榮耀易逝：格奧爾吉·朱可夫元帥的浮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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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杰弗里·羅伯茨

翻譯：李曉江

《東方歷史評論》微信公號：ohistory

本文選自《朱可夫:斯大林的將軍》（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5年5月）

在格奧爾吉·康斯坦丁諾維奇· 朱可夫元帥的一生中，所有勝利的時刻都無法與1945年6月他在紅場勝利閱兵儀式上接受致禮的那天相比：朱可夫，騎著名為“茨皮基”的白色阿拉伯駿馬，伴著多達1400人的樂隊演奏的格林卡的《光榮》（屬于祖國俄羅斯），從斯帕斯基大門進入廣場——克里姆林宮在他的右側，正前方是圣巴希爾大教堂著名的洋蔥形圓頂。等待著他的是由若干混成團組成的、代表蘇聯武裝力量各兵種的一個個方陣。在廣場中央，朱可夫與K.K.羅科索夫斯基元帥會合。后者向接受檢閱的部隊發出立正的口令，然后陪同朱可夫策馬走向每個混成團并向他們致敬。

致禮完畢，朱可夫和約瑟夫· 斯大林一同站在列寧陵墓上方的主席臺上并發表講話，慶祝紅軍對納粹德國的勝利。此時的天空烏云密布，并下起了細雨，而且越下越大。朱可夫曾想把自己被淋濕的帽子摘下來擦一擦帽檐，但看到斯大林并沒有這樣做，便打消了這個念頭。

騎兵出身的朱可夫對閱兵儀式中的致禮環節還是非常期待的，但發表講話就不同了，那可是世界上無數的人都會看到和聽到的。想到這，他就有點兒緊張。他盡自己所能做了充分的準備，甚至還在女兒葉拉和埃拉面前進行了試講。她們都被深深地打動了，禁不住使勁地鼓掌。發表講話是經過精心安排的，稿子的邊上都有提示，告訴朱可夫在講的時候要抑揚頓挫，以及什么時候語調要莊嚴。

朱可夫表現得比較緊張，不過很威嚴。他的講話磕磕巴巴，但很有力，最后還用這樣一句話掀起了高潮： “光榮屬于我們英明的領袖和統帥———蘇聯元帥、偉大的斯大林！”此時，禮炮齊鳴，樂隊奏響了蘇聯國歌。

講話之后，朱可夫站在斯大林身旁檢閱了部隊。在這中間，閱兵隊伍還停了一會兒：200面繳獲的納粹旗幟在鼓聲中被堆靠在克里姆林宮的墻邊，就像1812年庫圖佐夫元帥的手下打敗拿破侖之后把法蘭西旗幟扔在沙皇亞歷山大一世的腳下一樣。閱兵式結束的當天，最后還進行了盛大的焰火表演。

對于斯大林讓朱可夫來領導這次閱兵，沒有人說三道四。因為不管怎么說，他是斯大林的副最高統帥，而且被普遍認為是蘇聯戰勝希特勒德國的主要設計師———那場勝利不僅使蘇聯，也使歐洲避免了納粹的奴役。閱兵式新聞片在世界各地放映，這進一步加強了朱可夫作為二戰中最偉大的蘇軍將領的地位。

1941年夏天德軍入侵蘇俄的時候，是朱可夫領導了紅軍的第一次成功的反攻，迫使德國國防軍后撤，從而向全世界證明，希特勒的戰爭機器并不是戰無不勝的。1941年9月，當列寧格勒遭到德軍的圍攻時，被斯大林派去解救那座危城的還是朱可夫。一個月后，為了指揮保衛蘇聯首都的戰斗，朱可夫又被斯大林召回莫斯科。朱可夫不僅遏制住了德軍向莫斯科推進的勢頭，還在1941年12月發動反攻，從這座城市趕走了德國國防軍，從而粉碎了希特勒要用閃電戰一舉擊敗紅軍并征服蘇俄的妄想。

六個月后，希特勒企圖對紅軍再次施以重擊。這次的攻勢是在南方，目標是占領蘇聯的巴庫油田。在德軍向南推進的勢頭正勁的時候，朱可夫發揮了核心作用，策劃了1942年11月蘇軍在斯大林格勒的反攻——那是一場包圍戰，把30萬德軍士兵困在了那座城市。繼這場輝煌的勝利之后，他又在1943年7月的庫爾斯克坦克大戰中大獲成功，消滅了德軍僅存的裝甲后備力量。1943年11月，朱可夫和未來的蘇聯領導人尼基塔·赫魯曉夫驅車進入被收復的烏克蘭首府——基輔，受到了成群結隊的人們的熱烈歡迎。1944年6月，朱可夫負責協調從德軍手中解放白俄羅斯的“巴格拉季昂行動”。“巴格拉季昂行動” 使紅軍兵臨華沙，并于1945年1月占領了波蘭首都。“維斯瓦河—奧德河行動” 由此拉開序幕，朱可夫的軍隊在這次攻勢中橫掃波蘭，進入東普魯士，并將柏林置于打擊的范圍之內。1945年4月，朱可夫指揮蘇軍向柏林發起總攻。奪取德國首都的慘烈戰斗讓蘇軍付出了8萬條生命的代價，但到4月底，阿道夫·希特勒自殺了，蘇聯旗幟飄揚在帝國國會大廈的廢墟之上。1945年5月9日，正是朱可夫正式接受了德國的無條件投降。

在1945年6月檢閱了紅軍陸海空部隊之后，作為蘇聯的頂級戰士，朱可夫的戰后生涯似乎注定會同樣輝煌。1946年3月，他被任命為蘇聯所有地面部隊的總司令。可是，三個月的時間都還沒到，斯大林就解除了他的職務，并把他貶為敖德薩軍區司令。

朱可夫之所以被解除職務，表面上是因為他對斯大林不忠、不敬，并把蘇聯人所謂的偉大的衛國戰爭的勝利過多地歸功于他自己。但實際上，朱可夫忠于斯大林，這一點是沒有任何問題的。如果說有誰該得到“斯大林的將軍”這一稱號的話，那就是朱可夫。的確，在自我吹噓方面，朱可夫不甘人后——至少私下里是這樣——可那是全世界高級將領的通病，其中也包括他在蘇軍統帥部的支持斯大林解除其總司令職務的許多同僚。事實上，讓斯大林真正感到不滿的是朱可夫獨立的個性以及他按照自己的所見所聞講真話的習慣。這種品質在戰時對獨裁者是很有用的，但在和平時期就不怎么值得稱道了。因為此時的斯大林感到，除了自己，他不需要任何人的建議。像朱可夫一樣，斯大林也可能有虛榮心。他對自己的副手在戰爭期間和戰爭剛結束時受到的關注感到嫉妒，盡管在樹立朱可夫作為一名偉大的將軍的威望方面，他本人也曾經推波助瀾。斯大林如此對待朱可夫，也是向其他將領傳遞一個信號：既然他們中最有名的、與斯大林關系最緊密的朱可夫都會遭遇這樣的命運，那么，他們中的任何人，要是不老老實實，也可能會得到這樣的結果。

據朱可夫的女兒葉拉說，哪怕是在家里，朱可夫也不喜歡流露自己的感情，但是，被貶到敖德薩這件事卻令他十分痛苦。后來，他曾對蘇聯作家康斯坦丁· 西蒙諾夫說： “當時我下定決心，一定要保持自我。我知道他們在等著我認輸，以為我在軍區司令的位置上一天也待不下去。我不能允許這種事發生。當然，名聲就是這么回事。它同時也是把雙刃劍，有時會傷到你自己。經過這次打擊，我竭力保持曾經的我。從中我看到了自己內心的救贖。”

然而，朱可夫的麻煩才剛剛開始。1947年2月，他被開除出蘇共中央委員會，理由是他有“反黨情緒”。惶恐不安的朱可夫懇求斯大林，想私下里當面向獨裁者為自己辯白。不過，斯大林未予理睬，于是，反朱可夫的運動繼續進行。1947年6月，朱可夫受到嚴厲批評，原因是他在歌唱家利季婭· 魯斯拉諾娃于1945年8月訪問柏林時給她頒發了軍功章。不久，魯斯拉諾娃和她的丈夫V.V.克留科夫將軍就被逮捕并關押起來。“1947年的時候，我成天提心吊膽，害怕被逮捕，” 朱可夫后來回憶說，“我還準備了一只袋子，把我的內衣放在里面。”

接下來事情的發展越發不妙：對朱可夫在駐德期間攫取的戰利品的調查開始了。根據蘇共一個專門委員會的報告，朱可夫個人囤積了大量的戰利品，其中包括70件黃金珠寶、740件銀器、50幅小地毯、60幅畫、3700米絲綢，而且還有———想必是用行家的眼光看的———320件皮草（他年輕時做過毛皮匠）。朱可夫申辯說，這些東西要么是禮物，要么是用自己的錢買的。但委員會查明，他的說法是想推脫責任的不實之詞。委員會的結論是：雖說還不至于開除他的黨籍，但他要把自己的非法所得上交國家。1948年1月，朱可夫被降為總部設在斯維爾德洛夫斯克的烏拉爾軍區司令。

對朱可夫的進一步懲罚是，就當他這個人沒有存在過一樣。書面的衛國戰爭史中沒有他，描寫1945年勝利閱兵的繪畫中也沒有他。在1948年的一部講述莫斯科戰役的紀錄片中，幾乎沒有看到朱可夫的面孔。在1949年的一幅描寫斯大林和他的高級將領們策劃斯大林格勒大反攻的招貼畫中，也看不到朱可夫的身影。

但是，早在1949年10月就有了朱可夫要復出的跡象。當月的《真理報》刊登了F.I.托爾布欣元帥的訃告，朱可夫也在簽名者之列。1950年，朱可夫和其他許多高級軍官一起，再次當選為蘇聯最高蘇維埃代表。1952年，在官方的《蘇聯大百科全書》第二版中，出現了關于朱可夫的詞條，雖然不長，但內容卻是正面的，強調了他在戰爭期間對于實現斯大林軍事計劃的重要作用。1952年10月，朱可夫作為代表出席了蘇共十九大，并恢復了中央委員會候補（即試用）委員資格。不可思議的是，朱可夫當時竟然以為斯大林準備任命他為國防部部長。

1953年3月，斯大林去世。在獨裁者的國葬儀式上，朱可夫是軍方儀仗隊伍中非常引人注目的一員。在后斯大林時代，任命朱可夫為國防部副部長，是新的蘇聯政府最早宣布的決定之一。隨著1955年2月朱可夫被繼斯大林之后担任蘇共領導人的赫魯曉夫任命為國防部部長，對他的平反工作也繼續迅速展開。1955年7月，朱可夫參加了在日內瓦舉行的英、法、美、蘇大國峰會。這也是戰后的首次峰會。他在那里遇到了戰爭剛結束時曾在柏林共事的德懷特·艾森豪威爾總統，并與之進行了會談。讓當時的《時代》雜志感到好奇的是： “兩位老兵的友誼能否成為美蘇緊張關系真正緩和的基礎？”

作為國防部部長，朱可夫在蘇聯成了引人關注的公眾人物，其地位僅次于赫魯曉夫。1957年6月，在反對以前外交部部長維亞切斯拉夫·莫洛托夫為首的強硬派企圖剝奪赫魯曉夫領導權的斗爭中，朱可夫扮演了重要角色。但不幸的是，對朱可夫而言，他在與莫洛托夫的斗爭中所表現出的勇氣，使自己成了赫魯曉夫眼中的政治威脅。1957年10月，朱可夫受到指控，說他陰謀削弱黨在武裝力量中的作用。在那些指控朱可夫最力的人當中，有許多都是戰爭期間曾與他并肩戰斗的將軍和元帥。朱可夫被赫魯曉夫解除了國防部部長職務，并于1958年3月在六十一歲這個還相對年輕的年齡時退役了。

就像在斯大林時代被外放一樣，朱可夫在赫魯曉夫時代剩余的時光里，也遭受了同樣的命運：從歷史書籍中除名。例如，蘇共在從1960年開始出版的大部頭、多卷本衛國戰爭史中，在極力夸大赫魯曉夫的作用的同時，對朱可夫幾乎只字不提。朱可夫失勢的另一個表現就是把他與外界隔離開來。1963年，美國作家科尼利厄斯· 瑞安在為他的那本研究柏林戰役的書而訪問蘇聯的時候，唯一被禁止見到的蘇聯元帥就是朱可夫。

讓朱可夫聊以自慰的是，他可以寫自己的回憶錄。他的作家角色的榜樣是溫斯頓·丘吉爾。他讀過后者以回憶錄的形式撰寫的二戰史——20世紀50年代在蘇聯出版并限制發行的俄文譯本。丘吉爾寫那部書時的座右銘是，歷史會證明他是對的——因為他將會書寫歷史！朱可夫似乎也抱有類似的想法，他不僅要用回憶錄來表明自己的觀點，還要用它來回擊和反駁赫魯曉夫那幫人對他的批評，盡管那意味著會為了對自己有利而影響到歷史記錄的準確性。

只要赫魯曉夫還在繼續統治蘇聯，朱可夫的回憶錄就不可能出版。當他的女兒埃拉問他為什么還要勞神費力的時候，朱可夫說自己是為書桌的抽屜寫的。不過，1964年10月，赫魯曉夫下臺了，為恢復朱可夫作為重要軍事人物的名譽的工作也開始了。最值得注意的是，蘇聯媒體又開始發表朱可夫的文章了，包括他對莫斯科、斯大林格勒、庫爾斯克和柏林等戰役的記述。

朱可夫的第二次平反重新激起了西方對他的興趣，這種興趣曾在他當初被免去國防部部長職務時有所消退。1969年，美國記者和歷史學家哈里森· 索爾茲伯里在一本名為《朱可夫元帥的最偉大戰役》的書中發表了朱可夫文章的未經授權的譯文。索爾茲伯里在引言中對朱可夫有一段很有名的描述，說他是“20世紀大規模作戰的大師”。多數評論家對此都表示認同。在英國，蘇聯紅軍研究方面首屈一指的權威約翰· 埃里克森曾在《星期日泰晤士報》上寫道：“20世紀迄今為止所出現的最偉大的軍人，是蘇聯的格奧爾吉·朱可夫元帥。稍稍數一下就可以發現，他是個從未輸過一場戰役的將軍……長期以來都是德意志將軍掌握了發言權，吹噓他們自己的技藝……現在輪到朱可夫元帥了———他出現得是晚了些，但可以一錘定音。”

1969年4月出版的那版朱可夫回憶錄很漂亮，有彩色的地圖和許多照片，其中有些是來自朱可夫的個人檔案。蘇聯公眾對這部回憶錄非常期待。最初印刷的30萬部很快便銷售一空，接著又賣出了幾百萬部，還包括幾十萬部的各種譯本。這部回憶錄很快就成為有關蘇聯衛國戰爭的最有影響力的個人記述，而且現在依然如此。

在爭奪衛國戰爭的歷史記憶的戰斗中，朱可夫取得了勝利，但他沒能活著品嘗到勝利的滋味。他死于1974年自己的回憶錄修訂版發行的時候。朱可夫在1968年有過一次嚴重的中風，而且再也沒能痊愈。他的第二任妻子加琳娜罹患癌癥所帶來的精神壓力，加重了他的病情。當四十七歲的加琳娜于1973年11月去世的時候，朱可夫自己的健康狀況也迅速惡化。1974年6月，七十七歲的朱可夫在克里姆林宮的醫院與世長辭。

朱可夫的葬禮是自斯大林去世以后蘇聯最為盛大的葬禮。成千上萬的人來到莫斯科中央陸軍劇院瞻仰朱可夫的遺體。在6月21日他的骨灰被安葬在克里姆林宮墻體中的時候，扶柩者中為首的是蘇共總書記列昂尼德· 勃列日涅夫；在隨后舉行的追悼會上，主要的發言者是國防部部長A.A.格列奇科元帥。

在俄羅斯，無論是過去還是現在，朱可夫不但被視為二戰中最偉大的將軍，也被視為俄羅斯歷史上最有才能的軍事領導人。在西方，朱可夫的聲望只是稍稍地遜色一些。當然，并不是所有人都把朱可夫視為英雄。即便在俄羅斯，他也有自己的批評者。有人認為他是個自負而殘暴的人，軍事上的名聲是吹出來的。曾是蘇聯情報官員的維克托·蘇沃洛夫的歷史書籍在俄羅斯非常暢銷。據他說，“國家的所有高級軍隊領導人都反對朱可夫。這些將軍和元帥們知道，朱可夫虛榮心很強。他們知道，他這人既討厭，又乏味。他們知道他粗俗，是個篡位者。他們知道，再也找不到第二個像他那樣的野心家。他們知道，他把擋在自己路上的所有人都踩在腳下。他們知道，他有強烈的權力欲，而且總以為自己一貫正確”。

正如我們將會看到的，朱可夫在性格上當然是有缺陷的，在他的職業生涯中也的確有許多可供那些與之共事的將軍們談論的負面的東西，但蘇沃洛夫突出的只是負面的東西。蘇沃洛夫的指責對朱可夫在俄羅斯的聲望幾乎沒有影響。即便有，這種持續的爭議也只是增加了朱可夫作為一個取得了史詩般成就但同時又有著深刻的性格缺陷的人的魅力。

對朱可夫的一種最為常見的批評是：他不愛惜自己手下士兵的生命；他不在乎為了勝利所需付出的生命的代價。對于這樣的批評，朱可夫堅決予以否認。他指出，坐在扶手椅中的批評者說這個那個戰役可以用小得多的生命的代價贏下來，這種話事后說起來很輕松。不錯，他是喜歡進攻，但在戰爭期間，他也學到了撤退的好處。實際上，有大量的證據表明，朱可夫當時也在盡力保存他的力量，保護他的士兵。他的戰役準備總是一絲不茍，而且只要斯大林允許，他就會集中足夠多的資源。可以肯定的一點是，朱可夫的部隊的傷亡率絕不比其他蘇聯將領的高，包括人們認為比較寬厚的羅科索夫斯基。認為朱可夫這人漠視手下士兵的生死，這種看法也是錯誤的。他有時對自己的部下殘酷無情，但那不是他生性殘忍，而是指揮風格的問題。而且在受挫或不滿意的時候，朱可夫的怒火大多是指向高級指揮官，所以后來有些人才對他如此不滿。

在朱可夫出版自己的回憶錄時，俄羅斯的檔案還未開放，能夠查閱到的獨立的文獻資料很少，或者根本就沒有。要寫他的傳記，只能是給他獲得官方批準的回憶錄做注解，那樣一來，對他的生平的記述就會出現偏頗。到20世紀90年代初，隨著新版朱可夫回憶錄的面世———書中增加了在20世紀60年代被蘇聯審查人員剔除的大量材料———情況開始好轉。1991年蘇聯政權終結之后，有無數與朱可夫職業生涯相關的俄羅斯軍事和政治方面的檔案文獻都公開了。最近，這些材料又得到了補充，朱可夫的一些私人文件在檔案館中也可以直接查閱了。現在，可以在文獻證據的基礎上敘說他的生平了。

朱可夫的一生遠不只是一張他打過的那些戰役的年表。他的故事是與他為之服務的蘇聯政權的成敗聯系在一起的。不管怎么說，朱可夫是個忠誠的共產主義者，對斯大林和蘇維埃政權忠心耿耿。他對納粹分子的勝利雖說對人類的幫助很大，但也讓一個就其本身而言是高度集權的高壓體制得以強化并獲得了合法性。朱可夫不僅是軍人，也是意識形態的追隨者。他認為蘇聯采取的鎮壓措施對于自己所信奉的共產主義來說是必要的。即便他活著看到蘇聯的終結，他也未必會覺得有必要拋棄自己的信仰，或為自己在拯救斯大林政權方面所扮演過的角色而道歉。相反，就像他那一代的許多人一樣，他會說自己不但是個共產主義者，還是個愛國者，而蘇維埃政權——盡管它有種種缺陷——是他唯一可以為其服務的、代表自己國家利益的政權。

朱可夫既不是完美無瑕的傳奇英雄，也非詆毀者所說的徹頭徹尾的惡棍。毫無疑問，他是個偉大的將軍，一個有著極高的軍事才能的人，一個具備了為打贏野蠻的戰爭所必須具備的性格力量的人。但是，他也犯過許多錯誤，無數的人因為這些錯誤而付出了血的代價。朱可夫是個有著性格缺陷的、充滿矛盾的人，所以，對于他的生活和事業，我們不可能輕易地做出裁決。但除了他的那些重大的勝利和敗績之外，使朱可夫成為一個令人如此著迷的主題的，也正是那些缺陷和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