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楊：極權時代的文化英雄

簡體傳統

柏楊，這個名字讓時光倒流，把人們帶回到1980年代中期。當時，柏楊的那本名著《丑陋的中國人》正在大陸的讀書人當中流傳。這是一本介乎暢銷書與禁書之間的讀物。雖然是公開出版物，但對于大多數大陸讀者來說，依然有閱讀禁書一般的驚喜和惶恐。人們依然保持著“文革”后期秘密閱讀的習慣，在私下里傳閱這本書。我看到的那本，是用舊報紙包上了封皮的，破破爛爛，不知道經歷了多少人之手。借書給我的那位朋友再三叮囑，要快看快還，切不可外傳。這種鬼鬼祟祟的舉動，無疑大大強化的該書的感染力。

對于剛剛從“文革”陰影中走出來的大陸知識分子而言，柏楊說出了許多人想說而沒法說和不敢說的話，并且，是以一種高亢的音量說了出來的，確有一種“振聾發聵”的效果。作者在書中表現出來的勇敢和尊嚴與那個年代大陸讀者的怯懦和卑微，形成了鮮明的對照。對照之下的自卑感，造就了柏楊的“英雄神話。”

由于柏楊的暢銷，也帶動了不久之后李敖的流行。人們驚訝地發現：來了一個更狠的。仿佛海峽對岸正在舉行一場“說狠話”比賽。稍早一些時候流行的瓊瑤和三毛，以小女生的纏綿呢喃征服了少女之心。而兩位老男人的惡聲惡氣，卻征服了整整一代知識分子的心。對此，今天的讀者也許很難理解。然而，事實卻正是如此。如果說，柏楊尚且以其傳統儒生式的穩健和堅定，扮演了一個悲劇英雄的話，那么，李敖的到來則標志著文化批判的喜劇時代的開幕。老生謝幕，丑角登場，公眾倍加喝彩。在大陸，這場喜劇是那么的漫長，直到這幾年方達到高潮。

毫無疑問，柏楊是“五四”啟蒙文化的傳人。然而，柏楊究竟給我們帶來了什么？一種言說的沖動，一種反叛的勇氣，一種啟蒙主義的批判精神，一種關于文化和國民性的價值判斷。這些精神遺產，至今依然是寶貴的。但很遺憾，它卻是有缺陷的。比起胡適、魯迅、林語堂等“五四”一代知識分子來，柏楊一代人并沒有為我們這個時代提供更豐富的精神食糧。柏楊標志著一個生長于極權時代的知識分子的生存狀態和精神能力，但從思維深度和精神高度上看，卻是退化了的一代。文化的原創性和精神的豐富性方面，有所退化，只留下面對強權的思考和言說的勇氣。失去了正常閱讀和正常思維教育的一代人，不得不依靠老生常談來獲得常識，同時還不得不依靠聳人聽聞來刺激思維。

柏楊是文化戰士，但若稱之為“啟蒙思想家”，則仍有許多疑問值得我們反思。在極權陰霾下的思考，難免會打上權力的鮮明印記。他的思想通常被歸結為一種相對簡單的邏輯，較為激烈的口號，在常識層面上的強調和不斷重復。這是一種戰斗的狀態，但不是智慧和理性的狀態。這一代知識分子，只能把文化變成一場戰爭，方能進行思考。在不斷被強調的文化“戰斗”狀態中，精神問題變成了一種單調的“對抗性”的關系。我們可以看到，柏楊對于精神文化思考的艱難努力，他的《中國人史綱》試圖拋開《丑陋的中國人》式的簡單化的思路，把中國歷史納入現代人本主義的敘事邏輯中加以描述，以再現“人的歷史”的豐富內涵和價值。這一努力是可敬的，但似乎并未能達到目標。由此，我們也就可以理解，隨著臺灣的民主化進程，柏楊的文化光芒正在消退。他屬于過去的時代，屬于臺灣的過去。

柏楊的時代是一個英雄的時代，柏楊本人則是這個時代的一位令人尊敬的文化英雄。然而，一個不斷需要戰士和英雄的國度，是一個強權陰霾籠罩之下的國民依舊麻木、愚鈍和孱弱的國度，其精神文化必將是一種簡陋、單調的文化。然而，不幸的是，今天依然需要柏楊精神，柏楊精神依然屬于今天的中國大陸。對于中國國民的劣根性的批判，并非自柏楊始，也不會以柏楊終。正如當年及時的振臂一呼一樣，今天的柏楊，以一個及時的死，再一次提醒國人，所謂“丑陋的中國人”依舊是一個可怕的現實。如果說，柏楊一代人的勇氣有余而理性不足，標志著在艱難的文化政治處境當中“五四”啟蒙精神的部分衰退，那么，在我們這一代人這里（正如在當下所能看到的），啟蒙理性并未有所增長，相反，連勇氣也在衰變為粗俗和野蠻，變成了一塊怯懦卑微的奴性的遮羞布。從這個意義上說，今天對于柏楊先生的追悼，更像是對死去的“啟蒙精神”的凄婉的追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