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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論

作者: 錢理群

出版社: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出版年: 2014-10

人的心靈與精神，是大時代里的人的存在，具體的個體生命的存在，感性的存在，我所要處理的，始終是人的生存世界本身，存在的復雜性與豐富性，追問背后的存在意義與人性的困惑。而且我的寫作，也始終追求歷史細節的感性呈現，具有生命體溫的文字表達。這些關注與追求，其實都是文學觀照世界的方式。我因此把自己的研究，概括為“用文學的方法研究、書寫歷史”。

——錢理群

周作人、魯迅思想發展道路的比較

20世紀是以“亞洲的覺醒”與“歐洲先進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的斗爭的展開”為其開端的。“被稱為長期完全停滯的國家的典型”的中國的覺醒，無疑在“亞洲的覺醒”中占據特殊重要的地位；中華民族的崛起，是20世紀最偉大的歷史事件之一。

東方巨人中國沉睡的時間是過于長久了。但誰會料到，這個幾乎已經“老化”了的民族，竟然潛藏著那么巨大的生命活力。本世紀初，她剛剛從“中世紀的停滯狀態”中“覺醒過來”，短短的幾十年間，就以風馳電掣般的速度，走了歐洲幾個世紀的思想歷程。這一往無前的民族進取精神在本世紀內一再使舉世為之震動。但中國作為世界上最古老的國家之一，傳統思想的枷鎖比任何國家都更沉重。每前進一步，都要與歷史的惰力進行搏斗。時代發展的道路竟是如此之艱難與曲折，也為舉世所罕見。歷史跨入20世紀之后，中華民族偉大覺醒的進程，始終交織著前進與倒退，突變與停滯，苦悶與追求，彷徨與抉擇，充滿了飽含血淚的痛苦，也有著最巨大的歡樂。在這歷史的起伏中，造就了一大批新的知識分子。其最有典型意義的代表，就有魯迅與周作人。

魯迅的道路完整地體現了中華民族覺醒的歷史發展方向及其全部豐富性與深刻性。他首先比較充分地接受了西方資產階級民主精神的熏陶，與古老中國的封建傳統實行了最徹底的決裂，成為堅定的革命民主主義者；而后在十月革命新思潮影響下，他又在人民革命的偉大實踐中，接受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成為中國無產階級文化思想的偉大先驅。魯迅的這一道路，給中國知識分子以至整個中華民族以巨大的影響，至今仍閃爍著不朽的光輝。

周作人的道路，以悲喜劇的色彩表現了中華民族覺醒過程中的全部復雜性和曲折性。他曾經背叛封建士大夫階級，成為資產階級人道主義、自由主義的啟蒙思想家；但他拒絕接受馬克思列寧主義，漸漸遠離時代的主流，漠視民族的奮起，反對人民的斗爭，雖幾經掙扎，仍不能沖破封建傳統思想的羅網，并淪為帝國主義的附庸。

將魯迅與周作人的思想發展道路作一綜合的比較研究，將有助于我們更深刻地認識本世紀以來中華民族覺醒的歷史和知識分子走過的道路，并從中引出必要的歷史教訓，以為后人借鑒。

我們的分析從1907年魯迅發表《文化偏至論》、《摩羅詩力說》、《破惡聲論》，周作人發表《論文章之意義暨其使命因及中國近時論文之失》開始，乃是因為在這之前，他們總的說來還是處于學習階段—和當時多數“新派”青年知識分子一樣，先是受嚴復、梁啟超、林琴南的影響，接受了西方新思想、新文學的啟蒙教育，以后又在資產階級革命派與改良派的大論戰中，轉向章太炎，并更廣泛地接觸了西方各種新思潮以及俄國和被壓迫民族的文學，成為資產階級革命派。從1907年發表上述文章開始，魯迅與周作人以獨立姿態并肩出現于中國思想文化界，發出了自己的聲音。

早在19世紀末葉，西方資本主義列強的大炮就轟開了古老中國的大門。中國從“宇宙之中心”的幻夢中醒來，發現自己遠遠落后于西方。嚴重的民族危機感引起整個民族（通過自己的先進分子）進行嚴肅的反省：西方強盛、中國落后的原因是什么？中國應該向西方學習什么？什么是根本的民族復興之道？—正在關懷著民族命運的周氏兄弟也面臨著同樣的問題。有兩個現成的答案：或以為西方強盛在于“物質文明”，遂“競言武事”，熱衷于“制造商估”；或以為西方強盛在于“社會民主政治”，遂“以眾治為文明”，而熱心于“立憲國會之說”。魯迅卻力排眾議，明確提出“歐美之強……根柢在人”，物質文明、民主政治等等，“此特現象之末”。魯迅由此得出結論：“是故將生存兩間，角逐列國是務，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凡事舉；若其道術，乃必尊個性而張精神”，“則國人之自覺至，個性張，沙聚之邦，由是轉為人國。人國既建，乃始雄厲無前，屹然獨見于天下”。魯迅不同凡響地提出了一個以“立人”為中心的思想綱領，其內容包括爭取人的個性解放、思想自由和啟發“國人之自覺”兩個方面。前者是魯迅與周作人共同關注的問題，又各有側重；后者是魯迅的思想出發點。

鳳凰讀書 錢理群 2015-08-23 08:54: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