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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1892.11.16-1978.6.12）

唐曉渡認為，解放后的郭沫若之所以發展到這一步，完全是“屈服于權力和政治中心話語”的結果，丁東則對晚年的郭沫若持著一種寬諒的口吻，他說：“自古以來，文人由士而仕，都難免以出讓自我為代價”，“郭老的悲劇在于，他不是沒有自省能力，而是有心自省，無力自拔”。

在20世紀20年代，郭沫若曾明確宣稱：“詩是人格創造的表現”，“個性最徹底的文藝便是最有普遍性的文藝，民眾的文藝”。他向往強有力的個人，在想象中塑造了那個具有無限能量的“天狗”式的自我形象，把是否有突出的個性看作詩的生命。他認為，“詩之精神在其內在的韻律”，“內在的韻律便是‘情緒底自然消漲’”。他還說，“具有音調的，不必一定是詩，但我們可以說，沒有情調的，便決不是詩”，“非詩的內容，要借韻語表現時，使我們不生美的感情，甚至生出嘔吐的”效果。

正因深信“個性”、“內在韻律”、“情調”是構成詩的基本要素和創作的根本原則，除此之外都是“非詩”的東西，在1928年完成詩集《恢復》之后，已有敏銳危機感的郭沫若決定不再寫詩，而改寫戲劇和從事歷史研究。

唐曉渡認為，解放后的郭沫若之所以發展到這一步，完全是“屈服于權力和政治中心話語”的結果，丁東則對晚年的郭沫若持著一種寬諒的口吻，他說：“自古以來，文人由士而仕，都難免以出讓自我為代價”，“郭老的悲劇在于，他不是沒有自省能力，而是有心自省，無力自拔”。

郭沫若未必是真心背叛和拋棄藝術信仰，問題在于他已經不能再像20世紀20、30年代那樣完全掌控住自己的筆。郭沫若同樣是中國傳統文化中人。像大多數中國知識分子一樣，“士為知己者死”的傳統道德觀念，深刻地支配著他的思想和感情，也深刻支配著他的言與行。建國后，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給予了他極高的政治地位和榮譽，給了他連想都不敢想的最高的“禮遇”。對一生都處在飄泊和動蕩之中的郭沫若來說，欣欣向榮的新中國，和50年代整個社會和諧、健康與上進的氣氛，與他和同代知識分子所長期奮斗與苦苦追求的“社會理想”應該是一拍即合的。

作為文人，他只有手中這一管筆；而“知恩圖報”，則是他這一時期最適當和最真誠的個人表達。在此情況下，“歌頌”和“贊美”新時代成為郭沫若1949至1957年間詩歌創作的“主旋律”，是極其正常的，也是十分符合邏輯的。1949年9月20日他在《新華頌》一詩里寫道：

人民中國，屹立亞東。

光芒萬道，輻射寰空。

艱難締造慶成功，

五星紅旗遍地紅。

生者眾，物產豐，

工農長作主人翁。

1952年12月31日，在《記世界人民和平大會——用陳叔老原韻·其六》中流露了替國分憂的真實心情：

協商談判是一端，

五國能齊舉世歡。

漫道和平無原則，

還須增產克艱難。

1957年“五一節”，在天安門城樓看到廣大人民群眾萬頭攢動的熱鬧情景，不禁豪情萬丈，他真正地激動了：

天安門下人群如海，

天安門上勝友如云。他滿眼所見的都是：

你看呵，孔雀在開屏，

一群蝴蝶在鬧著星星。

五彩的探照燈的光，

在半空中織成云錦。

于是，他要把真誠的祝福獻給“使人們歡樂著直到天明”的這個新時代。

同年9月，武漢長江大橋提前竣工的消息傳來后，興奮之中的郭沫若，馬上揮筆對那座遙遠和宏偉的大橋展開了豐富而夸張的藝術想象：

一條鐵帶栓上了長江的腰，

在今天竟提前兩年完成了。

有位詩人把它比成洞簫，

我覺得比得過于纖巧。

一般人又愛把它比成長虹，

我覺得也一樣不見佳妙。

長虹是個半圓的弧形，

舊式的拱橋倒還勉強相肖，

但這，卻是坦坦蕩蕩的一條。

長虹是彩色層層，瞬息消逝，

但這，是鋼骨結構，永遠堅牢。

我現在又把它比成腰帶，

這可好嗎？不，也不太好。

那嗎，就讓我不加修飾地說吧：

它是難可比擬的，不要枉費心機，

它就是，它就是，武漢長江大橋！

手舞足蹈的郭老，在這里竟和熱愛他的讀者玩起了繞口令式的文字游戲。但手舞足蹈、癲狂有余而感情充沛，何嘗不又是郭沫若和當時整個時代情緒的真實寫照呢？！

1958年是郭沫若個人的轉折點，詩歌的濫情年，和他一生文學創作的全面崩潰期。這一年的郭沫若，開始漸露出厭世與玩世之態。據不完全統計，當年他寫詩232首，平均不到一天半一首。這還不包括那些扔進廢紙簍，或沒有收進《郭沫若全集》的無法統計的詩作。這一年，郭沫若的詩歌音調突然高了幾個八度，有一種直沖云霄的形象和效果。

他后來寫詩是自暴自棄，反正我就這么胡寫了，不是當詩寫，想到哪兒就寫到哪兒。有什么時事，《人民日報》等媒體就找他約稿，請他作詩表態，他一般都不拒絕。約了稿就寫，寫了就刊登，刊登后自己也就忘了。

造成這種結果，有以下幾個原因：

一、轟轟烈烈的“大躍進”將面臨全面的失敗，假話、空話和大話惡性發展成全社會的普遍風氣，對領袖人物的個人崇拜更是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它直接誘發了詩人內心世界的毀滅感和虛無感，使他理想社會的大廈在頃刻間坍塌下來。他從五四時代起即執著追求的“自由”、“民主”和“光明”的宏偉目標，一時間土崩瓦解，潰不成軍——對他來說，這是一個前所未有的現實的刺激和打擊。有人說：“郭沫若對‘大躍進’把學生身體弄壞了也有看法。了解到浮夸、虛報的真相，他也反感；老百姓得浮腫病，他也有點憂國憂民。”

8月28日，他在一封信中流露出尖銳的諷世口氣：“有人稱我為‘社會主義的哥德’，更希望我‘寫出二十世紀中國的浮世德’來。這若不是開玩笑，就是一種嘲諷罷。”

然而就在半年前，他卻言不由衷地鼓勵青年學生說：“紅就是朝氣發揚的象征。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勞動者，你們看，那是多么精力彌滿、朝氣發揚。我們就是要做到這樣的紅，有氣魄創造新文化、創造幸福生活、創造理想的共產主義社會。”玩世不恭之態，是對社會現實的曲折反應。

二、“革命的浪漫主義與革命的現實主義”的提倡，成為一個日益狹窄但凜然不可冒犯的文學創作原則。本來對新中國的“人民文藝”抱有熱望的郭沫若，這時嚴重地意識到，所謂“個性”的、“自由”放任的詩歌創作已完全不可能。由此形成了心理上的極大反差：一方面他熱情地附和這一文藝主張，寫出多篇文章向社會推廣，另方面私下又把表露屈原獨立人格的舊作《桔頌今譯》抄與友人，其中有這樣的詩句：

燦爛的桔樹啊，枝葉紛披，

生長在這南方，獨立不移，

……

啊，年青的人，你與眾不同。

你志趣堅定，竟有桔樹的作風。

“桔樹”的作風，在這里恰好構成了對所謂“兩結合”的強烈反諷。值得深思的是，桔樹的高風亮節和獨立品格是對濁世的徹底否定，而郭沫若在公開場合的隨波逐流，卻又是對桔樹形象的一種褻瀆。

三、現實的扭曲導致了郭沫若人格的扭曲，而人格的扭曲則造成了他詩歌創作的徹底變形。于是，“他后來寫詩是自暴自棄，反正我就這么胡寫了，不是當詩寫，想到哪兒就寫到哪兒。有什么時事，《人民日報》等媒體就找他約稿，請他作詩表態，他一般都不拒絕。約了稿就寫，寫了就刊登，刊登后自己也就忘了。”對郭沫若這一階段私下的言行，上述所引只是一個存有爭議的孤證，我們一直找不到有分量的旁證。而歷經時間的淘洗，出示孤證的人是否經過了有利于現在的修改或潤飾，也很難說。不過，從他創作數量的驟然增加，藝術質量的普遍粗糙化來看，以上推論當是無可置疑的。

玩世態度是培育無聊之作的天然溫床，而無聊的意境，則將大量詩作變成了令人罕見的藝術贗品。郭沫若1958、1959兩年的詩歌在題材上可分兩類：一是迎合時事而不假思索的“應時之作”；另一類是游山玩水的紀游詩。前者具有代表性的是詩集《百花齊放》，其他遍布《郭沫若全集》“文學編”3、4卷中。

1958年3月，郭沫若響應“百花齊放”的號召，決意把兩年前做的“牡丹”、“芍藥”和“春蘭”三首詩拿出來，湊齊一百首，藝術地象征社會生活中“百花齊放”的大好形勢。他承認對花了解不多，“在寫作中，很多朋友幫了我的忙。有的借書畫給我，有的寫信給我，還有的送給我花的標本或者種子。我還到天壇、中山公園、北海公園的園藝部去訪問過。北京市內賣花的地方，我都去請過教。”

創作不是依靠生活的觸發、心靈的激動，而是去硬找、硬作，并居然表白得如此堂而皇之，一副無聊之心態不禁躍然紙上。他用《雞冠花》比喻總路線的一日千里的形勢時曰：

因此，我們特別地把頸項伸長，

因此，我們特別地放開了喉嗓：

“鼓足干勁，力爭上游，乘風破浪！”

誰還沒聽見嗎？聾得太不象樣！

他以改變《臘梅花》的開花日期奉承“人定勝天”的大道理，說：

在冬天開花已經不算希奇，

掌握了自然規律可以改變花期。

不是已經有短日照菊開在春天？

我們相信臘梅也可以開在夏季。

跟著批“白專道路”的輿論，他把詩的意境完全丟在一旁寫道：

陽光如果缺少，我們要起變化，

紅色的花會要變成白色的花。

在這里顯然包含著深刻教訓：

紅色專家也能變成白色專家。

郭沫若“跟形勢”寫詩的例子可謂多矣，下面不妨舉出幾例：蘇聯第一顆人造衛星上天，他馬上寫出《第一個人造地球衛星的訊號》；紀念“十月革命”40周年的前一天，他就創作出《歌頌十月革命》；偶爾看到毛澤東的一幅照片，他寫了《題毛主席在飛機中工作的攝影》；看完歌劇《白毛女》之后，他順手又寫出了《題五位白毛女合影》作為祝賀；得知我國運動員在國際比賽獲得好成績的消息后，郭沫若發表了《體育戰線插紅旗》；離建國十周年還差9天，他就為這個節日準備了8行短詩《慶祝建國十周年》；為中央氣象局他題寫了《題氣象館》，刊于1959年10月16日的《氣象簡報》第三十期上；他還專為一家雜志題詩，題目叫《題〈圖書館通訊〉》，并登在1959年《圖書館通訊》第十期。等等。

今天看來，這些詩作不光意境平庸，語言粗糙，而且詩風也甚惡劣，對作者本人的形象也是整體的糟蹋和破壞。據龔濟民、方仁念的《郭沫若傳》所述，作者那兩年已發展到近于瘋狂和失去理智的狀態，到了被天下書生所恥笑的地步。1958年五六月間，郭沫若親率北京第一批“走馬觀花”體驗生活的文藝家們，以文聯參觀團的名義去張家口地區深入生活，先后在懷來縣花園鄉、涿鹿縣和張家口市訪問和勞動了半個月。由于當地頻頻施放畝產“衛星”，郭趕寫的數十首詩從手稿到交新華社發稿，常常要幾次更改數字，因為他詩中的數字跟不上“躍進”數字的變化：什么番薯“爭取畝產一萬斤”，什么“不見早稻三萬六，又傳中稻四萬三”，什么“不聞鋼鐵千萬二，再過幾年一萬萬”，究竟是在寫詩還是寫童話，連作者本人也不辨真假了。

說郭沫若是當代把這類詩品推向極端的“桂冠詩人”，應該不算是一個過分的評價。從事這類詩寫作的人，實際既不對政治認真負責，也不再對自己的心靈負責。

如此的“詩歌創作”受到今人的譏評，是不讓人感到意外的。洪子誠指出：“這些代替了他二十年代初在《女神》中的‘自我’形象和個性化的情感表現，是概念的堆砌和對事實的一般性描述”，“這已經近于文字游戲了。《百花齊放》可以說是開了從‘大躍進民歌’到六七十年代時興一時的簡單比附的詠物詩的先河。”謝冕對郭這一時期的詩歌也進行了尖銳的批評，他說：“他為各種各樣的政治運動和中心任務寫詩，從某項政策的頒布到農村的學文化和防治棉蟲。為了加強政治意識，他不惜以大量的標語口號入詩，著名的組詩《百花齊放》可以說是以簡單的外形而裝填流行的政治概念的標本。”

以上的創作，實乃是“政治打油詩”的典型的品格。說郭沫若是當代把這類詩品推向極端的“桂冠詩人”，應該不算是一個過分的評價。從事這類詩寫作的人，實際既不對政治認真負責，也不再對自己的心靈負責。它象征著我國當代社會一部分高層文化人士一種玩世的極端情態，在它背后，隱伏著50-70年代社會道德、文化和精神生活的深刻危機。

1949年以后，郭沫若也曾極清醒地指出：“您對于‘人民本位’的觀點提出了一個很重要的補充，認為它不僅與‘帝王本位’相對立，而且與‘官僚本位’相對立。我同意您的看法。在封建制度之下，‘官僚本位’是依附于‘帝王本位’的，前者乃是后者的延伸；在目前的社會主義制度之下，雖然‘帝王本位’已經失去了存在的基礎，然而‘官僚本位’的惡性勢力還有所抬頭，應該說，這正是一股封建殘余。”這說明他對當時的現實，不是沒有自己的認識。但他最終放棄了“浮士德”式的探索，而走向油滑、自我保護和自我褻瀆的一途。

文|程光煒（中國人民大學中文系教授）

原載于《南方周末》

鳳凰讀書 程光煒 2015-08-23 08:55: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