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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仲敬在晶報名人演講周上。

《從華夏到中國》 劉仲敬 著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2014年9月版

《民國紀事本末（1911-1949）》 劉仲敬 著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2013年6月版

晶報記者 葉長文/文 成江/圖

劉仲敬對待自己感興趣的歷史永遠抱著一種孜孜不倦上下求索的態度，在專業界線支離破碎的時代，像他這樣術業有專攻的青年學者顯得多少有點「各色」。更讓人刮目相看的是，他居然是半路出家。

1996年劉仲敬從華西醫科大學畢業後，被分配到新疆某公安局擔任法醫。在這條人生軌道上，他一走就是10年。但2007年之後，他把自己的生活駛上了另一條完全不同的道路。外界所知的是：2012年，他獲得四川大學世界史碩士學位，目前是武漢大學在讀歷史學博士。

劉仲敬在文史研究中自得其樂、另闢蹊徑，隨著幾部著作的出版，他也漸漸為人所知，被視為怪才。今年9月，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了他的 《從華夏到中國》，簡介中說，這是一部「刷新理解、重構解釋體系」的力作。

史識比史料高級，但更難勘誤

《從華夏到中國》是一本關於世界體系的書。劉仲敬說：「世界文明從肥沃新月地帶起源，經過希臘和希伯萊，發展到近代以歐洲為中心的世界體系，樹大根深、源遠流長，絕不是哥倫布發現新大陸或廣島核爆這樣的偶然事件所能造就。」 他認為，印度、遠東、美洲的次生型文明產生晚、底子薄、實力弱、成就小，迄今尚不具備跟主流文明平起平坐的資格。

劉仲敬指出中國人長期對世界體系缺乏了解，否認自己的邊緣地位，根據錯誤的認知圖景作出錯誤的決斷。「我想從目前出版的史書來看，我們的確被引導進一個誤區。」劉仲敬說，「這是近代以來種種歷史災難的根源，將來可能還會引起更大的災難。如果不能釐清認知圖景，其他的一切都無從談起。世界體系的關鍵在於節點和路徑，其他都是無關緊要的。」

是否正確認知自己所處的位置是問題的關鍵，可當我們讀到一些史書時，問題就來了，什麼樣的史書才會說真話，這難免會使人產生困惑。尤其是儒家「經學」在正統之路上占據著極其重要的地位，它是如何影響史學的呢？清乾嘉年間，「尊經輕史」成為時代風氣。學者錢大昕卻獨樹一幟，竭力反對這種傾向。《從華夏到中國》一書中談到「經學」之關乎生死存亡的意義，那麼推崇「經學」是否就是為正統之路掃清障礙？

劉仲敬對此的回答是，所謂「尊經輕史」的風氣，恐怕就是當時江東士大夫小團體的風氣。滿洲貴族和宮廷始終浸淫薩滿教文化，儒學是比較外圍的價值。民間的流行儒學，大概就是《太上感應篇》、《聖諭廣訓》之類粗俗的小冊子，混合了儒家和民間宗教的成分。「錢大昕也是淵博的經學家，他認為史學自然地蘊涵了經學意義，因此不應遭到尊經者的輕視，並不是說他反對尊經。經學的任務是解釋正統性，正統性的動搖就是相關共同體瓦解的徵兆。」

以上的解釋，關乎如何看待歷史留給我們的資料。在劉仲敬看來，史識當然比史料高級，但比史料更難勘誤。在選擇史學書籍時，更多要分清著書人的意圖，否則一旦被作者先入為主的史料帶進一個自我圓謊的誤區，就得不償失了。他不推薦公眾讀這些所謂的史書，因為多半會上當。

史料會說話，

但它的聲音取決於解釋體系

劉仲敬在這本《從華夏到中國》中把研究和鑑定「正、閏、經、權」的學問，叫做經學。「如果從材料和內容上看，經學似乎就是史學的一種。其實不然，兩者的差別像愛德華·科克與戈登·伍德、施米特與蘭克一樣大。當然，許多重量級人物身兼兩任。克拉林敦、休謨和麥考萊的所謂史學，其實主要是經學。」他認為，他們的著作更多是與同時代的憲法鬥爭，如果我們必須對顧炎武和王夫之的著作給予同樣的評價，那麼錢大昕的著作就只能視為真正的史學。

劉仲敬說：「史料會說話，但它的聲音取決於解釋體系。事實上，足夠巧妙的手段能夠從任何史料當中得出任何結論。」

其實，從劉仲敬的另一本書《民國紀事本末》中也能找到他這番話的印證，他擅長把細節打亂再糅合在一起，一些似乎沒有必然聯繫的事件就這樣「串燒」起來，並推導出事件的最終結果，這就是劉仲敬推導民國憲制演變過程的筆法。當然，劉仲敬在書中能夠自圓其說。

劉仲敬確實是一個會利用史料的高手，尤其是他能夠把英國史的社會結構見縫插針般地引到中國的歷史事件中，得出他想要的結論。「 《英國史》是我自己制定的兩希文明正典系列的一部分。正典是價值觀的規範者，相當於所謂的棟樑。棟樑確定了，磚瓦就只能跟著棟樑走。」這是劉仲敬寫史的出發點，他從西方國家的史觀找類比，不論是否存在爭議，這一寫法看來仍然自有其價值。

為什麼會採用這樣的寫法？劉仲敬說，因為西方史所呈現的東西遠比中國史要複雜得多。他的做法其實就是在史料與史識之間，用起源於西方的比較史學進行銜接。這在他的新書《從華夏到中國》中隨處可見，他行文的風格有些怪異，「冒險」地用半白半文的風格來敘述，也有人說這是「炫技」。

「炫技」的背後，是驚人的讀書量。他曾說自己現在很少買書了，因為在大學的圖書館有太多電子版的文獻和資料，只要肯花費時間，終有所得——他說，「對我當然是，但對其他人不一定。時間要看當時心血來潮的程度」。這兩年，劉仲敬頻繁在媒體發表自己的史學觀，雖然未必能夠得到認同，劉仲敬對此卻有信心，「時間會證明它在細節上仍然不會準確，在格局上就相當可靠」。

歷史學者在整理檔案時，應該注意如何取捨。劉仲敬說如果檔案完備就能決定作品的質量，一些明顯的歪曲根本不可能發生。實證主義的核對其實沒有多少意義，因為這樣的謬誤不是零零碎碎的疏忽，而是目的性極強的建構。如果有人非要先射箭、後畫靶，任何論證都是多餘的。

真實史料可以支持偽造的歷史

使用史料如何避免先入為主的陷阱？《民國紀事本末》引用的幾十種文獻資料為人所詬病，大部分為研究性文獻。但是在《從華夏到中國》中，劉仲敬卻反其道而行之，幾乎不引用文獻資料，更多的是他自己大膽的猜測和觀念先行，這也是近幾年來一些民間學者最慣用的技巧。

因此不如說《從華夏到中國》是劉仲敬基於個人史識之上的宏觀敘述。很少有讀者會馬上理解他的話語體系，其中有太多概念性的東西，又摻雜西方史料，讓人一時摸不著頭腦。他說，自己著述的東西就像一個漂流瓶，它將投入大海，接下來的事情，不再與他有關。

史料如何使用，取決於作者的目的。劉仲敬認為事實在歷史當中，猶如物自體在哲學當中。沒有適當詮釋，你不可能接觸到物自體。「真實史料可以支持偽造的歷史，例如司馬昭解釋高貴鄉公死因的文告。虛假史料可以反映真實歷史，例如奧斯汀小說暴露的英國鄉紳習俗。」劉仲敬如是說。

那麼讀者如何分辨這些史料反映的真偽？史料正確而結論基本錯誤，史料錯誤而結論基本正確，都是有可能的。劉仲敬說：「可信度的估計主要還是依靠個別史料在整體背景當中的協調程度，也就是說還是取決於情景模擬。提高認知層次比具體的正誤重要得多，高層次的高細節錯誤率比低層次的低細節錯誤率更有利於達爾文意義上的格局判斷力。」

劉仲敬對此舉了兩個例子：一種理論說血型決定性格，層次就比較高，因為性格類型確實有區別，讀者的理解力因此提高，原因的錯誤解釋可以在發展中修正。另一種理論說，溫柔的男人和剛強的女人屬於同一性別，不同於男人和女人。這種理論層次就很低，因為降低了讀者的理解力，隨著發展不斷製造更多的錯誤。

2013-07-23 10:23: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