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鏖戰歐羅巴，1807-1814

（英）多米尼克·利芬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14-12

第二章 作為大國的俄羅斯

對俄羅斯國家而言，18世紀是一個勝利時代。在彼得大帝在位（1689～1725年）之前，歐洲精英視俄國人為野蠻人、陌生人和無足輕重之輩。像奧斯曼人一樣，他們被當作歐洲的局外人；和奧斯曼人不一樣的是，俄羅斯人甚至都無法贏得源自恐懼的勉強尊重。然而，到彼得逝世時，歐洲人的態度已經發生了改變。俄國在大北方戰爭（1700～1721年）中痛擊瑞典，取代它成為歐洲東北部最為強大的國家。在七年戰爭（1756～1763年）當中，俄國給歐洲人的頭腦里留下了更為巨大的影響。它的軍隊占領了東普魯士，多次在交戰中擊敗了弗里德里希二世的軍隊，甚至短暫占領過柏林。是葉麗薩維塔（Elizabeth/Елизавета）女皇在1762年的逝世和她的繼任者彼得三世戲劇性地改變了俄國政策，才使得普魯士免于毀滅。

其后便是葉卡捷琳娜二世（Catherine II/Екатерина II）在位時期（1762～1796年），在此期間俄國的領土、國力和國際地位都得到了極大提升。大部分波蘭聯邦領土被并入俄國，此外納入版圖的還有現在被作為烏克蘭南部和東部，但當時人稱“新俄羅斯”的地方。在彼得治下成為波羅的海頭號大國之后，俄國現在也開始主宰黑海，并讓它的艦隊駛入地中海。拓殖者們開始填充由葉卡捷琳娜征服的肥沃烏克蘭草地。隨著新俄羅斯經濟迅猛發展，俄國未來的國力看似幾乎無可限量。葉卡捷琳娜與她最著名的情人格里戈里•波將金計劃恢復拜占庭帝國，讓她的孫子康斯坦丁（Constantine/Константин）大公坐上皇位。這一計劃野心勃勃又令人難以置信，不過同樣具備這種特征的不僅是葉卡捷琳娜本人的生活，還有俄國在18世紀激動人心的崛起。

這些勝利的影響之一就是令俄國精英們習慣于勝利，為他們培養了驕傲、自信與自大。或好或壞，這都對俄國在1812～1814年如何作戰有所影響。同樣不可避免的是，勝利強化了羅曼諾夫（Romanov/Романов）王朝和政府專制體制的合法性。俄國是瑞典和波蘭憲政原則的強烈支持者，因為它了解瑞典和波蘭君主國的弱點，認識到這會逐步削弱它的鄰邦兼對手。在1768～1792年，俄國對奧斯曼帝國取得了輝煌勝利，這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軟弱的蘇丹不能控制宮廷派系和行省總督。俄羅斯沙皇和奧斯曼蘇丹都面臨著過時的軍事力量阻礙創建現代化歐式軍隊的挑戰。這些團——俄國的射擊軍和奧斯曼帝國的耶尼切里（janissaries）——因為部署在首都，又和抵制一系列必要改革的政治、宗教保守團體有關聯而愈加危險。彼得大帝在17世紀90年代毀滅了射擊軍。但直到19世紀20年代才有一位奧斯曼蘇丹擁有足夠摧毀耶尼切里的權力和堅定信念。到那時為止，沙皇的國度早已在國力上超越了奧斯曼帝國。

國家權力的基礎是羅曼諾夫王朝與土地貴族間的政治同盟。俄國在這方面與其他四個歐洲大國（英國、法國、奧地利和普魯士）類似，它們也都是依靠王室與土地精英間的類似同盟關系。在每個案例當中，同盟關系都有其特殊之處。以英國為例，君主的權力并非絕對，貴族則是包括了金融和商貿精英在內的聯盟中的高級合伙人。

盡管四個歐陸大國在理論上都是絕對君主制國家，但沒有人會懷疑俄國皇帝的權力較之他的法國、奧地利乃至普魯士同行更為絕對。他未經人民許可便能制訂法律、征收賦稅，俄國也沒有法律保護哪怕最為高貴的貴族臣民免于他的專制沖動。與此相反的是，其他大國則有繼承自中世紀封建主義的貴族議會和司法機構乃至有時包括君主本人及其親屬在內的社會精英道德風貌，來約束君主權力，在法國和奧地利尤其如此。其他因素也增強了俄國專制君主的權力。例如，在歐洲新教地區，此前龐大的天主教會地產已經在宗教改革中被沒收，大部分最終落入貴族手中。在18世紀，歐洲天主教地區的大部分此類土地依然由教會掌握。然而，到18世紀60年代為止，俄國君主制政府已經查扣了東正教會的龐大財富，并將大部分此類財富納入自己名下。這也是為何到18世紀90年代的所有農奴人口中有百分之四十以上并不屬于私人地主，而是屬于皇室的重要原因之一。

專制君主的龐大專斷權力是俄國政治與政府的日常現實。專制君主管理政府機構和貴族精英二者的方針與技巧是至關重要的。但俄國君主既是擁有無限權力的，又是在某些方面受到嚴重制約的。即便是俄國的歐洲部分在面積上也要遠遠大于任何一個其他大國，而它的人口直到18世紀50年代才超過法國，到亞歷山大一世統治年代按照歐洲標準依然是人口稀疏。陸上交通線相當原始，在春季和秋季會崩潰成無法通行的泥淖。國家的官僚機構不但規模較小，而且腐敗無能。在1763年，俄國的國家官員人數僅僅略多于普魯士，盡管后者的國土面積只有俄國歐洲部分的百分之一。普魯士君主可以從諸多德意志大學里招募接受了法律和行政管理培訓的官員，其中一些大學自中世紀起一直存續。當亞歷山大在1801年登上俄國皇位時，俄國只有一座大學，而它是1755年在莫斯科創立的。在1775年的行省政府改革后，國家在鄉村的行政管理有所加強，但在絕大部分情況下，新官員們都來自地方的鄉紳地主，而且時常是由鄉紳地主們推選出來的。這些人很多時候都是在軍隊中服役若干年后才回鄉結婚并繼承小莊園的。因此，地方行政機構的擴張強化了君主政體和地主階級間的互相依靠。

從一方面看，倘若不依靠地主，羅曼諾夫王朝便會一事無成，一位君主曾稱地主為國家的無意識征稅人和鄉村的征兵代理人。倘若沒有貴族在官僚機構中效力，特別是倘若沒有貴族在軍隊中作為軍官服役，那么國家也就無法生存下去。但貴族們也十分需要國家。軍官或官員職業是重要的收入補充來源。國家也為地主提供免遭農民反抗或暴動威脅的保障。在葉梅利揚•普加喬夫（Emelian Pugachev/ЕмельянПугачёв）的領導下，哥薩克和農民于1773年在烏拉爾（Urals/Урал）地區發動了范圍廣大的起義，并一路沿伏爾加河（Volga/Волга）下游蔓延。成千上萬的正規部隊展開了好幾個月的作戰才將這一反叛平息下去，這場反叛讓數以百計的貴族失去了性命，給精英階層的意識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對一小部分（盡管其絕對數目依然很大）小貴族而言，軍隊乃至官僚機構都提供了躍升為貴族精英從而獲得財富的渠道。18世紀的頻繁戰爭為年輕的貴族們提供了許多證明自己的機會。

除了羅曼諾夫家族之外，18世紀俄國經濟發展的最大受益者是在這一時代主宰著宮廷、政府和軍隊，構成了帝國貴族精英的一小群家族。這些家族中有的歷史比羅曼諾夫家族還要悠久，其他人的祖先起源則要晚近得多，但到亞歷山大一世統治時期為止，這些人已經形成了單一的貴族精英階層，他們之間以財富和婚姻網絡抱團。他們的財富、社會地位和政府職位帶來了龐大的能量。這些人的庇護人—受庇人網絡遍布在俄國政府和武裝力量當中。羅曼諾夫家族自身也來自這一貴族環境。是皇室地位后來讓他們遠遠高于普通貴族，而君主們則決心保護自己的自主權，永遠不讓自己被任何貴族小圈子綁架。雖然如此，就像任何其他歐洲君主那樣，他們視大貴族為天然盟友和伙伴，是運轉良好社會的天然秩序與等級的屏障。

貴族們使用了許多詭詐手法以保持他們的權力。在18世紀，貴族們把自己的兒子早在童年時期就送入近衛軍團。等到貴族家庭的小年輕長到二十多歲時，便可以利用他們的“資深”服役年數和近衛軍的特權地位一躍進入普通部隊各團上校之列。葉卡捷琳娜大帝的兒子帕維爾一世（Paul I/Павел I）在1796～1801年統治俄國，他終止了這一詭詐手段，但在1812～1814年担當俄軍高位的許多貴族已經得益于此。更為重要的則是貴族們利用宮廷職位。盡管這些職位大體是榮譽性的，但它們讓年輕貴族宮廷侍從（Kammerjunker/Камер-юнкер）和宮廷侍從官（Kammerherr/Камергер）能夠轉入政府中的所謂同一品級高位。

在18世紀歐洲的大背景下，這并不是特別令人驚訝的事情。年輕的英國貴族們用金錢開路，在軍中各個等級間快速攀升即英國陸軍中的購買軍職制度。——譯者注，依靠他們父輩的口袋選區進入下議院，有時還會年紀輕輕便繼承上議院席位。和英國貴族不一樣，俄國貴族無法憑借對下議院的主宰控制政府。不過，若是一位俄國君主施政拙劣或過度惹惱了彼得堡精英，他也有可能被推翻和被謀殺。帕維爾一世曾經評論說，俄國國內除了能夠與皇帝交談的人之外，根本就沒有顯貴（Grands Seigneurs），而且就連那些人的顯貴地位也只能在皇帝屈尊與其談話時維持。他的話對了一半：與他們在倫敦或維也納的同類相比，俄國顯貴更附庸于皇權，自主程度更低。但他也錯了一半，在1801年由于這一誤算付出了生命的代價——被帕維爾的專斷行為激怒的俄國貴族們，在彼得堡督軍彼得•馮•德•帕倫的率領下將其謀殺。

俄國貴族和鄉紳構成了帝國的統治精英與軍官團核心。但羅曼諾夫家族統治著一個多民族的帝國。他們使自己與帝國的非俄羅斯貴族結為同盟，將他們納入朝廷和軍隊。最為成功的非俄羅斯貴族是波羅的海行省的德意志地主階級。根據一份保守估計，1812年所有俄軍將領中有7％是波羅的海德意志貴族。波羅的海人的成功一定程度上歸因于這樣一個事實，得益于路德宗教會和18世紀北歐的啟蒙運動，他們的教育程度要遠優于普通的俄國外省貴族。

在那個時代，帝國由多種多樣的外來精英統治實在極為平常。在奧斯曼帝國的全盛時期，它的統治精英階層是由改宗的基督徒奴隸組成的。清帝國和莫臥兒（Mughal）帝國分別是由來自中國和次大陸邊界以外的精英統治的。根據上述標準，羅曼諾夫王朝的帝國已經是非常俄羅斯化了。即便根據歐洲標準，俄羅斯國家的狀況也并非獨一無二。奧地利帝國的許多重要軍人和國務活動家來自哈布斯堡的領土之外。普魯士在1812～1814年三位最偉大的英雄——布呂歇爾、沙恩霍斯特（Scharnhorst）和格奈澤瑙（Gneisenau）——都并非生為普魯士臣民，也都不是在普軍中開始軍事生涯。

當然，俄軍中的外來者人數可能確實要多于奧軍和普軍。歐洲移民在彼得堡的地位也要比在柏林或維也納更為突出。在18世紀里，有許多歐洲軍人和官員為了獲得更好的收入和職業前景轉而為俄國效力。在亞歷山大統治時期，逃離法國大革命或拿破侖統治的流亡者也加入了他們的行列。最重要的是，歐洲移民填補了由于俄國職業教育或職業中產階級發展緩慢造成的空缺。職業醫生就是這樣一個群體。即便到了1812年，俄軍當中的醫生人數也只有800出頭，其中許多人是德裔。軍事工程師也面臨短缺。18世紀時的俄國工程兵是炮兵的小兄弟，處于其管轄范圍之內。盡管他們在亞歷山大統治時期獲得了獨立，但受過訓練的工兵軍官數量依然太少，而他們需要努力完成的任務范圍又極其廣闊，因而俄國依然在尋找能夠被吸引到俄軍來的外國專家。在1812年戰爭前夕，最為資深的兩位俄國軍事工程師分別是荷蘭人彼得•凡•敘赫特倫（Peter van Suchtelen）和德意志人卡爾•奧珀曼（Karl Oppermann）。

更為重要的外國人巢穴則是為軍隊提供總參謀部軍官的軍需總監部門。在博羅季諾會戰當中，“俄國”參謀里有幾乎1/5的人連沙皇的臣民都不是，只有不到一半人擁有斯拉夫姓氏。總參謀部一定程度上源自制圖局，那是一個非常專業化的部門，對工作人員的數學能力要求相當高。這一點確保了它里面充斥著外國人和非俄羅斯人。隨著軍隊在拿破侖時代規模膨脹，變得更為復雜，參謀機關的作用變得相當關鍵。讓許多俄國人感到越發憎惡的是，他們的參謀當中很大一部分人有非俄羅斯族的姓名。除此之外，拿破侖在1812年的入侵引發了俄國的排外主義浪潮，這一浪潮有時會針對俄軍中的“外國人”，這一用語并未對真正的外國人和并非俄羅斯族的沙皇臣民做出多少區分。然而，倘若沒有非俄羅斯人參謀，帝國是永遠無法在1812～1814年取得勝利的。此外，這些人中的絕大部分都完全忠于俄羅斯國家，他們的家庭通常會在一段時間內融入俄羅斯社會。這些外國工程師和參謀也協助培養了日后取代他們地位的新一代年輕俄羅斯人軍官。

就像其他大國一樣，對沙皇俄國而言，拿破侖時代的巨大挑戰在于為戰爭動員資源。有四個關鍵要素可以被描述為俄羅斯實力的源泉。它們是人員、馬匹、軍事工業和財政。除非了解到上述四個要素中每個要素的基本優勢與局限，不然就無法理解俄國怎樣進行這些戰爭，也無法領會到它為何取得勝利。

鳳凰讀書 2015-08-23 08:48: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