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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張小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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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紀三十年代，魯迅生活寫作定居于上海。當年這座有著“東方之巴黎”美譽的國際大都市，不僅吸引著世界各地眾多作家、詩人、記者，同時也是不少革命家、仁人志士與地下工作者施展才干大顯身手的絕佳舞臺。魯迅由于赫赫文名和左聯盟主的文壇領袖地位，自然而然也成為上述不少身份迥異人物關注的焦點，他們紛紛前來拜望、采訪、與之交往。

當年僑居上海以“漢堡嘉夫人”身份公開活動的年輕德共黨員，筆名為魯特·維爾納。她不僅是共產國際的紅色特工，而且還是聞名世界的國際諜報大王佐爾格于三十年代領導的秘密小組、在上海進行出色情報活動的重要一員。因其工作的極其特殊和絕對保密，她的真實身份以及和魯迅的交往、合作、友誼，在很長一段歷史時期卻鮮為人知。這從2005年最新編輯修訂的18卷本《魯迅全集》的相關注釋中也可得到印證，全集第17卷42頁對“漢堡嘉夫人”是這樣概括介紹的：原名魯特·維爾納，德國人，德共黨員。當時隨丈夫羅爾夫·漢堡嘉（又譯漢布爾格）居住上海，通過史沫特萊結識魯迅。魯迅曾支持她籌辦德國作家版畫展”。可以看出，由于史料匱乏，她與魯迅的交往友誼不僅概括得極其簡略，而且其真實身份也未能完全明確點明，甚至連生卒年也空缺未能注出。其后2009年12月出版的具有相當權威性的《魯迅大辭典》中，這一辭條的闡釋雖較全集略多數語，但仍然沒能注明其生卒年與特殊身份，而且還張冠李戴地說她曾“在上海靜安寺路（今南京西路）開設瀛寰圖書公司”因此這里確有必要對她與魯迅的相識合作、友好交往，以及其傳奇式革命斗爭經歷和后半生成為以筆名魯特•維爾納而名揚世界的德國知名女作家，做一相對較為全面的介紹。

與魯迅結下深厚友誼的“漢堡嘉夫人”

漢堡嘉夫人（1907一2000.7.7）誕生于德國一個猶太人的知識分子家庭，其父是位經濟學家，主編過《財政通訊》，同時也是從事德國工人運動的活躍人士，母親為英國人，是一位畫家。他們共養育了六個子女，其中五人是共產黨員。她的全名應叫烏爾蘇拉·漢布爾格（Ursula Hambuger），魯特·維爾納是她后來從事小說創作時所使用的筆名。受父親影響，早在中學時代就關注并參與柏林的工人運動，19歲時加入德共，還參加德國左翼作家聯盟領導下的文藝活動，又在柏林的馬克思主義工人圖書館工作過。她的一個名叫尤爾根·庫欽斯基的哥哥還是當代德國享有盛譽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史學家。1930年夏，其丈夫羅爾夫·漢堡嘉前來上海應聘英租界的市政建設工程師，她經請示上級黨組織，于7月隨同丈夫離開德國經莫斯科、滿洲里至大連，復乘船扺上海。同年蘇聯十月革命節時，經人介紹結識德國《法蘭克福報》駐上海著名記者、美國女作家史沫特萊。這樣，23歲的她與被茅盾稱贊為“美國人民的最優秀的女兒“的史氏，因志同道合而結成親密的朋友。很快又由于史氏熱情引薦，認識了以“德國著名記者”為掩護的蘇聯諜報大王“理查德.佐爾挌博士”。經其考驗后推薦，成為共產國際一名杰出的紅色特工。1931年4月她的新家法租界霞飛路1464號（即今淮海路，后來改為1676號），就變成情報小組接頭開會的秘密聯絡點。

為了適應新的環境和開展工作需要，她謹慎地通過一些關系廣結人脈，認識了上海的不少中國革命者、知名人士、左翼作家和翻譯家，如陳翰笙、宋慶齡、丁玲、董紹明（秋斯）和蔡詠裳夫婦等，建立起真誠的友誼。1932年夏上海異常炎熱，史沫特菜、宋慶齡曾與她相約同上廬山牯嶺避暑，史氏事先還預約租好了一座小別墅（一說是佐爾格事先精心安排）。宋慶齡后因故未能如約前往。因漢堡嘉夫人同史氏時常或單獨多次看望孫夫人，故宋慶齡還送過其一件類似中國旗袍的綢制“衣裳”，她不僅高興地穿用過多年，還在沈陽從事秘密工作時，曾特意著裝這件“衣裳”與日本人打交道，進行周旋。丁玲與其友情，中間雖曾一度中斷多年，卻意想不到在改革開放的新時期得以恢復，彼此重新建立聯系。

也正是三十年代的上海這一時期，她與魯迅相識，多次會晤，彼此合作，結下深厚情誼。他們初識于何時何地呢？據魯迅日記最早出現“漢堡嘉夫人”的記載，是1931年6月11日：“晚馮君及漢堡嘉夫人來，贈以《士敏土之圖》一本。”其中馮君即馮達，時任史沫特萊的秘書兼翻譯，一段時期他還曾是丁玲的生活伴侶；《士敏土之圖》即德國畫家梅斐爾德為蘇聯著名作家革拉特珂夫風行一時的小說《士敏土》所作木刻插圖，1930年由魯迅編選并作序言，于9月以“三閑書屋”名義自費影印出版。但我們尚不能據此就斷定她與魯迅只是從此時才開始有所交往。據其回憶，早在1931年初，她曾應史沫特萊之約，以筆名為魯迅主編的雜志寫過一篇介紹德國進步作家5部作品的“書評”；可惜因年代久遠，雜志與書評的名字都已失記了。不過她還清楚地記得，其后又曾用化名寫過《德國工人手里的毛筆和鋼筆》等文章，介紹20年代德國工人作家與工人畫家的情況。因此，魯迅對其思想立場與為人愛好很可能通過史氏早已大致有所了解，故現在她受邀初來魯迅寓所造訪吋，即贈送珍貴的《士敏土之圖》作為友誼記念也就不難理解了。一次她送海嬰一件帶輪子的木鴨子玩具，作為慈父的魯迅見到后高興而感動地一再稱贊說：這是一件多漂亮的禮物啊！

大約也是1930年，曾任職柏林一家書店職員的年輕德國婦女，跟著從事革命工作的中國丈夫在莫斯科生活一段時間后，一同來到中國上海。她帶來了好幾箱進步的德、英、法文書籍，在靜安寺路（今南京西路）42號開辦了一個不大的西文書店做掩護，從事秘密工作。這個書店即瀛寰圖書公司，也即魯迅日記中簡稱的“瀛環書店”。而書店的老板就是與漢堡嘉夫人同齡、兩人相處得如親姐妹一樣的德籍少婦——叫伊蕾娜（一譯伊薩，lrene）。受其邀請，漢堡嘉夫人曾以好友身份經常協助書店工作過。魯迅于1930年12月2日和1931年1月15日曾兩次在該店購買了《列寧回憶錄》與左翼作家、《炭坑夫》的作者路.米爾頓夫人的理論著作《形式的本質及其改變》等共十余部德文版書籍。翌年12月魯迅獲悉由公司經理伊蕾娜主辦、漢堡嘉夫人積極協助籌辦的德國作家版畫展覽會將要在瀛環書店舉辦時，十分高興并大力支持。他特置40 個大鏡框，主動借與漢堡嘉夫人，并提供自已珍藏的多幅名作供展覽會使用。為籌備此展，漢堡嘉夫人曾多次造訪魯迅寓所。原訂1931年12月7日開幕的展覽，因置換大鏡框和籌集展品費時等原因，一直延期至1932年6月4日方始展出。為此魯迅曾先后撰寫《介紹德國作家版畫展》與《德國作家版畫展延期舉行真象》兩篇文章進行宣傳和解釋。此次展出之作品，計有包括名家珂勒惠支、梅斐爾德、格羅斯等在內的原拓版畫百余幅。魯迅于開幕式當天親往公司觀賞后，又購德譯俄語中篇小《Wirinea》一本始歸。

凱綏·珂勒惠支是享譽世界的德國女版畫家。羅曼·羅蘭稱贊其作品是“現代德國的最偉大的詩歌，它照出窮人與平民的困苦和悲痛”；魯迅則說“在女性藝術家之中，震動了藝術界的，現代幾乎無出于凱綏·珂勒惠支之上……”。晚年多病的魯迅曾殫精竭慮多方設法搜求其原拓版畫，并親自編選作序后，于1936年7月以“三閑書屋”名義，用珂羅版和宣紙自費精印了103部。而“其中40本為贈送本，不發賣，30本在外國，33本在中國出售”。且頭40本都由魯迅親筆手書按順序編號并加蓋印鑒后，分贈中外親朋與年青的中國木刻家作為友誼紀念和欣賞學習。魯迅摯友許壽裳、史沫特萊以及遠在納粹德國已失去講授與創作自由的畫家珂勒惠支本人等，均曾喜獲這一罕見珍本。而交往時間并不長且早已離開上海的漢堡嘉夫人，竟也欣喜地收贈到一部。原來她也是珂氏作品的愛好者，對其藝術造詣頗為推祟，所以她像史沫特萊一樣，曾費心盡力地幫助魯迅搜尋過珂氏的版畫創作。據她晚年回憶，魯迅還在畫冊扉頁題寫了“友好贈言”，因此她對該畫冊“雙倍珍貴”，后終因戰亂不慎丟失，令她深感惋惜。耐人尋味的是，大約早在1933年夏季以后，漢堡嘉夫人就奉調離開上海，她立即千里迢迢將幼小的兒子送托親人照料后，便只身前往莫斯科接受特殊培訓，真不知三年后的魯迅是通過什么關系與特別途徑將畫冊穩妥地寄贈到她手里的？或許仍不排除還是經由摯友史沫特萊設法輾轉傳遞贈送給她的！

二戰最終取得反法西斯斗爭的偉大勝利后，漢堡嘉夫人回到民主德國工作和生活。年屆半百時她決定辭掉公職，并以魯特.維爾納為筆名開始小說創作，且大獲成功，實現華麗轉身，變為一位深受讀者歡迎與愛戴的德國女作家而名揚世界。1981年魯迅誕生100周年之際，萊比錫一家出版社隆重推出該社第二部魯迅作品選《寫于深夜里》。此前，民主德國雖早在1952年就曾出版從俄文轉譯的《魯迅小說集（含小說散文共9篇），但其后出版的魯迅著作翻譯，大多為選譯的若干篇小說與散文。而德文版魯迅選集《寫于深夜里》則選收魯迅的多種文體作品，計有“小說、散文詩、雜文30篇”，外加“書信10封”；該書由定居德國的華人楊恩霖教授與德籍學者康拉德.赫爾曼合作翻譯，為使這本較為精準厚重的選集錦上添花，出版社特邀早年在中國生活工作過的魯迅友人、此時早已是知名女作家的諜報英雄魯特.維爾納為該書撰寫序言。她在這篇“導言”里親切地回憶起三十年代初期與魯迅的交往、友誼，稱贊他是“很慈藹，平易近人”，“具備很高的文化教養”，“熱愛著民族并且為民族而戰斗的作家”。強調魯迅“最后幾年生活在上海，時常得防備著被捕甚或更嚴重的事情發生。可也就是這時是他作為作家、翻譯家和半合法或非法出版物的出版家的最富創造力的時期。”對于魯迅的小說創作與藝術造詣，她也極為推崇和稱贊：“他的作品產生于沉重的非法斗爭的革命歲月，是那時中國文學中的最優秀之作”，其短篇是“詩意的、晶瑩剔透的”；而那些“來自鄉村的機智的、精妙絕倫的短篇小說”曾“深深地感動了我”。“導言”最后還對魯迅極盡嬉笑怒罵之能事的犀利、辛辣雜文的現實意義給予高度評價和肯定。無疑，以她當時的聲譽和威望，寫下這篇言簡意賅的“導言”，對于引導德國廣大讀者正確了解中國作家魯迅及其作品、宣傳與弘揚魯迅精神，是起著別人無法替代的特殊作用與重要意義的。

本文節選自《新文學史料》（微信號：新文學史料）2015年第1期。

東方歷史評論 張小鼎 2015-08-23 08:51: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