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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十年代以來，伴隨著我國現代化進程，人們的心理困擾不斷加劇，心理健康日益惡化，心理疾病在我國疾病總負担的排名中已經躍居首位，并呈現繼續加重的趨勢。（注：M.Phillips：《中國的精神健康問題：21世紀的挑戰和選擇》，北京，中國／世界衛生組織：精神衛生高層研討會資料匯編(1999)，第59-61頁。）當代中國人心理疾患產生的原因、表現形式和求助方式是十分復雜的，其影響因素不僅包含有生物學因素，而且還有心理社會因素，尤其是具有明顯的文化歷史根源。
　　　　一、心理疾患產生原因的文化歷史根源
　　個體心理疾患產生的原因除了生物學因素以外，還有心理社會因素，后者遍及人格、家庭、社會、文化等諸多方面，而最深層次的根源是文化上的某些缺陷。精神分析社會文化學派的代表人物霍妮(K.Horney)認為，產生神經癥的個人內心沖突，雖然不排除個人因素，但本質上卻來源于一定社會的文化環境對個人施加的影響。也就是說，神經癥的根源要從社會文化中去尋找。霍妮強調了三種主要的文化矛盾：一是競爭、成功與友愛、謙卑的矛盾；二是人們為斷被激起的享受需要與人們在滿足這些需要時實際受到的各種限制之間的矛盾。這些社會文化困境使生活在其中的人們產生難以調和的內心沖突，正常人與神經癥病人的區別僅僅是程度上的。可以說，神經癥患者的內心沖突是一定文化內在沖突的縮影，神經癥是時代和文化的副產物。（注：（美）卡倫·霍妮：《我們時代的神經癥人格》，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42-244頁。）當代中國人心理疾患的產生除了由于人類“現代文化”所固有的矛盾和缺陷所致以外，也與我國傳統文化密切相關，具有明顯的中華文化特征。
　　中國傳統文化的最基本特征之一是它的社會取向，即個體服從整體，淹沒于整體。中國傳統文化的社會取向又可具體分為家族取向、關系取向、權威取向和他人取向等四個方面。（注：楊國樞：《中國人的社會取向》，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中國人的心理與行為科際學術研討會(1992)論文集，第6頁。）過分強調社會性的取向壓抑個體性的取向，導致了“非個性化”的自我結構，表現為人格上的依賴性、求同性以及自我的萎縮。結果極易造成個體的獨立性差、生活方式和思維方式刻板、適應能力低；過分強調社會性的取向還體現在社會對個體的高度約束性。“非禮勿視，非禮勿動”，凡是與道德禮教相違背的言行都不允許，這樣往往容易使個人欲望、情感受到過分壓抑，而得不到必要的表達和宣泄；過分強調社會性取向使得中國人十分注重人際關系，而且人際交往中有著極為復雜的交往準則。如何掌握并且靈活運用這些人際交往準則，以便在維護人際關系的和諧與維護自己的切身利益之間求得平衡，則是每個人都無法回避的，這也是引起心理沖突及心理失調的一個重要的根源。結果使人們的大部分心理能量都被消耗在人際關系的調和處理之中，其中不少人對人際交往充滿畏懼。可以說，中國人所患的社交恐怖癥在很大程度上是源于傳統文化中的關系取向對個體的社交能力的過高要求。
　　來自文化上的上述特點直接影響到中國人早期社會化的內容與方式。在傳統文化的指導下，中國人的早期社會化多經歷依賴、求同、自抑等方面的訓練和塑造，神經癥中的強迫癥、抑郁癥、焦慮癥的形成便與此有直接或間接的關聯。（注：上官子木：《心理疾患的社會文化根源》，載《北京社會科學》1994年第2期，第22-23頁。）具體地說，依賴訓練是出自于中國人際間的相互依附關系，特別是在家庭中子代對親代的依附關系。在中國的家庭中，代際之間在人格和自我上缺乏顯著界限。父母往往把子女視為自己生命的延續，所以不希望代際間出現斷裂，為此要訓練子女對自己的依附，依賴訓練便是達到這一目的的有效方式，結果導致子女獨立性差、社會適應能力低。一旦在實際生活中無所依附，就會不可避免地產生緊張焦慮、恐慌退縮等神經癥傾向。求同與自抑訓練就是在培養孩子遵守社會中大多數人的思想觀念和行為方式的同時，學會抑制自己那些被主流文化價值體系所貶斥的個人情感欲望和異端思想行為。這種訓練的實質是非個性化，抑制了個體本能欲望的正常表達，從而引起焦慮不安、情緒抑郁。此外，還極易導致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的刻板、不靈活，產生強迫性觀念或強迫性行為。
　　　　二、傳統文化對心理疾患表現形式的影響
　　一般來說，中國人的心理疾患在表現形式上有以下幾個主要特征：
　　1、軀體化
　　所謂軀體化，是指一個人本來有某種情緒問題或心理障礙，但卻沒有以心理癥狀表現出來，而轉換(transfirm)或軀體化(somatize)為各種軀體癥狀來表現。患者本身并不知道此一機制，也不是詐病，并且否認自己有任何心理或情緒癥狀。其所表現的軀體癥狀，通常無法由各種醫學檢查找到相對應的器質性病變。換句話說，中國人傾向于以軀體不適的方式去申述自己的心理問題。此一現象在我國大陸、臺灣以及香港地區都多有報告（注：鄭泰安：《華人常見的心理癥與社會心理問題》，見曾文星主編：《華人的心理與治療》，北京醫科大學中國協和醫科大學聯合出版社1997版，第160-163頁。）。需要指出的是，一些研究結果發現，西方與非西方（包含大陸、臺灣、香港等華人地區）的心理癥患者陳述軀體癥狀的比例事實上不相上下，主要差異在于西方病人在陳述軀體癥狀的同時，也有相當比例的患者陳述心理癥狀，而非西方（包含華人地區）的心理癥患者則較多僅陳述軀體癥狀（注：鄭泰安：《華人常見的心理癥與社會心理問題》，見曾文星主編：《華人的心理與治療》，北京醫科大學中國協和醫科大學聯合出版社1997版，第160-163頁。）。
　　2、神經衰弱
　　“神經衰弱”是另一個被認為是中國人特有的心理癥候群，其特點為疲乏無力、注意力不集中、記憶力減退、失眠、頭痛頭暈等。美國精神病學會早在1980年就已取消了這一病名，認為神經衰弱屬于抑郁癥。中國的醫學界繼續保留“神經衰弱”這個病名，也主要是因為中國人更敏感于軀體癥狀而不是心理癥狀，并被作為腦力勞動過度的代名詞。因此，對心理疾病充滿恐懼與歧視的中國人對“神經衰弱”另眼相看。
　　此外，在我國臺灣地區還出現以“腎虧”為臨床主訴的心理癥候群，其特征為主訴精液流失，患者認為原因來自夢遺、精液自尿液中流失、手淫過度或早泄，對此非常担憂（注：鄭泰安：《華人常見的心理癥與社會心理問題》，見曾文星主編：《華人的心理與治療》，北京醫科大學中國協和醫科大學聯合出版社1997版，第160-163頁。）。
　　中國人心理疾患在表現形式上的這些特征也有一定文化歷史根源。華裔美國文化人類學家許瑯光曾于1985年從自我結構與界線的角度分析了這種情況出現的原因。一般來說，人類基本上都具有相同的自我結構，表現相似的心理行為。“可是也應看到，隨著社會與文化環境的不同，各地的社會人群受文化因素的影響，形成結構略為不同的心理狀態。許瑯光認為，個人的內在心理結構與四周人際關系及生活環境的層次，有不同的界線與劃分程度。在以個人為取向的社會里，自我的界線較分明清楚，注重內在的精神活動，與四周外界的家人、親友或朋友較疏遠，這種情況多見于現代美國社會。相對地，在以他人為取向、強調人際關系的社會里，如亞洲的社會（包括華人社會），其成員在心理結構上“自我”(Self)的界線相對地較模糊，與外在人際關系較密切，比較忽略內在精神需要。因此，對東西方人來說，同樣是“自己”，卻有不同的“自己”的結構與界線（注：Hsu,F.L.K.(1985):The Self in Cross-Cultural Perspective.In:Marsella,A.;DeVos,G.;and Hsu,F.L.K.(Eds):Culture and Self.TavistockPublications,New York.）。以抑郁癥為例，據美國的一項研究發現，華裔美國人主要呈軀體癥狀，如頭疼、失眠等，高加索裔美國人則更多地表現為存在方面的憂慮，如覺得活著沒有價值、生活失去意義等。這種情況出現的根本原因在于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們有著不同的自我結構。西方文化培養的是“個性化”的自我結構，自我具有獨立性、可分化性，這使個體能把自己當作客體來認識，而當個體能夠以客觀的方式來認識自我時，一旦出現心理異常（如抑郁狀態），就容易出現與生存意義有關的情感體驗。相比之下，中國人的自我結構是“非個性化”的，中國社會的社會化過程（即把一個新生兒教化成為合格社會成員的過程）培養了個體很強的群體歸屬感。對于多數中國人來說，“自我”不會是一個客體。因此，當中國人處于心理異常狀態時，大都進入不到存在意識與情感需求的層次，故難以出現那些人格化的情感體驗。由于中國人不會像西方人那樣存在著喪失自我意識的痛苦之感，所以中國人抑郁體驗不是關注于個人的內部心理狀態，而是關注于軀體狀態。其結果自然也就不會主動去尋求心理醫生的幫助了。
　　中國人根深蒂固的養生保健觀念也是造成這種情況出現的重要原因。今天我國仍有許多人，有的甚至是受過較高教育的人，根本沒有意識到自己會像患感冒發燒那樣隨時都可能出現心理問題、產生心理障礙，需要進行心理保健。他們認為，只有患精神分裂癥的病人才需要救治，而當自己遇到各種心理困擾，產生輕、中度心理障礙，尤其是伴隨出現軀體化癥狀時，既不知道這是一種心理疾病，也不懂得它能在心理衛生專業人員的輔導與治療下得到妥善解決，卻被誤認為是患了器質性疾病，花錢費時到處去做各種軀體檢查，求醫問藥，或采取其它非專業性的應對辦法，收效很小，延誤、加重了病情。到頭來還得看心理醫生，但此時的療效已事倍功半了。
　　除了上述原因外，軀體化現象也可能是個體面對社會壓力（如社會對心理疾病患者的歧視、偏見）的一種無意識反應，或者是人們在就醫時有意壓抑了自己的心理反應和癥狀，而突出了由情緒所伴隨或引起的生理反應，這些生理反應便表現為軀體癥狀。
　　　　三、心理疾病患者求助方式上的文化歷史特征
　　一個人在感覺有病或不適以后，其對疾病或不適的認識、態度、解釋以及由此而采取的緩解和消除病患的行為方式是不同的。其中，當人們有了病感或發覺癥狀后尋求醫療幫助的行為叫做求醫行為。一項調查結果顯示，中國人當遇到心理困擾時的心理調節渠道依此為：自我調節、知心朋友、家人、同事、社會咨詢機構，也就是說，中國人遇到心理困擾時不大愿意求助專門的心理衛生機構（注：景懷斌：《中國人心理調節模式及其文化心理原因研究》，載《社會心理研究》1998年第4期，第2頁。）。
　　這種現象的出現也是有著深刻的社會文化歷史根源的。具體表現在：
　　1、傳統世俗觀念對精神疾病的歧視與偏見是導致人們患有心理疾病而不求醫的重要原因之一。傳統中國社會是一個倫理社會，人們從心理上追求倫理規范、行為趨同。相應地，社會排斥與其不符合的行為和想法。自然，在心理健康上，中國人習慣把心理疾病與個人道德品質聯系起來。社會形成了心理上有毛病（如怪異的想法和行為），就是個人的道德品質問題。而一旦被貼上這樣的標簽，其生存價值便被人打折扣，輕則被人嘲笑、輕視，重則甚至完全被否定。例如，各地罵人的方言中都有“神經病”類似說法。這樣的后果是，造成了中國人在心理疾病上的諱病忌醫，人們要么否認自己的心理問題、強制性地壓抑心理痛苦，要么去西醫內科或中醫科求治，在求治過程中許多人往往主訴自己頭痛失眠、胸悶憋氣、消化不良、周身不適等軀體癥狀，而不愿意講述自己興趣減退、情緒低落、焦慮不安、緊張困擾以及一些消極念頭和本能欲望等等。結果常被漏診或誤診，不僅花了很多不該花的錢，而且還延誤了治療，并且使病情加重。這些已經成為文化傳統，塑造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國人。
　　2、中國傳統文化強調社會（或群體）取向而忽視個人價值、尊嚴、權利，往往造成個人隱私權的淡漠，以及喜好窺探和議論他人隱私的陋習。在這樣的文化背景下，一個人一旦公開自己的隱私對他在周圍環境中的處境往往有損而無益。于是，人們在內心構筑起堅硬的保護殼，不會輕易向別人披露自己的內心世界，當然也就難以接受以個人隱情的盡情傾訴為前提來尋找致病根源進而達到治療目的的心理咨詢與治療。另外，中國人在人際交往中，內外有別、親疏分明。喜歡把所接觸的人分成“自己人”與“外人”。對“自己人”就較信任，能談自己的心事，但也期待能被特別關心，享有特別的好處；對于“外人”就保持距離，不暴露內情。在這種文化環境里，對中國的心理疾病患者來說，心理醫生是“外人”、“陌生人”，因此不習慣向心理醫生袒露心扉。其結果致使許多人出現心理障礙時不愿意向心理衛生專業人員尋求幫助，而采取其它調節方式，如向自己的家人或知心朋友傾訴。但從心理調適的角度看，這種方式的功效是有限的。
　　3、中國傳統文化所強調的慎獨、自省，使人們易形成僅僅依靠個人的自我調節來化解內心矛盾的習慣，阻礙著人們去尋求更加積極、有效的方式來預防、控制和消除心理障礙。包括自省在內的個人自我調節固然有的能達到內心平衡和良好的適應，但其效果往往與心理問題的性質、個人的自我調節能力等有重要的關系。對于絕大多數人來說，通過心理自我調節方式所能解決或緩解的只是一些輕度的心理困擾或障礙，而對于那些中、重度心理障礙來說則效果很小，結果延誤了診治，加重了病情。
　　4、傳統文化對非本土化的心理咨詢與治療方法的排斥，使得心理疾病患者不愿求助源于西方的所謂正規的心理咨詢與治療。國內一些心理衛生工作者，在進行心理咨詢與治療時，沒有充分考慮到社會文化因素（尤其是被治療者的文化背景）對心理治療的影響，而是照搬西方心理咨詢與治療的技術和方法，使得心理咨詢與治療的療效不高，對來訪者（亦稱咨詢客人）或患者的吸引力較低。有人經過長期臨床研究后指出，中國人希望為自己治病的心理醫生是專家、權威者、有特別的專業知識，也有非同尋常的經驗和辦法，否則就不能滿足來訪者或患者的心理期待，若照搬由美國人本主義心理學家羅杰斯創立的“來訪者中心療法”，就難為一般中國人所接受。因為這一療法倡導非指導的治療方式，強調重視來訪者自己的潛在能力，認為只要心理咨詢者給來訪者提供真誠、溫暖和理解的咨詢氛圍和心理氣氛，并以相信來訪者自有解決辦法的基本觀念和態度，來間接地協助來訪者自行發揮自己的潛力，去解決自己的問題。而不以“權威”或“專家”的身份居高臨下地向來訪者灌輸、教導、醫治。不把自己的價值觀念作用于來訪者，不指責、不評論。顯然，這種治療理論反映了現代美國社會里，特別是年青人的心理與觀念，適合在這種文化背景長大的年輕人，對患有輕微心理失調的人，特別是缺乏自信心的知識分子較合適。但是如果把這種療法照搬運用到中國社會，恐怕對不少中國人不適用，咨詢效果是緩慢的（注：曾文星：《從文化的角度談華人的心理治療》，見曾文星主編《華人的心理與治療》，北京醫科大學中國協和醫科大學聯合出版社，第286-287頁。）。又如，由奧地利精神病醫生弗洛伊德創立的精神分析療法把心理疾病者的異常行為歸因于患者潛意識中的矛盾沖突，其癥狀是被壓抑到潛意識中的本能欲望（尤其是性本能）尋求滿足的曲折的表現，也就是說，被壓抑的本能欲望既然在現實中得到真正的滿足，則只是以癥狀的形式得到某種替代性的滿足。心理治療的過程和目的就是通過挖掘潛意識，使患者破除對本能欲望的壓抑作用，領悟到癥狀產生的真正原因。這種學說及其以此為理論依據的心理治療方法曾在我國受到強烈排斥，這其中除了政治因素以外，也與我國傳統文化密切相關。因為在注重壓抑與控制的傳統文化中，強調要節制人的欲望，以便使每個人的行為有所規范，社會有所秩序。對這種以“本我”為著眼點，過分強調“性”在人們心理與行為中的重要性，尤其是對于兒童的心理發展也染上了性的色彩的精神分析療法，對于較保守的社會來說，不但不易被接受，還會引起反對（注：鐘友彬：《中國心理分析》，遼寧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總之，傳統文化對當代中國人心理疾患有著深刻的影響，當代中國人心理疾患的產生原因，表現形式和求助方式等都有著深刻的文化歷史根源，深入研究這一問題對于有效地預防和控制我國當前日益嚴重的心理疾患有著重要的意義。
江西社會科學南昌44～47B4心理學李強20022002李強　天津南開大學社會學系　郵編：300071 作者：江西社會科學南昌44～47B4心理學李強20022002

網載 2013-09-10 21:2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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