政府的責任在保護人民的權利；人民可以推翻侵犯人民權利的政府，建立新政府。建立中央政府，實行議會制度，各州縣、省逐級選舉議員，最后由各省總議員投票選舉總統。

此共和國方案，前承《興中會宣言》，后啟《同盟會綱領》。《革命軍》毫不含糊地回答了革命的根本問題，是政權問題。

陸 《革命軍》印數超過百萬

《革命軍·自序》說：“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潮”。在清王朝的嚴禁之下，《革命軍》不脛而走，風行國內外。第一版由上海大同書局印行后，很快銷售一空。

后來，又改名為《圖存篇》（新加坡）、《革命先鋒》（香港）、《救世真言》（上海）等，紛紛翻印。在上海的外國人也“爭翻譯為東西文，傳布其國，并揭容像于新聞雜志以揄揚之，且謂支那亦未始無人也”。

據統計，在辛亥革命時期翻印了二十幾版，總印數超過了一百萬冊，居當時所有革命書刊發行量的第一位。

吳玉章回憶說：“鄒容的《革命軍》出版，革命的旗幟就更為鮮明了。鄒容以無比的熱情歌頌了革命，他那犀利沉痛的文章，一時膾炙人口，起了很大的鼓動作用”，“當我讀了鄒容的《革命軍》等文章以后，我在思想上便完全和改良主義決裂了。”

章士釗在1903年6月9日《蘇報》發表《讀革命軍》一文說：“卓哉！鄒氏之《革命軍》也……雖頑懦之夫，目睹其事，耳聞其語，則罔不面赤耳熱，心跳肺張，作拔劍砍地，奮身人海之狀。嗚呼！此誡今日國民教育之一教科書也。”

柒 千言萬語，抵不過《革命軍》

《革命軍》一出版，孫中山就攜帶此書前往檀香山，并將革命黨改稱“革命軍”。他說：“今后同志當自稱為軍，所以記鄒容功也。今歲來檀時攜有一書，此書感動皆捷，其功效真不可勝量。近者求索紛紛，而行篋已罄。歡迎如此，旅檀之人心可知。即昔日無國家種界觀念者，亦因之而激動歷史上民族之感慨矣。”

次年，孫中山在舊金山致公堂和中西日報社的幫助下，刊印《革命軍》11000冊，分寄美洲、南洋各地。1906年10月孫中山又給新加坡的同盟會員寄去《革命軍》樣本，囑咐：“從速印之，分派各地，必能大動人心，他日必收好果。”

1912年3月29日，孫中山更念“鄒容當國民醉生夢死之時，獨能著書立說，激發人心”之功，以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的名義下令追贈鄒容為陸軍大將軍，“賜恤崇祀”。

黃興也曾“以攜帶鄒容所著《革命軍》、陳天華所著之《猛回頭》二書，零星贈送軍學各界至四千余部之多”。武昌起義前，《革命軍》在武昌的革命士兵中幾乎是人手一冊。

魯迅在《墳·雜憶》中說：“便是悲壯淋漓的詩文，也不過是紙片上的東西，于后來的武昌起義怕沒有什么大關系，倘說影響，則別的千言萬語，大概都抵不過淺近直截‘革命軍馬前卒’鄒容所做的《革命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