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旭瀾太平雜說復調挽歌

簡體傳統

　　太平軍最善戰的高層將領，內訌前是石達開，內訌后是李秀成。
　　戰爭是磨刀石。幾年之間，使李秀成由一個聰明勇敢的士兵，成為一個善于征戰的將領。內訌之后，太平軍中無人可用，急需提拔頭領，給了他機遇。沒有內訌，按常規遞升，他不可能這么快成為主將。內訌以后，洪秀全對異姓非常疑忌，李秀成這主將便十分難當。他犯顏直諫，要求革去洪仁發、洪仁達王爵，請回石達開，造成了與洪氏兄弟不可彌合的鴻溝。封他為忠王，賜“萬古忠義”手書，不過是洪秀全一種安撫，是一種低級權術，意在用“忠”字鎖住他的靈魂。一有不同意見，沒有十分馴順照洪秀全意思行事，洪便發怒，便更加固執已見，便嚴辭訓斥。李秀成及其堂弟李世賢不承認洪秀全1861年改“國號”為“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國”（即將小朝廷正式變成洪秀全個人私有），加深了洪對他的疑忌。連他主動將母、妻送到南京做人質，洪也還不放心。洪在軍事上是個無能之徒，只知南京被圍時力竭聲嘶大喊救駕，全局得失全然不顧。洪對他疑忌之深，令人難以思議。直到臨死，還憤憤然地公開宣布罷他的官。奪他的權。說他如不順從其兄洪仁達主意和其甥蕭有和的命令，號召“合朝誅之”。可以想象，如果在這之前，洪用不著他來支撐危局，就會將他除掉的。
　　在太平軍的主要將領中，李秀成不但最敢向洪秀金提不同意見，而且對人對事都有自己的一套，比較多地保留著傳統文化中他所認同的部分。他頭腦比較清醒。比較注重實際而不“一味信天”。他對部下將領、人員，比較寬厚甚至無原則地袒護。所以蘇州、南京等地的軍民上下，或愿意跟從他，或將他看作黑暗王國中的一線寄托。對于清政府戰敗自殺或被俘官員，或以禮安葬，或贈銀放走，這種統戰手段在太平軍中是獨一無二的。
　　占領蘇州，是他軍事上的重要勝利，也潛伏著敗亡的因素。一則，此后他用兵多從江浙著眼，大局觀顯然受影響；二則，產生了過分的自信和驕傲情緒；三則，物質生活的奢侈腐敗。蘇州是中國難得的安樂鄉，向有天堂之稱。農民造反者一般都有“打天下就要坐（享）天下”的心理，占領了這樣好地方，很難抵擋物資誘惑，排拒“送上來”的享受。李秀成也在所難免。
　　只說第三項。其一，1860年6月，一占領蘇州，動用幾千人改建拙政園，作為忠王府，至1863年11月蘇州被部下獻降時還未完工。江蘇巡撫李鴻章看了，驚嘆其為“平生所未見”的“神仙洞窟”。現在雖不如當年，還是蘇州主要景點之一。其二，他頭上的狻猊冠，即使作為皇冠也是第一流的。根據呤唎（A.F.Lindley）的描述，比我們現在能看到的朱翊鈞皇冠，要珍貴、精巧得多。其三，他財寶之多，弄得洪氏兄弟眼紅，叫他捐餉銀，否則不放他回蘇州。他雖然沒有時間來充分享用，但心理上的腐蝕是相當大的。昭王黃文英說，“那忠王也是顧己不顧人，顧私不顧公的”，當然不會沒有根據。上行下效，他所管轄的主要將領，不少人只顧自己利益，各行其是。其他有權的將官，物質享受自然也就戕害了戰斗意志。1862年南京解圍戰，之所以可能勝利而沒有勝利，不是“未帶冬衣”，而是諸將多有私心，斗志不旺，戰斗力大不如前，加上受洪氏諸王掣肘的結果。這次未能獲勝，太平軍的頹勢便無可逆轉。
　　比起太平軍其他一些將帥，他的缺點和過失，包括前面沒談到的，都算不了什么。太平軍后期，他的戰功最大，威信也最高。更何況，陳玉成死后，他是支撐太平軍的唯一大柱。
　　李秀成在南京城外不遠被俘，有一些偶然因素。一是因為他要突圍時，將自己的戰馬讓給幼天王，騎著不得力之馬，無法遠走，逃入荒山。二是，隨身帶了不少珍寶，引起發現的兩家百姓爭奪，解送湘軍。這偶然中也有必然。他的忠君思想，使他將戰馬給“幼主”。他過于看重寶物。才會暴露身份并引起爭奪。如果他騎著戰馬，帶著適量銀子、食物，很可能突圍成功。但在當時“忽喇喇大廈傾”的形勢下，無論到浙江、江西或安徽，看來都難逃厄運。洪仁玕和幼天王，不是都在江西被俘了嗎？他的堂弟李世賢，原來威信也很高，在漳州被圍困緊急時，傳檄汪海洋來救，汪竟坐視其敗。李世賢好不容易逃到汪軍中，竟在睡覺時被汪刺死。可見在軍心分崩離析之時，李秀成遲早敗亡是大勢注定的。
　　他被俘后所寫的供詞（以前多稱之為自述），真偽問題曾經爭論了好久。認為是偽造的人，竟說如果肯定供詞是真的，那就是丑化農民革命。在這樣的立論下，去讓法醫作技術鑒定。于是，判定供詞是偽造。科學技術到了如此地步，實在是十分可嘆的。然而，這當然不是偶然更遠非唯一的事例。后來，在無可辯駁的證據面前，真偽不必爭論了，又提出到底是失節問題，還是“叛變革命”。因為供詞對洪秀全多有非議，最后還向曾國藩提出讓他出面收羅太平軍殘部的辦法。1977年12月，曾國藩的曾外孫女俞大縝，在中過風又患白內障的情況下，給一位專家手書其母（曾國藩孫女曾廣珊）親口告訴她的“李秀成勸文正公做皇帝．文正公不敢”。這是可信的。聯系供詞全文、李秀成性格、當時處境、國內外環境，李秀成寫這供詞，決不只是保存太平軍史實，為自己留個自傳。他的最高期望值是，曾國藩真的擁兵稱帝。那么他可能就有機可乘，在曾與清政府你死我活斗爭之際，重整太平軍，三家爭天下。倘不能重整太平軍，漢人曾國藩做皇帝，也比滿族要好得多。在他看來，曾國藩敢做皇帝的話，成功的可能性比較大。如果曾國藩被清廷鎮壓下去，太平軍也有伺機再起繼續反清的可能。倘若不能策動曾國藩稱帝反清，那么答應太平軍放下武器就不殺遣還，免得太平軍殘部繼續遭受追擊、屠殺，免得老百姓再受戰爭之殃，也好。他想到這些，是十分正常的。否則，就不會被曾國藩等人一提起就說他“悍滑”、“狡悍異常”了。證據呢？一是曾要刪掉一部分供詞，并將真跡藏起來；二是曾不敢送他進北京就擅自匆忙將他殺了；三是俞大縝的證詞。這三條證據，是很難推翻的。如果計謀都要成為事實，那么歷史就只是單方面的直線行為了。對此。多加評說，就是無謂的筆墨。說李秀成“失節”、“叛變”，那是因為長期以來，要求一切被稱為革命者的人們純而又純，“勝利或者死”，成了唯一的人生路標；曲折、失散、被俘、死里逃生，往往百口莫辯。生活中太多了，也就成為評價歷史人物的準則。更因為，在論爭高潮中，有了終審判決：“白紙黑字，鐵證如山，晚節不忠，不足為訓”。人們只好三緘其口，“叛變”論者就大獲全勝并因而成了“中央文革”成員。1979年以來，多數人寬容點了，說供詞是李秀成的“污點”，“失節行為”。仍然沒有根本上的改變。
　　請問：在洪秀全已自殺、洪天貴福必死的情況下，李秀成還應忠于誰？如果說，要忠于太平軍的奪取全國政權的理想，那么，洪秀全自己早就放棄這種理想了，而李秀成卻還希圖保存殘余、尋求機會，實現這種理想，或者保持對部分地方的占據，從太平軍的立場看。至少是一種無可非議的努力，何“污點”、“失節行為”之有？即使以人們慣用的動機和效果統一論來看待供詞，則它并未給太平軍造成任何危害，倒是給后人留下一些值得深思的史實和教訓，完全沒有什么不好，不對。
　　古今中外不少最高權力擁有者，往往以現實的需要來看待歷史人物，甚至作為評價的唯一標準。要求臣下，在其生前死后都要絕對忠誠，絕對服從，絕對擁護，不得有任何異議。任何批評，任何糾正，學者如果照這種觀點去看待歷史，歷史論著便成為權力意志的傳聲筒，沒有什么事實、是非、品格可言了。
　　總的說來。李秀成是太平軍中難得的將領，但他確實是個悲劇人物。沒有洪秀全造反和傳統倫理熏陶，就沒有李秀成及其供詞。洪秀全使他成為主將，又將他推到曾國藩的刑場。自毀棟粱，往往是一個王朝衰敗的準確信號。洪秀全并末建立王朝，但其區域性軍事割據亦同此理。
　　在被俘諸王的供詞，李秀成供詞明顯與眾不同。多重意圖，使他在囚籠中以每日數千字的速度，寫了長篇供詞。他的對手李鴻章、此前給曾國藩之弟曾國荃的信里說：“既深佩其狡猾，更積狠其忠勇”。這兩句話，是供詞極其重要、極其確切的導讀。李秀成在計謀失敗，最后作絕命詞十句，“敘其盡忠之意”，從容赴死，也是這供詞的實證。他對曾國藩適當說些客套乃至恭維的話，是其意圖所決定的。他堅持站在太平軍立場，始終認定洪秀全是天王、“我主”。在這一前提下，不可能也沒有將洪秀全的邪惡兜底翻。只是很有節制地寫了洪的一些錯誤，主要是他與洪的公開分歧和爭論。歷代都有人，與昏君暴君有重大分歧，不顧一切面折廷爭，以至被斬首被凌遲被下油鍋被誅九族，而成為公認的忠臣。然而，按照絕對洪氏本位的價值標準，即以洪秀全的是非為是非，以洪秀全的好惡為好惡，供詞中那些很有節制的真話實話，有損于造神，有損于洪的光輝形象，那就不能容許。無論你多么用心良苦，杜鵑啼血，超過古代忠臣義士，都是“不忠”，重則日叛變，輕則日變節行為。這種價值判斷，只能讓普通人瞠目結舌。我認為，問題不在于李秀成是不是忠、義，而在于其忠、義的價值的二重性，在于他想超越簡單地高呼口號而死的復雜內涵。有幾分讀懂供詞，就會覺得這是一曲太平軍的挽歌。洪秀全的挽歌，他自已昨日的挽歌。供詞即將寫完，他就被殺掉，成了洪秀全的殉葬，供詞成了殉葬者預先自唱的挽歌。這支復調挽歌，是尋味不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